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環(huán)繞地中海生活的人類世界里，公元前五世紀幾可說是“雅典的世紀”。其時的雅典貿(mào)易發(fā)達、經(jīng)濟繁榮，在制度和文化上是“希臘的學校”、政治軍事上不僅是海上的霸主、并以提洛同盟為基礎，營造了一個儼然像一個“雅典帝國”的政治經(jīng)濟和軍事聯(lián)合體。而這一切都是在雅典和其他城邦及國家的關系中展開的，其興衰與其他邦國的關系緊密交織在一起。這篇筆記即欲從這種邦國之間的關系來觀察雅典的興盛與衰落，而尤其是衰落。

　　雅典的興盛

　　雅典最鼎盛的時期可以說是在兩次戰(zhàn)爭之間：一次是公元前五世紀之初的希臘與波斯之間的戰(zhàn)爭；
另一次是公元前431年開始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這場戰(zhàn)爭差不多一直延續(xù)了三十年，到那個世紀末才結(jié)束。

　　在第一次希波戰(zhàn)爭中，對希臘人說來，戰(zhàn)爭的性質(zhì)是反侵略，當時希臘的諸城邦相當團結(jié)、同仇敵愾，包括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個當時最強，后來成為宿敵的城邦也是緊密合作、聯(lián)手作戰(zhàn)、接受共同的指揮。在這場戰(zhàn)爭中，雅典應該說是起了積極主導的作用，它不惜自己的城邦被占領和蹂躪，以弱抵強，終于使希臘人取得了對波斯人的勝利，而戰(zhàn)爭的結(jié)果則使雅典的實力和影響力大大擴張，奠定了日后“雅典帝國”的基礎。而第二場戰(zhàn)爭：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性質(zhì)卻可以說是一場希臘世界的內(nèi)戰(zhàn)，很難說戰(zhàn)爭的雙方：雅典聯(lián)盟和伯羅奔尼撒同盟那一方是正義的，是被侵犯的，戰(zhàn)火燒遍了幾乎整個希臘世界，不僅各城邦之間互相進行戰(zhàn)爭，許多城邦內(nèi)部也發(fā)生了內(nèi)亂，它的持續(xù)時間也相當漫長，最后的結(jié)果是雅典的失敗，而勝利者也差不多精疲力盡。簡單地說，雅典是崛起于世紀初的第一場戰(zhàn)爭，而衰落于世紀末的第二場戰(zhàn)爭。

　　雅典不僅在兩次戰(zhàn)爭中唱主角，而且在兩次戰(zhàn)爭之間的數(shù)十年間，在經(jīng)濟文化和社會政治各方面都達到了一個最高峰，展現(xiàn)了輝煌的成就。這種成就表之于物質(zhì)和外觀上的如迄今都讓人嘆為觀止的帕特農(nóng)等神殿，以及其他各種優(yōu)美的建筑和雕像，衛(wèi)城的建筑師姆奈西克里（Mnesicles）和伊克蒂諾（Ictinus）；
雕塑家菲狄亞斯（Phidias）和普拉克西特利斯（Praxiteles）等因此而永垂不朽。后世尤其近代以來出現(xiàn)過比它們遠為宏大的建筑，但問題在于它們常常只是建筑、或者藝術的仿效，而在雅典這里則是首創(chuàng)。

　　不過，雅典更重要的可能還是那些似乎并沒有留下什么可見遺跡的人的成就，是那些在精神和人格、制度和文化上深深影響了后世的人的成就。比起物的成就來，更應受到重視的是人。那些最值得推崇的物的成就，也正是因為它們是人的精神的表征。我們可以看看雅典造就了什么樣的人，在這一百年間，僅僅在雅典人中間，在哲學方面，就有蘇格拉底和柏拉圖；
政治家、軍事家中有伯里克利、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阿利斯提德（Aristeides）、福爾米翁（Phormio）；
戲劇方面有三大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死账�、歐里庇得斯以及喜劇作家阿里斯托芬，歷史學家有修昔底德、色諾芬等。

　　另外還有一些外邦人，他們雖然不是雅典人，但他們是在雅典取得他們的主要成就的，是雅典吸引了他們，給了他們某種精神和文化氛圍，給了他們以培養(yǎng)和展現(xiàn)自己才華的條件，他們也正是在雅典才能充分發(fā)揮他們的影響力，在這些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也是雅典造就了他們。這些外邦人恰恰是在雅典展現(xiàn)他們的才華和取得他們的成就，也許比雅典本地人取得成就還更能說明雅典的興盛：雅典能夠以其作為文化中心的地位和優(yōu)越的條件，吸引全希臘乃至希臘以外許多最優(yōu)秀的人才到它這里來。這些外邦人中有：思想家、哲學家阿那克薩哥拉、普羅塔哥拉、特拉敘馬庫斯、高爾吉亞、希庇阿斯、芝諾（以及后來在柏拉圖學園中學習的亞里士多德）；
詩人伊翁（Ion）；
醫(yī)學家希波克拉底；
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等。

