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破裂是否就是日本經濟陷入停滯的真正原因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泡沫的形成和破裂都屬于短期宏觀波動范疇，很難想象它們可以解釋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20年的停滯。我們必須從長期因素中尋找答案。
　　
　　就外部環(huán)境而言，當前的中國經濟很像1980年代的日本經濟：兩者都擁有巨額的經常項目盈余，都承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要求本幣升值的巨大壓力。事實上。美國人現在指責中國的言論和當年他們指責日本的言論如出一轍，只要把“中國”換成“日本”就可以了。在這種情況下，在廣場協議25周年之際反思這個協議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廣場協議不是日本經濟停滯的主要原因
　　
　　在開始討論之前，先回顧一下日元的升值過程將對我們有所幫助。如圖一所示，1970年之前，日元和美元之間保持著360日元兌1美元的固定匯率，但自此至1995年，日元經歷了3次大幅度升值。第一次是1970―1973年，升值幅度為25％；第二次是1976―1979年，升值幅度為26％；第三次是1985年廣場協議之后，1985-1987年升值46％。之后略有波動，但最終于1995升至94日元兌1美元的最高點，相比1985年升值60％。
　　由此可以看出，盡管廣場協議之后日元的升值幅度很大，但在此之前的升值幅度也不小。在1970―1995的15年間，日元總計升值了74％，其中廣場協議之前的貢獻占34％，廣場協議之后的貢獻占44％。如果我們相信國內的主導意見，即認為廣場協議是日本經濟在1990年代之后進入長期停滯的主要原因，則我們就很難理解，為什么日本經濟在1970和80年代經歷了兩次大幅度升值之后還能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
　　廣場協議之后，日本開始出現資產泡沫。盡管升值之后財富的增加是一個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對升值后果的過度悲觀判斷。當時，多數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認為，升值將大大打擊日本的出口，并對國內經濟產生緊縮效應，因此，日本央行的對策是大幅度降息，如圖二所示，一年期存款利率由1985年的3.5％急劇下降到1987年的1.76％。但是，日本政府的判斷是錯誤的，日本的經常項目盈余雖然有所下降，但卻并沒有變成赤字(圖三)。持續(xù)的外貿盈余和低利率政策的疊加大大增加了貨幣的投放，刺激了投機行為。當意識到資產泡沫問題的時候，日本央行于1990年大幅度提高利率，但此時資產泡沫已經很大，利率的急劇上升導致泡沫的迅速破裂，日本經濟進入停滯時期。
　　日本經濟的停滯有多可怕呢?圖四顯示了按不同貨幣計算的日本人均GDP的真實增長率。按現價日元計算，自1993年首次出現負增長算起，到2008年，日本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05％；也就是說，日本經濟在這15年間基本上沒有增長。由于日元對美元略有升值，因此，如果按現價美元計算，同時期日本的人均GDP要增長得略快一些，年均達到1.73％。但是，由于匯率波動很大，圖四顯示，以現價美元計價的增長率的波動也很大。在1989年之前，由于日元大幅度升值，以美元計價的增長率曾經達到46％，之后則呈現劇烈的波動。
　　圖四還顯示了以國際可比價格(即PPP美元)計算的日本人均GDP的增長率。在1993―2008年間，這個增長率平均達到3％。這雖然不是一個了不起的速度，卻也不是一個很低的速度，和德國同時期按可比價格計算的增長速度相當。這主要得益于日本國內很弱的通貨膨脹，從1985年到現在，日本的物價水平只上漲了15％。這解釋了為什么日本雖然沒有增長，但民眾卻沒有太多的抱怨。
　　
　　日本經濟停滯的真正原因
　　
　　然而，泡沫破裂是否就是日本經濟陷入停滯的真正原因呢?答案可能是否定的。泡沫的形成和破裂都屬于短期宏觀波動范疇，很難想象它們可以解釋日本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20年的停滯。我們必須從長期因素中尋找答案。
　　第一個因素是技術進步。所謂經濟增長，就是把今天生產的一部分價值變成儲蓄，用于明天的生產，而這個生產過程可以創(chuàng)造高出儲蓄的附加價值。但是，如果沒有技術進步，則隨著經濟規(guī)模的擴大，這個附加價值占經濟總量的比重就會下降，即經濟增長率下降。所以，要保持持續(xù)的經濟增長，技術進步是必需的。
　　日本在1970年代之前的增長屬于趕超類型，就像現在的中國一樣，模仿是技術進步的主要途徑。進入1970年代之后，日本達到了世界技術的前沿，在汽車和電子產品方面產生了大量的創(chuàng)新，到1980年代，它幾乎壟斷了家用電子產品的所有創(chuàng)新。然而，進入1990年代之后，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技術迅速崛起，而美國幾乎壟斷了這一領域的所有創(chuàng)新，日本則被遠遠地甩在了后面。在1980年代，日本的電子產品品牌如雷貫耳，現在，我們能說出哪項重要技術創(chuàng)新是來自日本的呢?
