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經濟”問題再度來臨？ 　　 　　談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30歲以上的人們印象最深的就是“牛奶倒進海里”的畫面。但是，你相信嗎？不僅牛奶倒進海里，也許天之驕子式的硅片亦將棄于山谷，類似于上個世紀30年代的產品過剩、需求不足情形將重現(xiàn)于整個世界，并成為中長期全球經濟的大敵！
　　造成供過于求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是兩條，全球性市場化與技術革命。
　　當前的產品過剩與前社會主義國家市場化的轉軌有重要關系。由于社會主義短缺經濟的存在，全球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短缺經濟下，世界性的過剩局面不致于出現(xiàn)。資本主義國家過剩的產品，即使是在禁運的情況下，也通過各種渠道流向社會主義市場。但是，近20多年來，除了像朝鮮這樣的國家還存在著每人每個月對大米的限量供應（6公斤）外，短缺經濟現(xiàn)象逐漸消亡，供過于求的矛盾日益凸顯。從價格變化看，全球開始向低通脹乃至通貨緊縮的方向變化。如果我們用100年做一個尺度的話，那么我們將不會否認，全球經濟的確出現(xiàn)了重新回到經典經濟時代的趨勢。
　　久違了，需求不足、產品全球性過剩的老話題！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發(fā)表驚人之作――《蕭條經濟學的回歸》，警告可能出現(xiàn)的全球性經濟蕭條，沒有人相信他的話！因為美國“新經濟”其時正方興未艾，而亞洲亦舔干了自己的傷口，出現(xiàn)“V”字形復蘇。然而，天氣說變就變。去年第四季度，美國高科技股票像可憐的“自殺鯨”一樣接連表演“高臺跳水”，企業(yè)家、投資家們無不看得驚心動魄。悲觀預言由此相繼而來。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經濟學家大摩一反職業(yè)常態(tài)，不再“兜售繁榮”，而是到處大喊大叫“需求休克”，警告全球經濟有可能面臨長期衰退。美國《商業(yè)周刊》過去一直是“新經濟”的最大吹鼓手，說過許多“新經濟消除了經濟周期”之類的昏頭脹腦的話，現(xiàn)在卻以號稱為“新經濟新知”的曼德爾編輯為急先鋒，拋出新著《即將到來的互聯(lián)網大蕭條》……
　　美國經濟疲軟對于不景氣的日本經濟可謂雪上加霜。日本內閣府日前公布的日本6月份經濟報告顯示，由于資本投資與企業(yè)獲利毫無起色，加上出口與工業(yè)生產持續(xù)滑落，因此日本已經連續(xù)五個月下調對日本經濟的現(xiàn)況評估，措詞已由前月的“進一步疲軟”改為“惡化（Deteriorating）”。日本官方已經公布，日本今年首季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出現(xiàn)0.2%的負增長。
　　日本之外的亞洲其他工業(yè)體未及彈冠相慶走出蕭條，已是哀鴻遍野！這些地區(qū)每出口4美元，就有1美元來自美國。美國的感冒很快就傳染到了這些地區(qū)。截至2001年4月，臺灣、泰國、香港與南韓的出口較去年同期分別滑落11.3%、10%、9.9%及2.4%。
　　年初，歐羅巴曾驕傲地宣布：歐洲經濟不受美國的影響。歐盟委員會今年4月發(fā)表的經濟預測報告樂觀地宣稱，2001年，歐元區(qū)經濟增長率將達到2.8%，2002年將達到2.9%。然而，歐元區(qū)12國財政和經濟部長目前無奈地承認，由于美日經濟不斷減速，歐洲經濟增勢減弱已成為“不可否認的事實”，而且其強度“出乎意料之外”。
　　生產過剩、需求不足問題曾是馬列主義經典作家，以及宏觀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凱恩斯費盡心思全力對付的“經典經濟問題”。現(xiàn)在，死亡了的經濟周期已經卷土重來！
　　“在經濟衰退，特別是嚴重衰退時，可以看到到處是供給，而需求卻無處可尋；有愿意工作的工人，卻沒有足夠的工作機會；有完美的工廠，卻沒有相應的訂單；開設了商店，卻沒有顧客�！保ūＡ_.克魯格曼）難道我們真的將不期而遇牛奶再度倒進海里，硅片棄于山谷的場景嗎？看來，是到了認真反思、慎重權衡以及從長計議的時候了！
　　
　　中國渴望逆風飛揚！
　　