　　如果我們再放長眼光到公元前五世紀前后的兩個世紀，則雅典人中還有著名的政治家梭倫、克利斯梯尼；
演說家德謨斯梯尼、伊索克拉底；
哲學家伊壁鳩魯?shù)�。如果我們再考慮到雅典人口的數(shù)量，它在最盛期包括農(nóng)村地區(qū)也只有30多萬人，還不如我們現(xiàn)在的一個中等縣份，就不能不同意羅素所言：“無論在此以前或是自此而后，從來沒有任何有同樣比例的居民的地區(qū)曾經(jīng)表現(xiàn)出來過任何事物足以和雅典這種高度完美的作品媲美�！盵1] 在上述列舉的人名中，有些是僅僅只要有一個在其故鄉(xiāng)的上空閃耀，人類就應該對這塊土地記憶猶深和深深感激了，而我們在雅典目睹的卻是燦爛的群星。[2]

　　雅典的興盛可以追溯到這樣一些過程和原因：雅典人所居住的阿提卡地區(qū)原先散居的各部落的統(tǒng)一，使雅典成為一個規(guī)模適度的大城邦；
公元前594年梭倫的立法和改革不僅緩和了當時趨于激烈的社會矛盾，避免了社會動亂，而且為后來的經(jīng)濟繁榮和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礎；
前六世紀中期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圖依靠其權威和強力即保持了社會穩(wěn)定，又貫徹執(zhí)行了梭倫改革的方針；
而前508年左右的克利斯梯尼的改革和憲法基本上確立了后一世紀雅典的全面和徹底的民主制格局；
到公元前五世紀雅典又一直不乏明智而堅強有力的領袖，尤其是伯里克利富有遠見的領導。

　　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雅典在這一、二百年間是經(jīng)歷了由貴族寡頭（少數(shù)統(tǒng)治）、僭主（用不合法手段達至的君主制或一人統(tǒng)治）到民主制（多數(shù)統(tǒng)治）這樣一個變化和發(fā)展過程的。而在這樣一個制度巨變的過程中，卻竟然沒有什么劇烈的社會動蕩和流血，這就保存了這個社會的元氣和活力，使之能夠一心謀求城邦內(nèi)部的發(fā)展、有難時則全力對外，包括打贏對波斯人的戰(zhàn)爭。[3] 這可能是有賴于雅典的改革者在一開始就有一種平衡和節(jié)制感，一種不走極端、力求中道的精神。[4]

　　從社會力量上說，在近一個世紀里，民主制最大限度地釋放了富有天才的雅典人的活力，使所有公民都能夠充分參與政治及公共事務，獲得一種尊嚴和榮譽感，就自己的所長展現(xiàn)自己的才華。希臘人又有一種在各方面都追求卓越德性（arete）的精神。雅典的輝煌成就就是在這種“各盡所能”中創(chuàng)造的。而這不僅要歸功于多數(shù)民眾，也要歸功于少數(shù)貴族。正是這少數(shù)人順應時勢，主動促成了向民主制的改革，并成為了民主制的領袖。民主是需要領袖的，不僅它的建立需要領袖、它的維持也需要領袖。而對于轉(zhuǎn)變中的雅典來說，一種健全、繁榮和持久的民主制所需要的領袖，與其說最好來自民眾之中由暴力和陰謀權術來產(chǎn)生，則不如最好從能夠傳承優(yōu)秀文化、保持一種基本的德性、責任感和榮譽感、同時又不乏同情心的貴族在和平競爭中產(chǎn)生。雅典民主的實際歷史也正好就是這樣，初始締造、推進、捍衛(wèi)和領導民主的、從梭倫、克利斯梯尼到伯里克利，大多數(shù)是貴族世家出身。[5]

　　這一切又發(fā)生得恰如其分、恰合其時，即發(fā)生在貴族尚未腐朽、而大眾又尚未驕縱的時候。正如基托所言：“從歷史的角度說，一種高級的文化必定起源于一個貴族階級，因為只有這個階級才有時間和精力去創(chuàng)造它。假如它固守貴族特性，且時間過長，那么它會先是很精致，后又很脆弱，正如在政治史上，假如貴族階級在完成了其社會功能之后仍不肯退出歷史舞臺，它就會成為禍害。在政治領域，雅典占主導的共同意識，接近梭倫、庇西特拉圖和克利斯悌尼的天才使得雅典的貴族－—大體上說－—全身心地融入民主政體，而其本質(zhì)特性卻依然充滿活力；
以后兩代雅典的優(yōu)秀政治家中，大部分出自最上流的家族－—伯里克利便是個突出的例子�！盵6]

