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先生曾著文對廣州是否已成為中國第三個文化中心表示疑慮，其理由是充分的，其現(xiàn)實關懷是批評廣州知識界的夜郎自大和保守封閉。確實，在思想文化的許多領域，廣州都顯然落后于北京、上海，這當然與當代中國的政治結構有關，在幾乎一切都是“中心”的首都之外，地方城市很難在某些方面成為“全國中心”，但自我批評并不是對現(xiàn)狀無可奈何的認同，而是要喚起一種自覺自強的意識，借助改革以來廣州難得的機遇和氛圍強化學術思想的建設。事實上，正是當時批評廣州知識界的袁先生，而不是那些地方感覺良好的學人，為廣州的文化更新作出了重要貢獻。袁先生主編了三套叢書，支持了一批構成廣州民間知識界主體的青年學人，對現(xiàn)代思想文化問題進行了比較廣泛而深入的研究，《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叢書》、《荒原學術文叢》、《牛虻叢書》以及其他論著的出版，足以顯示出廣州在學術思想方面的努力已經初見成效，已有論者稱之為“南國學術的早春”。在此過程中，袁先生本人率先奉獻了眾多論著，提出了許多新見卓識。

　　近代記憶令人沮喪——刀光血影之后，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挫敗和屈辱，但我們至今仍未能完成由晚清開始的社會/文化的現(xiàn)代轉型，我們不得不一再重溫這一歷史。在民族危機深重的1938年，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史》提問：“近百年中華民族根本只有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人能近代化嗎？能趕上西洋人嗎？能利用科學和機械嗎？能廢除我們家庭和家鄉(xiāng)觀念而組織一個近代的民族國家嗎？能的話，我們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
不能的話我們這個民族是沒有前途的�！�

　　半個多世紀過去之后，我們似乎可以對蔣先生的提問作一種肯定的回答。雖然我們又遭遇了太多的災難和犧牲，卻畢竟收獲了巨大的進步和成績；
我們終于在總結近代教訓之中找到了在全球化時代發(fā)展國家、復興民族的合理方式，這就是發(fā)展經濟技術、重組社會生活、實現(xiàn)文化轉型。如果歷史需要從對過去的重新認識中開辟前進的道路，那么中國現(xiàn)代化的展開就離不開對晚清的反思和檢討。確實，從大眾傳媒到學術理論，晚清史成為當代關注的重心之一，蔣先生的提問再度回蕩于中國文化生活之中。袁先生以其對國家命運的深切關懷和坦率的學術精神，回首晚清歷史風云，以其《帝國落日——晚清大變局》等論著，從感情回歸理性，以現(xiàn)代化而不是民族情緒為主線重新反省晚清思想史。

　　近代中國始終面臨著兩大主題，一是反抗外來侵略以拯救國家，二是改造舊中國以建立新中國。這兩個主題的關系，魏源當年就一語道破：“以治內為治外”，這就是通過變革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文化觀念和政治權威結構來提高中國應對國際競爭的能力，爭取國家自由獨立與繁榮富強。然而，由于現(xiàn)代政治文化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而來，基于數(shù)千年相延成襲的文化觀念和敵視外來侵略的民族感情，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對從科技工藝、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的認識都有一個曲折的過程，其間交織并順次展開著完全拒絕、被動承認、局部學習、大體接近、主動認同等復雜態(tài)度，“治內”與“治外”長期分為兩橛，這就出現(xiàn)了袁先生提出的一個中心問題：“面對亙古未有的大變局，究竟什么才是救國救民的正確道路？”最具代表性的，一是循嚴華夷之辨的傳統(tǒng)而來，以天朝上國自居，拒絕與西方的平等交往而喪失了吸收世界先進文化的良機；
二是與時俱進，在反抗西方的同時學習西方，在愛國的過程中反省中國局限，推進中國的蛻變和新生。袁旗幟鮮明地以第二種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必由之路，嚴厲而有理有據(jù)地分析中國社會/政治秩序和文化/倫理觀念的封閉性，批評彌漫于權勢階層和基層群眾中盲目排外、夜郎自大的保守落后的言行，反對抽象肯定群眾在“愛國”、“反帝”名義下所作的一切，提倡以理性的態(tài)度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袁強調，那些死守傳統(tǒng)不思改革之徒，不管其主觀動機如何，其言行只能誤國害民，反侵略斗爭的合理性并不意味拒絕先進的資本主義和民主觀念，所以盲目排外不等于愛國，更無益于救國。在此原則下，袁對晚清一素列人物、事件、觀念進行了深刻反省，提出許多新見卓論。一是對“愛國”、“侵略”等結構近代史的基本概念作了嶄新的歷史清理。如以如何認識西方和處理同西方的關系為線索提出兩種愛國主義的觀點，林則徐是反抗外來侵略的民族英雄，但晚年組織福州士紳驅趕“夷人”的行為則難以獲得正面評論，而郭燾嵩以“和”為主的外交方針和除舊布新的政治面目張則反映了愛國主義的近代化。二是對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作了重新解釋，如肯定林樂知、李提摩太等長期被視為“侵略者”的傳教士對中國富強和進步的主張和行為；
歷史地分析長期受到詬病的一些主“和”或“示弱”的言行，深入到曾國藩、李鴻章的現(xiàn)實困境之中：論理，應與列強決一死戰(zhàn)以血恨報仇；
論勢，則兵疲將寡的中國不能輕言戰(zhàn)爭，否則是把國家命運當兒戲，袁著同情地理解他們?yōu)閲�宣勞的良苦用心。三是對清室覆亡的原因作了新的理解，不僅是孫中山的革命，更主要在于晚清帝國的內在的頑疾，如政治制度改革當斷不斷、無力制止腐敗、重蹈國有經濟的死胡同等等。四是提出了許多理論問題。比如學術界多認為近中國學習西方的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甲午以前在器物層次上學習西方，甲午之后在政治層面上學西方，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后學西方才深入的文化領域。但此論大有可疑，袁指出，甲午之前的郭嵩燾、馮桂芬、王韜等人均具有道器不分的觀點，一開始就關注著社會政治關系的改革，實際上提出了民主改革的要求，并批評洋務運動學西方未得根本。而戊戌前后，改革家們也不只是熱衷于政治制度的變革，且更突出了道德革命和觀念變革的問題。

