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規(guī)律表明：強大軍事帝國的生命力在于不斷的征服和領土擴張，這一過程不僅使其獲得豐厚的戰(zhàn)利品以維持戰(zhàn)爭機器的正常運轉和帝國財政的收支平衡，而且給其注入一種不安于現(xiàn)狀、不斷向上攀升的進取精神（Aggressive兼有兩種含義：進取的和侵略的），確保了帝國的內(nèi)聚力；
一旦擴張由于某種原因被迫終止，它所帶來的戰(zhàn)利品和相伴而生的進取精神也就無法保持，各種各樣的內(nèi)部矛盾就會象定時炸彈一樣爆發(fā)，國家精神上的分裂之后便是帝國的逐漸衰亡——帝國的外部敵人和內(nèi)部反叛者將對帝國的生存構成嚴重的威脅，如果他們足夠強大，帝國的肢解將注定是不可避免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命運正是這樣一個歷史規(guī)律的最好例證。這個橫跨亞、非、歐三大洲、持續(xù)擴張幾個世紀的大帝國在向西擴張受到阻遏之后，無可挽回的陷入了內(nèi)憂外患之中。

　　與奧斯曼帝國衰落同時，北方的沙俄帝國、西歐的英國和法國卻迅速崛起，神圣羅馬帝國遺產(chǎn)的保有者——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奧地利仍然保持著較強的實力，而作為“一支擁有國家的軍隊”的普魯士，擴張事業(yè)也蒸蒸日上。這與封閉、僵化、破敗的奧斯曼帝國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奧斯曼帝國精神上的解體過程持續(xù)了大約一個世紀。至18世紀末，肉體上的解體過程也提上了日程。此時的奧斯曼帝國已由昔日咄咄逼人的雄獅淪為刀俎上任人宰割的魚肉，更為確切的說，它現(xiàn)在是一頭被一群餓狼包圍的孤羊，接下去將演繹一幕古老的“狼和羊”的悲劇故事。所謂的“東方問題”就是這出悲劇的正式名稱。

　　東方問題，也就是“對土耳其怎么辦”的問題，逐漸成為整個19世紀歐洲外交的主題之一，也構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遠因。在19世紀上半期，東方問題更是歐洲大國關系中的焦點，圍繞它形成、發(fā)展了一種錯綜復雜、影響深遠的大國關系模式。本文即試圖從國家與國際體系兩個層面對之展開分析

　　行為體層面的分析

　　東方問題主要涉及五個國家：土耳其、俄國、英國、法國和奧地利，還可以加上土耳其的屬國埃及（埃及在以往的國際關系史論著中往往被忽略，但它其實恰恰是東方問題棋盤上一顆重要的棋子）。我們可以把上述六國分為三類 ：承受方，土耳其和埃及；
力圖改變現(xiàn)狀者，俄國（最主要的角色）和奧地利；
力圖維持現(xiàn)狀者，英國（主要國家）和法國（應該預作申明的是，這里的“改變現(xiàn)狀”“維持現(xiàn)狀”都是從總體上進行的特征描述，并不排除在具體細節(jié)上的例外）。這三類國家構成了一種“大三角”式的格局。在每一類國家內(nèi)部，也有互動的關系，或為沖突和爭斗，或為合作與協(xié)調(diào)，或兩者兼而有之，雜糅成一團。

