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一直是社會學研究關注的重要領域。本文在批判與繼承國內外學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國家與社會雙向親和性分離的分析范式。這種親和性分離關系建立在中國“倫理本位”、“權威本位”和“單位本位”這些中國社會基本自性基礎上，中國轉型期良性社會程序的建立和維持正是由于國家社會關系的親和分離。本文認為，轉型期中國社會秩序的維護關鍵在于市民的表達機制與政府治理體制的轉變。表達機制源自市民的社會參與和溝通路徑的依賴。目前城市社區(qū)國家與社會關系在向兩個方面轉變：從傳統的強制控制向溝通軟控制方向轉變，從傳統的至高無上向與社會平等、親和的方向轉變。國家與社會的親和性分離關系奠定了社會秩序良性基礎。

　　關鍵詞：城市社區(qū)；
國家與社會；
親和性

　　一般來說，任何社會的形成都是由個人、制度和文化三種動態(tài)關系所組成，那么一定的社會關系就成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1本文的分析就建立在社會關系的分析基礎之上。在當代中國城市社區(qū)，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逐漸完善，隨著淹沒社會的國家權力在諸如經濟、市場等領域的有限退出，隨著萬能的“單位制”的逐漸解體，市民與國家（政府）的互動關系發(fā)生了根本性大變化：一方面，市民的職業(yè)流向分布于國營、私營、外資、個體等多種經濟所有制，市民對“單位”的依賴趨弱，對政府的指令依賴趨弱；
另一方面，政府的職能角色定位發(fā)生改變，政府不能通過“單位”直接將其意志貫徹給市民。然而，在城市社區(qū)傳統權威治理的“慣習”作用陰影下，政府（國家）需求以其意志來影響市民的行為，而同時市民（社會）也需求政府的指導和幫助，二者都在尋求一個互需互求互連的路徑，市長公開電話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成為政府了解民意、市民參與政府決策的一個平臺，換句話說，社會的巨大變遷與傳統治理“慣習”加上都市這個特定的“場域”催生了政府與市民溝通的路徑。

　　本文所選擇分析的C市（文中所提到的人名、地名按社會學調查的基本要求都做了加工處理）有四個基本的背景、特征：其一，它是省會都市，擁有621萬人口，并且是一個新中國成立之后迅速擴張起來的新城市，因而它沒有悠久的歷史文化；
其二，它是新中國的老工業(yè)基地，曾是新中國工業(yè)發(fā)展的驕傲，也是城市社區(qū)傳統治理模式下的一個典范；
其三，在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下，它又是下崗職工集聚的地方，是全國研究下崗職工生活狀況、前景取向的一個試驗區(qū)；
其四，它是一個在全國全世界都造成了一定影響的“邪教”發(fā)源地，其社會整合與穩(wěn)定的秩序構建是全國關注的焦點�；�于這四個特征，對于它的“市長公開電話”研究就賦予了更多、更獨特的現實價值。首先，它擺脫了國家—社會關系的兩種分歧，即國家中心主義和地方中心主義的矛盾。C市的特殊背景使之成為國家與社會相互需求、相互自發(fā)依賴的場域，在這里，國家的權力溝通與支撐離不開社會的強烈的支撐，同時社會的獨立和擴張也離不開國家的幫助。其次，它是新建的老工業(yè)的基地，其人口來源包含了全國各地，是國家安排的制度流動與自發(fā)流動有機結合的產物，這種流動，打破了血緣、地緣等的傳統束縛，使之更適合成為發(fā)育新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場域。更重要一點，它的眾多下崗職工及“邪教”的發(fā)源地獨特背景，使之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與社會關系變遷的獨特地域。在這種獨特場域中，市民為何、如何參與“市長公開電話”，參與之后政府決策權力的運作、政府和市民的角色發(fā)生了哪些變化，市民的參與輸入能否產生相對應的政府政策的輸出，而輸出是否又產生了良性的市民的參與輸入以及對中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變遷和對良性秩序的形成有哪些作用等都是我們需要探討和回答的問題，特別是對于C市類似特征地域的新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形成以及導致的秩序更是本文需要予以探討的重點。

　　一、本文的框架與概念

　　本文欲以C市“市長公開電話”的社會功能為突破口，以“國家—社會”關系為分析模型探討社會秩序的形成�！皣�家與社會”分析模型在當代學術界有三個基本范式：“多元”范式、精英范式和階級范式2，對中國“國家—社會”關系的分析受到“集權主義”和“多元主義”理論模型的影響，“集權主義”比較注意國家控制方面，“多元主義”則重視非國家組織的發(fā)展，“國家和社會”框架可以說是這兩個模型的具體延伸。社會學的研究多把國家和社會分為有關系的兩個領域進行討論，突出了國家與社會的沖突矛盾方面，（梁治平1996、楊念群1995、何增科1993、鄧正來1999、愈可平1993、張靜1999等）我認為這種分析是沿襲了西方市民社會的分析范式,脫離了中國“單位”本位、“權威”本位及“倫理”本位的具體社會自性，本文采用的是國家與社會互為親和性分離的分析范式,把國家與社會視為互為需求的一個整體，在整體中展開對秩序形成的討論。