　　由于袁的解釋模式不同于“愛國/賣國”這類近代史的“標準”結構框架，也因此引發(fā)了一些議論。其實，袁的創(chuàng)造不是否定這一解釋性框架，而是要結合近代中國的歷史命運和基本任務把這一框架具體化，反對把“愛國/賣國”抽象化、形式化。他看來，“不能混淆來自外部的兩種沖擊。一種是武裝入侵帶來的社會震蕩。……另一是先進文化輸入引起的回響�！绷袕姟凹仁且�路的先生，又是攔路打劫的強盜。不過，中國發(fā)展的快慢歸根到底取決于內部狀況。除了外敵入侵的短暫時期外，近代中國發(fā)展的主要障礙也來自內部�！保ǖ�356頁）在這個意義上，真正有愛國主義恰恰必須有自我批判精神。從歷史傳統(tǒng)來看，中國文化有“反求諸已”的傳統(tǒng)，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在多災多難的近代，僅僅對外義憤是不夠的，重要是如何在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的過程戰(zhàn)勝西方的侵略，師夷之長以制夷，奪列強之所恃。從近代淵源看，魏源、郭嵩燾以降先進的中國人持有一種既反抗外敵又深自反省的理性主義愛國傳統(tǒng)。比如對于廣州的反入城斗爭，薛福成就指出：“粵民激于前此大府議和之憤，萬從一辭，牢不可破，必阻其入城一事以為快，屢請屢拒，紛紜者二十年，而大沽之失，天津之約，皆成于此，由今觀之，甚無謂也”。（《書漢陽葉相廣州之變》，《薛福成選集》27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歷史如此，學術也是如此，袁先生的一大貢獻，就把這種理性主義貫穿到晚清研究之中，不但對提供了對歷史的新解，更重要的是為今天的現(xiàn)代化提供歷史教訓和思想資源。

