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哈貝馬斯（Juergr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理論，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理論一起，被嘗試應用在中國研究領域，特別是中國近代史領域。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是從歐洲的歷史中抽象出來的，它既是一個經(jīng)驗的理想類型（idea type），又是一個訴諸于現(xiàn)實批判的烏托邦解放模式，這樣的分析架構(gòu)是否可以作跨文化的運用，同樣適用于中國？換而言之，在現(xiàn)代性的歷史過程之中，公共領域只是歐洲的一個特殊經(jīng)驗，還是有可能成為跨文化的普遍性模式？如果是后者的話，其在中國的經(jīng)驗形態(tài)又是什么樣的？

　　關于這一問題，雖然近年來國內(nèi)外的研究有所涉及，但尚未作詳細的討論。本文試圖以近代上海作為個案，討論中國社會的公共領域為什么會以上海為中心得以形成，它是以與歐洲如何不同的方式呈現(xiàn)的，以及作為公共領域的主要活動者---中國知識分子又是如何自我理解的。

　　一，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

　　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是以18世紀歐洲-主要是法國、英國和德國的歷史為背景，所得出的一個馬克斯韋伯式的理想類型。他分析了18世紀資產(chǎn)階級社會中出現(xiàn)的俱樂部、咖啡館、沙龍、雜志和報紙，是一個公眾們討論公共問題、自由交往的公共領域，它形成了政治權(quán)威重要的合法性基礎。公共權(quán)力是否合法，是否代表民意，要看是否在公共領域之中得到了經(jīng)由自由辯論而產(chǎn)生的公眾輿論的支持。[注1]

　　在哈貝馬斯整體理論架構(gòu)中，之所以提出公共領域這一概念，乃是基于這樣的問題意識：在政治現(xiàn)代性展開的歷史過程中，政治權(quán)威的合法性基礎會發(fā)生什么樣的變化？在傳統(tǒng)社會之中，政治上的正當（right）來源于道德價值體系中的善(good)。在古希臘人那里，城邦作為一個政治共同體，同時也是一個道德的社群，政治權(quán)威之所以是正當?shù)�、應該服從的，乃是因為它體現(xiàn)了城邦的公共的善。在中世紀的基督教時代，上帝的意志替代了城邦的至善，成為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淵源。而現(xiàn)代社會是個世俗化的社會，即一個"后上帝"時代，當上帝被逐出政治領域之后，由什么來替代上帝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盧梭的人民主權(quán)理論，為"后上帝"時代的政治合法性提出了強有力的論證：公共權(quán)力的合法性只能來源于人民的同意。[注2]哈貝馬斯繼續(xù)發(fā)展了盧梭的人民主權(quán)理論，他區(qū)分了現(xiàn)代政治兩個不同的過程。一個是以選擇政治代表和政治領袖為中心的民主選舉，這當然是權(quán)力合法性的重要來源，但僅僅有民主選舉是不夠的，還不足構(gòu)成權(quán)力合法性的"神意"基礎---這一"神意"基礎在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世俗化，為一般公眾的"公共意志"（ general will）所替代，而"公共意志"的產(chǎn)生，不是在政治選舉之中，而是在政治領域的外部---公共領域之中，由自由的公眾，通過公共討論和社會批評而實現(xiàn)的。也就是說，公共領域不是政治領域，它與一般的政治投票相區(qū)別，也不同于私人領域，與以市場為核心的市民社會也不是一回事。公共領域介于這二者之間，是"一個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眾的領域"，并對政治權(quán)力通過社會輿論進行公共監(jiān)督和批評。[注3]這一以公眾輿論為基礎的政治合法性，正是公共領域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對于公共領域理論的跨文化應用問題，哈貝馬斯本人是很謹慎的，他在代表作《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一書初版序言中，談到，不能把公共領域這一概念，與源于歐洲中世紀的市民社會的獨特歷史發(fā)展隔離開來，并作為一種理想類型，隨意應用到具有相似形態(tài)的歷史語境中去。[注4]盡管如此，這些年來，國際學術界依然不顧作者本人的意愿，用公共領域理論來分析和解釋眾多非歐洲的歷史，包括當代東歐的變遷以及中國的近代史研究。這表明，不管哈貝馬斯本人如何謹慎，公共領域如同市民社會、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理性性、工業(yè)化等等概念一樣，已經(jīng)從一個特殊的經(jīng)驗分析，演化為一個擁有廣泛解釋力的理想類型，它從歐洲的歷史中被抽象出來，成為一個與現(xiàn)代性問題相關聯(lián)的普適性的解釋架構(gòu)。

　　為什么如此？這乃是因為韋伯所開創(chuàng)的理想類型，乃是一種知性的分析方式，雖然它也是從特殊的經(jīng)驗事實提煉而來，但由于其高度的抽象性，可以超越文化和歷史語境，有效地說明跨語境的歷史中某些共同的、普遍性的要素和特質(zhì)。以公共領域為例，其經(jīng)驗基礎雖然僅僅局限于歐洲18世紀的歷史，但由于它涉及到上面所說的現(xiàn)代政治合法性這一跨文化的普遍性問題，因而就有可能成為一個普遍有效的分析概念。公共領域最關鍵的含義，是獨立于政治建構(gòu)之外的公共交往和公眾輿論，它們對于政治權(quán)力是具有批判性的，同時又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礎。只要在整個社會建制之中出現(xiàn)了這樣的結(jié)構(gòu)，不管其具有什么樣的文化和歷史背景，我們都可以判斷，它是一種公共領域。

　　不過，作為一種高度抽象的理想類型，公共領域的理論可以"跨文化"，無法"超文化"，當我們對它進行規(guī)范論證的時候，可以將具體的經(jīng)驗事實暫時用括號括起來。然而一旦具體應用于某個地域，比如中國和上海的時候，概念的有效性必須得到經(jīng)驗事實的支持，并且通過跨文化的歷史比較，看看同一個公共領域的事實，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是如何呈現(xiàn)出不同的特殊性面貌的。

　　從上述的理解出發(fā)，接下去我將以上海為例，分析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其形成的思本土淵源、歷史形態(tài)和輿論功能，并通過與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觀念的比較，探討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二， 中國公共領域的本土傳統(tǒng)

　　按照哈貝馬斯的理論，公共領域是一個與政治合法性有關的概念，要研究公共領域，首先要從合法性建構(gòu)的歷史演變著手。在這方面，古代中國走的是一條西方不同的建構(gòu)途徑。在古代中國的歷史上，雖然沒有出現(xiàn)過類似上帝那樣的人格神，卻有著同樣擁有外在超越形態(tài)的"天"（heaven），即形而上意義上的"意志之天"。這一冥冥之中的"天命""或"天意"，代表了宇宙萬物、現(xiàn)實社會的最高意志，也提供了政治權(quán)力的合法性源泉。歷代皇帝之所以被稱為"天子"，證明了他不過是代表了"天"的意志統(tǒng)治著臣民。既然皇帝的合法性來自于"天"，而不能來自于自身、家族或傳統(tǒng)，那么，在皇帝與"天"之間的關系，就不是自明的，其合法性需要證明。由誰來證明，如何證明呢？如同歐洲中世紀國王的合法性由教皇來證明一樣，中國皇帝的合法性是需要能夠知曉"天命"、解釋"天意"的知識人士來證明的，這樣的知識人士，在遠古是巫師，到西周以后就是士。至于證明的方式，儒家提供了一套關于民本主義的政治哲學，其要旨是：政治權(quán)力是否合法，以民心的向背為決定性條件，原始信仰中的"天命"，只能解釋為"民心"，"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民所支持的人，方能成為天子。[注5]

　　在儒家政治哲學的影響之下，中國古代的政治合法性既是超越的（"天命"），又是世俗的（"民心"）。超越的"天命"需要世俗的"民心"來證明，而人民本身是沉默的，皇帝最終是否代表"天意"或"民心"，則取決于知識人士-士大夫的社會輿論。歷代的中國士大夫，總是力圖在皇朝的體制內(nèi)外，建立自己的輿論中心，從東漢的太學到明末的東林書院，士大夫的清議可說是達到了悲壯的程度。

