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僅供觀點交流，不代表本站立場）

　　對于那一場反右運動，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是這樣說的：

　　這一年（指五七年）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發(fā)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是發(fā)揚社會主義民主的正常步驟。在整風過程中，極少數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fā)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爭被嚴重的擴大化了，把一批知識分子、愛國人士和黨內干部錯劃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對這樣一種定性，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我認為這種定性是不正確的。

　　第一，說發(fā)動這場反右運動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的前提是“有極少數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fā)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但是請不要忘記，“大鳴、大放”并不是“極少數右派分子鼓吹”起來的，而是毛澤東親自發(fā)動和鼓吹起來的。現在六十歲以上的人，大概都還記得，毛澤東號召人們給共產黨提意見時，開始人們都不提，他便反復強調要人們大膽向共產黨提意見，并且要求人們在提意見時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免”。但是當人們提的意見比較尖銳的時候，他把臉一翻，說什么這是他的“引蛇出洞”，是“陽謀”。不僅如此，后來他還說“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好啊，并力主寫進了憲法里，這一點幾乎是盡人皆知的事情。怎么把“大鳴、大放”說成是“極少數右派分子鼓吹起來的呢？怎么能這樣不顧歷史事實隨意編造呢？

　　第二，所謂“向社會主義制度放肆地發(fā)動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據我的記憶，當時并沒有哪個右派分子公開發(fā)表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也沒有誰公開要求過共產黨下臺。這一點是有案可查的。據“文革”后報刊雜志上揭露出來的材料看，當時所謂的“章、羅聯盟”、“輪流座莊”等罪名，全是憑空捏造出來的。

　　第三，所謂“嚴重擴大化”了，怎么樣叫“嚴重擴大化”呢？有沒有個明確的界限？

　　究竟百分之幾的人被打錯了叫“擴大化”，百分之幾的人被打錯了叫“嚴重擴大化”，對此有沒有個明確的規(guī)定？難道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被打錯了，還叫“擴大化”或“嚴重擴大化”了嗎？拿兩個例子作比方。第一個例子是當年共產黨內打“AB團”時說是“擴大化”了，后來被徹底否定了。難道當年打“AB團”時連一個也沒有打對嗎？恐怕就“擴大化”的程度來看，五七年的反右運動比起當年的打“AB團”運動，其“擴大化”的程度要嚴重的多！為什么那次打“AB團”運動能被徹底否定，而對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不能徹底否定呢？第二個例子是盡人皆知的“文革”。十年“文革”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場空前的大災難，應該徹底否定，在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心目中都有共識，這一點毫無問題。“文革”中一大批開國有功的老干部都遭到了迫害，至于中、下級干部和普通老百姓遭受迫害的人更是不計其數。但是在“文革”中挨整的人是不是連一個都沒有一點問題呢？恐怕不見得。那么“文革”為什么能被徹底否定呢？

　　關鍵是看運動過后誰掌權。批判了王明的左傾路線后，從遵義會議開始，毛澤東掌了權。在當年第三次左傾路線盛行時，毛澤東是被打入“另冊”的，批判了王明的左傾路線后，毛澤東掌了權，所以才能徹底否定打“AB團”運動。同樣的，“文革”以后，以鄧小平為首的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老干部重新掌了權，所以才能徹底否定“文革”。而五七年的反右運動，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干部是都負有不同程度的責任的，因此他們不能徹底否定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因為如果徹底否定了反右運動，在某種程度上也就否定了他們自己，問題的關鍵恐怕就在這里。

　　那么為什么要給“右派”摘帽、給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右派”改正、平反呢？這就是老作家蕭軍在改正、平反后說的那句話：“我們不過是棋盤上的一個卒子，現在用著我們了，所以才把我們搬出來。”