　　我把秩序形成的宏觀因素歸結為三個方面：市民的參與意識、溝通的媒介、政府的治理體制。市民的參與意識歸結于社會領域的覺醒程度，社會溝通媒介歸結于路徑依賴的選擇，政府的治理體制歸結于國家權力的使用范圍。在秩序形成和社會整合的過程中，三者互為一體，同時三者又分屬于不同的領域，亦即說只有三者的有機結合或者說只有社會與國家的親和性分離選擇才能促使良性秩序的形成。在具體分析中，表達機制、治理機制、秩序將構成本文的重要概念。三個概念來源于本文研究的三個理論假設。假設一，“市長公開電話”是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與市民溝通的無奈舉措，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傳統社會治理形式新的表現。這表現在一方面政府很難很快地從傳統“父母官”意識為主的發(fā)號施令的慣習中解脫出來，對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單位”有些不適應，因而迫切需要一個溝通民間、樹政府新形象的表現方式；
另一方面，市民也未能擺脫長期以來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有難求官、求政府的習慣，二者的契結促使“市長公開電話”開通運行，這實際上是傳統習俗的作用使然。假設二，“市長公開電話”是中國公共領域不成熟、社區(qū)建設不發(fā)達的一個產物，但在目前促進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良性互動，促進了市民的參與熱情，有利于社會張力的釋放和穩(wěn)定社會秩序的形成。影響市民社會參與熱情的因素很多，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客觀方面諸如受教育程度、性別、職業(yè)地位、宗教信仰、戶籍、治理體制等等，主觀方面有諸如人格、認知模式、政治態(tài)度等等，我認為在諸多因素中，信息來源和認知模式最為重要。政府為了促使更多的市民積極參與市政建設，往往通過各種途徑(如報紙、電臺、電視、互聯網絡、公開電話等大眾媒介)向市民傳輸有關市府決策、建設等的情報、動態(tài)和消息，但報紙、電臺、電視等缺乏市民與政府的直接互動，互聯網絡絕非一般市民所能享用，“市場公開電話”開通的優(yōu)越性就凸現出來，它不僅簡單易行，而且與政府發(fā)生了直接互動，經過政府與市民信息的良性輸入與輸出，市民就能把社會參與理解為一種樂趣，進而形成人人充當獻策者，人人關心市政建設，個個參政議政的良好局面；
同時在市長公開電話這個平臺上又促進社會公共領域的形成。反過來，公共領域的發(fā)育與成熟又有力限制了國家權力的無限擴張，緩解了社會的部分張力，最終有利于形成和諧穩(wěn)定的社會秩序。假設三，“市長熱線”的長期運行助長了政府“父母官”傳統角色的滋長，不利于社會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不利于“小政府、大社會”局面的形成，但有利于市民表達機制的建立。中國傳統政府角色的理念是一種權威主義理念，在傳統的權威主義理念中，政府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政府的權力和權威來自理性的授予，是絕對至高無上的，政府的角色就是對社會進行控制，政府是社會的唯一權力中心，社會必須受制于這一中心，“市長公開電話”的一個功能就是政府利用自己的權威干涉社會應該獨自完成或由政府的有關職能部門拖延完成的事，當然也就不利于“小政府、大社會”局面的形成。因為“小政府、大社會”必須依賴三個條件：一是政府的高效率，二是社會的積極參與，三是政府與社會的有效溝通和良好關系，在這三個條件中“大社會”和市民的積極參與至關重要，市民的參與就是表達機制的建立和完善，“市長公開電話”在一定意義上講是給予市民參與、表達自主利益的渠道，從這個意義上論，“公開電話”又促進了社會的發(fā)育和成長。

　　本文將用這三個概念來界定不同的國家和社會關系及導致不同關系產生和形成的內在機制，從而揭示：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親和性分離選擇即秩序的形成來源于表達機制、治理體制和路徑三者的不同組合，證明對于C市這種特殊背景的國家與社會的親和關系來源于三者在中國特殊場域的特殊組合。但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的論證不在于肯定傳統體制下的國家與社會合二為一或只見國家不見社會、國家權力全部滲透于社會的狀況。

　　二、C市“市長公開電話”個案概況

　　C市“市長公開電話”開通于1989年，后因種種原因未能全面開展業(yè)務，1996年市政府機構改革并入秘書處管理，1996年在市級領導班子“三講”教育征求意見時，針對一些群眾提出要強化“市長公開電話”功能的建議，于同年6月20日重新設建了“市長公開電話”辦公室并申請?zhí)胤�號�?2345”，1999年秋季利用因特網開通了《市長電子信箱》。1996—1999年該辦公室由于人員配置、管理、設備等原因工作也一直未能完全開展起來。1999年劃為市長直管，至此“市長公開電話”才走上蓬勃發(fā)展的道路。重新設建市長公開電話“目的不僅僅是要為群眾解決幾個問題，更重要的是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接受人民群眾的監(jiān)督，了解人民群眾的愿望和要求，使政府工作充分體現人民群眾的意愿”（市府2001總結報告）。

　　C市市長公開電話辦公廳為副局級管理的兩個處級建制，擁有固定工作人員25人，辦公面積200平方米，受理電話6部，辦理電話18部，日受理數量570件左右，網絡單位64家，一線網絡工作人員2000余人，其包含了市所轄10縣（市）區(qū)、4個開發(fā)區(qū)、24個政府有關職能部門、5個中直單位、9個企業(yè)集團、15個窗口單位和230個分支單位。出有刊物《市長公開電話簡報》、《12345專訊》和《市長電子郵箱》。其開通宗旨為“上為領導分憂、下為百姓解難”（2001市長報告）1999年—2002年，市長公開電話共接市民投訴342922件，辦理323375件，辦結率94.3％；
處理群眾來信3008封，電子郵件64964件，辦理省長公開電話交辦1838件，出現場1100多次，召開各種協調會議百余次，下達書面催辦單278件，向領導提供各類建議120余條。2003年共接市民投訴14381件，辦結13837件。（《長春晚報》2004.4.15）

　　其工作機制是整個系統統一指揮調度，縱橫協調運作，上令迅速到底，下情馬上到任。其工作方法是交辦催辦、現場辦理、會議協調、領導鑒批跟蹤辦理以及重復投訴熱點、難點問題重點辦理。（市府公開電話—辦公廳工作人員訪談錄）

　　市民投訴的渠道主要是電話投訴、電子信箱投訴、上訪等，根據調查投訴的主要群體主要分布于高、中、初級專業(yè)技術人員及位于社會中下層的小企業(yè)主、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個體勞動者、一般商業(yè)服務人員和在崗、下崗的工人，外來流動人員。其中弱勢群體占據了絕大部分。投訴內容我本欲按建議和意見兩類進行統計，苦于檔案登錄不清或保存不全未能完成，但從其現存的材料中大致可以看出主要是噪音污染、垃圾清理、水污染、綠化、交通等城建方面及諸如住房回遷、工資拖欠、下崗補助、小區(qū)治安等一些積重難返的老大難問題，有關市政建議，政府大政建議和社區(qū)建設建議很少，尤其是有深度、有廣度、全局觀的建議更少。

　　對投訴人員的意見反饋市府要求一般3-7天，市民投訴時間分布于上班時間、下班之后和節(jié)假日，電話投訴大多數集中于市府上班時間。

　　三、本文的調查與分析

　　本研究的調查主要是兩種：文獻的收集和個案的訪談。文獻的收集主要集中在市府的報告、投訴登記單、處理反饋單；
個案訪談分布于不同階層的投訴人（包含了投訴后解決的，投訴后未解決的、未投訴等方方面面），典型事件的當事人。

　　根據文獻的統計，1999-2000年，C市“市長公開電話“共受理投訴111611件，交辦83542件，辦結71535件，當場答復咨詢電話28069件，辦理市長電子郵件2083封，處理群眾來信120封，2000-2001年全年受理投訴126659件，辦結120326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辦理市長電子郵件2741件，2002年全年受理市民投訴101790件，辦理97854件，辦理市長電子郵件2111件，處理群眾來信755封。2003年共接市民投訴14381件，辦結13837件。當然，我在此不是簡單的羅列數據，這些數據說明市民與市府的互動關系是多么強烈，也說明市民的參與熱情十分高漲，從中如何來看待C市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的特別性，我的個案訪談材料可以作為說明13。