　　盡管古代的儒家有民本主義的政治哲學，有歷代士大夫的清議傳統(tǒng)，而且士大夫們也通過太學、書院、會館等等各種公共交往的方式互相聯(lián)絡，有所組織，但實際上并無形成類似現(xiàn)代公共領域的可能。公共領域，作為一種提供政治合法性基礎的公共交往和公眾輿論，它的建構(gòu)不是獨立的，一方面需要有現(xiàn)代的代議民主制配合，另一方面要有人民主權(quán)理論作為觀念的預設。與中世紀教皇代表上帝賦予國王統(tǒng)治合法性不同，在古代中國，士大夫并沒有替天加冕的權(quán)力，士大夫的清議，雖然可以對皇帝實行軟制約，但缺乏制度性的保障，自身也沒有強有力的組織體系，無法形成類似歐洲中世紀那樣的神權(quán)/皇權(quán)二元化建制。

　　另一方面，從思想史的淵源來說，儒家的政治哲學雖然有孟子這一系的民本主義傳統(tǒng)，但也有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的另一系傳統(tǒng)，雖然都有限制皇權(quán)的意思，但從觀念上說，皇權(quán)既然有兩重來源，既來自"天命"，又來自"民心"，這種模糊的二元合法性，形成了皇帝與士大夫之間的非制度化的不確定關系：當皇帝處于強勢時，他可以自稱代表了"天?quot;，不理睬士大夫的清議；
只有當皇帝處于弱勢時，才會憚于士大夫憑借"民意"的威懾，有所節(jié)制。因此，儒家的民本主義雖然擁有公眾輿論作為權(quán)力合法性的內(nèi)涵，但這樣的內(nèi)涵由于沒有人民主權(quán)理念的配合，依然保留著"天意"的終極價值，所以始終無法開拓出現(xiàn)代的民主觀念和公共領域的現(xiàn)代體制。

　　縱然如此，在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形成過程之中，儒家的民本主義思想依然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后者為前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傳統(tǒng)合法性"的價值。這是因為，最早在中國重視公共領域的，是以"托古改制"為特色的維新派。在他們論證和建構(gòu)公共領域的時候，大量提到了孟子的民本主義思想，以及東漢太學、宋明書院、明末東林黨等中國士大夫的清議傳統(tǒng)。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黃宗羲的思想給了清末維新派極大的啟發(fā)。

　　正如已經(jīng)有許多研究者所注意到的那樣，明末在中國近代思想的萌芽和形成之中，是一個極重要的時期，可以說是開了中國近代思想的先河，顧炎武、王船山和黃宗羲分別以古代的方式提出了類似近代民主的想法。尤其是黃宗羲，在限制皇權(quán)的思考過程中，破天荒地提出了重新理解和建構(gòu)"學校"的問題。所謂"學校"，在過去，一般都被理解為是培養(yǎng)人才的場所，但東漢太學和明代書院留下的抗議傳統(tǒng)，令黃宗羲感到有必要將"學校"重新定位，使之成為制約皇權(quán)的公眾輿論空間。他說："學校所以養(yǎng)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校，而后設學校之意始備"。在他之前，孟子雖然提出了皇權(quán)的合法性出自"民心"，但孟子并沒有解決"民心"的建制化問題。黃宗羲在中國思想史上，第一個提出了將"民心"即社會輿論通過"學校"這一士大夫的公共空間加以落實，而且明確指出"學校"的公議是政治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學校。"。[注6]在黃宗羲看來，不是皇帝，而是"學校"形成的輿論，才是天下是非的標準，身為天子的皇上也要以其是非為是非，這是一個很了不得的貢獻。之所以了不得，乃是因為到了黃宗羲這里，公眾輿論的設想才不再像以前那樣飄緲懸空，而是落實了具體的社會建制。

　　用輿論限制皇權(quán)，在中國傳統(tǒng)政治建制中，不是沒有先例，比如專門對皇帝進言的諫官，還有負責監(jiān)察官僚的御史。然而，無論是諫官還是御史，都是官僚體系的一部分，受到皇權(quán)控制，本身是不獨立的。而黃宗羲所設想的"學校"，是獨立于皇權(quán)和官僚的公眾輿論機構(gòu)，其領袖與成員的產(chǎn)生，不是由朝廷選派產(chǎn)生，而是由士大夫通過自身的公議推舉和更換。[注7]"學校"是民間的，但又對權(quán)力中心擁有制度性制約，每月初皇帝必須率領文武百官?quot;學校"，象弟子一般坐在下面，聽取"學校"的學長講學，該學長由"當世大儒"擔任，地位與宰相相等，政治若有缺失，可以當著皇帝和宰相的面，直言批評。[注8]

　　過去的研究者多認為黃宗羲的"學校"類似于現(xiàn)代議會，但從上述介紹來看，無寧說更接近現(xiàn)代的公共領域。"學校"沒有現(xiàn)代議會的選舉、罷免官員的參政權(quán)利，卻有公共領域的討論國事、提供政治合法性的議政功能�？梢哉f，黃宗羲的確是在中國歷史上提出公共領域思想的第一人。他對清末維新派建立公共領域的影響也是直接和巨大的。青年梁啟超在讀到上述驚世駭語之后，感到極大的刺激，他說，我后來的政治運動，受到黃宗羲思想的影響最早而最深。[注9]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不僅是西方移植過來的泊來品，而且有著本土的歷史資源，而從孟子的民本主義到黃宗羲"學校"傳統(tǒng)，都對近代中國形成與歐洲不一樣的公共領域觀念和形態(tài)，產(chǎn)生了獨特的影響。

　　另外，從思想史的淵源來看，到了19世紀末，上海能夠成為中國公共領域的中心不是偶然的，它受到了明末以后以黃宗羲、顧炎武等為代表的江南士風的很大影響。江南的士大夫在宋明以后就逐漸眼光向下，注重在民間創(chuàng)辦書院，開拓風氣，形成輿論，以期在朝廷之外建立強大的道統(tǒng)。這些區(qū)域化的歷史傳統(tǒng)和民間氛圍對清末上海的改革路向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使得上海成為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中心。

　　三， 上海公共領域的形成

　　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出現(xiàn)，大致在甲午海戰(zhàn)失敗到戊戌變法這段時間。受到馬關條約的刺激，士大夫從過去的醉生夢死中幡然醒悟，開始大規(guī)模的議論時政，參與變革。一時間，報紙、學堂、學會，層從不窮，形成了公共交往和公眾輿論的基本空間。在當時，全國維新運動最活躍的地區(qū)，主要有三個：北京、上海和湖南。報紙、學會、學堂等，也以這三個地方發(fā)展最甚。但是，為什么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會以上海為中心，而不是北京和長沙呢？

　　公共領域的出現(xiàn)，有兩個很重要的條件：一是從私人領域中發(fā)展出公共交往的空間，伴隨書籍，雜志、報紙的日常生活化，出現(xiàn)有教養(yǎng)的閱讀公眾，這些公眾以閱讀為中介、以交流為核心，逐漸形成開放的、批判的公共領域。二是公共領域討論的雖然是公共政治問題，但本身是非政治化的，是在政治權(quán)力之外建構(gòu)的公共討論空間，相對于權(quán)力系統(tǒng)來說擁有獨立性。[注10]

　　從這一角度檢討，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北京和長沙分別擁有上述兩個條件中的一項，唯獨上海，同時擁有上述兩個條件。先說北京。維新運動的序幕---公車上書是在這里拉開序幕的，康有為、梁啟超最早也是在北京辦強學會和《中外紀聞》。而在這之前，也有京師同文館等新型學校。然而，北京畢竟是京城，風氣比較保守，且政治色彩濃烈，缺少市民社會的基礎。任何變革事業(yè)，都不得不與體制糾纏在一起，容易形成意識形態(tài)之爭，所以，辦學、辦報，辦學會等事，往往事倍功半。同是洋務辦的學校，上海的光方言館，成績卓著，而京師同文館，則風波迭起，阻力重重。[注11]而最早的維新團體強學會，成員中多是官府中的重臣要員，不具有獨立性，可以說是一個半體制、半民間的團體。很快便卷入朝廷內(nèi)部的利益斗爭，無法在京城生存，更不要說發(fā)展了。再說長沙。雖然在巡撫陳寶箴的支持下，1895年以后，湖南新政轟轟烈烈，且遠離京城，維新士大夫云集，時務學堂、《湘學報》也辦得有聲有色，有形成中心的趨勢。然而，長沙有其不可克服之短處：地理位置偏于內(nèi)地，風氣比較閉塞，對外部大勢了解有限，也不易形成全國影響。維新勢力多是靠地方官員一時一地的鼎力推動，且多外來，缺乏本地的扎實基礎。一旦地方官易人，失去政治背景，公共領域就全面崩盤。