　　先看沙俄帝國。按照彼得一世制定的擴張計劃，俄羅斯要南下打敗土耳其，占領君士坦丁堡，奪取黑海兩海峽，打通從黑海通往地中海的航道。在女皇葉卡捷琳娜二世在位之時，發(fā)動了兩次俄土戰(zhàn)爭（1768－1774，1787－1791），東方問題也由此拉開序幕。這兩次戰(zhàn)爭使土耳其喪失了黑海北岸的全部領土，包括克里米亞半島和刻赤海，還失去了多瑙河兩公國的部分主權。俄國商船可以在黑海上自由航行，甚至獲許通過博斯普羅斯和達達尼爾海峽。俄國終于奪得了其夢寐以求的南方出�？�。但是對于擴張成性的俄國而言，這些還遠遠不夠。它的下一步目標就是占領土耳其的國都君士坦丁堡，把它變成帝國的“沙皇格勒”。其實奪取君士坦丁堡一直是歷代沙皇的夢想，除了宗教情結和地緣政治的因素外（這兩點在以往的國際關系史著作中已有充分論述），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以東羅馬帝國的繼承人自居，妄想著恢復古羅馬帝國的光榮。俄羅斯的第一位民族統(tǒng)治者，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1462－1505年）于1472年同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索非婭結婚。在索非婭影響下，伊凡三世采用了拜占庭宮廷的禮儀，選擇了拜占庭的雙頭鷹作為他的徽章。伊凡四世更以拜占庭帝國的后裔自居，在拜占庭帝國滅亡（1453年）的百年之后自稱沙皇（“沙皇Czar,Tsar”源于羅馬帝國的皇帝稱號“愷撒Caesar，Kaisar”）。兩者之間的關系，由此可見一斑。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便可以對沙俄帝國南下戰(zhàn)略的意圖一覽無余。由于以上諸原因，俄國在東方問題上注定是一個改變現(xiàn)狀派,而在1806——1856這五十年間，俄國就發(fā)動了三次大的對土戰(zhàn)爭，并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攫取了大片土地和大量特權。

　　奧地利在巴爾干半島上抱有與俄國同樣的野心。但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奧地利給自己蒙上了一層“調(diào)停者”的面紗，給人造成一種持不偏不倚的中間立場的印象。在危機時刻，奧地利總是呼喚國際調(diào)停和倡議召開國際會議，樂于充當熱情洋溢的會議主席。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奧地利還奉行追隨俄國的政策，甘當俄國的“小弟弟”。在俄國人吃肉時，奧地利人也能喝上湯，雙方利益均沾，各得其宜。1833年，俄奧簽訂了《明星格利茲協(xié)定》，協(xié)調(diào)了雙方在東方問題上的立場。俄奧達成一致意見：將來土耳其“發(fā)生變動”時，雙方采取共同態(tài)度。但奧地利的心思其實是相當復雜的，它一方面力圖瓜分土耳其，并且在中歐事務上與俄國結盟，但它境內(nèi)有大量斯拉夫人，因此對于俄國勢力在巴爾干的任何加強都是反對的，它不可能容許俄國在自己南翼的步步進逼。俄奧合作的局面也僅僅維持了二十年，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zhàn)爭標志著俄奧雙邊關系的根本逆轉。在多瑙河兩公國問題上，奧地利不僅和俄國唱起了反調(diào)，而且作出了讓俄國人大動肝火的選擇。在土耳其的默許下，奧地利“暫時 ”占領了多瑙河兩公國，以填補俄國人被趕出后的真空局面。通過1856年3月30日的《巴黎和約》，奧地利以國際條約的形式鞏固了它的既得利益，行使保護多瑙河兩公國的權利；
俄國人傷筋動骨、大動干戈，到頭來不僅一無所獲，還被迫吐出了許多以前獲得的贓物，更為惱火的是，向它捅刀子的竟然是自己的“小弟弟”奧地利，這叫它如何甘心？俄奧因此交惡，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種子。俄奧激烈爭奪、牽扯眾多大國利益的巴爾干地區(qū)也成為此后一百多年間歐洲的“火藥桶”。

