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郛(1880年～1936年),原名紹麟,浙江紹興人,早年留學日本｡曾任滬軍都督陳英士的參謀長兼二師師長,后策劃浙江獨立,起兵反袁｡1921年赴歐美考察經濟,旋以中國代表團顧問身份參加華盛頓會議｡北京政府時期曾署理外
　　交總長,國民政府時期任外交部長｡但每次最長任職時間僅4個月,短的只有3個月｡
　　
　　屈辱處理“金佛郎案”
　　
　　1923年2月,北京政府張紹曾內閣任命時年44歲的黃郛署理外交總長｡黃上任伊始,就遭遇上屆總理兼外長顏惠慶遺留下來的重大外交事件,即“金佛郎案”｡
　　所謂“金佛郎案”緣起庚子賠款｡1905年7月,清政府同各國議定賠款辦法時,英､美､法､意､荷､比六國決定按各國貨幣電匯付款｡1917年11月,協(xié)約國因中國對德宣戰(zhàn),允許中國暫停支付賠款五年｡1922年6月,法國公使傅樂猷突然照會中國外交部:“查金佛郎實與佛郎有別,在數(shù)項帳目中,雖向以金佛郎計算……然本公使以為,嗣后關于法國部分賠款之各項帳目暨各種應付之款項,不如用佛郎,逕以金元計算,較為簡便｡”當時多數(shù)中國官員均未察覺法國的險惡用心｡一戰(zhàn)結束后,法郎嚴重貶值,按照1922年倫敦金融市場的兌換價格,白銀1海關兩可兌換14法郎｡以此率兌換白銀,法國從中國所獲得賠款要減少四分之三｡時任外交部部員刁敏謙博士曾向北京政府遞交說帖,指出中國支付法國庚子賠款,仍應按訂約時以銀洋歸還的原則,對法國的要求,“不能承認”｡
　　但張紹曾內閣因急于希望中法實業(yè)銀行盡早復業(yè),遂通知剛剛上任七天的黃郛,照會法國公使,正式承認按法方要求處理｡
　　北京外交部的舉動不僅破壞了清政府以往同各國達成之付款協(xié)約,更重要的是將使中國財政遭受11258萬銀元的巨大損失｡消息傳出,輿論嘩然｡于是國會否決了此項決定｡直至1925年4月,此案始由外交次長沈瑞麟與法方簽約同
　　意“折合美金”來償還庚子賠款,雖說是一個折中辦法,但仍使法國從中受益不少｡
　　
　　取消“二十一條”不了了之
　　
　　1923年3月10日,黃郛正式照會日本政府取消1915年中日簽署的“二十一條”｡其在給駐京日使小幡的照會中,聲明了廢除此協(xié)約及換文的五大理由:它是實行中日親善之最大“障礙”,“久為國人所共憤”;它侵犯了中國與他國所訂條約;此條約換文與華盛頓會議通過的原則不能“相容”;此約及換文已屢次發(fā)生中日間之誤會;“無交換利益”｡日本外務省很快復文稱:中日協(xié)約除已經聲明放棄撤回并保留的部分外,“此外絕無變更之處”,態(tài)度非常強硬｡
　　黃郛在本屆內閣中,因同時兼任教育總長,常為北大史地系學生講授“世界政治地理”,以及為在該校學習的陸軍高級班干部講授“軍制學”等,兩頭奔忙累得胃病時常發(fā)作,加上不時收到駐外各使館經費“積欠多月”的催款函電,還有時任直魯巡閱使的曹錕因覬覦總統(tǒng)位子甚急,利用眾議院不斷干擾內閣各部事務,搞得他暈頭轉向,為此他于3月22日提出辭職｡盡管黃郛被“慰留”,但4月8日,黃再次請辭,始由顧維鈞替代｡黃向日本提出的取消“二十一條”照會,遂不了了之｡
　　
　　發(fā)表對外交往“六大原則”
　　
　　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8月,他以退為進,宣布下野｡黃郛與蔣共進退,辭去上海特別市長職務｡1928年初,蔣介石重新上臺｡黃郛被推薦為南京政府外交部長｡黃郛從上海到南京就職,并闡述與各國周旋的“盡力保護居留外國人生命財產”､“廢舊約訂新約”等“六大原則”｡誠然,這些對外交往原則完全符合國際法公約,對維護中國的領土完整和廢除以往與各國簽訂的不平條約是有益的,其愿望也是好的,但依照中國當時的國力,尚不具備實施的條件｡黃郛在署理外交總長任上敢于發(fā)表這六條“宣言”,實屬不易｡但是他在其后親自處理英美兵艦炮轟南京事件以及“濟南慘案”等重大外交事件時,卻未能遵循自己所制定的原則,相反秉承蔣介石的旨意,推行對帝國主義的屈辱妥協(xié)外交方針｡
　　
　　主持“解決”中美“寧案”
　　
　　所謂“寧案”即1927年3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前,英美借口駐南京使館遭受暴徒襲擊,遂炮轟南京城而釀成南京慘案｡同年4月,英､美､法､日､意駐漢口領事聯(lián)合向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遞交了以“懲兇､道歉､賠償､保障”為內容的“聯(lián)合通牒”｡與此同時,五國駐上海領事向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也遞交相同內容的“通牒”｡