　　但不僅是這些領袖很優(yōu)秀，而是雅典人在整體上也足夠優(yōu)秀。[7] 這不是個別人或少數(shù)人的興起，而是整個民族的興起。同時，一種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興盛——而不僅僅是強盛——必然也是精神的興起。亦如基托所言，伯里克利時代肇始時期的精神可回溯到永恒的荷馬，是他教給人們以心靈的習性，這是一種在任何一個社會階層的人身上都能發(fā)現(xiàn)的不可或缺的貴族氣質(zhì)，它要求將質(zhì)置于量之上，高貴的斗爭高于單純的目的達成，榮譽先于財富。[8]

　　雅典人的精神生活豐富、政治體制相當嚴密和完善，堪稱是人類天才所能創(chuàng)造的最民主、最有活力的制度，他們的經(jīng)濟、軍事實力也非常強大，問題是：為什么雅典還是沒有打贏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為什么人才濟濟的雅典這么快就走向衰落？這是制度出了問題還是另有原因？

　　戰(zhàn)爭的起因

　　在這一節(jié)中，我們首先遇到的問是：雅典人與伯羅奔尼撒人的戰(zhàn)爭是必然要發(fā)生的嗎？它是不是國家體制的沖突？或者只是國家利益的沖突？責任更多地在那一方？是在雅典還是在斯巴達一方？究竟那一方更具有擴張性？是混合寡頭政制的斯巴達還是民主制的雅典？

　　從戰(zhàn)爭的直接起因來看，雅典人比斯巴達人更不想要戰(zhàn)爭，可是，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來實現(xiàn)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過提洛同盟的方式來更好地追求自己國家的利益。但我們稍稍從長遠和深層的觀點來觀察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起因，就會發(fā)現(xiàn)雅典人可能要負有更多的責任。戰(zhàn)前數(shù)十年，雅典人一直在取一種咄咄逼人的進攻態(tài)勢，而斯巴達人是處于守勢。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前，希臘各城邦間的戰(zhàn)爭確實是規(guī)模相當小。[9] 而波斯的威脅還保持了希臘人的某種團結(jié)，雅典人的帝國主義和擴張傾向漸漸把希臘城邦引向了一場大戰(zhàn)。

　　這種情況連雅典人自己也不諱言。伯里克利在推進雅典帝國時已經(jīng)預感到與斯巴達必將有一戰(zhàn)。他在戰(zhàn)爭爆發(fā)后坦率地對有些動搖的雅典人說：“對政治漠不關心的人真的認為放棄這個帝國是一種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們已經(jīng)不可能放棄這個帝國了。事實上你們是靠暴力來維持這個帝國的，過去取得這個帝國可能是錯誤的，但是現(xiàn)在放棄這個帝國一定是危險的。” [10]修昔底德說：“使戰(zhàn)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11]至于雅典的敵人則更有一些“誅心之論”，例如敘拉古人赫摩克拉底說：“在反抗波斯的時候，雅典就不是為了希臘的自由而戰(zhàn)爭，希臘人也不是為了他們自己的自由而戰(zhàn)爭；
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國來代替波斯帝國，而其他希臘人作戰(zhàn)的結(jié)果不過是換了新的主人�！盵12]

　　這一起因得追溯到公元前478年，雅典在希波戰(zhàn)爭結(jié)束后，為了防范波斯人，組織了一個海軍同盟，其總部設在提洛島（Delos）。幾乎所有愛琴海沿海城邦都加入了該同盟，它們要貢獻一定數(shù)額的船只和人員，或者用同等價值的金錢來替代。這一共同防衛(wèi)的同盟的性質(zhì)后來卻發(fā)生了一些變化，雅典使之漸漸成為一個有利于自己的帝國，它把同盟的總部和金庫從提洛遷移到了雅典，而商業(yè)上發(fā)生的爭執(zhí)也都是提交雅典的法庭解決。它開始不是為了共同防衛(wèi)的目的而是為了自己的城邦而動用同盟的金庫。而且，它開始強迫一些城邦加入，并不準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為此它進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這樣，雅典的迅速崛起，同盟向帝國的轉(zhuǎn)化，招致了越來越多的恐懼、猜疑和怨恨。希臘世界出現(xiàn)了分裂：一邊是人們公開稱之為一種“暴政”的雅典帝國；
另一邊是由斯巴達和一些支持斯巴達的城邦組成的伯羅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國在海上稱霸，而伯羅奔尼撒同盟則稱雄陸地。前者主要由愛奧尼亞人組成，后者為多里安人的集團；
雅典人愛好在其同盟內(nèi)部實行的民主制，伯羅奔尼撒同盟則偏愛貴族寡頭政體，或至多能容忍那種有限的民主制度。當時在希臘存在著一種普遍的看法，雅典對其名義上的同盟者的自治權進行了難以容忍的限制；
也正是這種看法使斯巴達出來充當希臘諸邦的“解放者”。[13]