　　與俄奧力圖改變現(xiàn)狀、瓜分土耳其不同， 英國在東方問題上是堅定的維持現(xiàn)狀者，早在1791年，當時的首相小皮特就在議會辯論中指出：“俄國的擴張和土耳其的衰落，關系到我們的商業(yè)和政治利益”，而“維持奧斯曼帝國完整完全符合英國利益” 。與俄奧抱有領土擴張野心不同，英國在東方問題上的主要利益是商業(yè)利益。而商業(yè)利益的維持和拓展得益于這一地區(qū)的穩(wěn)定與和平。1838年，英土之間簽訂了一個有利于英國商人在土耳其的所有屬地（埃及除外）獲得商機的貿(mào)易條約。巨大的既得利益和潛在的獲益前景既堅定了英國維持這一地區(qū)的安寧和土耳其的政治獨立的決心，也加強了它防范任何改變現(xiàn)狀的企圖對英國的經(jīng)濟利益可能構成的威脅的警覺。19世紀上半期，英國已成為世界頭號海軍強國，擁有一支所向披靡的強大艦隊。它在世界上占有廣袤的海外殖民地，成為握有世界霸權的“日不落帝國”。當時，蘇伊士運河還沒有開通，東方航線是英國通往它的亞洲殖民地印度的交通生命線。英國清楚：唯有維持住土耳其的政治獨立，確保君士坦丁堡不落入俄國人手中，東方航線的安全才有保證。在外交上，英國有“勢力均衡”或“均勢”的傳統(tǒng)。英國是一個海洋國家，無力與陸地強國在歐洲大陸上直接展開爭奪。因此采取了不斷變換支持或反對一國或數(shù)國的的策略以大致維持主要大國之間的力量均衡，以防出現(xiàn)一個在力量上對所有其它歐洲國家具有壓倒性優(yōu)勢的國家聯(lián)盟，或形成一個將英國孤懸海外、阻止英國進入大陸的歐洲帝國。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zhàn)爭（1701－1714年）和奧地利帝位繼承戰(zhàn)爭（1740－1748年）中，英國支持奧地利以對抗法西等國，目的是不讓奧地利受到過度削弱而讓法國過分強大。在七年戰(zhàn)爭（1756－1763年）中，英國為避免普魯士被奧法同盟吞沒轉而支持普魯士。英國組織多次反法同盟以反對拿破侖是為了避免一個統(tǒng)一的歐洲帝國的可怕噩夢。在東方問題上，英國采用的也是同樣的策略，竭力避免任何一個歐洲大國獨霸巴爾干的局面，當然，如果可能的話，英國也不反對自己單獨控制土耳其的前景。以上四個因素結合起來，構成了英國在東方問題上的政策基礎——盡量維持巴爾干半島的現(xiàn)狀，抑制任何大國單方面謀求改變現(xiàn)狀的企圖。在兩次土埃戰(zhàn)爭（1831－1833年，1839－1841年）中，英國都站在土耳其一邊，堅決抵制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對土耳其領土和帝位的覬覦之心，不使土耳其的實力受到進一步的削弱，以免給任何大國以可乘之機。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英國更是與土耳其站在一條戰(zhàn)壕中來對抗俄國。

　　法國在東方問題上之所以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力圖維持現(xiàn)狀者，主要因為法國在這一地區(qū)與英國有著相同的或類似的利益。早在1535年，奧斯曼帝國就與法國簽訂了《特惠條例》，給法國商人以貿(mào)易特權。1740年法土簽訂了新的貿(mào)易條約，法國人又獲得許多好處，并且在敘利亞確立了勢力范圍。出于維護這些利益的考慮，法國對俄國在土耳其的擴張采取堅決抵制的態(tài)度。然而，在拿破侖戰(zhàn)爭后，事情起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法國對俄國的態(tài)度雖未見轉折，但對土耳其的態(tài)度卻有了一定的改變。由于在與英國商人的競爭中，法國商人處于劣勢，法國在土耳其的經(jīng)濟利益日趨縮小，英國人的地盤和市場份額日益擴大。法國在土耳其的些微商業(yè)利益已不能使法國人眨眼和動心。相反，在土耳其的屬國埃及，法國人卻如魚得水，左右逢源。拿破侖遠征埃及使法國人的勢力滲透到那里。他的最終失敗并沒能抵消法國的軍事和文化對埃及的巨大影響。在穆罕默德·阿里統(tǒng)治下的埃及，法國人是唯一受到埃及的統(tǒng)治集團歡迎的外國人和異教徒。由于埃及總督控制著對外貿(mào)易壟斷權，西方國家的商人不能輕易進入埃及市場。出于對法國人的友好和信任，穆罕默德·阿里把在埃及進行商業(yè)活動的優(yōu)先權授予法國，使法國人在埃及的商業(yè)利益迅速上升，以至于法國在埃及的經(jīng)濟利益遠遠超過了在埃及的宗主國土耳其。這樣，法國作為在東方問題上的維持現(xiàn)狀者，在對待俄國人的問題上，與英國的態(tài)度是一致的，如在克里米亞戰(zhàn)爭中英法聯(lián)合對俄作戰(zhàn)；
但在處理土耳其和埃及的關系時，特別是當土埃發(fā)生沖突時，與英國的協(xié)同立場即消失了。埃及在法國人眼里的重要性要遠大于土耳其。在兩次土埃戰(zhàn)爭中，法國人與英國人大相徑庭的立場即說明了這一點。但總起來看，法俄矛盾通常是遠大于英法矛盾的，法國決難容忍俄國對土耳其的作為。

