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評選2009年最大的法制新聞，則關于拆遷條例的修改與廢止的行為無疑最有資格上榜。 　　關于《房屋拆遷條例》與《物權法》、《憲法》的沖突、拆遷過程中公權力與個人權利的沖突以及由此發(fā)生的暴力施權與暴力維權，自殘、自焚、群體抗爭、騷亂等事件頻繁發(fā)生，表明各地因拆遷所致的沖突和矛盾已經到了一種白熱化的程度。也終于有法學界人士勇敢地站出來投書人大，要求審查《房屋拆遷條例》，進而引發(fā)了社會更廣泛的關注。在這種形勢下，國務院法制辦順應民意，明確表態(tài)現行《房屋拆遷條例》將予以廢除，以《征收條例》加以取代。問題的解決終于朝著人們所期望的方向發(fā)展。
　　不過，新的制度如何規(guī)范對公民財產的征收、拆遷的程序和補償標準，依然是社會關注的焦點。由于公共利益是征收、拆遷的正當性依據，如何界定以及由誰來界定公共利益就成了一個關鍵的問題。同時，如何在程序上保障被征收人、被拆遷人的利益等，新條例制定的背后，預料會有一番激烈的博弈。
　　從制度的層面看，新的拆遷條例僅有內容的完善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實施，這是保障財產所有者權利的核心問題。過去對公民財產的征收、拆遷之所以產生激烈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決定權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對于什么是公共利益，征收、拆遷的補償標準等，基本上沒有正當程序，財產所有人無法與政府平等博弈，便出現了具有符號性意義的“釘子戶”，甚至以死抗爭。
　　在《物權法》制定的過程中，學界對何為“公共利益”就有過爭論。對“公共利益”這樣一個抽象的概念，盡管可以采取列舉的形式加以明確，但仍然無法做到包羅萬象，而且每一種具體情形也依然有擴展解釋的空間，因此，新條例的實施必須通過司法加以具體化。于是，司法就成了新條例在實施過程中能否實現征收、拆遷的正當性和合法性的關鍵環(huán)節(jié)。
　　現實的情況是，雖然《物權法》已經頒布實施，但法院在對待房屋拆遷問題上并沒有按照《物權法》相關的規(guī)定，還是按照《房屋拆遷條例》進行裁判。法院并非不知道《房屋拆遷條例》與《物權法》乃至憲法相抵觸，也并非不知道法律優(yōu)于行政法規(guī)。有些法院指出，《物權法》的規(guī)定過于抽象，不便實施，這顯然不是理由。如果確實如此，也完全可以通過司法解釋加以細化，許多法律不都是通過這種方式加以細化的嗎?問題還在于，盡管有司法解釋權，但司法解釋機構卻不會以自己的法律解釋去對抗違法的拆遷條例。另外，即使沒有具體的規(guī)定，法院也可以在司法中根據法律規(guī)定的原則和精神、法理及個案的具體情況加以適用。
　　任何法律都是相對抽象概括的，沒有司法的主動性，再好的法律都是無法實施的。結構性的問題是，我國的司法欠缺中立性，這就導致法院在司法過程中立場的偏離和軟弱，司法者很容易站在地方政府和強勢的商家一邊，成為征收、拆遷中行政執(zhí)法者的“助手”和“幫手”。在許多地方，地方法院是有義務協助進行拆遷的，在觀念上法院也是地方政府實現其宏大目標的工具，法院只是地方政府的一個“口”―― “政法口”――的一支。
　　土地的征收和拆遷對于地方政府和商家都存在著巨大的利益，尤其是在大政府結構和理念的現實情景下，地方政府的利益驅動特別明顯――以最小的代價取得最大的收益，如城市舊房改造、道路改造、城市功能調整等，在“宏大”、“正當”的目標之下，公共利益很容易被權力者作擴張解釋�？梢韵胂螅�新條例出臺以后，當涉及所謂公共利益的具體判斷時，如果司法沒有中立性，不能隔絕與地方權力的關系，那么，條例的具體適用依然會偏向地方政府，同時，由于地方政府與商家的利益關系，司法者也就自然會倒向商家，《物權法》和新條例的精神必然會因為司法的不中立而被扭曲。
　　我們應當明白，法律、法規(guī)的具體適用只能是司法機關，發(fā)生理解上的爭議時，只有司法可以判斷。因而司法是制約權力的最有效手段，但這種制約必須是在司法中立的前提下才能實現。較為理想的狀態(tài)是，在財產征收、拆遷的過程中，政府與財產所有人是平等的兩個主體，如果能夠通過協商達成一致，則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一旦出現爭議，政府不能憑借手中的權力強制對方服從，實施暴力征收和拆遷，而應當將爭議訴諸司法，由法官中立、獨立地作出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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