　　總之，雅典人勢力的擴張最終引發(fā)了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這雖然不是他們所情愿的，但他們還是對此有準備的。但除了這種戰(zhàn)前的擴張，在戰(zhàn)爭期間，雅典人還冒險地又做了一次致命的擴張嘗試：向西西里大舉派遣遠征軍，正是這一遠征嚴重斫傷了雅典的元氣。

　　一個現(xiàn)代人、尤其是民主政治的擁護者觀察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的歷史，會容易產(chǎn)生這樣的問題：一個國家內(nèi)部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對外的擴張？內(nèi)部民主與外部擴張是矛盾的嗎，還是可以并行不悖？換言之，一個“民主的帝國”是不是邏輯矛盾？一個“民主的帝國”是否可能？或者民主如何擴展？

　　民主擴展也許有兩條途徑，或者說兩個選擇：或者是接受一種平等的邦際民主，這很可能意味著要尊重和接受其他城邦政體的現(xiàn)狀；
或者是在其他城邦里建立類似于雅典那樣的民主制度，而這可能意味著干預其他城邦的內(nèi)政。這兩種選擇是難于兼得的。但是，民主如何擴展看來不會是雅典人考慮的問題。雅典尤其不會選擇前者，而它推進其他城邦的民主看來也主要是為了自己的利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是要壯大自己的力量。希臘各城邦內(nèi)部的特別緊密，無論是雅典那種民主政治的緊密、還是斯巴達人那種平等生活的緊密，看來并不有助于希臘城邦的團結(jié)而建立一個希臘大家庭，反而容易加劇各個城邦的分裂。

　　至于內(nèi)部民主，尤其是像雅典所實行的那種非常徹底的直接參與制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對外擴張和帝國主義政策——哪怕僅僅是出于明智而非道德的考慮，這就要看它內(nèi)部的人民是怎樣的人民了，因為決定權確實是在人民的手里。如果它沒有富有遠見的引導，如果它沒有所有人和民族平等的觀念，由內(nèi)部民主煥發(fā)出來的活力看來不僅無法阻擋其擴張，反而會加強這種趨勢，何況雅典民族本來就是一個最有活力的民族。熱烈主張遠征西西里的亞西比德在雅典的公民大會上說，“我認為一個本性是活動的城邦，如果改變它的本性而變?yōu)殚e散的話，會很快地毀滅它自己的。”而大多數(shù)人的這種過度熱忱的結(jié)果使少數(shù)實際上反對遠征的人害怕別人說他們不愛國，因此也就不作聲了。[14]

　　這樣也就民主地鑄成了導致雅典失敗的大錯——侵犯遙遠的西西里島上的另一個民主國家敘拉古，雅典自此開始在規(guī)模大致相等的兩條戰(zhàn)線上作戰(zhàn)，而雅典也正是首先被這個民主國家敘拉古給打敗了。[15]實際上，在和雅典進行戰(zhàn)爭的城市中，也唯有敘拉古與自己性質(zhì)最相似，民主的敘拉古也領土廣大，其公民的性格也頗似雅典人：勇敢、進取、能迅速抓住戰(zhàn)機和擴大戰(zhàn)果，當然最重要的是，他們就在自己的家門口作戰(zhàn)，是保家衛(wèi)國（雖然他們對臨近的城邦也多有威脅和擴張），所以他們和雅典人作戰(zhàn)也最為成功。

　　戰(zhàn)爭初期本來是雅典最強盛的時候。一個國家在它最強盛的時候，往往卻是它最危險的時候，因為這也是它最驕傲的時候，而驕傲使人盲目。它開始想滿足自己對于遙遠的土地的夢想。而直接民主制判斷遙遠地方的事情遠不如它判斷近處的事情。結(jié)果民主沒能制止戰(zhàn)爭，戰(zhàn)爭則反而很可能摧毀民主。在雅典我們實際上就看到了這種情況。戰(zhàn)爭后期，在內(nèi)部開始有相當多的雅典人自己人對民主不滿，結(jié)果他們發(fā)動了建立四百人僭政和五千人會議統(tǒng)治的政變。從蘇格拉底、柏拉圖、色諾芬到《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的作者修昔底德，都對民主或者說極端形式的民主有某種程度的批評或否定。

