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幾次掉東西的經驗，至今仍在影響著我。還未接觸攝影之前，我喜歡畫畫和寫一點詩、小說、評論。在海軍服義務兵役的3年中，為了打發(fā)無聊的空閑，我以通信方式訪問了幾位旅居海外的華人畫家；于當時臺灣最主要的文化刊物――《幼獅文藝》月刊連載，還造成了不少回響。
　　那時的華人畫家生活清平，無論是在家鄉(xiāng)或異國，都不容易靠繪畫謀生。人人在勤儉刻苦之中堅守自己的信念，在藝術之路辛勤耕耘。那樣的日子再苦，精神都是豐盛、快樂的，并且永遠有一個可以追尋的夢想與目標。
　　那時我才20歲，而這些年長我許多，不是剛成名就是還未成名的藝術家們，竟個個都厚愛我，把我視為忘年之交或是可以提攜的晚輩。信件往來比較勤快的包括在法國的陳錦芳、在意大利的蕭勤、霍剛，在英國的林壽宇以及在美國的蔣彝、廖修平、謝理法、趙春翔、龐曾瀛、刁大衛(wèi)、蔡文穎等人。
　　在那令人懷念的，人人親筆寫信的年代，年紀最大的蔣彝，每封信都是用毛筆寫在宣紙上的。自稱“采花大盜”的丁雄泉則是在信紙上浸滿有熒光劑的色彩；每一頁仿佛都是大師的涂鴉。也有畫家為了省郵資，在薄薄的信紙雙面寫滿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要是現(xiàn)在的我，就得用放大機看才行。
　　我可以感受得到，在他們那算是苦悶的階段，人人都幾乎是在向我盡情地傾吐，好像這輩子他們最在意的那一塊，終于也出現(xiàn)了一個同樣在意的人。文人相交的盛情，莫不過于以作品相贈。訪問結束后，我收到了不少那些畫家當時還沒什么市場行情，就是有，也發(fā)不了財?shù)漠嬜鳌?
　　這些訪問，有的完整呈現(xiàn)于《幼獅文藝》，有的還沒發(fā)展到一定程度就被我擱下了。服完兵役后，我到《漢聲》雜志工作，開始接觸并把熱情全部投入了攝影的全新領域，就這么不自覺地告別了曾經擁抱過的最愛。
　　這些畫家逐漸成為赫赫有名的人物，我也搬了好幾次家。他們的作品被我用報紙一張張卷好放在紙筒里，心想，等哪天有了自己的房子，再把它們好好裱褙、張掛。
　　臺灣的經濟逐漸好轉，我那放在儲藏室里的版畫、粉彩、水墨、油畫，隨著畫家們的行情節(jié)節(jié)攀升，成為一筆不小的財富。我開始為電視公司制作紀錄片，忙得昏頭轉向，整天被時間追著跑，沒空也沒心去管這些作品。太太也上班，家里的環(huán)境清潔便請了一位老大娘打理，每星期來家里幾回。大概平時沒什么事好忙，年終時她便自作主張來了個大掃除。等我夜里回到家，才發(fā)現(xiàn)那一筒畫已經被當成垃圾給扔了。
　　望著儲藏室那空蕩蕩的角落，我突然悟到，擁有這些畫作那么多年，跟從來沒有擁有過它們，又有什么差別?真正重要的不是那一張張的畫，而是畫的主人愿意將他們的心血送給我。那份情我已經領受了，而且永遠存在我的心里；無論那些畫流落何處，我都永遠記得它們的主人，并且深深地感謝他們。我與這些藝術家在一個特殊的時空之下，彼此從陌生到心靈交會到完成了一篇篇訪問，這才是最可貴的。這么想，我也就釋懷了。
　　拍照30多年來，大家都認為我是個只拍黑白照片的攝影家，從沒拍過彩色。其實不然。而這又是一個心痛得不得了的經驗。
　　在剛開始拍照的頭5年，我的身上總是有兩部相機，一部裝彩色正片，一部裝黑白負片。碰到難逢的景象，我就先搶彩色畫面，機會許可再補黑白的。換句話說，決定性的那一瞬間，我都是用彩色捕捉的。
　　70年代中期，臺灣有所大學舉辦了一次國際大師的攝影夏令營，前來講座的貴賓包括《生活雜志》的圖片主編、《國家地理》雜志的圖片編輯，“普利策”新聞攝影獎得主等人。在作品觀摩時，這些專家被我的彩色幻燈片秀打動了，邀我次日到他們下榻的圓山飯店共進早餐，談談在美國為我辦展覽的事。當時的我還不滿30歲，對自己的作品雖有信心，卻不知其國際水平；這千載難逢的機會，真是讓我大受鼓勵。
　　然而，在幾天之后，那些我辛辛苦苦跑遍臺灣所拍得的最好的彩色作品，竟然被我粗心大意地弄丟了。當時，復制彩色正片價格昂貴，出外演講，我總是把原作放在幻燈片盤里隨身帶著。一個柯達幻燈片盤可以裝80片，所以，我清清楚楚記得，兩個裝滿的片盤就是160張。由于經常受邀演講，兩個片盤就這么拿來拿去。那天跟朋友在計程車上聊天，為了要坐舒服一點，把整套投影設備放在駕駛座旁邊，下車時竟忘了前座有東西。
　　有好幾天，一想到那些作品，我的心口就好像被利刃一刀又一刀地劃著。一個藝術家失去了最好的作品，而且因緣無法重現(xiàn)、場景無可取代，真是有世界末日之感。那陣子，我一拿起相機手就軟，根本按不下快門。直到決定從此再也不碰彩色、不想彩色，專心拍黑白照片，才讓我走出了那個泥沼。
　　這兩件事讓我學到，沒人可以永遠擁有任何東西；而生命中再重要的擁有，也沒什么不能舍。唯有在放得下的時候，才有下一步可走。有時，失去也是另一種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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