　　比較起北京、長沙，上海在建構(gòu)公共領域方面，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本來，上海不過一區(qū)區(qū)彈丸之地，在傳統(tǒng)政治地圖中找不到它的位置。1842年開埠以后，借助租界帶來的特殊地位和八方匯集的歐風美雨，到19世紀末，短短半個世紀之間，就成為京城之外中國最重要的城市。近代上海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是奇怪而復雜的，西方列強、中央朝廷以及地方官員之間形成了微妙的抗衡，誰也無法主宰上海，因而近代上海體制外的空間，在當時的中國，可以說是最大的。西方人帶來的新型事業(yè)，洋務運動所形成的商業(yè)氛圍，使得上海在建構(gòu)公共領域方面擁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早在19世紀末，就擁有了全國多項之最：數(shù)量最多的中外報刊、發(fā)行量最大的中文報紙《申報》、《新聞報》、歷史最悠久的西書出版機構(gòu)廣學會和江南制造局翻譯館、規(guī)模和影響最大的中文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全國數(shù)量最多、辦學最成功的新型學校廣方言館、格致書院等。還有郵政、電報、電話、現(xiàn)代印刷技術、公共圖書館、戲院、電影院、公共園林等，在全國也處于遙遙領先的水平。這一切，為新型士大夫的公共交往和公眾輿論的形成，提供了別的地區(qū)無法比擬的優(yōu)越環(huán)境。

　　那么，上海公共領域的形成，與上海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和市民社會的建構(gòu)有什么關系呢？在許多場合，人們總是將市民社會與公共領域相提并論。的確，歐洲公共領域的形成，與市民社會的發(fā)展緊密相關。本來，市民社會涉及到的是有關市場交易的私人事務，它實際上就是一個市場社會，在市民社會中活動的，是作為資產(chǎn)階級的市民。而公共領域不一樣，它涉及到的，是有關社會政治生活的公共事務，在其中活動的，是具有公共關懷和政治參與意識的公眾。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擴展，資產(chǎn)階級的市民們，日益感到有介入公共事務的需要，遂作為公眾出現(xiàn)在咖啡館、沙龍、報紙等公共空間，討論社會公共事務，形成制約權(quán)力的公眾輿論。由此形成體制化的公共領域。[注12]

　　然而，在近代上海，公共領域的出現(xiàn)，并非受到了市場社會的推動，也與資產(chǎn)階級無關。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幾乎是一個平行的過程，甚至，前者的出現(xiàn)，要比后者更早。作為市民社會建制化的重要標志之一商會組織，中國直到1902年才首次出現(xiàn)，即上海商業(yè)會議公所，而成規(guī)模的建立，要到1903年《商會簡明章程》發(fā)布以后。相比之下，作為公共領域重要標志的政論性報刊，在1895-1898年間，就出現(xiàn)了第一次高潮。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中國公共領域的形成，并非與資產(chǎn)階級的市民利益有關，而是同晚清帝國的內(nèi)外危機密切相關，是社會變革的一部分。它的參與者，沒有一個類似歐洲那樣的從市民到公眾的資產(chǎn)階級的身份轉(zhuǎn)變，從一開始，就是由立志于改革的士大夫來推動的。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在起源上有其特殊性。之所以特殊，乃在于它的形成，相對于市民社會，是一個相對獨立的過程。因而，研究近代上海的公共領域，不是由下而上，從市民社會著手，而應該從新型士大夫的凝聚開始。

　　由于上海是中西交匯之處，而且成為洋務運動的中心，凡是有改革意向的洋務士大夫幾乎都有過在上海的經(jīng)歷，在十里洋場受到歐風美雨的洗禮。馮桂芬是在上海入的李鴻章幕，在上海通過傳教士了解西方的政情民意，最后寫了著名的《校邠廬抗議》；
王滔去香港辦報之前，早年曾經(jīng)在上海墨海書館作編輯，接觸了大量西學新知；
鄭觀應更是長期生活在上海，他的思想、活動都與上海直接相關；
張渙倫更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畢生在上海從事新型教育，出任過南洋公學的首任總教習。我們可以看到，從19世紀中葉開始，上海就成為得風氣之先的新型士大夫的凝聚之地。這些新型士大夫，雖然有傳統(tǒng)功名，但已經(jīng)不再重復傳統(tǒng)的仕途，而是面向社會，走另外一條人生的道路：當買辦、開報館、辦書院、譯西書等等。這些創(chuàng)造風氣的士大夫，再加上報紙、雜志、西書和書院所培養(yǎng)和創(chuàng)造出來的受過新式教育的閱讀公眾，成為上海公共領域中基本的骨干。

　　God bless me.

　　不過，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上海雖然陸續(xù)形成了公共領域的多種基礎和條件，但不能就此判斷說，這些就是公共領域本身。公共領域按其性質(zhì)來說，是獨立于權(quán)力系統(tǒng)之外，而且是公共的、批判的。雖然，9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些報紙、書院部分地具有批判的性質(zhì)，比如我們以后將談到的格致書院對社會政治問題的討論，但它們并非是公開的，也沒有直接面對公共大眾。而且，作為主持者洋務士大夫本身也依然屬于體制的一部分，缺乏真正的民間身份。

　　從思想史的角度來說，在上海公共領域形成的過程中，有兩位思想家功不可沒，不得不提。第一位是鄭觀應。在早期洋務思想家中，不少人都重視民權(quán)和議院，但真正認識到公共領域，特別是報紙的重要作用，并將此與議院相提并論的，可能只有鄭觀應。在著名的《盛世危言》中，他專章討論?quot;日報"的作用，認為要使君意與民情上通下達，除了開議院之外，"莫如廣設日報矣"。[注13]鄭觀應明確認識到："日報與議院，公論如秉炬"。[注14]此外，他還重視學校的作用，將辦學校與開議院看成是"君民一體、上下同心"的重要途徑。[注15]能夠在開議院之外，如此重視辦日報和辦學校，以此作為"公論"的基礎，在當時恐怕僅鄭觀應一人。

　　另一位重要的人物是梁啟超。梁啟超雖然也參加了公車上書，但他開始走出乃師康有為的光芒，開始嶄露頭角的，卻是在上海主筆《時務報》期間。上海是他的真正發(fā)跡之地。維新運動領袖，一般以康梁并稱，但兩人的改革旨趣和所代表的路向是有區(qū)別的。康有為的目光往上，致力于體制內(nèi)部的變革，開議會，追求君主立憲；
梁啟超的旨趣在下，辦報紙，搞學會，興學校，后者更接近公共領域的思路。他在《時務報》上發(fā)表的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文章，在變法的總題目下，富有感染力地論證了"報館有益于國事"、"有助耳目喉舌之用"，也指出了"欲振中國，在逛人才；
欲廣人才，在興學會"。[注16]他以自己那支"筆鋒常帶情感"的銳筆，不僅提出了一套中國式的公共領域觀念，而且還身體力行，通過主持《時務報》的言論，提供了在中國建立公眾輿論的成功實踐。值得注意的是，鄭觀應、梁啟超都是在上海，形成了他們的公共領域思想，這恐怕不是偶然的，應該與當時上海濃郁的民間氛圍有直接的關系。

　　《時務報》不僅對梁啟超個人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上海來說，也是重要的標志。1896年《時務報》的創(chuàng)辦，標志著"一個規(guī)模雖然偏小，但已經(jīng)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領域"[注17]的正式形成。

　　之所以將《時務報》創(chuàng)刊視作上海公共領域的起點，乃是基于三個理由。其一，《時務報》不是一份孤立的報紙，其背后還有一個維新派組織：強學會。強學會的性質(zhì)，按照康梁的自我理解，是"兼學校與政黨而一?quot;[注18]報紙、社團和學校，將成為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主要形式，而四馬路上的時務報館，也成為當時維新人士的聚集地。以報紙為中心，再加上學校、學會的配合，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開始初居規(guī)模。其二，《時務報》以及其創(chuàng)辦者康、梁、汪（康年）等人，雖然與體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其基本的活動方式已經(jīng)從體制內(nèi)部轉(zhuǎn)移到了民間，朝下訴諸于輿論的教化，向上對朝廷施加變革壓力，開始具有了現(xiàn)實的批評性格。其三，《時務報》雖然辦在上海，但影響在全國，如梁啟超所說，"數(shù)月之間，銷行至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quot;。[注19]這表明，《時務報》已經(jīng)具有了公眾輿論那種公開的、覆蓋全社會的影響。

