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亞書院有風景。 　　幾排細竹,三兩株老榕,一池映天清水。遠處是海,是山,是漂移著美麗卷積云的藍天。 　　不遠處,是唐君毅先生的銅像,再后面,是孔子的。
　　新亞第3代人周保松在這里行走了近20年�，F(xiàn)在,他已從學生變?yōu)槔蠋�。除了從學生宿舍搬進教師公寓,作息基本不變。每天從深夜到東方露白,他聽著古琴或莫扎特,改論文,給學生回信,往師生間的《政治哲學對話錄》里增添新內(nèi)容,或者著書。
　　他的新著《自由人的平等政治》告訴讀者:“寫作于我從來不是輕省的事。我一向?qū)⒔虒W放在首位,因此本書大部分文章,都是在繁忙教學之余斷續(xù)寫成,那份吃力不足為外人道�！�
　　學生說,“他的身份認同之一是中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但不是‘士大夫’,因為周生不會彈古琴。這樣的先生在今天恐怕是絕無僅有了�！�
　　
　　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
　　
　　周保松出生在化州,廣東省茂名市下屬的一個縣城。8歲前在農(nóng)村長大,砍柴、放牛、捉魚,8歲時學會做飯。他出生兩年后“文革”才結(jié)束,農(nóng)村經(jīng)濟奄奄一息。他懂得什么叫“貧窮”。
　　他家里成分是地主,但奶奶1961年死于饑餓;1957年他父親被劃為“右派”。父輩及姐姐們都沒有考大學的權(quán)利;小時候跟男孩們打架,常常被罵“地主仔”。他懂得什么叫“歧視”。
　　跟許多成年后走上學術(shù)道路的人一樣,周保松自小沉迷于書本。識字后先是囫圇吞棗讀完《三國演義》、《封神榜》、《水滸傳》、《鏡花緣》之類的小說傳奇。找書不易的年代,鎮(zhèn)上惟一的小圖書館、十字街口的新華書店、單位大院里叔叔伯伯的藏書,是他精神食糧的來源。
　　他很快迷上香港新派武俠小說,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錄》是兩天里不眠不休一氣讀完的。讀完他走上平臺,眼前一片眩暈(近視也突然加深),心中惆悵,又想放開嗓門吼幾聲。
　　常人看金庸、梁羽生,看的是功夫和愛情,少年周保松還看到了一個價值世界:是非善惡,對弱者的同情,對朋友的道義,對承諾的重視,對民族的熱愛。學校后山的橡樹林里,午后的陽光和蟬聲中,或是公廁微黃的燈光下,逃課少年完成了另類的人格教育――當時,他對此毫無知覺。
　　父親到香港探望伯父,猶猶豫豫留了下來。11歲隨母親投奔蝸居深水?貧民區(qū)的父親,周保松沒有一點心理準備,他辦的是停學而非退學手續(xù),相信總會回到故鄉(xiāng)。他帶著同學們送的家鄉(xiāng)的江水和泥土,在1985年6月30日跨過羅湖橋。
　　他的生活世界急速轉(zhuǎn)變,那個包括語言、傳統(tǒng)、價值、人際關(guān)系乃至日常生活的復(fù)雜的意義系統(tǒng),突然由社會主義的鄉(xiāng)村折進資本主義的大都會。格格不入,無所適從,因斷裂而疏離。他常�？粗鴱浂氐郎系能嚵骱腿巳�,感覺再也走不下去了。
　　就像今天進入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后只能入讀民工子弟學校的孩子一樣,周保松在香港的第一批同學大部分是新移民,人人有鄉(xiāng)音,純樸善良,對香港歷史文化一無所知,想好好讀書、努力融入社會卻不知從何做起,只聽得教室樓下的五金鋪子日日喧嘩。他們活在一個隔離的世界里,自生自滅。
　　他后來聽說,這些同學大多念完中學就去打工,最多的是到發(fā)型屋當學徒;考上大學的不到3個�！拔矣行沂艿搅撕玫慕逃�,所以深知教育對一個人的重要性�！�
