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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梁文道【梁文道,一個香港知識分子在內(nèi)地】

發(fā)布時間:2020-03-24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他是香港通才教育體系下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像大多數(shù)香港人一樣,非常勤奮。但是他比一般香港人多了一份清醒,也比一般內(nèi)地人多了一種參與的熱情。2009年,他做香港書展大使,無數(shù)檔電視節(jié)目,出書,演講……這一切都使得梁文道成為內(nèi)地人心目中最熟悉的香港人。
  梁文道 當代公共知識分子代表之一,內(nèi)地人民最熟悉的香港面孔,2009年,他是鳳凰衛(wèi)視出鏡率最高的主持人,其評論領(lǐng)域涉及新聞時事、文化熱點和閱讀等諸多領(lǐng)域。同年,他在大陸出版了《噪音太多》、《常識》、《我執(zhí)》、《讀者》等四本簡體版新書,文如其人。謙遜溫和中不失犀利尖銳。
  當選辭 常能從香港與內(nèi)地中間之立場,對社會及文化焦點問題發(fā)表獨到見解,在民眾中擁有很高聲望,頭腦清晰,極富行動力,作為最后一代香港文化人,始終對社會和民生等問題保有強烈的熱情和參與精神。
  
  這個香港人,在大陸,他似乎無處不在。
  2009年12月16日,在北京《時尚先生》頒獎現(xiàn)場,梁文道與白巖松挨著坐在嘉賓席上。白巖松是今年新晉“時尚先生”,梁文道是去年的“時尚先生”,他是來給這位新人頒獎的嘉賓。
  2009年的365天中,他大約有150天在大陸。
  過去的這一年,他在大陸一口氣出版了《噪音太多》、《常識》、《我執(zhí)》、《讀者》四本簡體版新書。為了宣傳,他出現(xiàn)在大陸各大城市的簽售現(xiàn)場,他作為香港書展大使之一,在大陸的北京、上海、廣州巡回演講;在鳳凰衛(wèi)視《鏘鏘三人行》節(jié)目中,出現(xiàn)頻率高達四分之三;他的專欄文章出現(xiàn)在各大報端,大陸媒體不約而同把他當做“公共知識分子”代表,邀請他對大陸的熱點事件做出評論……
  大陸粉絲們替他在豆瓣網(wǎng)上建了個小組(后被封),正常運轉(zhuǎn)前人數(shù)高達八于多。組員稱呼他為“道長”,是“布道者”的“道”,他們互相提供道長的行蹤消息、最近語錄,甚至著裝點評。而在香港,做個演講來50人就算“盛況空前”,與那種冷清相比,他說大陸這種熱鬧的局面讓他很尷尬,很有壓力一他并不適應(yīng)有粉絲這回事。
  
  一樣勤奮,兩般情懷
  
  這一年,梁文道同時在鳳凰衛(wèi)視做四個節(jié)目:《鏘鏘三人行》、《開卷八分鐘》、《走向2010》和《時事直通車》,最高記錄時你會在鳳凰衛(wèi)視一天看到他八次,因為每個節(jié)目得重播一次,“我常和他們開玩笑說,你們這么折磨我,還不如直接把一個臺交給我,叫鳳凰衛(wèi)視文道臺,我來做整天算了”,他說。
  每周他要向分布在香港,大陸、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不同媒體交五、六篇專欄約稿。在香港他還有一本自己的雜志《讀書好》,每月他得負責做一個人物專訪、寫一篇序,并且回復讀者來信;另外還有大量的臨時約稿,替人新書寫序,平均每月做三場演講,接受采訪等等。