　　自《時務報》以后，上海就一直執(zhí)掌全國輿論之牛耳，上海眾多的報刊雜志左右并影響著全國的輿論，誰要對全國產(chǎn)生影響，首先必須控制上海的輿論。戈公振在《中國報學史》中引證《上海閑話》一書的話說："全國報紙，以上海為最先發(fā)達，故即在今天，亦以上海報紙最有聲光。北京稱上海報為南報，而廣東及香港南洋群島稱上海報紙為滬報。凡是未經(jīng)上海報紙登載者，不得作為證實，此上海報紙足以自負者也。" [注20] 近代上海作為全國輿論和公共領域的中心，從此不可動搖，擁有了無可置疑的權(quán)威性。

　　四， 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最初結(jié)構(gòu)以及演變

　　哈貝馬斯分析過，歐洲的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的前身是文學公共領域，通過文學藝術的討論而聚集起來，隨后從文學問題轉(zhuǎn)向政治問題，形成政治的公共領域。[注21]不過，這一描述并不適合中國。如上所述，在近代中國，由于公共領域的建構(gòu)直接與救亡和變革這些政治問題相關，因此，致力于公共領域建構(gòu)的新型士大夫，不是以文學，而是直接以政治作為中介聚集起來。其討論的主題，不是所謂公共的文學藝術問題，而是民族國家的建構(gòu)和傳統(tǒng)制度的改革。中國的公共領域，從一開始就表現(xiàn)出明顯的政治性質(zhì)。

　　另一方面，歐洲的公共領域是從文學公共領域發(fā)展而來，沙龍、咖啡館起了很大的作用，這些地方成為有教養(yǎng)的貴族和資產(chǎn)階級實現(xiàn)社會交往的公共場所。但沙龍、咖啡館在中國是泊來品，即使在最洋化的上海，也要到20世紀20-30年代才在文學圈中，獲得青睞，它們與中國人甚至中國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無涉，無法成為公共交往的一部分。

　　那么，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的基本結(jié)構(gòu)又是什么呢？可以說，在其最初形態(tài)上，主要是由學校、報紙和學會組成的，而在某些極端的例子，它們甚至組成了"三位一體"的關系。另外，還有集會、通電等作為補充。通過這些空間結(jié)構(gòu)，近代中國的新型士大夫和知識分子以救國為主旨，聚集起來，實現(xiàn)新型的社會交往關系，并形成批判性的公眾輿論。

　　下面，將以近代上海為例，作一些分析。

　　首先是學校。在中國公共領域各種空間形式之中，學校是最早、最初的形態(tài)。本來，按照現(xiàn)代的教育理念，學校只是一個傳授知識和技能的場所。然而，在古代中國的教育思想中，特別是宋明以后的書院傳統(tǒng)中，學校還負有教化民眾、移風移俗、領導社會風氣的使命。這樣的使命，是帶有相當強烈的公共批評色彩的。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會產(chǎn)生黃宗羲那種學校決定天下是非的思想。19世紀中葉上海幾所新型學校的創(chuàng)辦，雖然是為洋務事業(yè)服務，(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培養(yǎng)的是洋務專業(yè)人才，但依然受到了中國歷史傳統(tǒng)的影響。

　　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上海的格致書院。這家中西合辦的新式學校，主要培養(yǎng)適合洋務事業(yè)的科技人才�？萍冀逃�是其最重要的特色。即使如此，主持書院的王韜、傅蘭雅等，秉承古代書院的傳統(tǒng)，注重對學生的道德教化。最有意思的是，格致書院從1886年起，進行季考，請洋務派的官員和著名士大夫出題，由學生自由回答。題目除了科學之外，多是一些與政治變革、國家致富、法律設置等公共問題有關的大題目，比如：《中國近日講求求富之術當以何者為先論》、《中國創(chuàng)行鐵路利弊論》、》《中國大憲選派辦理洋務人員應以何者為稱職論》、《議院論》、《中西律例異同得失安在》等等。從目前所存的答卷來看，學生們暢所欲言，放言無忌，每次季考，等于一場內(nèi)部范圍的公共時務大討論。[注22]類似的公共時務討論，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在各個新型學校更是普遍的現(xiàn)象。學校成為了晚清公共領域的一個重要陣地。

　　作為公共領域的核心部分，是報紙和學會。在這方面，上海是歷史上最有影響的中心。根據(jù)張玉法的統(tǒng)計，從強學會封閉到戊戌政變之前，全國出現(xiàn)的重要學會有62個，其中15個在上海，占了將近四分之一，數(shù)量在全國居第一。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農(nóng)學總會、戒纏足會、戒煙會、蒙學公會、譯數(shù)公會、實學會、亞細亞協(xié)會等。[注23]另一方面，在1896-1898年這段時間里，上海新創(chuàng)辦的的報紙也有數(shù)十種之多。這些報紙，以《時務報》的成功為榜樣，多以政論作為自己的靈魂，刊首刊有"本刊撰論"，對社會變革和公務事務發(fā)表自己的看法。[注24]這樣大規(guī)模公開議論國事，是過去從未有過的情形，這表明，上海的公共領域在90年代的維新運動中真正形成了。

　　更為重要的，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報紙、學會和學校作為公共領域的基本元素，常常形成某種"三位一體"的緊密結(jié)構(gòu)：報紙背后有學會，學會背后有學校。以《時務報》為例，其背后的組織形態(tài)是強學會，而強學會按照康梁的設想，?quot;兼學校與政黨而一之"的。到20世紀初，上海又出現(xiàn)了另一個典型的"三位一體"式公共領域，即《蘇報》、中國教育社和愛國學會。中國教育會在1902年由蔡元培等一批在上海的知識分子創(chuàng)立，旨在培養(yǎng)符合共和理想的國民。南洋公學學潮之后，由中國教育會出面，辦了愛國學社以及愛國女學。這兩所學校除了傳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新學之外，常常向?qū)W生灌輸革命思想，學校氣氛活潑自由，每周到張園舉行政治演說會，公開討論國是。而《蘇報》?且徽琶揮杏跋斕男”ǎ?沙路督郵罩?螅?鸞デ閬蛞檎??903年它與中國教育社和愛國學社達成協(xié)議，由后者的成員為報紙供稿，擔任主筆，《蘇報》成為它們的機關報,報紙與學社、學校結(jié)成"三位一體"的緊密關系。清政府后來之所以對《蘇報》十分惱怒，欲除之而后快，恐懼其輿論影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背后有組織，有人員，在上海租界特殊環(huán)境的掩護下，，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對統(tǒng)治有威脅的體制外力量，所以，最后才鬧出震驚中外的《蘇報》案。

　　在上海的公共領域之中，報紙、學會和學校是三種主要形態(tài)。除此之外，還有兩種空間的形態(tài)值得注意。其一是集會。19世紀末、20世紀初，利用上海租界的自由空間，政治集會在上海已經(jīng)成為一個相當普遍的公眾輿論表達方式。而張園，則是上海最著名的集會場所。張園，地處公共租界的黃金地段，在當時除了是上海的觀光游樂中心之外，也是各種政治輿論公開表達的中心，可以說是上海的"海德公園"。據(jù)熊月之的研究，從1897年到1913年間，張園舉行的重大集會有近40次。每逢有重大事件發(fā)生，張園就成為輿論的中心。發(fā)起人和參與者涉及到社會各個階層，有商界人士、政府官員，也有知識分子、一般市民以及外籍人士。集會主題多為有關國家和地方重大事務，主題和內(nèi)容也五花八門，各種政治傾向的人士都會到張園來集會演說、表達政見。[注25]這些集會和演說，具有公開的、公共的和批判的性質(zhì)，毫無疑問，具有公共領域的最典型特征。