　　案例一：

　　typ教授是C市某著名大學的教師，2002年教師節(jié)那天他成功地利用“市長公開電話”清除了住房門口堆積已久，屢次反映未能解決的垃圾。他回憶說：

　　教工宿舍前空地數月前被市政府征用建設一條通道，施工單位為了減少建設成本，將空地上的垃圾集中堆放在宿舍門口，一者我們進出宿舍十分不便，二者污染了環(huán)境，同時有礙教工宿舍的名聲，這不很多教工都搬出去了，把住房租給流動人員。我們單個或集體找過施工單位，找過居委會和街道辦事處，他們答復或不是其職權范圍，或無力解決或無暇顧及，居住這幢樓的人怨聲載道，可一籌莫展。教師節(jié)那天（指2002年）大家又聚在一起討論此事，由于住戶之中只有我一人具有教師身份，于是大家鼓勵我打“市長公開電話”，以前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打這個電話，也不知效果如何，只是經常從城市晚報上讀過市長公開電話發(fā)布的信息。于是我打了，接線人員很熱情，問得很仔細，要了我的電話后讓我等待回復。不多久，我就聽到樓下機器的轟鳴聲，鏟車、吊車和垃圾清除車都來了，幾個小時后我接到兩個電話，一是道路施工單位打來的，要求我下樓查看一下清理是否干凈，是否滿意；
一個是公開電話辦公室打來的，詢問垃圾是否清除，是否滿意。我看了，數月的垃圾確實清理一空。

　　問：您是否打聽過施工單位兩次完全不同的行為的原因？

　　答：問了，他沒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說由于前段時間施工忙，沒有力量清理。但我認為這是權力的作用，因為街道辦事處告訴過我，這個施工單位是區(qū)政府指派的，街道辦事處的指令對其無效，而區(qū)政府是市長管的，因而“市長公開電話”辦公室的指令他不能不聽。

　　案例一的typ在在處理這件事，實際是利用了兩種資源，一是教師的特殊身份和教師節(jié)的特別氛圍，二是市長的權威。當然他巧妙地利用“市長公開電話”這個路徑將二種資源結合起來了，也可以說他的社會參與是在恰時的選擇路徑上滿足了政府的新需要。

　　案例二：

　　lh先生是一個銀行職員，家居C市南湖東岸的華僑飯店附近小區(qū)邊，小區(qū)治理之前，離小區(qū)不遠有一700多米長的水溝，由于小區(qū)建成后將排污管線直接接到了水溝造成了污水橫流，臭氣難聞，附近居民稱之為“龍須溝”，入夏后附近的居民無法開窗，出門捂著鼻子。環(huán)境特別惡劣，強烈要求徹底治理，后經曲折復雜的投訴之后終得治理。lh先生談及此事后感慨的對我說：

　　你現在看到的那塊綠草就是原來的污水溝，排污管、排水管都已鋪設在地里，風景多美，可你難以想象2000年前是什么樣子，濁氣沖天，甚至一天我們路過那里兩次衣服上就染上了那種氣味。

　　你問我是如何解決的？我們的上訪經歷很復雜，起初我們找了小區(qū)管理處，答復說不是小區(qū)的區(qū)域，不能也無權治理。之后我給市領導寫信反映，還多次給“市長公開電話”打電話，你問我多少次？我記不清了，起初市政府派了一個人來了解情況，可過后很多天沒有消息。然后小區(qū)居民聯名寫信，還有多人打“市長公開電話”，2000年6月份來了許多人，有市政府的，也有區(qū)政府的，還有小區(qū)的領導，來了四次，聽說市長下了指令，要求在年底前必須治理好，還聽說市長下令撥了100多萬。最終由區(qū)政府設施管理處組織施工，該年11月份初填土完成，第二年又種了草，就成了現在模樣。

　　問：你們如何能想到“市長公開電話”？

　　答：當官的經常說“任職一地，造福一方”，有困難我們不找他們找誰呢？更何況你找區(qū)政府也沒用，既然有“市長公開電話”，市長肯定比區(qū)長大，市長簽辦了區(qū)政府敢說個“不”字嗎？

　　案例二lh先生路徑選擇代表了中國“官大一級壓死人”的老傳統，其中既可以看到“父母官”的治理體制蹤影（從民官兩個角度），也可以看到民對官的依賴。與案例一相比，lh普通人的身份和資源的有限迫使他（們）依靠集體的力量和反復投訴的威力使當地的最高國家權力的運用與自身的利益保護有機結合，同時“為民作主”的官要求也時刻影響政府與市民的直接互動。

　　案例三：

　　yxj女士是一家雜志的一名普通編輯，她的居室前在2000年夏季正在興建一座新樓，施工單位為了趕工期，晝夜不停施工，其噪音嚴重影響了周圍居民的休息，以致yxj女士夜晚都無法入睡，數日后，yxj女士首先給“市長公開電話”投訴，接線人員當即表示處理并請她等待回復，可是一連數日施工照常，之后該女士給省長公開電話投訴，接線人員稱市長公開電話解決不了的事他們更是解決不了，建議該女士再給市長公開電話投訴。迫不得已，該女士給市晚報記者講述了她的經歷和要求，晚報記者很熱情，次日在市民意見專欄中報道了此事，此后的四五日施工單位夜晚停止施工，之后再次反復，并且任憑該女士投訴也無濟于事，直至大樓完工。她回憶道：

　　提起這事我就鬧心，噪音污染是政府治理的責任，更何況我已屢屢投訴。我以為這件事是政府有關部門失職，也可能由于我人微言輕，施工單位來頭大，故政府在權衡利弊時丟我而保他。“市長公開電話”應辦成咱老百姓向政府進言的渠道，是咱老百姓的電話，中國老百姓都很老實，他只是在其困難不得了或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求助于人，求助于政府。你看到了，城里人各顧各，我是一名臨時編輯，既無單位依托，又無類似西方發(fā)達的社會團體可以求助，遇到我這檔子事不找政府找誰呢？

　　問：你的事沒辦好，你以后還會與政府溝通嗎？

　　答：當然，我不僅有困難還要找政府，而且我還要給“市長公開電話”提建議，發(fā)郵件。我聽說，公開電話也辦了不少好事，但愿我這事是極其特別的案例。說真話，遇到倒霉的事政府還是咱的主心骨。