　　最后是東方問題的承受國——土耳其和埃及。19世紀上半期的土耳其，政府愈加腐敗無能，官僚對突發(fā)事件往往驚慌失措，根本無法作出快速有效的反應；
政府財政捉襟見肘，陷于破產(chǎn)的邊緣，為了填補這個巨大的黑洞，土耳其政府往往割肉補瘡，屢屢增賦加稅；
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像兩座活火山，一觸即發(fā)。此時雖距奧斯曼帝國崩潰尚有一百年，但全歐洲公認土耳其已病入膏肓，無藥可救。與土耳其不同，埃及是當時奧斯曼帝國的唯一有生命力部分。1805年，被馬克思稱作“唯一能用真正的頭腦代替講究的頭巾的人”的穆罕默德·阿里成為埃及總督，在經(jīng)濟上、軍事上實行了一系列改革。在近代工業(yè)發(fā)展的同時，埃及建成了一支強大的陸軍，并擁有一支龐大的海軍艦隊。在鎮(zhèn)壓希臘獨立運動和兩次土埃戰(zhàn)爭中，埃及軍隊都顯示了不俗的戰(zhàn)斗力，以至土耳其蘇丹對阿里恨之入骨，揚言如果有人提阿里的人頭來見，則愿意把君士坦丁堡和帝國拱手相讓。然而，埃及的這種生機并沒有持存多久，在與土耳其的無休止的內(nèi)斗中，國力耗盡。外國勢力則利用土埃矛盾，打著“援助”“調(diào)�！钡幕献哟笈e進入。1840年原本以法國為靠山的埃及在英國大炮的威逼下被迫簽訂了《亞歷山大和約》，此后埃及雖然名義上的主子仍是土耳其，實際上卻換成了英國，以致最終淪為英國的殖民地。

　　體系層面的分析

　　通過對以上對三類當事國——承受國（土耳其和埃及）、力圖維持現(xiàn)狀者（英國和法國）與力圖改變現(xiàn)狀者（俄國和奧地利）的利益目標的分析，我們把它們的交互關系解析為十五對關系。它們是：1俄－英關系（主要是沖突關系）、2俄－土關系（主要是沖突關系）、3英－土關系（主要是協(xié)調(diào)、利用關系）、4英－法關系（主要是協(xié)調(diào)、利用關系）、5俄－法關系（主要是沖突關系）、6英－奧關系（呈混合關系——即沖突與協(xié)調(diào)并存）、7俄－奧關系（主要是協(xié)調(diào)、利用關系）、8法－埃關系（協(xié)調(diào)、利用關系）、9英－埃關系（沖突關系）、10法－土關系（呈混合關系）、11奧－土關系（呈混合關系）、12法－奧關系（呈混合關系）、13土－埃關系（沖突關系）、14俄－埃關系和15奧－埃關系（最后兩對“關系”的“關系”不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分析中忽略）。這十五對或十三對關系函數(shù)（Function），加上英、法、俄、奧、土、埃六個自變量，構成一個不斷變動的體系（System），而通過對這樣一個體系的分析，我們看到：