　　另一種公共領域的形態(tài)是通電。所謂通電，乃是社會各個階層或人士通過聯(lián)署的方式，對國家重大政治事件發(fā)表意見，表明立場，然后通過電報局或者報館發(fā)往各地，對全國產(chǎn)生影響，對政府構(gòu)成民間的輿論壓力。這是相當具有中國特色的公眾輿論表達和傳播方式，而上海，因為晚清以來成為公共領域的中心，許多重要的通電都是由上海發(fā)出的。通電與集會有著內(nèi)在的形式聯(lián)系，張園集會之后，往往會通過一項通電，廣發(fā)海內(nèi)。最早和最有名的通電，乃是1900年經(jīng)元善發(fā)起的反建儲通電。戊戌政變之后，慈禧太后策劃廢立光緒，另行建儲，以為替代。消息傳出，上海民間一片喧嘩。電報局總辦經(jīng)元善聯(lián)合上海各界士紳商民1231人，聯(lián)合署名，通電北京，反對建儲。上海的紳商還集會決定，若慈禧一意孤行，將倡議全國工商各界聯(lián)合罷市。通電既出，全國震驚，也得到各國公使的呼應。最后，慈禧迫于內(nèi)外壓力，不得已取消廢立計劃。反建儲通電的成功，表明以上海為中心的公共領域，在晚清復雜的政治格局之中，已經(jīng)擁有了相當?shù)妮浾摿α亢椭萍s能力。自此以后，直到20世紀20年代末，每逢國家有重大事件發(fā)生，比如五四運動、袁世凱稱帝等，上海各民間團體，在上�？偵虝�、江蘇教育會等發(fā)起下，經(jīng)常發(fā)表全國通電，表明政治立場，每每成為公眾輿論的重要風向標。

　　中國公共領域的主要參與者是受過教育的知識人士。從戊戌維新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這二十年間，按照張灝的說法，是一個知識、文化和社會的"轉(zhuǎn)型時代"[注26]相應地，知識人士在這個時代里，也有一個從士大夫到新型知識分子的身份轉(zhuǎn)換。哈貝馬斯曾經(jīng)談到，歐洲的公共領域，從參與者的身份來說，有一個從貴族代表性公共領域到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的變化。[注27]而在中國，發(fā)生的則是新型士大夫的公共領域到現(xiàn)代知識分子公共領域的轉(zhuǎn)變。大致在戊戌維新時期，公共領域的主要活動者主要是有傳統(tǒng)功名、但又具備一定新知的新型士大夫，從強學會的成員名單里面，可以清晰地看到這個特點。[注28]1905年科舉制度廢除前后，這一情況逐漸發(fā)生了變化，比如，中國教育會的主要成員，既有有功名的新型士大夫，也有年青的知識分子，而且后者在數(shù)量上已經(jīng)開始占了多數(shù)。[注29]公共領域的發(fā)展，不僅意味著公眾輿論的改變，而且也象征著參與者交往方式的變化。在傳統(tǒng)中國，士大夫群體內(nèi)部也有自己的交往規(guī)則，它基本上是以師生和功名秩序所形成的等級關系。但在公共領域這樣一種新的交往方式之中，傳統(tǒng)的等級關系漸漸打破，會產(chǎn)生一種精英之間的平等觀念，乃至最后發(fā)展為國民和公眾這樣完全現(xiàn)代的平等性的自我理解。正如哈貝馬斯所說：在公共領域的多種形態(tài)之中，"在機制上，它們擁有一系列共同的范疇，首先要求具備一種社會交往方式；
這種社會交往的前提是社會地位平等，或者說，它根本不考慮社會地位問題。----所謂平等，在當時人們的自我理解中即是指"單純作為人"的平等。唯有在此基礎上，論證權(quán)威才能要求和最終做到壓倒社會等級制度的權(quán)威。"[注30]

　　如果說，強學會還表現(xiàn)得不明顯的話，那么，到了中國教育會，有功名的新型士大夫（如蔡元培）、無功名的國學家（如章太炎）與青年知識分子（如鄒容）濟濟一堂，共同議論國事，批評時政。在一種新的空間形式里，在身份平等的基礎上，建立了新型的公共交往關系。這樣的公共交往，到了五四時代，比如《新青年》同仁那里，就完全成型了：不僅由清一色的知識分子所組成，而且，無論是留洋的，還是國內(nèi)的，都擺脫了傳統(tǒng)的等級性關系，形成了以理性為基礎的平等交往關系。

　　報紙、學會和學校作為公共領域的基本結(jié)構(gòu)，并非中國公共領域的長時段特征，而只是最初階段-清末的情形。民國成立以后，這一情形有很大的變化，學會和學校，從整體而言，不再是公共領域固定的一部分。學會（或社團）不是專業(yè)化，就是黨派化，失去了清末混沌的、公共的性質(zhì)。而民國以后的學校也逐漸按照現(xiàn)代建制學科化、專業(yè)化，在整體上與政治脫鉤。這樣，民國以后在公共領域繼續(xù)扮演公共角色的，主要是報紙和雜志。

　　哈貝馬斯在分析歐洲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時，指出，作為生活世界一部分的公共領域，后來受到系統(tǒng)世界中的干擾，為金錢和權(quán)力所操縱，逐漸失去了其公共的性質(zhì)，不再成為公共權(quán)力的合法性基礎。[注31]那么，在近代中國，干擾公共領域發(fā)展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呢？以我的觀察，也有兩個。其一是無法體制化。雖然從19世紀末中國社會已經(jīng)形成了以上海為中心的公眾輿論，但這樣的公眾輿論并沒有受到國家體制的保護和承認。民國以后盡管表明有了言論、出版、集會等自由，但這些自由僅僅是一文紙書，事實上，社會輿論經(jīng)常受到政府的干預甚至迫害。區(qū)別僅僅在于，某些時期政府控制能力比較弱的時候，公眾輿論會比較強一些，而另一些時期，政府對輿論實行強控制的時候，公共空間就變得相當?shù)奈⑷�。其二是日益黨派化。中國近代的資產(chǎn)階級一直不太強大，對公共領域的干預也很有限。除了政府權(quán)力之外，對公眾輿論的另一個干擾來自日益嚴重的黨派化。近代中國因為各種政治力量沖突連綿不絕，而且越來越尖銳，使得公共領域也滲透了嚴重對立的黨派利益，許多報刊雜志有著明顯的政治利益背景，失去了公眾輿論本來應有的公正、客觀和公共性質(zhì)。本來，公共領域的自由空間就比較有限，再加上日益嚴重的黨派化，便使得中國的公共領域顯現(xiàn)出逼仄的格局。

　　由于在政治上受到政府和黨派這兩個因素的影響，中國包括上海的公共領域在整個近代中國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大致而言，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19世紀90年代中期到20世紀20年代末。在這一階段，由于晚清政府日趨弱勢，繼起的北洋政府控制能力也比較軟弱，再加上黨派利益剛剛出現(xiàn)，尚未完全滲透到公共領域，這就使得公共領域從整體上處于一個不斷向上的發(fā)展勢頭，特別是五四時期，大致是中國公眾輿論最強勢的時期，分裂的北洋政治勢力無法控制全局，各派都需要借助社會輿論的力量，因而以上海為中心的公眾輿論如《申報》、《新聞報》、《東方雜志》等，得以扮演了相當重要的作用。

　　第二階段是從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在這一階段，國民黨逐漸控制了全國的輿論，以"攘外"和"安內(nèi)"的名義打壓輿論空間，使得公共領域受到了很大的摧殘。作為新聞產(chǎn)業(yè)本身的報業(yè)業(yè)務雖然有很大發(fā)展，比如上海的《申報》，天津的《大公報》等，但輿論的空間并未因此而擴展，反而日趨狹窄。公眾輿論受到了很大的扭曲，被迫只能以諷刺、游戲、幽默這樣的曲折的方式予以表現(xiàn)�！渡陥蟆返摹蹲杂烧劇肪褪亲畹湫偷睦�子。[注32]到了抗戰(zhàn)全面爆發(fā)以后，連這樣的空間都喪失殆盡。另一方面，在這一階段，政治黨派勢力格局已成，開始全面滲透到公共領域，也對公眾輿論造成了某種傷害。