　　案例三yxj女士的社會參與的路徑選擇很對，但為什么政府未能給予相應的回應呢？我認為可能是y女士分析的那樣是施工單位的“來頭”很大，政府在處理問題時不能不考慮“來頭”，因為中國畢竟是權威本位國度，政府有關的工作人員是在權衡利弊時保了“來頭”的利益而損害了投訴人的利益。從另一角度看，從案例三中也可以看出市民（特別是弱勢群體）對國家有很強的依賴性。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在此表現為社會對國家單向度的依賴。

　　案例四：

　　C市寬城區(qū)東二條35號“火燒房”15戶居民的住房因1992年失火，1999年規(guī)劃由聯合置業(yè)開發(fā)并簽訂了協議，房地集團已將該樓滅籍，但由于種種原因此地一直未能拆遷，15戶居民8年來一直租房或住在簡易房里，在15戶居民聯名投訴后，“市長公開電話”辦公廳積極協調房地集團，由房產集團出資將舊房進行了大修，2000年8月末15戶居民全部搬進新居，接受采訪的whs先生回憶說：

　　這事真的要感謝政府，感謝“市長公開電話”辦公廳的工作人員。自從1992年失火后，我們一直找房產集團，房產集團以種種借口推卸責任，把我們當作“釘子戶”“賴戶”，94年與聯合置業(yè)簽訂協議時，我表達了我們的想法，那時我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這次可以搬離貧民窟了，孩子們也可以抬起頭來了，可聯合置業(yè)查看幾次后就無消息了，據說費用太高，拆遷費不合算。我們就這樣一直等啊，交涉啊，你也知道，老百姓辦事難�。∮绕鋵ξ覀冞@種集體貧困戶更難。前年(2000年，作者注) 聽說“市長公開電話”管用，我們就試撥了一次，沒想到政府立刻派了人員下來了解情況，多次找我們談話，詢問我們的要求，還領著房產集團的人與我們協調折中的辦法，這不，前年8月我們集體又搬到了大修過的住房，雖然仍不是太好，但與過去相比是天壤之別了，沒有政府，只有天知道何時我們才能搬入新居。

　　whs先生的回憶讓我感慨，弱勢群體多么需要政府（國家）的關心和垂愛。與前幾次案例相比，這15戶居民更多的堅持是忍耐，是等待，等待房地產集團的恩賜，等待政府的處理。從該案例中也可以看出溝通路徑的重要性，如果我假設政府對社會也是如社會對政府的親和一樣強烈，那么政府了解民眾的需求只能靠路徑的選擇了。再假設如果這15戶居民早日投訴“市長公開電話”，那么很可能這15戶居民就能早日搬入新居。

　　案例五：

　　2002年冬C市二道區(qū)惠二路立交橋南側118棟門前的人行步道上上下水堵塞，直接淌到了惠二路立交橋的交通要道上形成了大面積的冰面，最厚層可達一尺，給交通帶來極大的不便，連續(xù)發(fā)生多起交通事故，由于找不到產權部門，使問題非常難以解決。后在市民投訴后，“市長公開電話”辦公廳工作人員先后三次到現場協調了二道區(qū)城建局，房屋建設單位（伊通河指揮部）和濱河物業(yè)等有關部門，最終伊通河指揮部出面完成了清理和疏通的任務。關于這件事C市市府L姓官員談到：

　　這是一樁典型的“三不管”案例，政府想管但不知情況，市民沒有力量管，部門又找不到�，F在大家都在談政府職能轉變，作為官員我可以負責的說，建立市長公開電話實在是種諷刺，是種無奈，早就應該做好的事非安排這么一個平臺，一個載體，通過政府的權威來解決，我的內心并不是很愉快，（老百姓）作為個體來講，有的時候實在是無奈，孤立無援，在這種情況下包括法制建設不完善，經濟處于轉軌、轉型時期，那么有這個載體確實是為老百姓造福。通過市長公開電話反映上來的事情，看似都是些用電、喝水、取暖的小事，但對于每個群眾來說都是大事。每一個網絡單位，每一個工作人員能不能植根于百姓的心中，每個人對得起良心，這比什么都重要，事涉百姓沒有小事，有了為人民服務的機會不去珍惜，把本來應該為老百姓的服務看成是對他們的恩賜，顛倒主仆，顛倒黑白，這是十分危險的。

　　問：您如何評價在市長公開電話這個平臺上市民參與與政府治理體制轉換的關系？

　　答：市長公開電話的功能，不僅僅是要為群眾解決幾個問題，重要的是通過傾聽群眾呼聲，有利于拓寬政府與市民的聯系渠道，引導、鼓勵和支持更多的群眾參與社會監(jiān)督，把政府的工作和整個城市的管理真正置于市民的監(jiān)督下。政府工作更需要全體市民的積極參與，在群眾中蘊藏著無窮的智慧，怎樣發(fā)揮好群眾參與政府工作的積極性，為政府工作建議獻策，成為我們工作中的一項重要內容。說一千道一萬，千方百計的做好市長公開電話工作，就是為了讓我們市的老百姓生活的更好一些，更方便一些，更安全一些。今天談這個事例就說明了沒有熱心市民的積極參與，我們也不能如此迅速的將責任規(guī)劃為職能部門，限時地將地面清理完畢。

　　案例五L姓官員的表白使我弄清了政府對市長公開電話的運用和功能的態(tài)度，他的談話表明了政府對治理體制的自身定位是有清醒的認識，實際上他在說明穩(wěn)定有序的秩序形成來源于市民的積極參與和政府的積極作為，“市長公開電話”只是現實條件下無奈的溝通路徑和平臺。

　　案例六：

　　C市綠園區(qū)ljs先生曾該區(qū)的主要負責人，在其任職期間，他曾利用節(jié)假日帶領領導班子成員走街串巷現場為群眾解決難題，使春草路“三小” 、創(chuàng)業(yè)大街無證診所、平陽街廢品收購站等問題得到解決，他說道，“市長公開電話”的社會功能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通過反映的社情民意，成為政府的耳目，第二它是宣傳黨的政策方針，成為領導的“喉舌”，第三，分析預測未來社會發(fā)展的趨勢，成為領導的“外腦”；
第四，是完成領導交辦的重要事項，成為領導的“手腳”。“市長公開電話”是一項民心工程，老百姓盯著它，上級望著它�，F在的“市長公開電話”可比作是一支滅火隊，哪有災情哪滅火。一個這么大的城市，哪能沒有問題，如果政府不主動的了解民意、民情，一個個小問題就會醞釀成大問題，就將嚴重影響城市穩(wěn)定的秩序，破壞我們的經濟建設成果。