　　讀完中二,他考進了何文田官立中學,班上大部分是本港學生,但他最好的朋友,依然是本校占少數(shù)的新移民同學。
　　一直到1988年,他看電視里中國隊跟香港隊的比賽時總為中國隊加油;別人問他是哪里人,他總說廣東人。但此后,香港人以每年6萬人的速率移民海外,直到1997。
　　移民香港整20年時,他在報上發(fā)了篇《像我這樣的一個新移民》,收到許多新移民的電話和信件,他們情緒熱烈而激動。他知道,他們被這座城市壓抑很久了。
　　2007年,他寫下《活在香港:一個人的移民史》,再次為那些要么靜默地消散在城中、要么成為報端社會慘劇主角的人發(fā)出一點聲音。
　　在這個領(lǐng)域,他追求公平和正義。
　　
　　從工商管理學院到“討飯系”
　　
　　中五(相當于內(nèi)地高二)那年,周保松獲選“香港十大杰出學生”。與另9位本港出生、名校出身的同學相比,他是惟一的移民學生�！拔也艁硐愀蹧]幾年,廣東話有口音,英文也不好,突然成為媒體的焦點,壓力好大,一點也不開心�！�
　　緊接著的壓力來自對大學專業(yè)的選擇。他想念中文系,但身邊所有人都說應(yīng)讀商科,連語文老師也說理想當不得飯吃。他跟自己說:既然以香港為家,就要熟悉商業(yè)社會的游戲規(guī)則,獲得競爭力。所以1991年進了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初進中大,有兩件事對周保松影響很大。一是選修了陳特先生的《哲學概論》。陳特是唐君毅和錢穆的弟子,一位將問學與生命相連的謙謙君子、誠摯師長。第一課講的是蘇格拉底如何追求智慧,如何被雅典公民審判,如何從容赴死。他從此記住蘇格拉底那句名言:“未經(jīng)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比缓笫前乩瓐D的理念論、伊壁鳩魯?shù)目鞓分髁x……
　　“我中學跟同學進過基督教教會,也讀過佛經(jīng),胡思亂想過一些問題,像死亡、靈魂、不朽,現(xiàn)在居然有一個科叫哲學科,可以堂堂正正地討論這些問題,兩邊一下子就接軌了�！�
　　二是進了范克廉樓。那是當時思想最活躍、最成熟的中大學生的集中地。周保松初進校給《中大學生報》投稿,很快被吸納進編委會。
　　這些編委們開起會來比較可怕。為應(yīng)當關(guān)注校內(nèi)外哪些事務(wù)、社論怎樣寫、怎樣采訪寫作等等,常常無休止地辯論到凌晨三四點鐘。辦這份報沒有學分沒有酬勞,還常因此逃課,但大家心甘情愿樂此不疲。大學4年,周保松幾乎每天都是凌晨3點以后拖著疲憊身軀回到宿舍樓,一臉歉意喚醒工友幫他開門。
　　周保松說,今天香港公民社會中最活躍的那批人好多都是從范克廉樓走出來的,它是中大精神的搖籃,這精神是:價值批判與社會關(guān)懷。
　　一邊主修“Marketing”之類的課程,學習產(chǎn)品該如何包裝、銷售,接受資本主義的市場規(guī)律;一邊兼修哲學,晚上為辦校報通宵達旦,還要參加許多學生運動。周保松說,這第一年過得“完全人格分裂”。他琢磨著轉(zhuǎn)系,但父親堅決不同意,他常常敗下陣來,一個人躲進洗手間落淚。
　　又堅持了一年,終于不想忍了,他想好好享受余下兩年的大學生活,讀喜歡的書。多年之后,他對學生說:你要過自己的人生。
　　哲學系在香港也叫“揸兜系”(揸,即捧;揸兜,即討飯),但總有些另類分子放著金飯碗不要,情愿揸兜。
　　二年級快結(jié)束的某一天,周保松站在陳特面前接受面試。黃昏的陽光從西山斜灑下來,為師生間的對話鍍上柔光――“會不會后悔?”“不會。”
　　終于成為新亞書院第3代人。周保松的名字如今刻在圓形廣場歷屆畢業(yè)生紀念碑倒數(shù)某座上。第一座最上方刻著1952年第一屆的3位:余英時、陳式、張德民。
