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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士們、先生們，你們好！……”2004年7月的一天，位于東京赤坂的一家賓館，容納千人以上的會議廳里人頭攢動，從主席臺上傳來了熱情的致辭。在由浙江省政府和杭州市政府共同舉辦的、旨在招商引資和振興地方旅游觀光事業(yè)的說明會上，兩國合作的重要性被一再強調；
接下來的歡迎晚宴上，在日本人氣了得的“女子十二樂坊”登臺獻藝，其華麗的演奏令觀眾心醉神迷，掌聲不絕。

　　但是，那種一派“祥和”的氛圍卻令筆者感到有些異樣。因為就在同一時間，在中國重慶出戰(zhàn)亞洲杯的日本選手遭到了中國球迷的狂噓，賽場幾乎被聲援對戰(zhàn)國的觀眾掩埋，日本的拉拉隊被人投擲飲料瓶。日本的報紙上，出現(xiàn)了針對中國的諸如此類的批判：“作為東道主欠缺最低限度的禮儀的國度，究竟有無做奧運主辦國的資格？”然而，這樣的反日聲援卻還是一直持續(xù)到北京的決賽。賽場外，日本國旗被焚燒，大使館的車輛擋風玻璃被投擲的石塊擊碎。

　　東京的投資、觀光說明會上的“熱烈歡迎”與重慶、北京的反日聲援絕妙地反襯出日中關系的兩面性，這兩個方面各沿著自身的軌道發(fā)展，至今難以交叉。

　　目前的日中關系被評價為“政冷經(jīng)熱”。因中方抗議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兩國首腦對話中斷3年，被看作是“政冷”的緣由。但是，如果追根溯源的話，早在小泉首相靖國參拜之前，從90年代中后期起，兩國民間感情就已經(jīng)開始大范圍地惡化，與其說“政冷”，不如說是“情冷”的日益深化所致。筆者開頭所說的“異樣”，原因也在此——一種郁悶、沉重的氛圍，密布于表面的“友好”之上。

　　毋庸諱言，兩國間情感摩擦的最大原因是歷史問題。作為日本人，我們知道，中國的輿論不滿“日本對于過去的歷史還沒有充分道歉”。

　　對此，日本國內雖然也不乏附和中方主張的聲音，但要說國民感情的主流，則是對謝罪要求感到困惑、反彈（謝罪要謝到何時才行？），一種“厭中”情緒在蔓延。

　　如果說道歉問題是解決兩國情感摩擦的一把鑰匙的話，那么，為什么兩國間圍繞這個問題竟產(chǎn)生了如此之大的鴻溝？

　　回顧戰(zhàn)后59年的歷史，兩國間至少有過3次解決問題的機會：第一次是1945年日本戰(zhàn)敗，第二次是1972年日中復交，第三次是1998年江澤民主席訪日。

　　1945年，日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同盟國無條件投降，成為盟軍的被占領國。其后的數(shù)年間，通過遠東軍事法庭主導的對A級戰(zhàn)犯的處刑、放棄戰(zhàn)爭的“和平憲法”的頒布（實際上是占領軍當局出臺的草案，要日本政府接受）等，非軍國主義化得以推進。終戰(zhàn)之初，日本國內馬上就有了“一億總懺悔”的流行語。雖說當時國土荒廢，國民還掙扎于貧困和糧食不足的窘境，但“戰(zhàn)敗國日本作為加害者謝罪乃理所當然”的社會輿論仍然頗為強烈。

　　然而，時隔不久，東西冷戰(zhàn)激化，中國的國共內戰(zhàn)和朝鮮戰(zhàn)爭勃發(fā)，日本不容分說便被收編進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至此，日中被冷戰(zhàn)構造所分隔，雖互為當事者，但卻失去了就戰(zhàn)爭責任問題而對話的機遇，這種情況一直持續(xù)到1972年邦交恢復。

　　客觀地說，在1972年，就歷史責任問題，包括戰(zhàn)爭賠償?shù)恼n題在內，對于相對于日本，以受害者的“強勢”姿態(tài)出現(xiàn)的中國而言，如果真的認為道歉及賠償不夠充分的話，應該是有中止復交談判的選擇的。但結果卻是，《中日聯(lián)合聲明》以“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zhàn)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措辭而塵埃落定，中國方面放棄了賠償要求。在國際法上，兩國以這種形式解決了戰(zhàn)爭問題，作為替代性補償，日本方面迄今為止已經(jīng)在廣義上向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yè)提供了總額“約7兆日元”（據(jù)日本慶應大學小島朋之教授研究，約合630億美元）的ODA（政府開發(fā)援助）貸款。