　　第三階段是1943年下半年到1949年。在這一階段，由于國民黨表面上開始結(jié)束訓政、還政于民，對輿論控制一度有所松動，另加上各派政治力量處于暫時的、微妙的平衡，所以，以公開討論和政治批評為標志的公共領域，在抗戰(zhàn)勝利前后一段時間有很大的發(fā)展，以上海的《觀察》、《大公報》為代表的公眾輿論，表現(xiàn)出相當強烈的公眾性質(zhì)和直面勇氣。不過，隨著內(nèi)戰(zhàn)的加據(jù)，政府對輿論控制再度收緊，而政治利益的白熱化沖突，也使得公共領域之中，黨派對立日益嚴重，以至于淹沒了公正、客觀的聲音。公共領域從全盛到衰落的急遽變化，證明了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由于缺乏體制保障和過于黨派化所造成的無可扭轉(zhuǎn)的損傷。

　　從上述的歷史演變中可以看到，在中國建構(gòu)一個正常的公共領域，究竟最需要的是什么。

　　五，對公眾輿論的自我理解

　　公共領域?qū)ζ涔δ艿淖晕依斫馐枪�眾輿論。它指的是有判斷能力的公眾所從事的批判性活動。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在公共領域從事公眾輿論的主體，與政治領域中活動的主體不一樣，并非從利益組合中所產(chǎn)生的黨派，而是作為公眾的個人。具有不同價值觀念的私人，從各自所理解的公共利益出發(fā)，對公共事務進行公開討論和爭辯，最后，在公共交往和批判的基礎上，形成公眾輿論。[注33]

　　那么，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參與者們，是如何自我理解的呢？下面，我將從"公眾"、"輿論"、"公共利益"和"公共性"這幾個關鍵詞入手，通過與哈貝馬斯思想的比較，研究這一問題。

　　首先，關于公眾的概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討論公眾的時候，首先需要研究公共這一概念。在西方的思想史中，正如哈貝馬斯所指出的，"公共性本身表現(xiàn)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即公共領域，它和私人領域是相對立的"。[34]但在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雖然有公的概念，而且也與私相對應，卻不是象西方那樣是法學或社會學的區(qū)分，而是一個道德化的概念�！抖Y記-禮運》篇中講述的"大同"之治，遵循的就是"天下為公"的人類社會最高道德原則。這里所謂的公，其含義是人人超越自我，沒有自私自利之心。[注35]而現(xiàn)代的公共概念，是一個非道德化的概念，意味著關系到所有社會成員利益的、需要有全體社會成員參與的事業(yè)。公共的概念，在近代中國是比公共領域稍晚的時候出現(xiàn)的。1902年梁啟超在撰寫《新民說》時，專門討論了"群"的觀念，他從物競天澤、適者生存的進化論出發(fā)，論證了"合群"對于中國的重要性，并分析了中國為什么不能"合群"，首先在于"公共觀念之缺乏"。[注36]

　　有了公共的觀念，才會產(chǎn)生公眾的自我理解。在歐洲，公眾最早指的是"作為文學和藝術的接受者、消費者和批評者的讀者、觀眾和聽眾"，然后這些人士逐漸在公共領域里討論社會政治事務，從事公共批判。[注37]不過，中國的公共領域由于沒有歐洲那樣的文學公共領域的前身，而直接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建構(gòu)有關，所以，對公眾的理解最早是與民族國家有關的國民概念。梁啟超指出，中國古代只有部民而無國民；
有鄉(xiāng)人、族人乃至天下人之資格，獨無"可以為一國國民之資格"。[注38]雖然中國過去也有國家，但國民與國家是有區(qū)別的，以家族為基礎的傳統(tǒng)國家是私的，"以國為一家私產(chǎn)之稱也"。而所謂國民，乃是"一國為人民公產(chǎn)之稱也"，"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是之謂國民"。[注39]在這里，梁啟超已經(jīng)注意到國民的意義，乃是對于公共事務的廣泛參與。這樣的國民，已經(jīng)與公眾的內(nèi)涵不遠。

　　哈貝馬斯所謂的公眾，乃是進入公共領域的個人，運用公開的理性，對社會公共事務進行批判性的討論。在公共領域面前，只要你擁有公開理性的能力，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都具有討論和爭辯的資格，沒有精英和平民之分，也不存在教化與被教化的關系?quot;這就是當時在廣泛的市民階層當中形成的具有批判意識的公眾的世界"。[注40]不過，由于中國的公共領域缺乏歐洲這樣的廣泛的市民階層的支持和鋪墊，所以，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只是狹隘得多的士大夫或知識分子的公共領域。這樣，當他們參與公共領域，從事公眾輿論的時候，更多流露出來的，與其說是公眾意識，倒不如說是精英意識。梁啟超寫過一篇《輿論之母與輿論之仆》的短文，論述了精英豪杰與公眾輿論的關系。在他看來，輿論不過是常人之見而已，未必是公共利益之所在。而英雄豪杰貴在能發(fā)現(xiàn)常人所不及者，善于領導輿論。"其始也，當為輿論之敵；
其繼也，當為輿論之母；
其終也，當為輿論之仆。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yè)也；
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yè)也；
仆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yè)也"。[注41]在這里，梁啟超所繼承的，是王陽明以來教化百姓、移風易俗的精英傳統(tǒng)。區(qū)別在于，王陽明相信致良知的道德感召，而梁啟超則發(fā)現(xiàn)了領導輿論這一個更有力的改造社會的方式。

　　近代中國的思想界，與市民社會不太發(fā)達的近代德國比較相似�？档抡f，所謂啟蒙，就是有勇氣公開運用自己的理性。[注42]在康德眼里，啟蒙主要是學者、特別是哲學家的事情。當哲學家面向政府的時候，目的是對政府加以指導和監(jiān)督，而當他們面向公眾的時候，目的是引導他們運用自己的理性。[注43]中國的知識分子在從事公眾輿論的時候，也是自承這樣雙重的使命。1902年，梁啟超發(fā)表《敬告我同業(yè)諸君》，朗然宣布報館的兩大天職在于："對于政府而為其監(jiān)督者"，"對于國內(nèi)而為其向?qū)д?。[注44]

　　這樣的精英觀念，幾乎成為中國讀書人的潛意識，即使到了現(xiàn)代知識分子那里，也沒有根本的改變。1947年，遠在美國的陳衡哲給《觀察》主編儲安平寫信，討論自由主義者如何在政治中發(fā)揮作用，特別強調(diào)要"造成一種穩(wěn)健清潔的輿論，使得主持公道的人士，可以得到社會上的道德支持"。[注45]其中的精英意識躍然紙上。這表明，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們，雖然在觀念上產(chǎn)生了國民意識或公眾意識，但在從事公眾輿論的時候，仍然抱有強烈的精英主義情懷，將自己看作是擁有某種道德使命或先知精神的特殊人物，相信只要堅持不懈，便可以領導輿論、改變風氣。

　　第二，關于輿論的批判性。

　　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公眾輿論"指的是有判斷能力的公眾所從事的批判活?quot;，這樣的批判活動，既依賴理性，又吹毛求疵,"憑著內(nèi)在私人領域的經(jīng)驗，資產(chǎn)階級公共領域敢于反抗現(xiàn)有的君主權(quán)威"。[注46]對于公眾輿論的核心特征在于批判性這一點，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的認識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大致而言，在19世紀末之前，無論是洋務士大夫，還是維新士大夫，都還停留在傳統(tǒng)民本主義的框架之內(nèi)，將報紙的功能僅僅看作君民之間"去塞求通"的工具，批判性是很弱的。比如，在士大夫群體中最早辦報紙的王韜，認為中國之所以需要報紙，乃是因為政治的弊病在于"君民相隔"，皇帝不了解民意民情。而報紙能夠使得民情上達，"直陳時事，舉其利弊"。[注47]在那個時代，不獨王韜，嚴復、譚嗣同、鄭觀應，包括《時務報》時期的梁啟超，對報紙和輿論作用的理解，都基本上沒有超越"去塞求通"、"耳目喉舌"、"通上下之情"的水準。

　　進入20世紀以后，中國的公共領域的參與者們，對輿論的認識有很大發(fā)展，突破了民本主義傳統(tǒng)，將輿論的功能與現(xiàn)代民權(quán)概念聯(lián)系了起來，因而也具有了鮮明的批判性。在這方面，梁啟超是那個時代最有見識的思想家。在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的民權(quán)狂潮中，多數(shù)人都重視政治層面.不僅如此，報館的地位還高于政府，因為政府只是受國民委托，是國民的雇傭，而報館代表著國民的公意，所以報館視政府如同父兄之視子弟，負有教導批評之職責。[注48]

　　這是梁啟超1902年的看法。到1910年，他對輿論的認識更加明確了。他進一步指出，"凡政治必籍輿論之擁護而始能存立"，因為輿論代表了多數(shù)人的意見，是多數(shù)人意見的公開表達。真正的立憲民主政治，就在于尊重每個人的獨立意見，并讓他們堂堂正正地表達出來。在他看來，"輿論者，天地間最大之勢力，未有能御者也"；

所謂立憲政治，就是輿論政治。[注49]梁啟超對輿論功能的認識，已經(jīng)相當接近現(xiàn)代公共領域的批判性觀念，他的思想后來被中國的輿論界所繼承，成為民間輿論的共識.