　　民主政治如果有其富有遠見的領袖可能會避免許多災難。但不幸的是，雅典人剛剛開始他們與伯羅奔尼撒人的戰(zhàn)爭不久，他們就失去了他們的領袖。伯里克利在戰(zhàn)爭開始后兩年半即染瘟疫而死。伯里克利曾說過，如果雅典人善于等待時機、保持他們海軍的強大，不在戰(zhàn)爭中去擴張帝國的領土，注意不使雅典城市的內(nèi)部發(fā)生危險（諸如內(nèi)訌），雅典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但后來雅典人卻幾乎犯了上述的所有錯誤。伯里克利能夠不逢迎群眾，他“能夠尊重他們的自由，同時又能夠控制他們。是他領導他們，而不是他們領導他”。他能夠提出反對他們的意見。”“所以雖然雅典在名義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實上權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盵16]而他的后繼者如大眾民主派領袖克利昂演說言詞極具煽動性也不乏勇氣，卻缺乏遠見而一味狂熱主戰(zhàn)，包括主張殺死投降的所有密提林成年男性；
亞西比德富有野心和才華卻缺乏操守，結(jié)果多變而得不到信任；
尼西阿斯有操守卻又失之于過分謹慎乃至懦弱。結(jié)果他們都喪失了對于公眾事務的富有遠見的領導權。民眾變得驕縱了，他們的意見容易受他們的直接印象所控制，容易受直接向他們演說的人的言詞和感情所支配，于是時而會表現(xiàn)得反復無常。雅典人在決定是否與科西拉人結(jié)盟，是否殺死所有投降的密提林人時，都是緊接著就推翻了先前的決議。他們也日益失去對領袖、將軍們的信任，對他們產(chǎn)生疑懼，這種疑懼和不信任雖然自有其必要，但超過一定限度也會是苛刻和不公平的。他們不再能容忍失敗和失誤——哪怕是暫時和偶然的失敗，甚至勝利中的失誤。他們很可能會出爾反爾——正是這一點導致尼西阿斯在最后反而不肯順從大多數(shù)士兵的意志從西西里撤軍而造成人員的重大損失。[17]

　　但即便雅典有杰出的領袖，民主有合理的運作，雅典政治的邏輯是否仍然會使雅典走向衰落——即便不是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中，也會在下一、兩場戰(zhàn)爭中走向衰落？這里的關鍵是希臘城邦之間的殊死戰(zhàn)爭是否不可避免？雅典內(nèi)部的直接民主是否并不能使自己免于一種對外部的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甚至還將加強這種走向霸權的傾向？雅典在自己的內(nèi)部保障所有成年公民平等的參與政治和決策的權力，但是它并不會在外部保證希臘所有城邦平等參與整個希臘世界國際事務的決策權，它甚至不尊重其他城邦的獨立和自由權。這里的政策是明顯“內(nèi)外有別”，甚至還有一種“內(nèi)內(nèi)有別”的——不僅奴隸、無論在本地居住多久的外邦人和婦女都是沒有公民權的。

　　所以，要回答在當時的古代希臘的世界里有沒有建立一種平等的國際新秩序的可能的問題，答案看來會是否定的。甚至這個問題是否會出現(xiàn)在當時政治家的腦海里都是疑問。所有人平等以及所有民族平等的觀念大概得到一種后基督教的文化中才有可能。當時的雅典人確實還沒有一種所有人的、不論出身、男女和種族差別的、普遍的平等觀念。然而，即使是有了一種“內(nèi)部無差別”的民主制，是否也還是會有一種“內(nèi)外有別”的政策，即在國內(nèi)充分實行民主和平等，在國外和在國際間卻實行某種不是平等對待的霸權主義政策也還是一個疑問。民主的道德基礎是什么？民主是否仍然是“自私的”，仍然具有某種封閉性？甚至內(nèi)部的凝聚更可能導致對外的拒斥，導致某種孤立主義或擴張主義？它能確保公正的外交政策嗎？抑或這里主要是一個可行性的問題，是一個政治發(fā)展程度的問題，即原因主要是因為無法建立一個國際的仲裁和執(zhí)行機構(gòu)。而推動向這一方向的努力是否也需要一種從民主中吸取資源的道德力量？以及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是否還涉及到一個人性可能性的問題？這諸多問題還都需要進一步深入和仔細的探討。我們也許對任何制度都不能有一種制度拜物教的崇拜，或者，我們必須對人類或各民族未來的制度選擇保持一種敏感和開放的態(tài)度。人類并不總是能去選擇道德上最優(yōu)、或者說最公平、最平等的制度，而只能綜合各方面的因素有一種具有遠見、而又因時因地的制宜。

　　行動的理由

　　戰(zhàn)爭是由一系列行動構(gòu)成的，這些行動包括：如何對待平民、對待投降者和俘虜，如何對待中立者、同盟者等等，這些行動涉及到戰(zhàn)爭本身的規(guī)則，也反映出道德和文明的水準。當時希臘人有一些共同承認的戰(zhàn)爭規(guī)則，如侵入他國不得侵犯那個國家的神廟；
一場戰(zhàn)斗之后應根據(jù)休戰(zhàn)條約讓敵方取回陣亡者的尸體等等。