　　日本20年的停滯最終是其技術進步的停滯。但是，日本政府似乎并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而是過于相信短期宏觀經濟理論，想通過低利率來刺激經濟增長(圖二)，結果是陷入流動性陷阱。
　　那么，為什么日本在過去20年缺乏技術創(chuàng)新呢?原因可能很多，但對當前和未來中國具有啟示性意義的。是日本人口的迅速老化。圖五顯示了日本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按照國際標準，日本剛好在廣場協議簽訂的1985年進入老齡化社會，即65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10％。目前，日本老齡人口比例已經超過21％。人口的迅速老化給日本經濟帶來兩個問題。
　　其一，養(yǎng)老負擔加重，拖累經濟增長。為了應付日益增長的社保負擔，日本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債，到2010年年初，國債已經達到占國民生產總值229％的驚人規(guī)模。這是典型的寅吃卯糧行為，以降低后代福利為代價維持當代人的生活水平，因此終究不可持續(xù)。
　　其二，更為重要的是，人口老化降低了日本社會的創(chuàng)新能力。人的科技創(chuàng)造高峰在年輕時代，比如，愛因斯坦的主要貢獻都是在他25歲之前完成的。美國之所以能夠保持其科技領先地位，和它開放的移民政策關系很大。像其他發(fā)達國家一樣，美國本土出生的年輕人多數不愿意從事艱苦的科技工作，大量擁有高學歷的年輕移民剛好填補了這一空白。反觀日本，它的移民政策一直非常嚴格，從而大大限制了它的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
　　也許，低速經濟增長是在人口老化情況下，日本為保持民族的純潔性所做的一個合理選擇。也許，日本已經放棄了做一流大國的雄心。
　　
　　日本經驗的啟示
　　
　　日本經驗對中國有什么樣的啟示呢?
　　首先，具有競爭力的名義匯率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決定外貿的不是名義匯率，而是實際匯率，即扣除物價水平的匯率。根據巴拉薩一薩繆爾森定理，當本國相對于另一國有收入趕超的時候， 本國貨幣將對另一國貨幣發(fā)生實際升值。也就是說，即使名義匯率固定不變，本國的物價水平也要上升，最終，如同名義升值一樣，本國的國際競爭力也將下降。
　　然而，對于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可能比較弱，原因在于，發(fā)展中國家處于結構轉型之中，許多以前沒有被充分利用的資源(人力、土地、資產等)被卷入經濟增長之中，從而壓制了國內物價的上漲。日本早期在固定匯率下的經濟增長就屬于這種情形，中國目前也處于同樣的情形。按照國際上的一般標準，中國于1990年進入人口紅利期，即勞動人口是被撫養(yǎng)人口的兩倍或更高。今年人口紅利達到最高峰，勞動人口達到被撫養(yǎng)人口的2.6倍，以后將逐步下降，到2025年之后消失。而且，中國的農村勞動力仍然超過全部勞動力數量的40％，需要轉移到非農部門就業(yè)。在這種情況下，目前中國每年至少要創(chuàng)造2000萬個工作崗位，才能滿足全國的就業(yè)需求。所謂中國過了“劉易斯拐點”的論斷，在如此巨大的就業(yè)壓力面前就顯得蒼白無力了。
　　但是，實施固定匯率也是有代價的。一是要積累大量低回報的金融資產(主要形式就是官方外匯儲備)；二是要面對其他國家的巨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合理的選擇是自行實施緩慢的升值，升值的上限可以參照中外單位勞動成本的上漲幅度并扣除物價上漲的差距。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為例，具體公式是：
　　人民幣名義升值幅度上限=(美國單位勞動成本增長率－中國單位勞動成本增長率)－(中國通貨膨脹率－美國通貨膨脹率)。
　　只要人民幣升值幅度低于這個上限，中國產品對美國產品就可以保持競爭力。按照上述公式計算，從2000年到2008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名義升值空間有74％，而這期間實際發(fā)生的升值為21％。當然，實際政策操作要考慮多個國家的情形，特別是和中國出口形成競爭的國家的單位產品勞動成本。