  “這些可以說是自己逼的,因為我可以拒絕嘛”,但是他又說,“這是沒辦法的事情”。香港的知識分子大多是在媒體里做事,而且習慣了跨界,一是因為圈子小,來來去去就這么些人,另一個原因是香港知識分子的“難民心態(tài)”,在香港單純靠寫稿或者做一檔電視節(jié)目的主持人,很難養(yǎng)活自己,“好比發(fā)生船難時浮在海上,你看到木板浮過來,抱著它,會覺得沒有安全感,你得多抱幾塊”,慢慢地也就學會了十八般武藝。
  香港人普遍很勤奮,他說自己只是其中一個,不同的是,他更有中國情懷。
  “香港這個城市很大特點就是它的文化氣質(zhì)是冷的”,梁文道出生在香港,四歲時便被父母送到臺灣與外公外婆一起住,再回香港讀大學。他說,相比之下,臺灣是個溫情脈脈的地方,例如說臺灣的政治人物總是動不動就給人們下跪,我要親吻這片土地,大陸則是個喜歡氣宇軒昂的地方,同行文化人在演講的時候你會覺得他特別有氣勢,很強調(diào)一種雄壯莊嚴的。
  “大陸和臺灣這兩種狀態(tài)都是感情相當濃烈的狀態(tài),但香港就和這兩個地方不同,香港是個不喜歡表達濃烈感情的地方。我們從小學到的是這種東西叫文藝腔,我們很怕文藝腔!边@種港式思維當然會對梁文道產(chǎn)生影響:“我比較喜歡抽離一點,寫文章看事情做評論也好,總是希望先冷靜下來再說!倍昵皠倢懳恼聲r,他會在文章寫完后回頭看一遍,將所有的感情表達強烈的語氣詞刪掉。
  
  我的態(tài)度是假裝界限不存在
  
  上個世紀90年代,還在讀大學的梁文道,每年都會回內(nèi)地外公老家河南鄉(xiāng)下住上大半個月,搭硬座火車、長途大巴,穿一件破衣服裝大陸人,甚至也會像大陸人一樣從火車窗爬進去,在公交車站蹲著等車、吐痰……
  “那時候我就開始培養(yǎng)一種能力,不要用當年香港人還很常見的一種高高在上的態(tài)度去看大陸,而要把自己換位進去”,梁文道說自己很懂得大陸的話語系統(tǒng),“比如說翻譯一個東西,這個東西很敏感,我就會在前面加一句建議讀者用馬克思主義辯證觀點來批判它”,常常有大陸同行好奇他怎么懂這些。
  “在大陸呆多了,就跟香港有距離了,這個距離會使得你開始對香港產(chǎn)生一種更立體的看法”,梁文道常常批評香港,“它有個很糟的問題,香港這個社會非常保守,它的道德的觀念特別的陳舊和落后,而且香港是一座很沒有想象力的城市。比如說,香港的八卦文化非常發(fā)達,但正是因為它八卦才體現(xiàn)出它的保守,假如一個社會很開放,像法國那樣子,總統(tǒng)有婚外情是自然的很正常的事情,他怎么會變新聞呢?我常說香港的娛樂八卦雜志是最好的道德教育課本!
  今年,梁文道與國內(nèi)學者陳丹青同堂演講,有人認為陳丹青很猛,而這個來自香港的“公共知識分子”梁文道卻很溫和。對于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究竟要在多大程度上去做到“猛”,梁文道有自己的說法:“你會發(fā)現(xiàn)在大陸有很多人其實是很努力要去講真話,要去勇敢。這種試圖有時候會變成為了勇敢而勇敢,他們忘了勇敢是一個表達真相的手段而不是表達目的,然后我們就會出現(xiàn)很多人說話很狂放,那種狂放背后其實還有一個東西,是因為我們喜歡說他們真嘛,他是真性情,大陸這個地方太多假東西了,所以大家標榜真,我不是說真不好,而是說我覺得真的價值不應(yīng)該被過度夸張,比如說范跑跑事件,為什么我們大家要把一個人說‘我,假孺弱’這一點看成是值得頌揚的?”
  他得出的結(jié)論是,“由于長期的壓迫束縛,我們過度歌頌了某些價值,而對那些價值的歌頌和追捧其實也是一個不寬容社會的產(chǎn)物!