　　我們現(xiàn)在就來看雅典人在戰(zhàn)爭中的一些行動，尤其是注意他們作為行動者提出的理由。幸運的是，希臘人給我們展示了一些可供分析的理由。這首先得歸功于當時希臘人的制度和慣例，在采取行動之前，即便是敵方，他們也允許其發(fā)言陳述自己的觀點；
其次，我們當然要感謝《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一書的作者，他給我們留下了一些相當寶貴的演講辭，雖然其中有的是設身處地的揣摩的結(jié)果。我們下面主要分析兩個例子。

　　1、 是否屠城殺降？

　　密提林原是雅典同盟的一個貴族政體的獨立屬國，后來倒向伯羅奔尼撒同盟，據(jù)密提林人說，他們倒向的理由是因為雅典人建立提洛同盟后，對于波斯的敵視越來越少，而關心奴役自己的同盟者卻越來越多，于是他們感到恐懼，對雅典的領導不再信任。他們的陳辭還涉及到同盟的兩個基礎：第一是認為同盟需要有誠實的信念和友誼、要有共同的心理狀態(tài)，這樣行動才會一致；
第二是在平等的基礎上互相有所畏懼，保持某種力量的均勢才有安全。

　　后來雅典人攻打密提林人，密提林人糧食吃完，人民反對貴族當局而主張向雅典投降，生死任由雅典人處置。在雅典就發(fā)生了一場如何處置他們的辯論。開始雅典人在憤怒的情緒下，決定把密提林全體成年男子都處死刑，而把婦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變?yōu)榕�隸。但是第二天，雅典人的情緒有了突然的改變，他們開始想到這樣的一個決議是多么殘酷和史無前例的－—不僅殺戮有罪的人，而且屠殺一個國家的全部人民，于是重開辯論。

　　克里昂仍堅持他提出的處死密提林人的原有議案。他發(fā)言說：有憐憫之感；
迷戀于巧妙的辯論因而誤入迷途；
寬大為懷，不念舊惡－—這三件事情對于一個統(tǒng)治的帝國都是十分有害的。他甚至認為這正是使民主政治不能進行有效的帝國統(tǒng)治的弊病。懲罰罪犯最好和最適當?shù)霓k法是馬上毫不留情地報復。

　　戴奧多都斯則激烈地反對處死密提林人的建議。他開始也提到了民主政治的弊病，即提出提案的個人往往要承擔很大的責任和危險，而做出決議的群眾卻不負責任，如改變決定也是只遷怒于原先的提議人，這樣使得提議者和發(fā)言人為了做好事常常不得不對大眾說謊，使用欺騙的手腕。有了這樣一個開頭，就使我們懷疑戴奧多都斯后面提出不濫殺密提林人民的理由是不是完全真實的了，或至少他所提出的名義上的理由并不是他主要的理由。他心里還有更深的理由——這種理由可能是道德的理由。而他可能為了要最有效地達到使大家能投票通過寬容的決議，卻沒有訴諸這種理由，而是主要提出功利的理由。他說我們要考慮的不是密提林人是不是有罪的問題，而是我們的決議對于我們自己是不是正確的問題。確實可以證明他們是有罪的；
但還是不能因此就主張把他們處死，除非那樣作對雅典有利。而事實上赦免他們對于國家才是最有利的。如果采納克利昂的辦法，那么以后每個城邦不但在叛變時將作更充分的準備，而且在被圍攻的時候?qū)⒌挚沟降锥�絕不投降。我們不應當剝奪叛逆者悔過的可能和他們盡快贖罪的機會，不使他們陷于絕境。

　　戴奧多都斯反復說他不考慮什么是適當?shù)暮凸�平的，而只考慮怎樣做對于雅典最為有利。他甚至說報復他們是正義的，但在這一情況中正義和利益不能一致，所以應當更考慮利益。盡管如此，當他說到下面一些話時，還是具有道德的含義。他說城邦和個人一樣，都是天性易于犯錯誤的。這實際上就會寬容打開了通路。他還說，我們不應當過于相信死刑的效力。我們應當認識到，正當?shù)陌踩�基礎在于善良的管理，而不在于刑罰的恐怖。對待一個自由民族的正當方法不是要在他們叛變之后處以嚴重的懲罰；
而應當在他們叛變之前予以防范。如果我們不得不用武力的話，我們也應當只歸咎于盡量少數(shù)的人。對于保全雅典帝國最有利的是寧可讓人家對我們不住，也不要把那些活著對我們有利的人處死。所以他主張只是從容地審判那些被認為有罪送到雅典來的人，而讓其余的人在他們自己的城市中生活著。

　　舉手表決時，戴奧多都斯的建議只以微弱的多數(shù)得到通過。于是雅典人馬上另派一條戰(zhàn)艦去追趕一晝夜前出發(fā)去傳達殺戮命令的戰(zhàn)艦，第二條船上的水手拼命劃槳，沒有休息，而負有那一可怕使命的第一條戰(zhàn)艦則一直從容地航行，結(jié)果，它只是早到一點，當那里的雅典司令官剛準備執(zhí)行命令，第二條戰(zhàn)艦就進了港口，阻止了這次屠殺。