　　中國經濟增長的周期與世界經濟增長的周期并不完全一致，中國經濟作為一個大的經濟體，2000年凈出口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為1.9%，而消費與投資對于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高達98%。如果能夠立足于擴展國內需求不放松，經濟總體增長就有可能保持高速。
　　去年以來，我國房地產業(yè)呈現(xiàn)出明顯回暖的走勢，房地產開發(fā)投資增長領先于同期基建和更改投資的增長。2001年4月份，“國房景氣指數(shù)”值達到106.88點，為近兩年的最高值。
　　汽車的情況類同于住房，不同之處在于廣泛的WTO后的降價預期影響到汽車的現(xiàn)期消費。但可以預料，當住房消費浪潮到來時，汽車消費也將成為熱潮，從而與住房一起拉動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快速增長。
　　
　　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
　　軍事的、經濟的抑或金融的？
　　
　　經典經濟問題的政策含意，從對外來講是要準備應付貿易保護主義和以鄰為壑的匯率制度、匯率安排對我們所形成的挑戰(zhàn)，并需要考慮到更加復雜，更加極端的問題，譬如戰(zhàn)爭，軍事的、經濟的與金融的。
　　戰(zhàn)爭是最高的解決階段。當經濟問題變得一發(fā)不可收拾，供大于求的矛盾劇烈到一定程度時，就會爆發(fā)貿易戰(zhàn)，甚至從貿易戰(zhàn)演變成真正的軍事對抗的戰(zhàn)爭。這是上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根本的經濟背景。
　　當經典經濟問題回歸時，不同經濟體、國家與國家間的貿易、經濟磨擦將會增加。中國要加入WTO，但在加入WTO后，還是會面臨無數(shù)的貿易摩擦以及在WTO框架內的爭端，對于今后發(fā)生的傾銷和反傾銷、訴訟和反訴訟，我們都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前段時期，隨著中美關系緊張，美國人對于中國的不滿情緒正在上升。某些美國人到商店買東西，一看到“Made in China”就把商品放回貨架。一份全國范圍的民意調查報告說，對于中美貿易關系，美國正在出現(xiàn)一種令人擔心的新跡象：42%的美國人都希望看到中美貿易下降到比目前更低的水平；許多美國人說中美貿易應當減少；20%多的美國人說他們避開中國制造的產品。最近鬧得沸沸揚揚、全球矚目的“中日貿易戰(zhàn)”更是把貿易保護主義具象化、公開化了。這都不是什么好的跡象，它預示著以鄰為壑的政策思路并未因為全球化而絕跡。
　　在這個時候，中國靠擴大內需，靠挖掘自身潛力保持經濟的快速增長，將大大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日本過去將亞太的經濟格局歸結為所謂的“雁形模式”，并自封為大雁之首，然而，過去10年中國經濟持續(xù)快速增長，而日本經濟則陷于泥潭不可自拔。日本現(xiàn)在承認，“雁形模式”將被“大競爭格局”所替代。如果日本經濟仍舊不能進入復蘇，而中國經濟進入到“重工消費”主導的新成長時期，“大競爭格局”會進一步向“中國時代”過渡。
　　亞洲其他國家在此過程中將越來越受到中國的影響。比如，過去，新加坡認為，推動新加坡經濟增長的三大引擎是美國經濟、全球半導體業(yè)和東盟經濟。2000年，這三大引擎都強勁增長，所以新加坡也取得了近10%的增長。但最近，新加坡貿工部官員明確宣稱，在十年或更短的時間內，“我們的經濟會出現(xiàn)第四個增長引擎，這個引擎將是中國�！边@位官員注意到，在整個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新加坡到訪中國的旅客不但沒有減少，還以每年兩位數(shù)的速度增長。所以，他認為，新加坡人應該思考如何從中國的增長中獲得利益，商人應該考慮在中國的策略、雇員要考慮派駐中國、學生則要考慮學習華文的重要性。
　　中國未來保持較快的發(fā)展對于解決敏感的臺灣問題同樣非常重要。正如李光耀所說：“和大陸進行貿易、對大陸進行投資，對臺灣的好處不言而喻，臺灣可以利用大陸廉價的勞動力、廣袤的土地和豐富的資源，臺灣強大了，臺灣人自然有安全感。”這種安全感對于統(tǒng)一是必不可少的。最近一段時期，臺商大量投資和移民大陸，臺灣媒體對此引用香港企業(yè)家的話說，“看看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率，你付得起不投資中國大陸的代價嗎？”