　　其一，大國之間實力相差不大、矛盾錯綜復雜，形成了一種多極格局。比如英俄矛盾是這一時期歐洲國際關系中的主要矛盾，但英法之間的矛盾有時甚至達到遠甚于英俄矛盾的程度，從1840年7月15日英俄撇開法國與普奧土在倫敦秘密達成《解決近東事件協(xié)定》中就可以看出這一點。當協(xié)定通報給法國后，法國頗受刺激，大為光火。一氣之下在國內(nèi)動員了軍隊，準備不惜與諸大國對抗。然而實力的對比和現(xiàn)實的國際局勢使法國很快冷靜下來，明白自己不足以與諸大國抗衡，于是主動作出讓步，在英國滿足了自己的一個菲薄的條件后，乖乖接受了《解決近東事件協(xié)定》的安排。這個事件說明，在多極的國際體系中，某幾個大國的“協(xié)調(diào)”可以決定利益的分配。如果某個大國意氣用事，在某個問題上固執(zhí)己見，不采取變通一點的態(tài)度，往往會使自己失掉發(fā)言權，因為這會促使別的大國聯(lián)合起來，作出不利于它的安排，而這種作為其它大國協(xié)調(diào)一致的結果的安排，自己即使感到不滿意，也不得不忍辱接受。再比如俄國，在18世紀后半期的兩次俄土戰(zhàn)爭中，歐洲列強鞭長莫及，使它順利的獨吞了戰(zhàn)果，而在19世紀上半期，歐洲大陸上同時存在著五、六個同一當量的大國，俄國的每次行動也就逃不脫來自西歐的干涉，這使得它無法為所欲為，只能寄希望于利用眾多勢均力敵的對手之間的矛盾，所以每當西歐大國之間矛盾激化之日，便是俄國大獲其利之時，反之俄國則不得不大大吃虧。這種情形正體現(xiàn)了“多極”的特點，沒有一個行為體可以單獨主宰一切，在一種均勢狀態(tài)之下，成敗可能更多的取決于行為體在體系中的“位置”（即其他行為體之間的矛盾是否對它有利）而非實力。同時我們也看到，這種相互制衡的格局并不穩(wěn)定，各國利益目標存在根本的沖突，在既缺乏保證正義的國際法和國際機制，又沒有一個壓倒一切的霸主的情況下，“正義的原則只存在于炮火猛烈的一方”（拿破侖語）所有的協(xié)調(diào)、緩和都成為暫時的“休戰(zhàn)”，各種力量不斷分化組合，矛盾不斷演化發(fā)展，最終導致了世界大戰(zhàn)。