　　問：您是這個區(qū)的主要負責人，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答：任何一項重要工作，如果一把手不去抓，不親自去抓，重要的工作就上去，我經常對一線工作人員講要把握三點：第一：要對老百姓負責，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今天我們的地位、待遇和工作崗位都是老百姓創(chuàng)造的。第二，對政府和市長負責，靠良知，靠道德，靠本分。第三，要對自己負責，我們是官，也是市民，要換角度思考問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此我把提高辦結率、鞏固滿意率、降低重復投訴率作為我工作的宗旨。

　　比較案例五和案例六，兩個不同級別的政府部門強調的都是維護穩(wěn)定的秩序。一方面是加強市民對政府政策的認知度，鼓勵市民積極參與。另一方面是緊緊咬住“市長公開電話”這條線，提高政府的治理水平，提高政策的適用性，通過提高投訴案件的辦結率來增強市民的參與熱情，提高輸入的效益，不同的是市府強調“市長公開電話”的宏觀意義，區(qū)府強調自身“孺子�！钡木�神。

　　四、“市長公開電話”的功能與效用討論

　　通過前文的調查，本文認為“市長公開電話”在整合社會秩序方面具有明顯的功能和效用，對此本文將從社會秩序、表達機制、治理制度三方面加以論證。

　　（一）、社會秩序

　　秩序即社會的有序狀態(tài)，它是以社會穩(wěn)定為基礎的，因而在本文的研究中秩序即等同于社會穩(wěn)定。從學理上講，社會穩(wěn)定是社會各種矛盾相互協調適應，保持質的規(guī)定性，量變保持在度的范圍內，發(fā)展是漸進式的一種狀態(tài)，它側重于整體社會結構的協調與穩(wěn)定14。在社會學上，社會穩(wěn)定是指一種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fā)展狀態(tài)即社會結構諸要素之間都要按照一定的順序，構成相對穩(wěn)定的網絡體系。有人認為，參與＋制度＝穩(wěn)定。15從C市特定場域而言，穩(wěn)定（秩序）的形成來源于國家與社會的親和性分離關系。C市是某一“邪教”的發(fā)源地，又是下崗職工的集中區(qū)而為何社會如此穩(wěn)定呢？我個人認為是緩沖機制與政治社會化兩種因素的功效，誠然這兩種因素又與表達機制與政府治理體制聯系在一起的。緩沖機制又叫“安全閥機制”�！鞍踩�閥”本是人們防容器爆炸而設置的。社會學家借用安全閥的原理運用于社會，建立了社會的安全閥機制。開辟多種經常性與制度化的渠道，設置人們發(fā)泄不滿情緒的通道，可以避免災難性沖突的出現，這是社會安全閥機制的重要性。

　　C市“市長公開電話”在當前從某種意義上講就是扮演了“安全閥”的角色，它有利于社會張力的釋放。C市是擁有621萬人口的大城市，社會的各種矛盾和沖突必然不可避免，尤其在當今社會轉型時期，市民個體的心態(tài)沖擊比過去增大，為此更需要有交流感受、訴說委屈、發(fā)泄情緒、提出建議的渠道。“市長公開電話”的功能之一是在于市民（社會）在允許的不公開威脅群體團結和社會穩(wěn)定的方式來松弛因內部沖突和對抗產生的緊張，消除或消減群體或社會的不滿情緒；
以不危及社會根本制度的合法的意見表達方式來消減社會存在的諸多矛盾和沖突，以維持社會的良好秩序。這在我的案例中也得到了說明。案例二LH先生的請求就很有代表性，這種涉及集體利益的事件如果不處理，就很可能造成滋眾鬧事、群體上訪等不好影響，因而“市長公開電話”由于能及時、適當的讓不滿情緒和不同意見得以宣泄，防止矛盾和沖突的過度壓抑和聚集，從而防止了矛盾和沖突的爆發(fā)，避免了社會秩序的大混亂，保障了現代化所必需的社會相對穩(wěn)定的外部條件。

　　M·韋伯曾經指出，任何一個社會都有作為一個社會政治、文化秩序的倫理標準核心的“社會規(guī)約”，它是維持社會穩(wěn)定與群體整合的基礎，不僅涵蓋一個社會的價值等級序列，同時囊括國家典章制度與社會習俗的和諧于一體，由這一核心提供的秩序包括價值、角色規(guī)范、慣例習俗，它使人人知所當為，各得其所，這實然是政治社會化的一個功能，政治社會化維持社會系統的存在、發(fā)展和秩序。在國家－社會關系分析模型上，它表現為對國家（政府）和社會（市民個體）兩個方面的社會化，對于C市這個場域而言，政府的政策輸出需要市民的參與、評價和認可，市民意見輸入也需要政府的采納、接受和評價。正如薩姆納認為的“社會是一些集體力量系統”，16政治社會化對國家的功能就表現為社會對國家權力的限制，使國家政策的制定人在決策時考慮到社會這個集體力量的意見、反映和認知程度，反過來說，對社會的功能就表現為社會對國家權力的認可、監(jiān)督和修正，從而達到國家與社會親和性分離關系的形成，達到社會良性秩序的發(fā)展。案例三yxj女士說“我不僅有困難還要找政府，而且我還要給‘市長公開電話’提建議，說真的，遇到倒霉的事，政府還是咱的‘主心骨’”。案例五L姓官員講“引導、鼓勵和支持更多的群眾參與社會監(jiān)督，把政府的工作和整個城市的管理置于市民的監(jiān)督下”，“政府工作更需要全體市民的真正參與，在群眾中蘊藏著無窮的智慧”，在這里國家權力與社會行動有機結合起來了，國家與社會在這個意義上也就達到了親和。沒有社會化，沒有政府與市民的頻繁的互動，YXJ女士不會在其投訴未得到公正處理的情況下，仍然會給政府提建議，L姓官員也不會強調市民對政府的監(jiān)督作用，二者的相互需求與信賴促成了國家－社會親和性分離關系的建立，在這個基礎上，對C市而言，穩(wěn)定的秩序也正建立在這種親和性分離關系基礎上。

　　再者，從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而論，中國的儒家學說成為國家—社會親和性分離關系的基礎。正如司馬云杰先生的分析，中國具有超穩(wěn)定的文化價值模式，即“安土地、尊祖宗、崇人倫、尚道德、重禮儀”。17所謂安土地是指中國農業(yè)立國的基礎而言，中西社會發(fā)展的巨大差異源于中西的立國基礎不同。古希臘文化一開始就以海上貿易、海上交通為中心，因此“廣場論壇”之類的社會十分發(fā)達，而中國是“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18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19也是費孝通先生所指出的“鄉(xiāng)土中國”。20因而中國社會是一個相對僵化、停滯的社會，表現為社會對國家的過度依賴。所謂尊祖宗是指中國人自古就有集體合作感，對祖宗的無限崇拜和思念轉為對大而化之的“家國”的順從和親和，特別是在“天人合一”的思想背景下更是如此。所謂崇人倫是指國人迷戀于上下等級尊卑有序的制度環(huán)境，將家庭中的人倫觀變?yōu)榱藝�家中的等級科層制。所謂尚道德是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而止于至善”21，指“泛愛眾”22，指“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23，對等級的向往轉為對國家權威的順從。所謂重禮儀，一指人與人交往的規(guī)范而言，二是指國家對社會的態(tài)度而言，在古代中國，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國家的附庸。從這個意義而論，中國傳統文化既成為“以和為本”的社會化根源，又是“安全閥”機制的實現基礎。