  他說成熟的公共知識分子在表達意見時應(yīng)當是溫和的,“我還很意外的發(fā)現(xiàn)在很多人說我言論犀利。但有兩點很好玩,第一,我從來不覺得自己犀利,我覺得自己是溫和的一個人;第二,如果我真的很大膽很犀利,為什么我寫的文章還能出,我說的話還能出現(xiàn)”,他認為,其實自己能說的,大陸知識分子也能說,只不過大陸知識分子因為思想觀念上的桎梏,而想當然覺得不能說,“當然我現(xiàn)在開始感受到各種界線的存在。那我的態(tài)度就是假裝它不存在。”
  有人把梁文道比作一個“布道者”,他生 長在一個寬容的環(huán)境里,近年許多工作都是針對大陸讀者、觀眾而做,他帶來了香港有而大陸還沒有的東西,比如說獨立判斷、人與人之間的互信、公民的責任心等等。
  “其實我不覺得自己是布道者,因為布道者是很相信自己有個道要布,而且自己這個道還是對的”,他說只把自己理解為一個介入者,帶著一些自己的背景和觀點來介入一些事情,而不是來布一個覺得確信無疑的道,他并沒有這些東西。然后這個介入如果好的話,它應(yīng)該能夠促成某些討論,或者某些觀念的變化,某些不同意見的提出,哪怕是相反的意見。
  
  南都周刊×梁文道
  我是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
  
  大陸的媒體人會有某種群體意識,對中國有承擔所以大家會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這種群體感,香港不會有知識分子群體這樣一個概念,我們是單打獨斗的。
  
  熱情地來,清醒地看
  南都周刊2009年你在大陸做了很多事,擔任香港書展大使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件。
  梁文道:當時覺得香港書展二十年是一個好機會,讓它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全中國乃至于華文世界的書展。香港回歸前我就提過,97年以后它就不該只是香港最大的藝術(shù)節(jié),同時也是全中國最大的藝術(shù)節(jié),應(yīng)該把對象擴展到整個中國來。可是香港人一直沒有這個意識。我自己一直強調(diào)我是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不是說香港以后沒有文化人,而是說以后香港的文化人不止是香港的文化人,而是中國的。我很希望讓香港作家也意識到自己已經(jīng)是中國作家,香港的出版物也是中國的出版物,同時也希望大陸能夠接受香港已經(jīng)真的回歸了。
  南都周刊:你在大陸出了四本書,也多次來內(nèi)地巡回簽售。
  梁文道:第一,很熱鬧。大陸傳媒多嘛,在香港你搞個東西,來來去去就兩三家媒體,讀者也不會很多。搞講座簽售,讀者就算來了,也不大會積極問問題,跟臺灣很像,臺灣也是,你要鼓動半天他才開始提問。在大陸,觀眾讀者踴躍發(fā)言。另一方面,大家都有很多話要講,都帶著一些很強烈的看法,每次我演講完他都很積極地舉手,其實不是要問問題,是他自己也要演講。他的意見甚至很強烈,乃至于他在聽的時候,有時甚至聽反了我的話。第二,我也注意到,大陸這邊做事情好像有很多俗套規(guī)矩。舉個例子,我去演講,通常有一個主持介紹我出來,然后他就說,好,下面我們就請梁文道老師發(fā)表他精彩的演講,聽到這個我就覺得奇怪,我講都沒講你就知道我精彩。
  南都周刊:香港怎么介紹你出場呢?
