四年前，當具有濃郁保守主義色彩的布什政府上臺執(zhí)政時，人們無不感受到當時中美關系的凜裂氛圍。一般認為，促成小布什第一屆任期內中美關系轉機的重大事變是９．１１事件，它使美國突然看清了一直在竭力尋找卻渾然未覺的大敵所在。９．１１是中美關系發(fā)展轉機的說法同樣得到很多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學者的認同。不過，對此持異議者盡管是極少數，但同樣存在。
　　筆者最近在華盛頓與美中經濟安全評估委員會學者有過交流。其研究部主任史萬森（Ｊａｍｅｓ Ｓｗａｎｓｏｎ）就認為，中美關系“真正的轉折點”始于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地位。在中國充滿曲折與艱辛的漫長入世過程中，認定美國要遏制中國的悲觀論者曾認為，美國“永遠也不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地位。而這個問題的解決對中美關系凸顯的政治和經濟意義“十分深遠”。
　　記得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說過一句話：經貿關系一直是動蕩不定的中美關系穩(wěn)定的基石。此話回味余長。從中美經貿關系發(fā)展的長過程來看，它并不總隨著政治關系好壞的節(jié)律起舞。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中美關系仍處蜜月期，但當時迅速實施改革開放的中國并未獲得美國大公司的垂青。冷戰(zhàn)后，中國在美國全球戰(zhàn)略中的地位下降，加之其他因素的干擾，中美關系進入了一種定位不清、角色不明的時期。但中美經貿關系卻一直體現出發(fā)展的常性，沒有過多地受政治關系干擾，雙方的貿易額持續(xù)擴大。隨著上海浦東的開放，再也按捺不住的美國大公司紛紛進入中國，數十億美元的巨大投資項目在中國扎根。據估計，到２００４年底，９２％的美國５００強（Ｔｏｐ ５００）都已經或準備在中國落戶或設立辦事處。
　　正是這樣一種難以阻擋的自發(fā)力量，成為增強中美關系內聚力的重要因素。隨著中國崛起姿態(tài)日見明晰，中美在經貿問題上的相互依存性將更為增強。過去美國國會議員在辯論中國問題時總認為“中國對美國的需要大于美國對中國的需要”。而今天已是物換星移、時易勢變了。中美貿易２００４年可能達到１８００億美元，中國仍然有順差，但美國對華出口在過去幾年中超過對世界其他地區(qū)的出口，中國成為美國第三大貿易伙伴，是維系其“一超”地位不致下滑的巨大新興市場。中國雖有貿易盈余，但相當一部分仍回流到了美國，購買了１４００多億美元的美國政府債券，考慮到在華爾街的投資，總量當然更多。因此，中國成為美國巨額財政赤字的“重大平衡者”，美國在經濟方面“需要中國”已是難以否定的基本事態(tài)。
　　一種更緊密的經貿關系實質上也是一種摩擦更多的關系。過去一年有過太多的貿易摩擦，但雙方的協(xié)調也更為頻繁，經貿問題沒有滑入政治化的懸崖峭壁。而在處理分歧的過程中，雙方協(xié)調的意義已超越雙邊。美國邀請中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參加Ｇ７財長會議，就在于世界經濟、金融協(xié)調不能離開中國。中國經濟規(guī)模大大低于美國，也不及日本和歐盟，但中國經濟影響“可能僅次于美國”。美國內對Ｇ７的無能化抱怨已久，建立美中日歐“四國集團”取而代之的呼吁時起時伏，有人甚至發(fā)出“Ｗｈｙ ｎｏｔ Ｇ２?芽”（為什么不是兩國集團呢？）的疑問。作為全球經濟雙引擎的中美兩國，客觀上已被要求更多負起為全球經貿發(fā)展制定“路線圖”和“道路交規(guī)”的歷史重任。
　　緊密的經貿關系必然演繹著政治內涵，領導人不可能不“慎思之”。這就是雙方即使有沖突也盡可能要“斗而不破”的隱衷。說開了，如果出現惡性臺獨事態(tài)，中國以武止獨，美國即使介入也完全是出于美國利益考慮。拋開美中交戰(zhàn)勢將帶來兩個大國歷史積怨的嚴重后果，單從經濟方面考慮，這場戰(zhàn)爭“可能的代價就已經超越美國愿意承受的限度”。很多學者注意到，一旦臺海危機可能引發(fā)中美兵戎相見的圖像開始出現在華爾街投資者的雷達屏，只要全球金融市場察覺到中國可能出脫美國政府債券，只要跨國企業(yè)領導人認真想像一下美國經貿制裁中國大陸導致的全球供應鏈的嚴重癱瘓，都足以引發(fā)全球股市、債市的全面崩盤，屆時世界各國領導人、大企業(yè)家都將要求白宮采取斷然措施拆除引爆戰(zhàn)爭的引信。抑制臺獨，對美國政策而言應有其內驅力。中美在臺灣問題上不只有分歧，同樣也有著顯而易見的利益。
　　顯然，經濟因素的意義不論大小都將全面體現于政治決策之中，而這正是經貿關系演繹出的政治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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