　�。ǘ�）、 表達機制的“安全閥”社會效用

　　社會產生于眾多的個人的思想和行為有計劃的協調，個人預計從共同實現某一種特定的目的會于己有利，因而聚合一起共同行動，社會是一種有目的的聯合體。24如前所述，國家是指行使公共權力的載體，國家－社會關系的親和性分離不僅表現在二者的相互信賴和需求，同時表現為二者的相互表達和溝通。由于國家本身就是權力的化身，是公共權力的制訂者、執(zhí)行者和維護者，因而表達機制又主要表現為社會的表達渠道，表達意識，對C市而言它體現為市民的社會參與意識和社會溝通的媒介兩個方面。

　　社會參與是團體成員或社會公民實現其社會（政治）價值的最有效、最根本的途徑，其功能體現為維護自身權益和賦予國家權力合法性兩個方面，“合法性”是西方學術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范疇，對其界定主要分為經驗式和規(guī)范式兩種。作為合法性經驗理論的代表，M.韋伯認為，一種秩序系統的存在取決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養(yǎng)其成員對其存在意義的普遍信念。也就是說，合法性表明秩序系統獲得了該系統成員的認同和忠誠；
堅持規(guī)范式合法性的學者對韋伯合法性概念的經驗式界定提出批評，認為政權的合法性不能只歸結為其有效性這一事實，對合法性的評價應當有一定的價值標準。就C市這個特定場域而言，其合法性就體現在政府政策的輸出是否體現了社會參與的建議、修正和認可上。正如案例六ljs先生分析“市長公開電話”功能時指出的那樣，“通過反映社情民意，成為領導耳目，分析預測社會發(fā)展的趨勢，成為領導的‘外腦’”，一個政府若能在決策時充分的體現民意，反映民情，那么這個政策就是有合法性，申言之，制定政策的政府也就是有了合法性。至于維護市民的自身權益，這來自市民的認知模式，對C市而言，市民只有認識到政府在決策時能考慮到個人的意見，那么他就會積極參政，在參與的同時，表達了自己的思想，維護了自身的權益。在我的調查中發(fā)現，1999-2002年“市長公開電話”共接到投訴和建議342922件，這意味著三年中C市每200人之中有1人參與了政府與市民的互動，這當然是與政府的高辦結率（三年之中辦理了323375件，辦結率94.3%）和政府對市民意見的高度重視是分不開的。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一方面政府獲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市民維護了自身權益。

　　任何社會參與都需要一定的渠道，“市長公開電話”就是一條連接政府決策與市民參與的媒介，是完善市民表達機制實現利益交換的一個重要手段，媒介的選擇決定交換雙方的成本和效益，媒介何能實現雙方交換的成功？布朗蓋特認為，（社會）因權力競爭，社會文化、經濟及政治制度等方面相互間都存在著互動或交換關系，社會或個人部分的需求與政體的需求之間構成了雙重的互換，即社會文化需求、經濟資源構成了從社會向政治的輸入，使政治能夠順利運作，同時代表領導、計劃、服務、法制、法律等等這些又構成了從政治向社會的輸出，使社會得以發(fā)展并實現其功能，媒介使輸出方與輸入方同處于一個交換平臺上，權衡利弊，權衡成本達到一種成交，本文的六個案例都體現了媒介溝通雙方的運作，“市長公開電話”是全天候的溝通工具，政府通過這條線掌握了市情民意，理清了工作思路，發(fā)現了自身工作的薄弱環(huán)節(jié)，尋著這條線，政府組織人力、物力并利用自己的權威來完善工作職責，市民通過它將自己的利益需求傳達給政府并順著這條線利用自己的監(jiān)督力量、社會參與的動力來獲取利益表達的效果，通過媒介交換成功，其根本點在于交換雙方都有交換的迫切性、現實性和需求性。

　�。ㄈ�）、 治理制度的轉變及其表現形式

　　治理制度是自上而下的政府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管理理念的綜合載體。中國傳統的政府治理理念是一種權威主義理念，在這種理念的支配下，政府包攬了一切，決定了一切，政府扮演的主要角色是對社會實施控制，政府是一個社會的唯一的權力中心，社會必須受制于這個中心，市民必須服從政府的管制，在這種體制下，國家權力得到無限的擴張，其典型表現形式就是“單位制”，國家－社會關系在這里表現為國家對社會的全面吞噬與控制，社會秩序表現為單元的國家權威陰影下的社會的服從與依賴。隨著20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隨著20世紀90年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我國的經濟基礎發(fā)生了明顯變化，社會對國家的單向依賴轉化為二者的雙向依賴，國家對社會的部分權力回歸導致其治理體制發(fā)生根本改變，國家開始尋求社會的監(jiān)督、認可和支持，社會也開始著手對國家權力的單向依賴轉為對國家權力的限制、參與和修正，但由于中國數千年來的“權威本位”和當“順民”的倫理理念，中國又不可能發(fā)展成西方社會國家－社會兩大獨立的權力中心，國家與社會的親和性分離關系就成為目前中國促進良性秩序建構的最佳選擇點，而“市長公開電話”也就成為體現城市社區(qū)國家－社會親和關系的一個平臺。對此本文將從“單位制”和“市場化”兩個角度予以論述。

　　對中國單位制的研究，學術界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有系列的成果問世，至今經久不衰，（李漢林、渠敬東2002，李路路2002，李漢林1993，路風1989，劉建軍2000，等等）現有的研究，呈現出兩種視角及取向，即一是宏觀制度的研究視角，一是強調組織內關系和行動的新制度視角，（李路路2002）宏觀制度結構的視角是指將單位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結構的一個基本特征，通過單位透視社會資源分配、社會控制和社會整合的體制，單位構成了這種制度結構的“濃縮點”。李路路認為，這一研究視角，在一定意義上與新制度主義經濟等等對特定制度的強調相關聯­---強調單位在資源分配、控制和整合體系中的意義和作用。（李路路2002）此視角研究的代表人物有路風、王滬寧、劉建軍，李漢林等。強調組織內的關系和行動的新制度主義視角認為，第一種視角對于單位的內部機制和單位體制的各種制度安排的意外后果分析不夠，忽視了普通行動者如何在單位這一特殊組織的各種約束條件下有策略的行動，從而產生制度和組織中獨特的行動結構，反過來，對制度和組織的各種權力關系和制度安排產生巨大影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在他們看來，關注單位內的行動結構對整個社會的社會結構的影響，不僅僅是一種研究重點的轉變，而且涉及到一個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李猛2000）依據李路路的理解，這種研究基本接受了制度研究中的新制度主義觀點，把單位組織視為在分配體制下的制度化組織，中國再分配體制可以稱之為“德治性再分配體制”。（李路路2002）。