  梁文道:大陸是個身份意識特別強的地方,但是香港不這樣的,就說,好,下面我們請梁文道講話。也會用敬語先生,但是尊敬的意思沒有那么強。這方面香港和臺灣又不一樣,香港平等意識比較強,這跟香港人用英文較多有關(guān)系。在辦公室我們不會叫什么總,什么董,我們叫洋名。在香港比如看到特首曾蔭權(quán),頂多叫個曾先生,要是多見幾次熟了,我就叫他Donald。
  南都周刊:大陸現(xiàn)在有很多你的粉絲。
  梁文道:我一直對于在公共媒體上出現(xiàn)的自己有很強的距離感,我會覺得我不知道該用什么態(tài)度來和他們交往。比如說在簽售會上他們對我很熱情的話,我也會很禮貌很客氣地對人。可是,我明明記不住他叫什么名字,我認不出他的樣子,很愧疚。而且我要盡量小心當別人稱贊我喜歡我的時候,我必須了解那不是我,要不然你會陷入一種幻覺,這個幻覺影響很可怕。我常常強調(diào),一個知識分子的清醒與自覺不應(yīng)該只用在對社會問題的批判上,也要用在自己的身上。
  
  單打獨斗和群體意識
  南都周刊:今年你與大陸的文化圈互動也很多,你感覺自己和大陸知識分子比起來有什么差異?
  梁文道:和大陸的文化人知識分子的互動,這是我過去一年最快樂的事情之一。2009年因為出書要去演講參加很多活動,我認識很多人。比如去廈門跟連岳混了幾乎一個通宵。在東北又認識一些人,成都義認識了一些人,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獲。像陳丹青我是今年才認識的,但我們一見如故,我很喜歡他。我不能總體說大陸知識分子怎么樣,但是我愿意說我恰巧認識的這些人,都是些有想法、有抱負的人。
  另外,我覺得大陸的媒體人有某種群體意識,很進步的群體意識。比如說我如果今天拿一份評論給南方都市報了,發(fā)不了,他的編輯就會想辦法幫我轉(zhuǎn)給其他的媒體去登,在香港這是不可能的,大家同行如敵國啊,完全是競爭關(guān)系嘛。為什么他會這么轉(zhuǎn),因為他很渴望這種東西出現(xiàn)。他為什么渴望這種東西出現(xiàn),一定是因為他對這個社會有看法,他希望這個看法傳達出去。他對這個把看法傳達出去的愿望的熱情,大于同行競爭的這種態(tài)度。這點讓我很感動。我們這種人,至少是某個群體里面,你會覺得,對中國有承擔,所以大家會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這種群體感,香港不會有知識分子群體這樣一個概念。我們是單打獨斗的。
  南都周刊:你覺得大陸知識分子在表達意見時有什么特點?
  梁文道:群體性事件的表達有兩種,一種就是像石首那種,一來就用暴力鬧大了。而像番禺垃圾焚燒廠這件事,就是典型的中產(chǎn)階級市民運動,相對比較理性跟節(jié)制,而媒體人方面的表達也都是非常的溫和,甚至迂回曲折的。而在香港我們罵政府是很直接的,我們搞運動也是很直接地搞。我們不會達到石首的暴力程度,也沒有番禺事件那么溫和。
  南都周刊:作為媒體人,大陸和香港兩地的新聞環(huán)境你怎么看?
  梁文道:離開香港之后,我現(xiàn)在更加體會到,世界上沒有哪個社會是真正百分百自由的,包括美國。但在香港或者美國,所謂的束縛是腦子里的,我們也有我們的言論審查,但那個言論審查并不在于政府會打壓你,而是在于媒體可能基于商業(yè)利益,不想你批判某家企業(yè);又或者是,主流媒體跟讀者的傾向不想讓你批評某種主流價值觀太多,這種腦子里面的框框都會存在的。所以我來到大陸之后,感覺我們要做的是怎么在一個限定的條件底下去周旋,怎么去突破它等等。
  南都周刊:常呆在大陸對你的港式思維有影響嗎?
  梁文道:那當然有,首先我想是知識面上跟體驗面上的擴大跟增加。但是,在大陸面對的這種很容易有劇烈沖突的情況下,一般來講我是比較抽離的,我會同情弱者,但是我也會盡量的保持理性和距離去看這個事情,我想其實我的大陸同行也是這樣的。我相信自己大部分的傾向是中立的,而我們的差別如果有的話,那就在于我更有條件去中立,因為我本來就不在這個地方長大,本來就有一種距離感,我腦子思考的方法大概還是和港式的人差不多。
  南都周刊:回顧下,你自己覺得2009年哪些事情對你比較重要?