　　其二是在體系中“牽一發(fā)動全身”，一個自變量或一對關系函數(shù)的發(fā)展、變化將影響整個中近東和歐洲的局勢。其中俄－土關系與俄－英關系、俄－法關系的交互作用最為重要，俄國對土耳其的進逼不斷引發(fā)東方危機，而英法的反應則決定了危機的進一步發(fā)展。例如在1821－1830年的希臘獨立運動中，沙皇本想借支持希臘獨立對土耳其大開殺戒。但在奉行正統(tǒng)主義原則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的警告下，一時未敢輕舉妄動。在土耳其政府擴大了對東正教臣民的鎮(zhèn)壓運動后，俄國又急于動手，然而苦于沒有一個可靠的同盟者，所以只好按兵不動。1823年3月25日，英國首相坎寧發(fā)表了一個頗令人奇怪的聲明，宣告從即日起，英國承認希臘和土耳其是交戰(zhàn)國。這既表明了英土關系的復雜微妙，也顯示的決策者個人對歷史進程的重大影響。俄國感受到了這個聲明對自己在希臘問題上的優(yōu)先發(fā)言權的的巨大挑戰(zhàn)，同時也嗅到了一個對土耳其發(fā)難的絕好機會。于是，東方問題關系史上一個空前絕后、絕無僅有的奇怪局面出現(xiàn)了。一方面,坎寧認為，解決東方問題的關鍵在于俄國，如果英國不與俄國協(xié)調(diào)好關系，將使自己失去在東方問題上的主動權和發(fā)言權；
另一方面，雖然英俄矛盾極深，俄國還是一直希望英國成為自己在東方問題上的合作者，獲得英國的支持是俄國的第一選擇。這樣，盡管英俄各懷鬼胎，它們的立場在1825－1826年間迅速接近，成為19世紀上半期的一道奇特景觀。1826年4月4日英俄簽訂了《彼得堡議定書》，協(xié)調(diào)了雙方在希土問題上的立場，規(guī)定英俄將相互支持，調(diào)停希土爭端，以圖建立一個在土耳其皇帝統(tǒng)治下的希臘；
如果調(diào)停失敗，英俄再采取一致行動，建立一個獨立的希臘國家。俄國在得到奧援之后，借機對土耳其人施加壓力，迫使土耳其簽訂了《阿克爾曼協(xié)定》。協(xié)定絲毫沒有涉及希臘問題，而只是使俄國人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擴大了自己在巴爾干半島的勢力。這是英國人始料不及的，英國人對俄國人的僅有的一點信任打了一個大折扣。次年，俄國人支持的卡波迪斯特利亞在希臘國民會議上被選為總統(tǒng)，表明俄國人在希臘的勢力極大增強，更引起了英法的擔心。法國也很快與英國協(xié)調(diào)了立場，積極介入希臘問題。同年7月7日，在英法壓力下，三國召開了倫敦會議，以《彼得堡議定書》為基礎，就希臘問題締結了《倫敦條約》，要求希土迅速脫離接觸，在一個月內(nèi)交戰(zhàn)雙方簽訂停戰(zhàn)協(xié)定。我們可以看到：當大國在東方問題上爭吵不休、矛盾重重的時候，土耳其尚可以依仗某個大國（主要是英國）夾縫求生 ，勉強度過難關；
而當大國暫時達成妥協(xié)、取得相對一致意見時，這個“病夫”就毫無“外交”可言了，不管它表現(xiàn)出了怎樣堅定的決心，也只有挨宰的份兒。在1827年10月底，英、法、俄三國聯(lián)合艦隊于納瓦里諾全殲土耳其艦隊后，土耳其感受到了自己生存面臨的巨大挑戰(zhàn)，遂決定絕斷與三國的外交關系，并向全國發(fā)出對三國開展圣戰(zhàn)的號召。事實證明土耳其的態(tài)度是極不明智的。俄國趁機于1828年4月14日正式對土宣戰(zhàn)，在自身付出了慘重代價后，迫使土耳其求和。次年9月14日的俄土《亞得里亞那堡條約》使俄國人的勢力接近了君士坦丁堡。條約反過來引起了英法的不安，使三國在這一地區(qū)的關系又趨于緊張，最終導致了下一輪東方危機直至克里米亞戰(zhàn)爭的爆發(fā)。

　　其三，國家利益因素乃是整個大國關系模式背后的無形巨手，推動著各種矛盾的發(fā)展。在國家層面的分析中，這一點已經(jīng)充分體現(xiàn)，而在更宏觀的體系層面上，國家利益的驅動力就更加彰顯了。我們當然決不否認國內(nèi)政治體制、民族宗教傳統(tǒng)、決策者個人性情等諸多因素的作用，但19世紀上半期的歐洲國際關系史一再表明：國家利益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各國在東方問題上的政策、戰(zhàn)略，也決定了各國之間的矛盾的存在；
而且隨著利益關系的變化，矛盾的重要程度不斷調(diào)整，這也就決定了誰是誰的頭號大敵，誰是誰當前可以利用的朋友，誰會和誰結盟對付誰。比如土耳其對歐洲基督徒的暴虐絕非英法所樂見，但這并不對它們共同對抗俄國造成妨礙；
又如土耳其和埃及，盡管后者名義上是前者的藩屬，但它們卻偏偏要依靠“異教徒”之力來爭斗不休。盡管各國都會為自己的行動找到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俄國自封為“東正教徒的天然保護者”“斯拉夫民族的解放者”，英國則要“遵守奧斯曼帝國古代慣例”），但在奉行“叢林法則”的國際無政府狀態(tài)下，正義的原則成為了侵略者的幌子，成了卑鄙者的通行證，那些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們早已向我們說明：“沒有永恒的朋友和敵人，只有永恒的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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