　　這件事也許反映了民主政治的某種尷尬和無奈，面對大眾，尤其是在某些緊迫的問題上，要使正確的提議通過常常得使用某些技巧，有時不可能說出全部的理由或者真相，甚至于不排除說謊。但比較起來，民主制看來還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糾正自己的錯誤，雅典人在這件事情上也還是做得比斯巴達人有文明的教養(yǎng)和高尚，緊接著修昔底德就寫到斯巴達人為了討好底比斯人，不留情地殺死了投降的普拉提亞人。而色雷斯人不僅殺死密卡利蘇斯城內(nèi)的成年平民、甚至殺死兒童學校的兒童。[18]

　　2、 是否武力脅迫中立者？

　　彌羅斯島是斯巴達移民建立的城邦。他們一直不愿意隸屬于雅典帝國，保持中立態(tài)度，后來雅典人帶軍隊來到彌羅斯的領土，要求他們加入到自己一邊，否則就將訴諸武力，在這樣做之前，他們派遣代表和彌羅斯交涉。雅典人和彌羅斯人的辯論是一次開誠布公的、強者和弱者有關生死存亡的辯論，這一辯論的場景也許不是完全真實的，但是其中的理由看來還是反映了各自的觀點。

　　彌羅斯人讓雅典人在少數(shù)統(tǒng)治者面前發(fā)言。雅典代表首先坦白地說，他們不想說諸如因為雅典人打敗了波斯人，所以有維持帝國的權利；
或者說雅典人現(xiàn)在和彌羅斯人作戰(zhàn)，是因為彌羅斯人損害了雅典人－—說這套話都是大家所不相信的。他首先亮出討論的前提原則，說“正義的標準是以同等的強迫力量為基礎的；
同時也知道，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边@個原則實際上就是“強權即公理”，他建議彌羅斯只應該在這個前提下爭取他們所能夠爭取的。而彌羅斯人則試圖讓雅典人設身處地，說這個原則影響到你們也和影響到任何其他人一樣，(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果你們自己到了傾危的一日，就會受到可怕的報復。

　　雅典人不以為意，也許他們覺得帝國的末日還很遙遠。他們只是敦促對方在武力威脅面前考慮怎樣做對自己才有利。說“我們使你們加入我們這個帝國，不是我們想自找麻煩，而是為著你們的利益，同時也為著我們自己的利益，想保全你們�！睆浟_斯人針鋒相對地說：“我們做奴隸，而你們做主人，怎么會有同等的利益呢？”他們問雅典人為什么不贊成他們保守中立，不做任何一邊的盟邦。雅典人說“因為你們對我們的敵視對我們的損害少，而我們和你們的友好對我們的損害多；
”即他們是想在實力的基礎上尋求最大的利益，他們也是在這種實力對比十分懸殊的情況下不在乎彌羅斯人的敵視。彌羅斯人又試圖提請雅典人注意歷史，注意他們與其他雅典屬國的不同，他們畢竟已經(jīng)享有了七百年的自由。而雅典人認為這沒有什么差別，那個國家有力量，它就可以保持獨立，我們不去攻擊它是因為我們有所畏懼。言外之意是弱小的彌羅斯人是他們毫不足懼的。彌羅斯人的問題就僅在于怎樣保全自己的生命，不去無望地反抗過分強大的對方。這里的邏輯仍然是赤裸裸、不加掩飾的功利和強權邏輯，完全是實力在說話，而再沒有其他的考慮。

　　彌羅斯人也開始試圖運用這一邏輯來說服對方，說在戰(zhàn)爭中，人數(shù)眾多的有時也不一定勝利。而且，“假使我們屈服，那么，我們的一切希望都喪失了；
反過來說，只要我們繼續(xù)斗爭，我們還是有希望站立起來的�！毖诺淙艘獜浟_斯人放棄任何希望，說希望如果有結(jié)實可恃的資源，你們不妨沉醉在希望中。但是按性質(zhì)說，希望是一個要付出很高代價的商品。彌羅斯人又說到神祗的保佑，因為他們是代表公理而反對不義；
而同族的斯巴達人也會因為榮譽的緣故援助他們，雅典人回答說“我們和你們都有神祇的庇佑，我們的目的和行動完全合于人們對于神祇的信仰，也適合于指導人們自己行動的原則。我們對于神祇的意念和對人們的認識都使我們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規(guī)律，就是在可能范圍以內(nèi)擴張統(tǒng)治的勢力，這不是我們制造出來的規(guī)律；
這個規(guī)律制造出來之后，我們也不是最早使用這個規(guī)律的人。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規(guī)律老早就存在，我們將讓它在后代永遠存在。我們不過照這個規(guī)律行事，我們知道，無論是你們，或者別人，只要有了我們現(xiàn)有的力量，也會一模一樣地行事�！痹诖�，一種“任何國家只要有可能都會進行擴張“的原則上升到了“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規(guī)律”的地位，強者照此行事，弱者自認倒楣，關鍵的是你要爭取做強者而不是談論道德和憐憫。彌羅斯人希望雅典人從弱者的地位設身處地，而雅典人卻要彌羅斯人從強者的地位設身處地。意思是如果強弱易位，你彌羅斯人也會這樣做。而斯巴達人也是這樣做的，他們不會為著保持榮譽的關系來援救你們，斯巴達人最顯著的特點就是他們認為他們所愛做的就是光榮的，合乎他們利益的就是正義的。