  梁文道:我想到的總是我有什么沒做,比如說,豆腐渣工程、鄧玉嬌事件、香港反對興建高鐵的計劃……我應(yīng)該多寫點東西,包括在節(jié)目上談,但是做不過來。我自己應(yīng)該花更多時間坐禪,但是我四處奔波,住酒店。我覺得很遺憾,有點荒廢了自己的修行。 南都周刊X梁文道 我是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   大陸的媒體人會有某種群體意識,對中國有承擔 所以大家會惺惺相惜。香港很少有這種群體感,香港不 會有知識分子群體一個概念我們是單打獨斗的。   熱情地來,清醒地看   南都周刊2009年你在大陸做了很多事, 擔任香港書展大使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一件。   梁文道:當時覺得香港書展二十年是一個 好機會,讓它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全中國乃至于 華文世界的書展。香港回歸前我就提過,97 年以后它就不該只是香港最大的藝術(shù)節(jié),同時 也是全中國最大的藝術(shù)節(jié),應(yīng)該把對象擴展 到整個中國來?墒窍愀廴艘恢睕]有這個意識。 我自己一直強調(diào)我是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不 是說香港以后沒有文化人,而是說以后香港的 文化人不止是香港的文化人,而是中國的。我 很希望讓香港作家也意識到自己已經(jīng)是中國作 家,香港的出版物也是中國的出版物,同時也 希望大陸能夠接受香港已經(jīng)真的回歸了。   南都周刊:你在大陸出了四本書,也多 次來內(nèi)地巡回簽售。   梁文道:第一,很熱鬧。大陸傳媒多嘛, 在香港你搞個東西,來來去去就兩三家媒體, 讀者也不會很多。搞講座簽售,讀者就算來 了,也不大會積極問問題,跟臺灣很像,臺灣 也是,你要鼓動半天他才開始提問。在大陸, 觀眾讀者踴躍發(fā)言。另一方面,大家都有很 多話要講,都帶著一些很強烈的看法,每次 我演講完他都很積極地舉手,其實不是要問 問題,是他自己也要演講。他的意見甚至很 強烈,乃至于他在聽的時候,有時甚至聽反 了我的話。第二,我也注 意到,大陸這邊做事情好 像有很多俗套規(guī)矩。舉個 例子,我去演講,通常有 一個主持介紹我出來,然 后他就說,好,下面我們 就請梁文道老師發(fā)表他精 彩的演講,聽到這個我就 覺得奇怪,我講都沒講你 就知道我精彩。   南都周刊:香港怎么 介紹你出場呢?   梁文道:大陸是個身 份意識特別強的地方,但 是香港不這樣的,就說,好, 下面我們請梁文道講話。也會用敬語先生, 但是尊敬的意思沒有那么強。這方面香港和 臺灣又不一樣,香港平等意識比較強,這跟 香港人用英文較多有關(guān)系。在辦公室我們不 會叫什么總,什么董,我們叫洋名。在香港比 如看到特首曾蔭權(quán),頂多叫個曾先生,要是多 見幾次熟了,我就叫他Donald。   南都周刊:大陸現(xiàn)在有很多你的粉絲。   梁文道:我一直對于在公共媒體上出現(xiàn) 的自己有很強的距離感,我會覺得我不知道 該用什么態(tài)度來和他們交往。比如說在簽售 會上他們對我很熱情的話,我也會很禮貌很 客氣地對人?墒牵颐髅饔洸蛔∷惺裁 名字,我認不出他的樣子,很愧疚。而且我 要盡量小心當別人稱贊我喜歡我的時候,我 必須了解那不是我,要不然你會陷入一種幻 覺,這個幻覺影響很可怕。我常常強調(diào),一 個知識分子的清醒與自覺不應(yīng)該只用在對社 會問題的批判上,也要用在自己的身上。   