　　1928年2月26日,在黃郛就任南京政府外交總長第五天,美使馬慕瑞提出要與黃商談“寧案”｡黃提出一個條件,那就是美國政府應同意修改中美舊約,締結平等之新約｡馬慕瑞一開始并不接受條件,后經磋商表示同意｡
　　3月26日,中美雙方進行談判｡最終以黃郛和馬慕瑞互換照會的形式,簽署《中美寧案協(xié)定》｡該協(xié)定幾乎接受了美方的全部條件,除將該事件的“罪責”誣加在共產黨身上外,還承認雙方調查南京美領事館及美僑損失,由中國賠償､道歉和懲兇,而對中國軍民兩千余人的重大死傷,則只字未提｡
　　
　　“濟案”交涉,引咎辭職
　　
　　1928年4月初,黃郛應上海泛太平洋協(xié)會之請,作了題為“太平洋上之太平”的專題演講｡他針對日本對華之野心,指出太平洋上之太平,雖全賴太平洋沿岸各國人民之互助,而先決問題在互諒和中國在國際間的獨立平等得以確保｡
　　然而,就在黃郛發(fā)表演講不到一個月,日本就以保護僑民為由出兵濟南｡5月1日,北伐的國民革命軍進入濟南,遭遇日軍挑釁｡3日,日軍向中國軍隊發(fā)起進攻,并闖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戰(zhàn)地政務委員會外交處,殘酷殺害國民政府駐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17人｡7日,日軍提出最后“通牒”,并限12小時內予以答復｡次日,日軍重炮轟城,中國軍民死6000余人,傷1000余人,財產損失達2957萬元｡這就是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
　　期間,黃郛雖多次急電日本外務大臣田中義一提出嚴重抗議,并以國民政府名義致電國聯(lián)要求調查日軍暴行,還親至上海與各國使領接觸,但并未能阻止日軍的囂張氣焰｡5月18日,日本政府分別致書北京政府及南京國民政府,申明將保護其在東三省的權益｡
　　日軍暴行引起中國各界層人民的強烈反對,也導致國民對黃郛外交交涉不力的強烈不滿｡22日,黃郛電呈國民政府引咎辭職,隨即攜夫人跑到浙江莫干山,過起“讀書研佛”､“惟潛心內典,企以佛之大悲正覺,救國救世”的生活｡
　　
　　主持簽署《塘沽協(xié)定》
　　
　　黃退居莫干山后自稱再也“不問世事”,實則并非如此｡1933年春在日軍兵臨平津,華北形勢危急之際,黃郛被蔣介石任命為“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令其北上負責對日交涉停戰(zhàn)問題,挽救危局｡他得到的指令是:“除簽字與承認偽(滿洲)國,割讓四省(即東三省)之條約外,其它條約皆可簽應｡”
　　5月14日,黃郛北上就職,車至天津近郊時,曾被一愛國青年投擲炸彈,幾乎喪命｡在日軍猛烈軍事進攻壓力之下,黃郛通過與日本駐北平使館代辦中山多次密談,其后又委托陸軍中將熊斌與日本關東軍代表岡村寧次在塘沽繼續(xù)會談｡5月31日,雙方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協(xié)定》｡根據(jù)這一停戰(zhàn)協(xié)定,國民黨政府實際上承認以長城一線為與偽滿洲國之“國界”,將長城以南的察北､冀東20余縣拱手讓給了日軍,整個華北門戶洞開｡此后,黃又根據(jù)蔣的指示,與日本達成華北與偽滿間通車與通郵問題的協(xié)議｡黃郛在華北推行的一系列媚敵外交,再次遭到全國人民的唾罵,遂于1935年春,再次托病躲入莫干山｡
　　其實,黃郛外交上屢受非議,自己也是有苦衷的｡早在武昌起義后,黃郛便與陳其美､蔣介石在上海相識｡其后,三人義結金蘭,拜為兄弟｡陳其美居長,黃郛大蔣八歲,居次,蔣居三｡當時蔣還將“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寫在送給盟兄的寶劍上｡由于黃郛早年留學日本,并與日本政界有著廣泛聯(lián)系,因此,他成為蔣推行對日妥協(xié)政策時的執(zhí)行者和替罪羊!黃郛對此心知肚明｡《塘沽協(xié)定》簽字之后,他在給蔣介石電文中說:“弟如要兄依舊留平協(xié)贊時局者,希望今后彼此真實地遵守‘共嘗艱苦’之舊約,勿專為表面激勵之詞,使后世單閱電文者,疑愛國者為弟,誤國者為兄也｡”
　　1936年12月6日,黃郛因患肝癌死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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