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次令我矛盾糾結的采訪。 　　2009年四五月間，我分別兩次進入湖南益陽采訪尿毒癥病人，前后用了近十天的時間，除了跑幾個偏遠的山村外，把益陽市的幾個主要醫(yī)院也跑了個遍，尤其是益陽市第三人民醫(yī)院和益陽市中心醫(yī)院，幾乎一天跑一趟，每回都要在走廊和透析室里待上好幾個小時，和病人及家屬聊天。最后連血透中心的大夫和護士都成了朋友。
　　在益陽，除了檳榔和牛肉米粉，讓我這個來自北方的記者耳目一新的，是當?shù)匚�毒販毒群體規(guī)模的龐大、吸毒人員的肆無忌憚以及當?shù)厝罕姷氖煲暉o睹：在大街上隨便拉出個人來，大致都可以給你講述一個關于他的親戚、朋友或者就是他自己在吸毒或在戒毒的故事。
　　有關尿毒癥病人販毒的報道，我與編輯有過多次交流，她提供了很多寶貴意見與建議。我所謂的內(nèi)心糾結，不但貫穿在整個采訪過程中，且在調(diào)查結束后的文本操作上，也很是躊躇：這是一群無力支付高昂醫(yī)療費用的重癥病人，是被宣判了死刑的普通人，多半也是來自各個區(qū)縣農(nóng)村的貧苦農(nóng)民。不妨追問一下，到底是怎樣的一股力量推動他們選擇了販毒的道路？誰的錯？80%-90%的病人在販毒，目前尚未涉毒的10%-20%是真的不想做，還是在觀望中？報道必將牽涉病人實際利益，我是采取化名的方式和盤托出地報道，還是將細節(jié)有所保留？哪一種方式是最佳的？
　　在展開調(diào)查的最初，我曾經(jīng)嘗試著做過一個努力，按照報料人提供的線索與問詢方法，我以病人家屬的身份做幌子，繞過了醫(yī)護人員的防備，試圖向正在做血液透析的病人購買小包的海洛因。報料人鄭重且簡明地告訴我，你只要問他：有貨嗎？然后把五十元或一百元的紙幣奉上，不用廢話，對方就會給你一個小紙包，大小與手機卡類似，里面就是所謂的“貨”。而且一般的情況是，病人家屬在一側收錢，病人從自己身上往外掏東西，而這些小包裝的毒品，都是病人在家里用特殊的稱重工具事先分配好了的。
　　遺憾的是，我失敗了。
　　不是我不夠聰明，只因為我不會說益陽方言，這些病人之所以不肯賣給我，一是因為我“面生”，另是他們警惕說普通話的。
　　讓我對事件立刻有了一個清晰判斷的，是一個細節(jié)，發(fā)生在采訪的第一天：每當我走到一個病床前輕聲將簡單而詭異的三個字“有貨嗎”傳遞給身體孱弱的病人時，對方總是非常認真地打量我?guī)酌腌�，然后搖搖頭說，沒有。這個所謂的“貨”，顯然無須解釋，大家心知肚明。
　　從沅江市公安局步行500米，是寬闊的洞庭湖，湖邊是鱗次櫛比的雜貨鋪和小吃店，這里幾乎所有的小店都曾被吸毒者光顧過，“借錢”或者“搶了錢就跑”。苦惱于吸毒者的泛濫、緝毒工作的艱難，沅江市公安局政工科干部郭一紅和緝毒大隊隊長冷勁、副隊長卿正軍對尿毒癥病人販毒的既成事實百般矛盾與無奈。
　　郭一紅已經(jīng)在公安系統(tǒng)工作了十幾年，他頗為了解的是，這些重癥病人的抓與不抓成了公安局撓頭的大問題：抓了，就得定期給病人做透析，這些錢，誰來出？公安局自然出不起；如果不給病人做透析，病人將死在看守所，那又將是一場“躲貓貓”，公安局會立刻成為眾矢之的；不抓，毒品將變得如同香煙一樣易得。冷勁說，現(xiàn)在益陽的尿毒癥病人大多交易的是傳統(tǒng)毒品海洛因，假使病人將銷售重點轉向新型毒品―麻古、冰毒，后果將更加不堪設想。
　　在前往采訪的前夕，沅江市公安局已破獲一起特大販毒案件，涉案毒品海洛因達6000克，毒品呈塊狀，全部來自廣州，在沅江由尿毒癥病人分銷。
　　在沅江市公安局，我提出見一見目前羈押在沅江市看守所的這位“廣州老李”肖孟軍，但因案件正處于最后偵查環(huán)節(jié)，雖經(jīng)請示湖南省公安廳并被允許，但沅江市公安局局長胡敬昌還是婉拒了我的采訪請求。
　　尿毒癥晚期病人李建平與曹建良至今仍舊在做毒品交易，但如果在采訪中與對方言及毒品，我會立刻成為他的敵人，不但見不到人，還將惹來麻煩。我只能并無惡意地告知，南都周刊希望關注尿毒癥病人的生活景況，看能不能通過報道獲得社會的資助。
　　即便這樣，仍不容易。已經(jīng)答應接受我采訪的曹建良后來突然變卦，在幾次問我“你到底為什么要采訪我”、“怎么知道我的聯(lián)系方式”后，他冷冷地說，他很忙很累，而且過幾天還要做手術，不想接受采訪了。而與李建平的會面，也是在換了三次地點后才得以實現(xiàn)的。
　　游走于各個醫(yī)院的血透中心，我分明能夠感受到死亡的氣息，我的心情一度因此而極其壓抑。一群最值得同情的人，卻在做著最令人痛恨的事情，這種畸形平衡的背后，我們需要反思些什么？
　　我不希望類似的報道，成為一坨無用的文字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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