　　幾千冊藏書中,與周保松牽連最深、深入骨髓的,是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1993年暑假,他跟同學們到廣州買書,在北京路新華書店從學長手里接過這本何懷宏、何包鋼、廖申白翻譯的厚厚的、滿是艱澀術(shù)語的書,從此深陷其中。
　　他后來的導(dǎo)師石元康先生是華人社會最早一批研究羅爾斯的學者。他從選修石先生的《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開始正式進入政治哲學的世界:為什么正義是社會的首要德性,而自由主義作為一套回應(yīng)現(xiàn)代處境的思想體系,其內(nèi)涵是什么。
　　1995年,余英時先生回中大,參加錢穆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周保松負迎迓之責。余先生聽說周保松對羅爾斯感興趣,推薦他讀羅氏新著《政治自由主義》。
　　一年后,周保松去有2000多年歷史的英國小鎮(zhèn)約克,在約克大學以羅爾斯的這本書為題完成了他的碩士論文。
　　他在倫敦政經(jīng)學院的博士生涯受益于英國式的師徒制,導(dǎo)師是約翰•碩維(John Charvet)――1960年代碩維在牛津求學時導(dǎo)師是以賽亞•伯林。周保松完成了對羅爾斯的研究,以“自由主義和穩(wěn)定性”為題寫成博士論文。
　　從知到行
　　碩維常在家中舉辦home seminar,學生帶酒,老師提供小點和奶酪,從盧梭、康德、馬克思到羅爾斯,一路談到微醺�，F(xiàn)在周保松也常在家里開這樣的讀書會,每3周一次,每次3小時,帶領(lǐng)學生讀原典,按主題討論。
　　過去,石元康和碩維都容許周保松在辯論中暢所欲言、據(jù)理力爭,現(xiàn)在,周保松的學生也沐浴著此種寬容。
　　“上課講到興奮處他會手舞足蹈,講到母語(中文)不被尊重時,眼里會有淚光。我很感動,我看到的是一個有熱誠、有堅持、有追求的人。”一位學生說。
　　一位深夜跑到他那里訴說生命空虛的學生記得,老師后來提起這事總開玩笑說,有點像維特根斯坦跑到羅素家里�！拔也荒芟胂蠛荛L一段時間他每天只睡4小時需要怎樣的意志,他在我們身上花的時間遠遠超出一位老師應(yīng)做的�！�
　　周保松自知,這是他在踐行叮囑學生的話,“活得好和活得高尚是一回事�！�
　　他將對德性的要求傳給學生。他告訴學生應(yīng)該怎樣理解學術(shù):“我們是站在前人肩膀上走下去,繼承和被取代是常態(tài)。我們做的是搬磚的工作,不要只看見你在搬,其他人都不見了。”
　　臺灣“中研院”錢永祥先生欣賞他治學態(tài)度的同時,“更注意到他的強烈道德關(guān)懷與社會意識,知道政治哲學于他不僅是知性的探索,也是追求理想社會和美好人生的困勉之旅”。
　　訪問周保松時,正值香港某大法官的侄女掌摑警員事件鬧得滿城風雨,報端口誅筆伐,毫不手軟;也恰好讀到他的學生陳家祺以老師“價值論述的累積”為框架在報上分析廣州粵語事件――人心所向,令自詡“身在邊緣”的周保松看起來不那么孤獨。
　　周保松喜歡瞻仰哲人墓地。他在靜寂中默然肅立,在歷史中思考自己的位點。從伯林墓地返回的路上,他想起蘇軾的一句話: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本文部分細節(jié),源自周保松散文《活在香港:一個人的移民史》、《行于所當行――我的哲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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