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色的呼喚【呼喚“藍色中國”】
發(fā)布時間:2020-03-14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李揚帆 北京大學 國際關系學院 博士 20世紀80年代中國知識界一些人曾掀起對“海洋文明”的艷羨,但僅止于艷羨,而沒有從主觀上求索構建中國自身藍色文明的意識形態(tài)。在諸多影視作品如《黃土地》、《紅高梁》當中,我們還是囿于對陸上中國的國民性反思,而沒有勇氣暢想藍色中國的圖景。物質基礎的匱乏和開放意識的不足,是當時這個主題沒有再被探討的根本原因。
現在,重新探討這個主題的歷史機遇已經成熟。
在《啊,海軍》一文中,筆者呼吁一種旨在改變傳統(tǒng)中國國防戰(zhàn)略思想的海洋和海權意識。其基本的假設在于:傳統(tǒng)中國的國防戰(zhàn)略思想是陸地防御,這和中國古代的朝貢體制直接相關,正是“天子守在四夷”的國防戰(zhàn)略,維護了一個陸上中國的延續(xù)性。
然而,具有一萬多公里海岸線的地緣特征,以及強國從海上來的歷史要素,已經宣告了傳統(tǒng)中國陸上防御戰(zhàn)略的崩潰。在此,筆者呼吁構建一種全新的“藍色中國”安全戰(zhàn)略。
而對于這種“藍色中國”的歷史桎梏,就在于朝貢體制遺留下來的被動防御的思維元素。朝貢體制遺留的戰(zhàn)略思維,包括以周邊國家為緩沖國,以文化自大為基礎的心理優(yōu)勢,以及由于戰(zhàn)略縱深巨大而產生的消極防御思想。
現代高技術戰(zhàn)爭已經改變了上述思維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不應當、也不可能再把鄰國當做緩沖國,鄰國也在紛紛尋求或聯合防御,或自強自保(越南加入東盟、朝鮮尋求核武器)。文化優(yōu)勢也在周邊國家“去中國化”的過程中消解。而戰(zhàn)略縱深則在敵人不以占領領土為目的,而以外科手術式打擊戰(zhàn)略要地的新戰(zhàn)爭模式下顯得無足輕重。
于是,我們需要構建一種全新的“藍色中國”安全戰(zhàn)略。
在此,有必要解構傳統(tǒng)朝貢體制存在的諸多不確定因素,以及挖掘傳統(tǒng)中國的海洋意識,以從潛在的基因方面,尋找藍色中國安全戰(zhàn)略的內在基礎。
豐富的中國傳統(tǒng)外交體制和思想,其內容非“朝貢體制”能簡單涵蓋。朝貢體制的存在和發(fā)展與中原帝國的分合存在密切聯系。中原王朝和周邊國家(或民族)的關系,是在中國強大并統(tǒng)一的時候,“朝貢”明顯;而在中國軟弱的時候不僅“朝貢”衰落,中國一些朝廷本身還得向別人朝貢。而中國統(tǒng)一的時間,在數量關系上,是存在很大爭議的。以學者的統(tǒng)計,如果以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疆域為統(tǒng)一的計算標準,中國統(tǒng)一的時間僅為81年(1759年~1840年);如果把基本上恢復前代的疆域、維持中原地區(qū)的和平安寧作為標準,統(tǒng)一的時間則為950年。以秦滅六國的公元前221年至清亡的1911年為計算階段,按前一種標準的統(tǒng)一時間僅占4%,后一種也只占45%。在分裂的狀態(tài)下,作為“朝貢”載體的中國統(tǒng)一王權或衰微或消失,如何存在貫穿中國歷史的“朝貢”實踐呢?實際上,甚至在鼎盛的唐朝,吐蕃王朝還占領過長安,并強迫大唐和其建立“甥舅”關系。
傳統(tǒng)東亞的國際關系,存在著兩條線索,一條是以“中國大陸”為中心,另一條是以所謂“海上中國”(Maritime China)為平臺。日本學者濱下武志就另辟蹊徑,他研究了朝貢貿易體系和近代亞洲經濟圈,認為“地域經濟”在東南亞和東亞(而這正是傳統(tǒng)朝貢國最集中的地區(qū))所起的作用,極大地削弱了朝貢體制的地位,塑造了一個強調民間的、非國家的、共同體的、甚至自由和平等的相對獨立的區(qū)域。換言之,中國沿海和這個經濟區(qū)的歷史性的融合本身就已經使中國部分地國際化了,朝貢體制只是存在最上層統(tǒng)治集團的意識中。濱下武志明確斷言:“歷史上,亞洲絕非一個簡單的平面,而是由多個具有中心―周邊結構關系的地域圈復合體而構成!彪m然明清都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但從來不能阻止海上貿易和移民的發(fā)展。因此,將歷史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總結為“朝貢體制”,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是繼承了中國傳統(tǒng)“官史”的風格,只看到中國歷史似乎一成不變的一面,沒有關注到民間的歷史,從而對中國及周邊歷史的多樣性缺乏應有的分析。
“海上中國”的存在,證明古代中國對外關系體系存在兩面性。同時也暗示了這樣一種可能,即:以農耕文明為根基的陸上中國,在國防現代化的過程中,是不缺乏海洋和海權意識的基因的。
海洋和海權意識的覺醒,是藍色中國安全戰(zhàn)略在民族意識中扎根的先導。由此,是否可以推動文化和教育方面,加強海洋(藍色)中國概念的導向?我們期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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