　　其次，持續(xù)的教育和科技投入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具有根本性的意義。中央政府已經把這個問題提到了很高的認識程度，剛通過的《2020國家教育發(fā)展綱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但是，中國畢竟還處在趕超階段，模仿仍然是技術創(chuàng)新的主要手段，過分夸大自主創(chuàng)新的作用是有害的。在這個意義上，《2020國家教育發(fā)展綱要》把重點放在高等教育的發(fā)展上有失偏頗。比高等教育更為重要的，應該是投資中等職業(yè)教育、特別是農村移民的職業(yè)教育，以創(chuàng)建合格的產業(yè)勞動大軍，這無論是對中國的經濟增長，還是對保持社會的穩(wěn)定，都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的選擇
　　
　　由于人口紅利的作用，中國的國民儲蓄目前處于最高峰，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如何用好這么多的儲蓄，是一個重要的問題。當前，主要有兩種利用這些儲蓄的方式。一是以國家外匯儲備的形式投資國外、特別是美國的政府債券和其他資產，其回報極低。二是投資基礎設施�；�礎設施的回報比外匯儲備高很多，但它存在幾個問題。
　　其一，基礎設施需要不斷的維護，因而產生長期成本。其二，基礎設施本身不產生需求，過量的基礎設施投資最終會阻礙經濟增長。日本在1970、80年代大量投資基礎設施、包括把新干線延長到人口稀少的地區(qū)，最終沒有對經濟增長起到多少積極作用。其三，基礎設施對各產業(yè)的輔助作用不是對稱的，資本密度越高的產業(yè)受益越多，從而這些產業(yè)將得到更多的發(fā)展。這樣的一個結果是勞動收入占比的下降，并最終導致消費占GDP比重的下降，加重經濟對外需的依賴。而且，地方政府的很多基礎設施投資花到土地上，為了招商引資，土地價格定得極其便宜，遠不及政府的基礎設施花費，從而，基礎設施投資變成對企業(yè)的補貼，更加劇了經濟的扭曲。
　　比投資基礎設施更好的方式是投資教育。首先，教育投資的收入回報很高。國外經驗表明，多接受一年的教育，一個人的收入提高15％左右。中國的教育回報沒有這么高，但近年上升非常快。其次，教育的折舊很慢，一朝得教，終生受用；而且，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自學的能力也越強，政府有限的起始投資可以帶動民眾的終生學習。第三，教育具有很強的代際傳遞效應，受教育水平高的父母、特別是母親，往往也培養(yǎng)出受教育水平高的子女。最后，教育具有強烈的外部性，一個人得到較高的教育，不僅提高他本人的能力，而且?guī)椭�和他一起工作的人發(fā)揮能力。把這些好處加總起來，當今中國恐怕沒有一項投資能超過對教育投資的社會回報。
　　最后，日本經驗給中國的最重要啟示，莫過于，人口的迅速老化是阻礙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根本因素之一。由于“一胎化”政策的實施，中國的人口老化將來得更加兇猛。到2030年，1960年代中期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將步入老年，屆時中國的老齡化水平將達到30％，超過今天的日本。日本在20年前也許沒有預見老齡化在今天給日本帶來的全部后果，但有了日本的前車之鑒，我們應該做得更好。就未來而言，沒有什么比人口變化更確定的事情了。未雨綢繆，我們必須嚴肅地考慮改變目前的“一胎化”政策。
　　有人會說，現在中國的人口還是太多。再過20年放開人口政策也不遲。問題在于，到時候恐怕想讓大家生孩子，大家也不生了。過去20年的一個顯著變化是，人們的生育觀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沿海地區(qū)，生一個孩子漸漸變成了一種習俗，而且，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選擇不生孩子。如果我們等20年，恐怕這種現象要蔓延到中西部地區(qū)。簡單的算術告訴我們，如果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低于2，則一個國家的人口遲早要下降。如果中國不想像日本一樣，人口政策最好今天就開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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