　　第三，關于代表公共利益。

　　按照哈貝馬斯等當代共和主義思想家的看法，公眾輿論應該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這樣的公共意志或公共利益，不是個人意志或個人私利的簡單總和，而是每一個公眾超越各自的利益所限，從公共的角度所理解的共同利益，最后通過公共討論和辯論所形成的重疊共識。[注50]

　　關于輿論應該代表公共利益這一點，有意思的是，也是近代中國公共領域參與者們的共識。梁啟超早在1901年就指出，作為輿論代表的報館，必須有一個最高的宗旨，報館的宗旨不在牟利，也不在媚權(quán)，而是"能以國民最多數(shù)之公益為目的"。[注51]公認的近代中國新聞史專家和新聞學家戈公振在其名著《中國報學史》中，也明確說："民主政治，根據(jù)于輿論；
而輿論之所自出，則根據(jù)于一般國民之公共意志。報紙者，表現(xiàn)一般國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輿論者也。"[注52]

　　不過，每一個人都是有私利的，如何才能使得輿論代表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意見的總和呢？在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家看來，當個人作為公眾發(fā)表意見的時候，他不是從自己的利益，而是從個人的信仰或良知出發(fā)，考慮何謂公共利益，這樣，良知最后變成輿論，不同的信仰之間有可能形成重疊共識，形成公共意志。[注53]在這方面，梁啟超與共和主義思想家所見略同。為了保證輿論能夠代表國民之公益，梁啟超對個人的輿論提出了若干要求：其中他特別強調(diào)必須?quot;真誠"和"公心"，不是以私人的利害關系，而是從國家利害考慮問題，"各憑其良知之所信者而發(fā)表之"。[注54]這樣的看法，在相當?shù)某潭壬希�成為近代中國新聞從業(yè)者的職業(yè)道德標準。30-40年代風靡全國的《大公報》名主筆張季鸞也這樣說："根本上說，報紙是公眾的，不是"我"的。當然發(fā)表主張或敘述問題，離不了"我"。但是要極力盡到客觀的探討，不要把小我夾雜在內(nèi)。----不要夾雜上自己的名譽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惡愛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張。"[注55]梁啟超、張季鸞等之所以能夠成為當時的一支名筆，在輿論界具有公信力，與這樣的自我理解是很有關系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公眾輿論，分散的個人輿論如何構(gòu)成符合公共利益的公共意志呢？梁啟超、戈公振等都沒有進一步的討論，倒是1930年出版的、由黃天鵬編選的《新聞學名論集》一書，收錄的一篇《輿論》（作者筆名為亦樂），比較詳細研究了這一問題。文章說：所謂輿論，就是public opinion,也可以譯為"公論"，或者說"公眾的輿論"。輿論要真正成為"公眾的輿論"，需要三個條件：第一是個人的言論必須在擁有自由意志的狀態(tài)下發(fā)生，沒有受到強迫和誘導；
第二是輿論必須是國民中占多數(shù)的意見。這個多數(shù)，不應該是某個私人的私見，也不是某團體的私意，"所謂的公眾的意思，是無組織的國民的多數(shù)的意思"；
第三，輿論必須是一般人頭腦中已經(jīng)有的意見，由少數(shù)人發(fā)表出來，并得到多數(shù)的贊成。至于從個人的意見到公眾輿論的過程，作者認為有三個步驟，首先要有"私意的表示"，個人意見能夠用文字公開發(fā)表出來；
其次是"社會的評價"，也就是在公共空間中得到充分的討論和爭辯，最后是"勢力的完成"，當個人的意見通過社會評價和討論逐漸擴大，變?yōu)楣�意時，所謂的公眾輿論就形成了。[注56]

　　這篇文章的作者雖然如今已不可考，但他對輿論的若干理解令人驚異地與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思想有某些共鳴之妙。比如，他指出?quot;所謂的公眾的意思，是無組織的國民的多數(shù)的意思"，已經(jīng)注意到哈貝馬斯后來反復強調(diào)的：公共領域中的主體，不應該是黨派或群體，而必須是純粹代表個人的無組織的、自由的公眾。再如，他對公眾輿論如何形成的分析，雖然不無簡陋，但注意到了其首先必須是一種公開的意見，然后在公共空間中經(jīng)過公眾的反復的討論和爭辯，這又類似于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思想。當然，這樣的比較不一定是對等和恰當?shù)�，但從中我們可以看到近代中國公共領域在觀念上所達到的深度。

　　第四，關于非黨派化和公共性。

　　現(xiàn)代民主政治是政黨政治，不同的政黨代表著不同的利益群體。選民進入政治過程，就象進入市場一樣，選擇自己的政治代理人。然而，在公共領域就不一樣了。作為公眾意見自由討論的空間，它不需要而且應該排斥黨派化，以免黨派的斗爭扭曲了公眾的交往和互動。非黨派化的公眾輿論才具有真正的公共性。所幸地是，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參與者們對輿論的非黨派化和公共性有比較清醒的認識。梁啟超在這方面開創(chuàng)了一個很好的傳統(tǒng)。他雖然屬于維新派，具有黨人傾向。但他在從事輿論工作的時候，無論是辦《時務報》，還是《清議報》、《新民叢報》，他都很注意保持報紙的公共性。1901年，他希望《清議報》能夠"脫離一黨報之范圍，而進入于一國報之范圍"，也就是能夠以"國民利益為目的"，而非以"一黨之利益為目的"辦報。[注57]1910年，他在論述公眾輿論所必須遵守的原則時，特別提到"公心"原則，他指出："若懷挾黨派思想，而于黨以外之言論舉動，一切深文以排擠之；
或自命為袒護國民，而于政府之所設施，不問是非曲直，不顧前因后果，而一惟反對之為務，此皆非以估名，即以快意，而于輿論之性質(zhì)，舉無當也。"[注58]

　　如果說，清末中國的報紙黨派化色彩還不是很濃的話，那么，民國成立以后，隨著黨爭的加劇，報刊雜志特別是政論性報刊被卷入到黨爭之中，公眾輿論的公共性受到很大威脅。在這樣的背景下，依然有一批純正的報人堅持公共領域的公共性立場，力圖超越現(xiàn)實政治，避免使輿論成為黨爭的工具。著名報人黃遠生繼承了梁啟超的"公心"傳統(tǒng)，在復雜的黨爭之中，再三強調(diào)所辦的《庸言》雜志為"公同辯論之機關"，"極力保持言論獨立之精神，與一切個人關系及黨派無涉"。[注59]不過，黃遠生由于經(jīng)濟無法獨立，(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還是一度被迫陷入政治而痛作懺悔錄。黃遠生無法實現(xiàn)的理想，到二、三十年代由近代中國最成功和最杰出的報業(yè)大王史量才做到了。史量才的辦報方針是：在經(jīng)濟上獨立，超然于黨爭之外，以獨立的精神創(chuàng)造輿論。[注60]在他的經(jīng)營管理下，《申報》不僅成為中國影響最大的報紙，而且也保持了獨立的、公正的民間報紙的品格。

　　在國共之爭日趨激烈的時期，許多政論性報刊紛紛黨派化、政治化，但是，堅持報紙的非黨化，成為自由知識分子共同的信念。與《申報》齊名的《大公報》，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是八個字："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具體地說，報紙"純以公民之地位，發(fā)表意見"；
"愿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不以言論作交易，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zhì)之金錢輔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注61]到30年代中期以后，《大公報》替代《申報》成為中國民間輿論的第一大報，并獲得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榮譽獎章，是與《大公報》堅持超越黨派的公共性立場是分不開的。

