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年，人們不斷讀到傳媒披露的大貪官東窗事發(fā)后的悔罪書。他們大都一副腔調，一個模式：首先承認“我對不起人民對不起黨”，然后是挖思想根源，自責學習不夠，放松了思想改造，導致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出了問題云云，最后是表忠心，建議組織上今后加強權力的監(jiān)督云云。

　　讀這樣的悔罪書，我想象自己是專案組長，看到“這個”一向傲慢的家伙，雙膝跪倒在我腳下，痛哭流涕故作誠懇狀，卻不時偷偷地抬眼窺測我的反應……

　　讀這樣的悔罪書，我的反應是：惡心！

　　這些被揭出來的大貪官貪贓枉法并非“一念之差”而初犯偶犯，個個都有好幾年的犯罪史。假如不是鐵證如山，他們坐在主席臺上，人模狗樣講話就會是另一套語氣，另一種腔調，斥腐化墮落講民主法治，比誰都更大義凜然。

　　日前在《三聯(lián)生活周刊》（2001年11月19日出版）上讀到的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寫的《我的悔罪書》，就是這樣一件令人惡心的悔罪書樣本。他一方面唱高調，說“（現(xiàn)在的）我對自己的嚴重罪行非常痛恨，深感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我真心實意地認罪服法”；
另一方面，在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和教訓”時，卻找出了四條似是而非的理由為自己開脫。一說自己“埋頭苦干”，“整天忙于具體業(yè)務，很少抽時間認真讀書學習”，仿佛只有天天上黨校才能保持廉潔，仿佛天天“埋頭苦干”的工人農民都是大貪官；
二說自己“過多地與商人老板攪在一起”，仿佛商人老板天生就是污染源，個個拉他下水；
三說“沒有管好自己的親屬”，仿佛他只是治家不嚴；
四說什么“為情所動，因情害己”，仿佛貼上一“情”字標簽，就可以博人同情，掩飾他靈魂的卑污。最無恥的是在“悔罪書”結尾，正經八百地表白：“我是一個罪人，已經不夠共產黨員的資格，但是我依然非常熱愛、堅決擁護共產黨和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熱愛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堅信黨的事業(yè)一定會勝利�！焙靡粋�“依然”，好一個“堅信”，完全是一副革命志士的口吻，真是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

　　現(xiàn)在，一些總結貪官墮落的講話和文章，已形成一個萬用公式。這個“公式”可依最近刊發(fā)的關于浙江省新聞出版局原局長羅鑒宇案的報道（新華社杭州2001年12月3日電）中一段話為代表：“……認為，少數(shù)黨員干部之所以經不起權力、金錢、美色等各種考驗，說到底是政治信仰動搖，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發(fā)生了變化，而監(jiān)督失控是使羅鑒宇的貪欲得以放縱的外部原因。”又是內因又是外因，好像很全面很合辯證法，其實是空泛膚淺的“黨八股”。

　　貪官們懺悔，當然應當從自身找原因。他們沒有理由把自己的墮落歸咎于社會，因為在黑暗的封建王朝在萬惡的舊社會歷朝歷代都不乏廉潔奉公的清官，因為在當今也并非無官不貪；
他們身為領導干部已按職位合法享有相當大的福利待遇，說什么心理不平衡，攀比的難道是他們治下的占人口大多數(shù)的工人農民嗎？

　　但是，作為社會管理者、改革者，特別是管官的組織和紀監(jiān)部門，卻不能開口就講那些人是經不起考驗，人生觀如何如何。這樣講，很像寧夏吳忠市那個見死不救的王副市長為自己推脫責任講的：“關鍵是（那個落水的）女孩沒有自救能力�！备刹總兌加小白跃取蹦芰�，經得起考驗，那還有什么話好說！以羅鑒宇為例，他落選紹興市委員后卻莫名其妙地升任市委常委，黨內民主與集中是什么關系？個別權勢者怎么可以這般無視黨心民意？報道說他當出版局長后獨斷專行，拒絕監(jiān)督。是誰給了他“丹書鐵券”？

　　沒有人是天生的賊胚。貪官們的墮落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社會的損失。貪官們要從墮落中汲取教訓，重新做人（倘若罪不至死），社會也要從中汲取教訓，為領導干部的拒腐防變提供良好的社會環(huán)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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