　　1998年，江澤民主席的訪日是在韓國金大中總統(tǒng)訪問日本之后不久。金總統(tǒng)在臨行前，面對日本記者團曾強調說，“希望我此次日本之行，能夠徹底清算過去，使韓日兩國從此不再糾纏（過去的問題），以期共同進入真正理解與合作的21世紀�！�

　　日韓之間，也曾有過類似日中的歷史。從1984年全斗煥總統(tǒng)訪問日本以來，雖然盧泰愚、金泳三等韓國領導人，每次訪日言必稱要構筑“面向未來的新韓日關系”，但是，韓國的仇日、反日非但遲遲得不到清算，而且，“謝罪謝到何時”的“厭韓”情緒也日益在日本國內蔓延。不僅如此，歷代政權為了強化其自身的政權基礎，甚至頻頻使用“日本牌”。

　　然而，“不辭與過去的歷史訣別”的金大中總統(tǒng)的堅強決心最終還是成了日韓間歷史障礙冰釋的契機。其后的日韓關系的好轉，僅透過“世界杯”的成功、韓國對日本大眾文化的解禁及日本的“韓劇熱”等現(xiàn)象也可窺知一二�；剡^頭來看，如果彼時，日中兩國領導人之間基于（日本）道歉的對過去的清算能夠實現(xiàn)的話，這個歷史懸案也許就不至于拖到21世紀了。

　　結果，中方對日本，抱有“對韓國以書面謝罪，對我們卻沒有”的不滿；
日方對中國，則懷著“手里攥著歷史牌，始終把日本當成罪人，直到其經(jīng)濟、政治價值喪失殆盡”的不信任感，雙方越走越遠。

　　筆者無意否認，橫亙于日中間的歷史問題，其主要責任在日本一方。但如果就對問題的適當處理而言，不能不說中方也應負一定的責任。正是雙方在履行各自責任時應對上的問題，導致了今天有目共睹的艱難狀況。

　　只需對日中關系的現(xiàn)狀作一番考察便不難看出，讓日本按照中方所希望的形式來道歉，無疑是非常困難的。事實上，無論道歉，還是道謝，都有三個要素：“who”（主體）、“to whom”（對象）和“about what”（理由），即由誰對誰關于什么道歉（謝）的問題。

　　第一，道歉的主體�，F(xiàn)在，過去直接參加過侵略戰(zhàn)爭的老兵，即使未入“鬼籍”，也是80歲以上的耄耋老者（假定其1945年為21歲的青年的話）。據(jù)日本總務省于今年7月的統(tǒng)計，日本80歲以上的男性人數(shù)為188萬，占全國總人口的1.4%。就是說，大約98%的日本人，是既沒有參加過戰(zhàn)爭，也沒有戰(zhàn)爭體驗、不知戰(zhàn)爭為何物的世代。中國人歷來受到關于日本侵略的教育，但對于日本如何從戰(zhàn)后廢墟上高舉和平憲法崛起，對于諸如前些日子剛剛去世的葉綺醫(yī)生那樣的、眾多貢獻于日中友好的人士的感人事跡，進而對于大多數(shù)日本國民希冀和平、決心不再為領土擴張而再次在亞洲使用武力等，恐怕鮮有充分的介紹吧。

　　其次，道歉的對象。伴隨著世代交替，盡管直接蒙受日軍傷害的人數(shù)在逐年減少，但事實上，依然不乏受到傷害后身心創(chuàng)痛終難平復的受害者。對于他們，確實應按照兩國間此前的條約框架，以官方和民間援助的歷史為基礎，探索一條適當?shù)慕鉀Q問題的道路。但無論如何，此次的重慶、北京的“亞洲杯”賽及去年在發(fā)生西安發(fā)生的“愛國人士”的行動絕不等同于戰(zhàn)爭受害者的訴求。

　　日中恢復邦交30余年，兩國間人際往來頻仍。30年前，中國人對于我們來說，只是見諸報紙和電視屏幕上的毛澤東、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或是身穿人民服、腳踏自行車的人群，我們也曾為那些把日本戰(zhàn)爭遺孤養(yǎng)育成人的中國養(yǎng)父母的寬廣胸懷所感動。

　　現(xiàn)在，在東京這樣的大都會生活的日本人，誰都能感受到身邊中國人的存在。在他們中間，既有友人，也有大學教授，或者偶然經(jīng)過的、喝上一杯的小餐館的店員，可謂形形色色，遺憾的是，也有一些犯罪者。特別是最近，以福岡的殺害一家四口事件為代表的、有中國人參與的搶劫、殺人等兇惡犯罪案例有所增加，使日本針對中國人的“國民感情”日趨惡化。

　　最后，是道歉的理由。我們認識到，日本過去在亞洲策動侵略戰(zhàn)爭，確是不容否認的歷史事實，絕對不能再次點燃亞洲的戰(zhàn)火。對此，我們有必要在心中盟誓。