單打獨斗和群體意識   南都周刊:今年你與大陸的文化圈互動 也很多,你感覺自己和大陸知識分子比起 來有什么差異?   梁文道:和大陸的文化人知識分子的 互動,這是我過去一年最快樂的事情之一。 2009年因為出書要去演講參加很多活動,我- 認識很多人。比如去廈門跟連岳混了幾乎一 個通宵。在東北又認識一些人,成都義認識 了一些人,這是我今年最大的收獲。像陳丹 青我是今年才認識的,但我們一見如故,我 很喜歡他。我不能總體說大陸知識分子怎么 樣,但是我愿意說我恰巧認識的這些人,都 是些有想法、有抱負的人。   另外,我覺得大陸的 媒體人有某種群體意識, 很進步的群體意識。比如 說我如果今天拿一份評論 給南方都市報了,發(fā)不了, 他的編輯就會想辦法幫我 轉(zhuǎn)給其他的媒體去登,在 香港這是不可能的,大家 同行如敵國啊,完全是競 爭關(guān)系嘛。為什么他會這 么轉(zhuǎn),因為他很渴望這種 東西出現(xiàn)。他為什么渴望 這種東西出現(xiàn),一定是因 為他對這個社會有看法, 他希望這個看法傳達出去。 他對這個把看法傳達出去的愿望的熱情,大 于同行競爭的這種態(tài)度。這點讓我很感動。 我們這種人,至少是某個群體里面,你會覺得, 對中國有承擔,所以大家會惺惺相惜。香港 很少有這種群體感,香港不會有知識分子群 體這樣一個概念。我們是單打獨斗的。   南都周刊:你覺得大陸知識分子在表達 意見時有什么特點?   梁文道:群體性事件的表達有兩種,一種 就是像石首那種,一來就用暴力鬧大了。而像 番禺垃圾焚燒廠這件事,就是典型的中產(chǎn)階 級市民運動,相對比較理性跟節(jié)制,而媒體人 方面的表達也都是非常的溫和,甚至迂回曲折 的。而在香港我們罵政府是很直接的,我們 搞運動也是很直接地搞。我們不會達到石首 的暴力程度,也沒有番禺事件那么溫和。   南都周刊:作為媒體人,大陸和香港兩 地的新聞環(huán)境你怎么看?   梁文道:離開香港之后,我現(xiàn)在更加體會 到,世界上沒有哪個社會是真正百分百自由的, 包括美國。但在香港或者美國,所舊的束縛 是腦子里的,我們也有我們的言論審查,但 那個言論審查并不在于政府會打壓你,而是在 于媒體可能基于商業(yè)利益,不想你批判某家 企業(yè);又或者是,主流媒體跟讀者的傾向不 想讓你批評某種主流價值觀太多,這利腦子 里面的框框都會存在的。所以我來到大陸之后, 感覺我們要做的是怎么在一個限定的條件底 下去周旋,怎么去突破它等等。   南都周刊:常呆在大陸對你的港式思維 有影響嗎?   梁文道:那當然有,首先我想是知識面上 跟體驗面上的擴大跟增加。但是,在大陸面對 的這種很容易有劇烈沖突的情況下。一般來講 我是比較抽離的,我會同情弱者,但是我也會 盡量的保持理性和距離去看這個事情,我想其 實我的大陸同行電是這樣的。我相信自己火部 分的傾向是中立的,而我們的差別如果有的話, 那就在于我更有條件去中立,因為我本來就不 在這個地方長大,本來就有一種距離感,我腦 子思考的方法大概還是和港式的人差不多。   南都周刊:回顧下,你自己覺得2009 年哪些事情對你比較重要?   梁文道:我想到的總是我有什么沒做,比 如說,豆腐渣工程、鄧玉嬌事件、香港反對 興建高鐵的計劃……我應(yīng)該多寫點東西,包 括在節(jié)目上談,但是做不過來。我自己應(yīng)該 花更多時間坐禪,但是我四處奔波,住酒店。 我覺得很遺憾,有點荒廢了自己的修行。 我自己一直強調(diào)我是 香港最后一代文化人, 不是說香港以后沒有 文化人,而是說以后 香港的文化人不上是 香港的文化人,而是 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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