　　嚴格地說，只要中國現(xiàn)代化的任務還沒有完成，“晚清”就不只是過去，世紀中國的許多問題就需要追溯到晚清�！傍f片戰(zhàn)爭以后的80年間，中國最緊迫的歷史任務是在捍衛(wèi)國家獨立的前提下，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完成社會生活現(xiàn)代化和民主化的歷史任務�！�…但是，這個時期的中國卻出現(xiàn)了一個奇特的現(xiàn)象，有些有著重大影響呼喚歷史風云的人物卻對發(fā)展史資本主義和實現(xiàn)社會生活的民主、自由有著過多的疑慮，他們不但不敢直截了當?shù)貫橘Y本主義鳴鑼開道，反而企圖利用他們所發(fā)明的種種空想去限制資本主義和民主、自由的社會生活�！保ǖ�135—136頁）袁著更新了我們對晚清史的認識，也啟示著我們對近現(xiàn)代中國命運作更重要的開掘：為什么近代中國最緊迫的歷史任務一再受到耽誤、延擱？在《中國現(xiàn)代思想散論》一書中，袁實際上再度深化了這個問的討論：“100多年的歷史證明，中國從來沒有因為接受過多的外來文化而喪失國家的獨立和社會的發(fā)展。相反，每次挫折都與對現(xiàn)代文明的不了解息息相關�！痹�認為，晚清以來中國先后九次喪失了現(xiàn)代戲代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的機會，沒有及時地選擇市場經濟體制，沒有進行政治體制的民主化改革，沒有以開放的心態(tài)了解世界文化，以至袁“研究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歷史，感到我們老是做錯事，讓機遇白白飄逝，應站在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角度看，這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鴉片戰(zhàn)爭以來的中國呈現(xiàn)出高度的連續(xù)性，一方面是打開國門、學習西方、完成現(xiàn)代化的歷史要求，一方面是數(shù)千年形成的民族惰性，畸形昂揚的民族感情，僵化封閉的文化結構。這不但是晚清士人的頑固心態(tài)，也是當代狹隘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土壤。所以現(xiàn)代思想史，是多災多難的民族心靈史，是關系到中國向何處以去的問題史。在對一些引領潮流的一些人物的評析中，袁先生著意批評知識分子的四個思維誤區(qū)：不了解100多年來中國從未出現(xiàn)過“全盤西化”的現(xiàn)實危險，低估中國人對外來事物的接受能力；
擔心本國文化消滅的弱小心態(tài)；
以為只有弘揚本國文化才能保持穩(wěn)定。改革開放如今已經20年月日，當代中國社會面臨的許多危機，與開放的不平衡有關：經濟領域已經提出了與國際接軌，但在思想文化的領域我們仍然過多地囿于民族特點，在愛國主義的口號下，我們的思維結構；
文化眼界依然在受到限制。因此，在現(xiàn)代思想史的主要環(huán)節(jié)中，袁先生總是對“五四”一往情深，并因此而參與了一次重要爭論。

　　1986年12月，林毓生先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5萬冊數(shù)月內即售完，一年后增訂再版，印數(shù)2萬冊；
1988年9月，余英時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發(fā)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講演內容不久即傳入國內。這兩位海外著名學者，學術思想并不相同，但其表達出來的對現(xiàn)代中國激進思潮的反省、客觀上表現(xiàn)出來和對文化傳統(tǒng)的保守態(tài)度，卻改變了、或者說豐富了我們對"五四"的認識，在世紀末深刻影響了中國學界，甚至有不讀林、余不能談“五四”的說法。

　　林毓生的著作仔細分析了陳獨秀、胡適與魯迅等人的“全盤性反傳統(tǒng)主義”，認為就其影響之巨、持續(xù)之久來說，它是世界近代史上獨一無二的現(xiàn)象。辛亥革命推翻普遍王權后，政治權威崩潰了產生了對舊社會秩序的否定。由于中國的思想模式乃是一種有機整體觀，即把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所以要徹底否定舊社會制度，就要徹底否定舊文化。同時由于中國傳統(tǒng)有“借思想文化以解決問題”的一元論的思維模式，所以否定舊制度要從文化入手，由此產生了全盤反傳統(tǒng)主義，從“五四”到“革”均是如此。林認為這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方法，不能有效地解決中西文化在中國歷史舞臺對峙而產生的問題。余英時的講演以保守主義與激進主義的關系為軸心，解釋性地描繪了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的過程，認為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基本是一個思想不斷激進化的過程，它以“變”（變革、變動、革命作為基本價值，過分微弱的保守力量幾乎沒有起到制衡作用，中國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文革”即可視為思想和情緒不斷激進化的最高峰。

　　林毓生、余英時以認真的學術態(tài)度和真切的現(xiàn)實關懷，試圖從思想文化上解釋現(xiàn)代中國的艱難命運，表達了對“五四”的新的認識。林是政治自由主義，他的基本立場是現(xiàn)代化的自由、民主、法治是不能經由全盤打倒傳統(tǒng)而獲得，只能經由對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轉化而逐步得到。余也強調“我決不是提倡用‘保守化’來代替‘激進化’的潮流”，重要的是開始養(yǎng)成一種文化上的雅量，對保守或近乎保守的言論不動輒出之于輕薄的或敵視的態(tài)度。”所以，盡管他們的思路與文化保守主義很為合拍，但不能說他們是“五四”的否定者。