　　但是，這種認識和誓約，與普通日本人也必須謝罪是不同層面的問題。所謂謝罪，是犯了罪的當事者，承認并基于道義上的責任，向當事的另一方低頭，甚至下跪以請求寬恕的表現(xiàn)。戰(zhàn)爭的策動者、在戰(zhàn)場上行使殘虐暴力的軍人，已經(jīng)在遠東軍事審判等軍事法庭上，受到了膺懲。除了A級戰(zhàn)犯之外，在B、C級戰(zhàn)犯法庭上，人數(shù)眾多的舊日本軍人被處以包括死刑在內的刑罰。據(jù)日本法務省統(tǒng)計，同盟各國共處決1100人，其中有200名以上是在中國被審判、處決的。作為侵略戰(zhàn)爭的當事者，受到如此制裁，在日本國民當中雖然也存有異見，但審判的正當性，基本上還是獲得了承認。

　　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會導致“一部分軍國主義者”，甚至是A級戰(zhàn)犯的非罪化。關于這個問題，日本國內已有加藤紘一等眾多的政治家和知識分子倡議，希望盡早建立取代靖國神社的追悼設施。筆者以為，作為小泉首相，不僅要考慮來自中、韓的聲音，對于渴望亞洲安定和平的日本國內的聲音，也有必要以行動作出回答。但是，這種認識依然有別于謝罪問題。

　　關于中國方面屢屢提及的德國與日本的對比問題，因與筆者此前的論述有所重復，恕不在此贅筆。今年6月，在紀念諾曼底登陸60周年的慶典上，德國總理施羅德的發(fā)言中，一句“我們從納粹主義下被解放出來”告訴我們，那種認為責任在希特勒和納粹的思考方法依然如故。

　　德國人和德國政府通過對納粹暴虐行徑的批判、對猶太人的哀悼，巧妙地規(guī)避了德國和德國人自身的責任（筆者當然無意贊賞這種做法）。而對我們而言，也沒有生為日本人，便天生與歷史責任相伴的道理。否則的話，“對在日中國人的犯罪，其他的中國人也得負責”的“邏輯”是不是也能成立？問題是一部分軍國主義者和不法外國人的問題，而不是全體日本人和全體中國人的問題，這是兩國必須堅守的理性底線。

　　中國不是“北風”，是“太陽”。倘若中國能以大國的氣度和胸懷，溫和而理性地同日本相處的話，相信日本人終究會被感動。相反，無論是誰，都難以接受“給我跪下謝罪”式的要求。日中兩國是對等的鄰國、伙伴，并非屬國、朝貢國的關系。不久前，海南省一家酒店的門前，樹立了一尊東條英機下跪的銅像，日本媒體也進行了報道。對此，作為日本人，筆者絲毫沒有受辱之感：畢竟，對于過去的軍國主義者無論怎樣，與我們沒有關系。只是，現(xiàn)代社會的日本人不會，也沒有必要采取那種態(tài)度。

　　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經(jīng)闡述過，作為戰(zhàn)后出生的世代，我們有必要在心中發(fā)誓：一定要把過去的歷史當作深刻的教訓，絕不讓歷史的過失重演。但是，對于超乎這之上的、更進一步的表態(tài)則愛莫能助（一些自己希望有進一步表示的老兵另當別論）。這既是戰(zhàn)敗后經(jīng)歷了59年和平發(fā)展的日本的國民感情之所在，也是為兩國關系的現(xiàn)狀所決定了的。至于中國國內愈演愈烈的反日情緒，當由中國政府和國民權衡利害得失，該當如何是中國自身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克制、克服由相互不信任、互厭所引發(fā)的惡性循環(huán)。解決的關鍵，是將目前這種對對方的態(tài)度來一個180度的“腦筋急轉彎”：你討厭我，我也討厭你；
你若喜歡我的話，我也會變得喜歡你。即是說，相互承認對方作為東亞重要國家的對等身份，盡可能地尊重對方，并與其合作。

　　說起來簡單，對民族感情的拂拭絕非易事。但是，如果從現(xiàn)在起，兩國不去挑戰(zhàn)這項難題，謀求解決問題的方案，在領土、能源和臺海問題等危險要素尚未消失的情況下，倘因所謂“民族感情”，矛盾進一步加劇、激化的話，20世紀所犯下的錯誤就難免會有重演的危險。拋卻憎惡和不信任，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基于相互信賴和尊重的日中關系，是一項極其艱巨的工程。無論前面有什么，也不能回避這個考驗。只有通過這種努力，雙方的情感才有可能進一步靠近，化解過去歷史障礙的政治、歷史智慧才有可能眷顧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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