　　到40年代后半期，政治沖突到了你死我活、不可調(diào)和的程度，一切都被政治化、黨派化，再加上政府對自由言論的壓制，使得公共領域的空間日趨狹隘。即使在這樣的時刻，儲安平主編的《觀察》、王蕓生主筆的《大公報》以及《新路》雜志等，依然堅守公共領域的公共立場。儲安平在觀察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的《我們的志趣和態(tài)度》一文，明白表示："在這樣一個國事殆危、士氣敗壞的時代，實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穩(wěn)、嚴肅的言論"。他聲明，本刊決非政治斗爭的場所，只是發(fā)表政論的獨立刊物，對于政府以及所有的政黨，都將作"公開的批評"。[注62]在40年代"民眾的聲音"鋪天蓋地、公共意志被不容質(zhì)疑的"人民意志"覆蓋的時候，《觀察》等雜志不再表白自己代表國民、民眾或公眾的意見，只是強調(diào)為個人的理性聲音提供自由的討論空間，并且堅持作者必須用真名發(fā)表評論，以示言論的公正。正因為《觀察》獨樹一幟的客觀、公正、理性的公共性質(zhì)，使得它的發(fā)行量在短短兩年間上升到十萬多份，無論其報道或評論，在40年代末的讀者圈中都擁有黨派化刊物所無法比擬的權(quán)威性。盡管不久以后在黨派化潮流和專制打壓下，《觀察》等刊物一一被查禁，公共領域被無情摧毀，但從梁啟超到儲安平所代表的公眾精神，在歷史上留下了褶褶生輝的不朽篇章。

　　研究至此，我們可以有一個簡單的結(jié)論了。

　　首先，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完全可以作跨文化的應用，用來理解和解讀近代中國所出現(xiàn)的公共空間和公眾輿論這一組現(xiàn)象的。從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的理念和實踐來看，它們具有公共領域最基本的普世特征：由獨立的、具有理性能力的公眾，在此空間之中從事公共批判，形成公眾輿論。

　　第二，不過，中國的經(jīng)驗不是對歐洲的簡單重復和模仿，它具有自身的獨特性。中國的公共領域，不僅僅是一個西方移植而來的外來理念或結(jié)構(gòu)，它在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中，擁有自身的本土資源：儒家式的民本主義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議傳統(tǒng)等等。這些傳統(tǒng)因素在清末公共領域最初的形成和合法性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近代中國的公共領域，與以市民社會為基礎、以資產(chǎn)階級個人為基本成員的歐洲公共領域不一樣，其在發(fā)生形態(tài)上基本與市民社會無涉，而主要與民族國家的建構(gòu)、社會變革這些政治主題相關。因而，中國的公共領域從一開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識分子為核心，跳過歐洲曾經(jīng)有過的文學公共領域的過渡階段，直接以政治內(nèi)容作為建構(gòu)的起點，公共空間的場景不是咖啡館、酒吧、沙龍，而是報紙、學會和學校。在風格上缺乏文學式的優(yōu)雅，帶有政論式的急峻。

　�。ɑヂ�(lián)網(wǎng)與民間社會的關系？市場經(jīng)濟的深入發(fā)展才使政黨的超級控制成為不可能。）

　　第四，威脅中國公共領域發(fā)展的，不是哈貝馬斯所分析的晚期資本主義的權(quán)力和金錢的軟性滲透，而是無法在社會制度內(nèi)部獲得其穩(wěn)定的體制化和合法性，以及日益受到黨派斗爭的影響，難以保持其獨立的、超黨派的公共性。

　　最后，由于近代以來的上海一系列特殊的條件：江南士大夫的地域文化傳統(tǒng)、租界所提供的特殊政治空間、西方文化和制度的示范性作用以及新型知識資源和人才的高度凝聚，使得上海成為了近代中國公共領域無可爭議的中心。中國公共領域的命運，與上海的風云變幻息息相關。近代上海的歷史，也是一部中國公共領域的興衰史。

　　注釋：

　　[注1] 關于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的概括性論述，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注2] 參見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

　　[注3]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頁。

　　[注4]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初版序第1頁。

　　[注5] 參見勞思光：《中國文化要義新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頁。

　　[注6]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

　　[注7]

　　參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罚�"郡縣學官，母得出自選除�？たh公議，諸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謝事者，皆可當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議，則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為吾師也"。

　　[注8]

　　參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太學祭酒，推擇當世大儒，其重于宰相等，或宰相退處為之。每溯日，天子臨幸太學，宰相、六卿、諫議皆從之。祭酒南面講學，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無諱?quot;

　　[注9] 參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東方出版社（北京）1996年重印本，第56頁。

　　[注10] 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注11] 參見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6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8-272頁。

　　[注12] 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5頁。

　　[注13] 鄭觀應：《盛世危言-日報篇》。

　　[注14] 鄭觀應：《羅浮侍鶴山人詩草》卷1，，第30頁。轉(zhuǎn)引自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7頁。

　　[注15] 鄭觀應：《盛世危言-自序》。

　　[注16] 〈梁啟超全集〉，第一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年版，第66、28頁。

　　[注17]這段話是哈貝馬斯借助別人的話形容18世紀末德國的情形，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3頁。

　　[注18]梁啟超：《蒞北京大學校歡迎會演說辭》，《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38頁。

　　[注19]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jīng)歷》，《梁啟超全集》第一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年版，第477頁。

　　[注20]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香港太平書局1964年版，第349頁。

　　[注21]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0頁。

　　[注22]參見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80頁。

　　[注23]參見張玉法：《清末的立憲團體》，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第199-206頁。

　　[注24]參見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5頁。

　　[注25]參見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4-296頁。

　　[注26]參見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zhuǎn)型時代》，香港《二十一世紀》雜志，1999年4月號。

　　[注27]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32頁。

　　[注28] 參見張玉法：《清末的立憲團體》，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第179-188頁。

　　[注29]參見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頁。

　　[注30] 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頁。

　　[注31] 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282頁。

　　[注32]參見李歐梵：?quot;批評空間"的開創(chuàng)-從《申報-自由談》談起》，《現(xiàn)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選集》，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6年版。

　　[注33] 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

　　[注34]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頁。

　　[注35]參加張岱年：《中國古典哲學概念范疇要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頁。

　　[注36]梁啟超：《新民說-論合群》，《梁啟超全集》，第2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93-694頁。

　　[注37]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6頁。

　　[注38]梁啟超：《新民說》，《梁啟超全集》，第2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57頁。

　　[注39]梁啟超：《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頁。

　　[注40] 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3、124頁。

　　[注41]《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2頁。

　　[注42] 參見康德：《答復這個問題："什么是啟蒙運動？"》，載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7年版，第22-26頁。

　　[注43] 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23頁。

　　[注44] 梁啟超：《敬告我同業(yè)諸君》，《梁啟超全集》第2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69頁。

　　[注45]《觀察》，3卷12期，第23頁，1947年5月17日。

　　[注46] 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5、108頁。

　　[注47]參見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6頁。

　　[注48]梁啟超：《敬告我同業(yè)諸君》，《梁啟超全集》第4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69頁。

　　[注49]梁啟超：《讀十月初三日上諭感言》，《國風報敘例》、《梁啟超全集》第4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7、2211頁。

　　[注50]關于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問題，我在《兩種民主與自由》一文的第七部分《公共意志與集體認同》中，有很詳細的討論。該文收入許紀霖《啟蒙的命運》，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1年12月即將出版。

　　[注51]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jīng)歷》，《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75頁。

　　[注52]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香港太平書局重印本，1964年版，第362頁。

　　[注53]參見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曹衛(wèi)東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頁。

　　[注54]梁啟超：《國風報敘例》，《梁啟超全集》，第4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1頁。

　　[注55]張季鸞：《無我與無私》，轉(zhuǎn)引自〈新聞界人物〉，第1冊，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141-142頁。

　　[注56]亦樂：《輿論》，收入黃天鵬編：《新聞學名論集》，上海聯(lián)合書店1930年版。

　　[注57]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并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jīng)歷》，《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0頁。

　　[注58]梁啟超：國風報敘例》，《梁啟超全集》，第4冊，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211頁。

　　[注59]《遠生遺著》，卷一，第38、21頁。

　　[注60]參見胡太春《中國近代新聞思想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270頁。

　　[注61]《本社同人之志趣》，《大公報》，1926年9月1日。

　　[注62]儲安平：《我們的志趣和態(tài)度》，《觀察》，1卷1期，194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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