　　國內學者首先對林著作出回應的，是王元化和袁偉時。1988年12月，王元化先生在《人民日報》發(fā)表“論傳統(tǒng)與反傳統(tǒng)”，對現(xiàn)代中國是不是存在一個“全盤性反傳統(tǒng)”提出不同看法。他認為“五四”主要反對儒家的“吃人禮教”，對傳統(tǒng)中的古代神話、小說、民間故事、歌謠，對儒家以外的墨子、老莊、商鞅以及魏晉思潮等等都是肯定的，陳獨秀、胡適、魯迅等領袖人物都并沒有全盤反傳統(tǒng)的問題，甚至對于儒家也未進行更全面的批判。此后，“文革”固然把封資修作為批判的對象，但其本質正是封建主義的復辟，包括像批《海瑞罷官》、批《水滸》、批儒家、批孔子等等都是以歷史物和故事為影射的符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用以達到某種政治目的。毛澤東作為一位政治策略家，從早年到晚年都浸潤于傳統(tǒng)之中，反對言必稱希臘數(shù)典忘宗。海外學者昧于實情，被徹底批判和徹底決裂的叫喊所迷，以致作出錯誤判斷。從方法上講，王元化認為，林毓生以他的理論模式為先決條件，用材料去填補既成的理論圖式，無法對思想史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
另外他過分尊崇儒家，以儒家作為傳統(tǒng)思想的唯一代表，而將諸子百家一概摒除在外。

　　差不多同時，袁偉時先生在中國文化書院主辦的“五四7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五四怨曲試析》一文（１９９２年發(fā)表于山東《哲學雜志》）與林毓生先生商榷，重新肯定“五四”科學與民主的立場。袁文主要有三個觀點，一是確認“五四”對傳統(tǒng)價值觀念的猛烈批判，但歷史的進步需要觀念的轉變，把權威的沒落看作歷史的災難的觀點是沒有足夠根據(jù)的憂慮；
二是指出“五四”領袖們并沒有“全盤拒斥中國過去”，他們反對的只是中國傳統(tǒng)中與民民、科學背道而馳的部分；
三是認為現(xiàn)代中國的重重災難，與新文化運動毫無關系，其根源有的是由于帝國主義侵略，有的是由出自統(tǒng)治者的專制，有的是指導思想，這些問題恰恰需要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們倡導的政治民主化與科學文化的發(fā)展來掃除。后來在《清末新政與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中，袁進一步指出，激進主義的后果，不是起源于現(xiàn)代啟蒙，而是源自1913年國民黨在處理宋教仁案中逆流而動。國民黨本為愛害的一方，但孫中山在回應暴力過程中，一逆法治大潮，用非法的軍事手段對待違法亂紀法的行為；
二逆人心思定的大局；
三是逆黨內理性的聲音。孫的暴力行動，給袁世凱摧毀國民黨和國會提供了借口，在沒有國會和強大反對派的情形下，袁世凱成了沒有制度約束的寡頭總統(tǒng)。袁先生引用了當時人的一些敏銳觀察，如梁漱溟先生1922年說：“現(xiàn)在很清楚擺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勢力的局面……到于說到助長這種武人勢力的原因，運河不能不責備革命先輩，他們無論如何，不應用二次革命那種手段。二次革命實在是以武力為政爭的開端。從此以后，凡是要為政治活動的，總要去奔走武人門下……武人的威權從此一步一步地增長，到現(xiàn)在而達到極點�！痹�先生認為：“有些論者反對激進主義，卻沒有注意這一情況。他們察覺了激進的惡劣后果，但錯誤地歸罪于啟蒙�！�…有意無意地把啟蒙贊同于激進，既混淆了概念，亦于事無補�！�

　　“五四”究竟是不是全盤反傳統(tǒng)，這是一個思想史事實問題，原則上可以通過對有關文獻和材料的閱讀分析得出一個比較客觀的結論。但20世紀的中國文化是不是一直行進在激進的反傳統(tǒng)思路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化的關系如何，這就是一個見仁見智的論題了。喜人與林、余等人論爭沒有很大規(guī)模，但由于所涉及的不只是對現(xiàn)代思想文化的認識和評價問題，也與中國未來的取向有關，所以這一問題實際上中國世紀末思想文化的內在核心，我們可以在有關激時主義、自由主義的熱門討論中發(fā)現(xiàn)它的蹤跡。

　　帝國的“落日”早已沉淪，“五四”的朝陽并未引來萬丈光芒，而我們對晚清、對“五四”的認識還遠遠不能說已經窮盡。為了未來，我們有必要充分正視袁偉時先生的意見，在更深入的理路上和更廣闊的背景下檢討晚清以來的思想史，獲得對與現(xiàn)代中國的真確認識。

　�。ū疚陌l(fā)表于《南方都市報》1998年11月8日、《羊城晚報》1999年5月1日、《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200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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