　　我認為，這兩種視角都忽視了中國“單位制”產生的具體的歷史條件。正如路風所論“在以宗法血緣關系作為基本社會聯系方式的農業(yè)組織（家庭，村莊）之上，聳立著以皇權為巔峰的龐大的官僚組織，官府控制著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學術思想，教育和法律統統成為封建統治者的政治工具”。（路風1989）此為歷史條件之一，即傳統權威統治的習俗作用。其二是國家對社會的依賴和需求，眾所周知，單位制產生于中國共產黨在長期戰(zhàn)爭時期形成的嚴密的組織體系，發(fā)端于“根據地”的供給制使財產所有權的“公有”基礎被確定了，個人不存在經濟的獨立性，物資生活依賴于被稱為“公家”的集體，這一做法逐漸轉變?yōu)榻▏�后的“單位制”。從這點來看，“單位制”的產生是國家為了從社會中汲取所需資源，整合社會力量以取得其目標的實現。其三是社會對國家的監(jiān)督和認可，有人認為，單位作為執(zhí)行國家意志的體現者、政策的落實者、資源的最終的使用者和支配者，實為國家權力的延伸，單位組織的存在依賴于國家的資源分配，而個人的存在依賴于國家和單位組織對資源的分配，這種分配關系必然地導致了一種獨特的依附鏈條，個人依附于單位，單位依附于國家。26實不其然，我認為“單位”的形成從這個意義講是一方面來源于國家的支持和組織，另一方面是社會對國家力量的認可和監(jiān)督，誠然“單位制”在運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我認為這是在運行過程中依據“領袖意志”將單位片面化、教條化和絕對化了。政府的“父母官”角色意識的形成正是在這種教條化的基礎上產生的，對C市而言，“市長公開電話”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沿襲了教條化的角色，因為它是利用市長的行政權力達到目標，其長期運行必將助長政府“父母官”的權威作用，只有還“單位”一個本原，使政府和社會處于平等的基礎上，才能更助于發(fā)揮“市長公開電話”的功用。

　　國內很多論者都闡述過市場化對于“單位制”的解體，對社會的發(fā)育和培植，對國家職能轉變的功能和意義。（吳錦良 2001，楊曉民、周翼虎1999等）他們認為，市場化體制導致國家作用和干預內容的重新界定，諸如國家干預范圍應縮小，干預手段應向經濟、法律、間接控制方向轉移，要置于國內競爭和國際競爭的制約下，為經濟活動創(chuàng)造公平、公正、公開競爭的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國家的作用應受制度的制約而不受任意的官方的價值判斷和干擾，國家干預的有效性應提高等等，這些論點都很有說服力，我認為，市場化并不影響國家－社會的親和性分離關系，并不影響社會秩序的維持和發(fā)展，但改變了權威體制下國家的功能，并使社會秩序從權威整合向親和整合轉變，或者說國家與社會二者的位置有所變動，社會占有了國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退出來的某些權力。“市長公開電話”也正是市場化條件下，國家－社會關系發(fā)生某種變化后的產物，這個產物加強了國家－社會的親和性，削弱了二者的依附性和控制性，促進了既有社會秩序向良性方向的發(fā)展，正如案例四whs先生所述“聽說市長公開電話管用，我們就試著撥了一次，沒想到政府立刻派了人員下來了解情況，多次找我們談話，詢問我們的要求，還領著房產集團的人與我們協商折中的辦法……”案例五l姓官員“……說一千道一萬，千方百計的做好‘市長公開電話’是為了讓我市的老百姓生活的更好一些，更方便一些，更安全一些”，從兩個案例中可以認識到，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履行的仍然是“單位”的職能，只是履行時國家與社會間添加了平等性、親和性。在市民看來，雖然脫離了“單位制”的束縛，但仍未失去“單位”的保護，對于政府而言，其指令雖然失去了通過“單位”貫徹實施的強制權力，但獲得了市民自愿的積極的社會參與，這種路徑使政府的權威更具合法性、廣泛性和長期性。

　　五、 余論與結論

　　基于C市特殊的背景，社會穩(wěn)定與社會秩序是人們關注的話題�！笆虚L公開電話”在促進新型社會秩序的建立和形成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誠然這種作用的發(fā)揮，建立在國家（政府）與社會（市民）雙向親和性分離基礎上。

　　當然，我在此不是排除了社會沖突的現實性、長期性和尖銳性，我認為同質的社會需要的是國家與社會的合一，社會沖突表現為社會對抗；
異質的社會需要的是國家與社會的親和性分離，社會沖突則表現為利益的表達機制上。對此孫立平教授曾有精僻的論述26，他將社會沖突分為“夜晚的沖突”“街頭上的沖突”和“會議室的沖突”三個層次。他說，在最低的層次上，社會沖突表現為搶劫、盜竊等刑事犯罪，是一種羅伯特·默頓所認為的越軌行為，其具有的社會涵義是承認社會中為占主流的價值體系所認可的社會性目標，如國家的保護功能、社會的相對自由權利等，但他們缺乏有效實現目標的制度性手段，如溝通等；
在最高的層次上，對利益的表達和追逐則表現為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其具有的社會涵義是變更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tài)。孫教授對這兩種沖突都持堅決的反對態(tài)度。他認為，有組織的利益表達和利益沖突是現今社會普遍和經常的形式，是現有體制下的利益表達。