　　事實上，毛澤東建國后掌權二十七年，他發(fā)動的歷次政治運動把一批批知識分子打了下去，“十年文革”又毀了一代人，把經濟搞的到了崩潰的邊緣，而周邊的國家如日本、“四小龍”都發(fā)展起來了，美國、西歐等資本主義國家更不用說。中國的確是大大的落后了，再不努力發(fā)展經濟、發(fā)展科技事業(yè)，中國真的要被開除“球籍”了，這一點鄧小平看的很清楚。因此“文革”后他掌了權，提出了大搞“四個現代化”的主張，這當然是英明正確的。但是要搞“四個現代化”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而“文革”中又毀了一代人，知識分子出現了“斷代”現象，因此他才決定給當年的“右派”摘帽、改正、平反，把這幫人又請出來了，這大概也是他的“不管黑貓、白貓，捉住耗子就是好貓”論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由于蘇聯在打敗德國法西斯當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解放了東歐，蘇聯的國際威望大大提高。在東方大國中國，共產黨又打敗了蔣介石國民黨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出現。因此社會主義思潮在全世界迅速發(fā)展。在西方的法國、意大利、英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大國，共產黨的勢力迅速發(fā)展壯大，從黨員的人數上來講，法共、意共曾一度成為最大的政黨。但在西歐，社會主義始終存在著兩種思潮。一種是以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政黨，它們雖然也主張社會主義，但反對暴力革命，同時也拒絕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這是從當年的第二國際繼承下來的。而共產黨則主張通過暴力奪取政權，并主張在取得政權后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在中國表現得更明顯，因為毛澤東說過一句名言：“槍桿子里出政權”），這一點當然是從列寧領導的第三國際繼承下來的。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民主制度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思想在人民的頭腦里已經扎了根，因此二戰(zhàn)前，共產黨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并未被大多數人所接受。二戰(zhàn)后由于蘇聯在二戰(zhàn)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不少人開始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因此西方各國的共產黨才能迅速發(fā)展壯大起來。可是赫魯曉夫的反斯大林“秘密報告”發(fā)表后，西方各國人民一下子看清了斯大林領導的蘇共所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殘暴本質，特別是當年的“匈牙利事件”，蘇聯的坦克鎮(zhèn)壓了匈牙利人民的起義，這一下使得西方各國人民更進一步認清了蘇共以及他們本國共產黨的真面目。西方各國的共產黨，大批大批的黨員退黨，這對國際共運的確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從那以后，西方各國的共產黨的勢力和影響迅速減小，國際上確實出現了一股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國際共運也從此開始走向低潮。

　　那么在中國會不會出現象西方那樣的反社會主義思潮呢？這股思潮會不會危及到共產黨的政權呢？我認為不會。原因是什么呢？用現在中國領導人經常掛在嘴邊上的一句話來說，那就是“國情不同”。

　　第一，中國自從辛亥革命以后，內戰(zhàn)連年不斷，又加上八年抗日戰(zhàn)爭，國民黨政權的腐敗，中國人民的確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老百姓生活之困苦，可以說是世界之最。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了國民黨的獨裁統(tǒng)治，建立了新中國，人民不再受到戰(zhàn)亂之苦，人民的生活安定了。從總體上來講，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工人的生活水平比解放前確實是提高了。盡管共產黨實行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政策曾一度引起農民的不滿，但與解放前的國民黨腐敗政權相比，絕大多數中國人還是擁護共產黨的。因此在這樣一種大前提下，在西方刮起的那股反社會主義思潮，根本不可能危及共產黨的政權。

　　第二，“匈牙利事件”的爆發(fā)主要是反對蘇聯的軍事占領，在中國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問題。不錯，蘇聯當時也租借了我國的旅大軍港，但這與大批蘇聯紅軍駐扎在東歐各國、直接控制東歐各國的事物相比，根本成不了一個問題。蘇聯租借中國的旅大軍港，并沒有影響到中國的獨立自主，因此在中國不可能爆發(fā)“匈牙利事件”。

　　第三，中國是一個經過了幾千年封建專制主義統(tǒng)治的國家，“打天下者坐天下”的思想觀念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心里已經扎了根。天下既然是共產黨打下來的，理應由共產黨坐天下，這一點絕大多數中國人是接受的。除非當時的“右派”能組織起人來跟共產黨搞武裝斗爭，而當時這樣的條件根本不存在。

　　第四，“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延伸和變種，因此中國人更容易接受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這一點與歐洲各國大不相同。

　　從以上分析來看，盡管在西方和東歐出現了一股反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這股思潮也不會出現，即使出現了，在當時也不可能發(fā)展起來，更不可能危及到共產黨的政權。因此我認為發(fā)動那次全國規(guī)模的反右運動是完全沒有必要的，是錯誤的，作為反右運動應該被徹底否定。

　　至于在那次運動中，有人因為其家庭成員在“鎮(zhèn)反”、“肅反”中遭到了殺害，因而對共產黨抱有仇恨情緒，想借機推翻共產黨的領導，這種人肯定是有的，但也是極個別的，誰觸犯了法律，個案處理就是了，發(fā)動那次大規(guī)模的政治運動，全國五、六十萬知識分子遭到迫害，連受到株連的家庭成員在內，全國不下幾百萬，而事實證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都打錯了，這樣還堅持說運動是“必要的，正確的”，這是根本站不住腳的。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十日

相關熱詞搜索：反思 運動 反右 陳奉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