　　當經典經濟回歸時，地區(qū)性與全球性協(xié)調機制對于解決地區(qū)或全球金融、經濟危機的作用應該受到重視，但另一方面，對于所謂全球這種協(xié)調機制的作用切不要估計過高。事實上，全世界已經產生了一個官僚階層，這個官僚階層以到各地開會為生，住在六星級的賓館，游山玩水，空談一些東西，沒完沒了的爭論，發(fā)表沒完沒了的宣言，發(fā)布沒完沒了的很厚的文件，但什么實際問題都不解決。
　　相比而言，對待未來可能發(fā)生的很多問題，我們更多的應該眼睛向內，采取一種自然主義的態(tài)度、市場主義的立場，而不要迷信所謂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最重要的，我們要把握兩條。第一是要有經濟實力，要有真東西。另外一個，是要穩(wěn)定好我們的金融體系，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
　　
　　以改革促開放
　　
　　擴大內需有時要使用一些財政手段，但最有效的解決方式是加快改革開放。改革的內容主要是：（1）放松管制、打破壟斷、界定政府的作用，政府從經濟領域退出，政府只管政府應該管的事情；（2）政企分開，把我們的銀行辦成真正的銀行，把我們的國有企業(yè)辦成真正的國有企業(yè)；（3）保護民間產權，對很多領域要向民間資本開放，對內對外都要開放，以啟動民間投資，讓民間資本有信心。
　　另外，要進一步加快開放的步伐。經常有人提出，人民幣不可兌換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所以人民幣應該保持不可兌換性。這就好比說，我沒有輸球，是因為我沒有參加比賽。我沒有參加比賽，我當然是輸不了球，但這沒有什么可以光榮的。人民幣不可兌換因而避免了金融危機的沖擊，等于說中國沒有參加全球金融奧運會的比賽，不參加比賽的選手能說是好選手嗎？
　　當然，我們有必要克服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隱患。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fā)后，國際上紛紛猜測中國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犧牲者，克魯格曼的分析是：外部危機可以引發(fā)中國國內的危機，但危機更大的可能是來自內部：銀行體系的問題、擴大內需的問題、政府債務及隱形負擔的問題等等。
　　一個好的消息是，中國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已經開始出現(xiàn)下降的趨勢。一方面，由于儲蓄分流、金融資產多元化，證券、保險等金融資產比例上升，流到銀行的錢的比重降低了；另一方面，銀行的資金運用也多元化了，有傳統(tǒng)貸款（企業(yè)）、消費信貸、國債等；同時銀行的管理加強（但無體制性改變），中央銀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和再貼現(xiàn)吞吐基礎貨幣，且實現(xiàn)預算約束硬化。
　　但是，進一步降低中國銀行體系的不良資產存在著不少困難，包括：利率市場、貨幣市場、票據(jù)市場發(fā)展相對滯后；商業(yè)銀行激勵機制和公司治理結構問題尚未解決；國有企業(yè)改革尚未完成，信用制度差。
　　當前，雖然出現(xiàn)了一些資本外逃，但這種外逃只是細水長流，而非波濤洶涌，因此我國巨大的外匯儲備還能不斷上升。
　　中國政府和人民尚需要做得更多，以應付“經典經濟”的回歸：
　　――需要加快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改善居民的消費預期。
　　――需要著力于營造一個有利于住房和汽車消費的政策環(huán)境。據(jù)說汽車的各項收費在減少700多項后，尚存在400多項，這么多的收費嚴重地阻礙了汽車消費，有必要通過政府的努力予以清除或減少。
　　――需要進一步發(fā)展和完善消費信貸。未來五年，即使消費信貸達到2萬億的規(guī)模，在整個貸款中的比重也不過10%，相比于美國的40%和香港的55%仍有相當差距。政府應設法鼓勵消費信貸在中國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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