　　唐士其認為，現代國家的發(fā)展歷程也就是它不斷地擴大其自身的職能范圍，向“市民社會”滲透的過程，28獨立于和外在于國家的所謂市民社會只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萌芽時期的一種短暫的歷史現象，是自由主義思想中理論上的抽象。還有人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國古代的國家與社會關系，認為國家與社會的親和性分離源于西周時期。29他認為在國家沒有出現以前，人類已有小型的群體組織，如地緣組織、親族，凡此均稱為“原群”，其成分通常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商代的國家組織不發(fā)達，原群成為國家的基礎，周代的親屬封建，國家的上層與原群的社會實相重疊，但諸侯的封國之內，因為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多層結構，國家之內始現異質性，異質的社會可稱為復群的社會，與國家權力之間有求取彼此平衡的需要，即使秦以后延續(xù)至今的專制和中央集權，這種需要沒有改變。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認為漢代“獨尊儒術”國策的實行是國家與社會走向親和的開始。30他認為漢朝“獨尊儒術”的實行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為了滿足政治國家管理體制有效運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為了適應維護宗法鄉(xiāng)土社會秩序的要求。而吳效群等人認為，傳統的中國是自然農業(yè)社會，政治上崇尚“政簡刑清”，統治者以“不擾民”為最大信條，因此不存在國家對社會的大力侵蝕，是在晚清以后迫于國家實力的需要，歷屆政權開始加強對各種社會資源的控制。31

　　對于新中國建立以來到20世紀90年代，學界對“國家—社會”關系的討論大多持一種否定的態(tài)度，但對近幾年的變化則持積極的評價。如范翠紅認為，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政權通過財政汲取、社會關系的調控及合法性資源的開發(fā)三條途徑建立起了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獨特模式“超強國家—極弱社會。32孔令棟認為，傳統社會主義國家模式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是一種權威和依附的關系，33孫曉莉也做了類似的闡述，她認為由于中國傳統社會小農經濟基礎和宗法制度的制約作用，以及忽視個人權利、漠視經濟利益的影響，中國傳統的國家與社會處于一種同構關系。社會被籠罩于國家之下，國家權利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政治領域的規(guī)則成為整個社會的游戲規(guī)則。34對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的變化徐勇用“合作主義”概念取代了國家與社會親和性分離選擇，35等等。

　　這些論述對于我們弄清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形成的歷史條件、社會基礎變遷狀況有明顯的導引作用，同時本文國家與社會親和性分離觀點的提出也是源于上述觀點的啟迪，但由于各自研究的著力點不同，因此對詞語的調用及論證的角度有所差異。

　　本文認為，社會秩序的維護關鍵在于市民的表達機制與政府治理體制的轉變。表達機制源自市民的社會參與和路徑的依賴，“市長公開電話”為市民的社會參與提供了一個平臺，雖然它是市場化條件下政府與市民互動的一個無奈舉措并助于傳統治理體制下政府“父母官”角色意識的滋長。關于治理體制本文從“單位制”和“市場化”兩個角度發(fā)表了看法，國內學者的論述是反映了“單位”片面化、絕對化、教條化的虛像，其實像是國家與社會親和的產物，還歸“單位”的本來面目就成為學術界的一個研究方向，誠然這不是本文的個案研究所能回答、論證的；
市場化是相對于計劃化而言的，經濟基礎的變化必將導致治理體制的變化。本文認為，目前C市治理體制在向兩個方面轉變，從傳統的強制控制向溝通控制方向轉變，從傳統的至高無上向與社會平等、親和的方向轉變。國家－社會的親和性分離關系奠定了現代城市社區(qū)社會秩序良性發(fā)展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鄧正來，1998，《研究與反思》［M］， 遼寧人民出版社。

　　2. 景躍進，1993，《市民社會與中國現代化“學術討論會”述要》［J］，《中國社會科學季刊》（4）。

　　3. 康曉光，1999，《權力的轉移》［M］，浙江人民出版社。

　　4. 路 風，1989，《單位：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J］，中國社會科學（1）。

　　5. 劉建軍，2000，《單位中國》［M］，天津人民出版社。

　　6. 李漢林，1993，《中國單位現象與城市社區(qū)的整合機制》［J］，《社會學研究》（5）。

　　7. 李路路，2002，《論“單位”研究》［J］，《社會學研究》（5）。

　　8. 潛 龍，1998，《政府與市場：干預更多還是更少》［A］，《自由與社群》劉軍寧主編，三聯書店。

　　9. 譚明方，1995，《對當前我國社會學研究對象的三種觀點的分析》［J］，《社會學研究》（4）。

　　10. 吳承明，2001，《中國的現代論：市場與社會》［M］， 三聯書店。

　　11. 吳錦良，2001，《政府改革與第三部門》［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2. 王紹光、胡鞍鋼 ，1997，《中國國家能力報告》［M］，遼寧人民出版社。

　　13. 俞可平，1993，《社會主義市民社會：一個嶄新的研究課題》［J］《天津社會科學》（4）。

　　14. 楊曉民、周翼虎，1999，《中國單位制度》［M］，中國經濟出版社。

　　15. 張 健，2000，《合法性與中國政治》［J］，《戰(zhàn)略與管理》（5）。

　　16. 張 靜，1998，《國家與社會》［M］，浙江人民出版社。

　　作者簡介：趙定東，男，沈陽師范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吉林大學社會學系在讀博士

　　聯系地址：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130012，（0）13504409041，zhaodingdong1971@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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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參見鄧偉志主編：《社會科學爭鳴大系·社會學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頁。

　　2參見張靜：《舊傳統與新取向》，《公共論叢》（4），三聯書店，1997年版。

　　13本文的引用如未注明，全部來自筆者的訪談筆錄，本訪談時間為2002年11月－2003年3月，補充調查是2004年3月。

　　14參閱鄧偉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穩(wěn)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25頁。

　　15參見塞繆爾·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頁。

　　16轉引自富永建一：《社會學原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2頁。

　　17參閱司馬云杰：《文化價值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頁，也可參閱其《文化社會學》的有關論述。

　　18 《周易·序卦》。

　　19 《周易·乾卦》。

　　20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 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大量深刻論述了中國的鄉(xiāng)土本位。

　　21 《大學》。

　　22 《論語·鄉(xiāng)黨》。

　　23 《孟子·滕文公上》。

　　24參見菲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林榮遠譯，商務圖書館，1999年版，第319頁。

　　25參見張百慶：《社治，法治與合法性》，《學術論壇》，2002年第2期。

　　 26參閱劉建軍：《單位中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頁

　　 26參閱孫立平：《斷裂：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179頁。

　　28唐士其：《市民社會、現代國家以及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北京大學學報》，1996年第6期。

　　29許悼云：《中國古代社會與國家之關系的變動》，《文物世界》，1996年第2期。

　　30徐忠明：《國家與社會：漢代“獨尊儒術”及其對當代法制建設的啟示》，《江蘇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

　　31吳效群， 楊紅梅：《論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河南社會科學》，2000第3期。

　　32范翠紅：《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與社會模式初探》，《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01第2期。

　　33孔令棟：《權威與依附—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下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文史哲》，2001第6期。

　　34孫曉莉：《中國傳統社會與國家同構狀態(tài)探析》，《求是學刊》，2002年第1期。

　　35徐勇：《治理轉型與競爭—合作主義》，《開放時代》，200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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