　　雅典人最后對彌羅斯人說，你們的資源很少，不能使你們應付你們目前所對抗的力量而獲得生存的機會。所以，以獨立的態(tài)度對待地位相等的人，以恭順的態(tài)度對待地位較高的人，以溫和的態(tài)度對待地位較低的人－這是安全的常規(guī)。彌羅斯人最終不愿意拋棄自他們的城邦建立以來享受了七百年的自由，決定抵抗。圍攻戰(zhàn)進行得很激烈，因為城內(nèi)有叛變者，彌羅斯人最后無條件地向雅典人投降了。凡適合于兵役年齡而被俘虜?shù)娜藗兌急谎诺淙藲⒘耍?br>婦女及孩童則出賣為奴隸。[19]雅典人把彌羅斯作為自己的領土，后來派了五百移民移居在那里。

　　整個辯論中，雅典人的態(tài)度都表現(xiàn)得相當無所謂。大概他們認為由于雅典的實力太強大，而彌羅斯的力量太弱小，雅典人完全可以不在乎彌羅斯人的態(tài)度，而這場辯論對彌羅斯人卻是生死攸關的。但這一對彌羅斯人生死攸關的事情在雅典人那里似乎是輕飄飄的，彌羅斯人試圖訴諸雅典人的同情心，卻完全不起作用，而對功利邏輯的運用，也無法使雅典人改變決定。雅典人極其冷靜和清醒的只考慮一種邏輯，這就是功利的邏輯、實力的邏輯、強權的邏輯。如果在國際關系中只有這一種邏輯，那人類的處境確實是永遠不會讓人樂觀。自然，不僅任何強弱都是相對的，最強的也可能有一天強弱易位，[20]無論如何，雅典代表的發(fā)言是很難得的一篇坦率的為強權辯護的辯辭，其揭示的人類處境值得人類深長思之。

　　后來雅典人又為他們遠征西西里辯護說，“當一個人或者一個城邦行使絕對權力的時候，合乎邏輯的方針就是對自己有利的方針，種族上的聯(lián)系只有在他們靠得住的時候才存在；
一個人依照每個時期的特殊情況而決定他的朋友和敵人�！边@些話類似近代“沒有永久的敵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現(xiàn)實主義的國際政治觀。這可能真的是人類過去歷史的基本事實，但如果這也就是人類固定不變的未來那將令人悲哀。雅典人還為自己的擴張行為辯護說，“在希臘，我們統(tǒng)治了一些城市，使我們自己不受別人的統(tǒng)治；
在西西里，我們是來解放一些城市，使我們不受西西里人的侵害�！边@樣說就太過分了，他們派遣強大的艦隊來進攻西西里人竟然是因為害怕遙遠的西西里人會侵害他們。雅典人又說：“我們不得不干涉各方面的事務，只是因為我們不得不在各方面防范我們的敵人；
……我們的干涉政策和我們的國格令譽全都合于你們的利益，”這種為追求一種自身絕對安全的干涉理由也是很難讓人信服的的。[21]

　　在這場戰(zhàn)爭中，我們幾乎到處都只是聽見功利的聲音。正義的聲音幾乎可以說是喑啞的。偶爾聽到談論，談論它的只是弱者，強者甚至已不屑于掩蓋自己，認為完全可以免談，這樣他自然也就完全不受正義的約束，哪怕僅僅是在名義上。弱者的這種談論對強者來說也不起作用，雅典人甚至要彌羅斯人完全不要談正義，而只是計算他們放棄自由獨立和不放棄自由獨立的利弊。而人類如果真的要趨近一種持久的和平，結(jié)束國際的無政府狀態(tài)，是有必要超越這樣一種純粹功利和強權的邏輯的。

　　戰(zhàn)爭的后果

　　確實有使參與者精神煥發(fā)、斗志昂揚的戰(zhàn)爭，人們的精神在這樣一種戰(zhàn)爭中仿佛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浴，道德的基本標準未遭到破壞，精神反得提升。例如，希波戰(zhàn)爭對于希臘人來說就是這樣一場戰(zhàn)爭，而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卻不是這樣的一場戰(zhàn)爭，它對希臘人不僅是造成生命和財產(chǎn)的巨大損失，而且也深深地損害到他們的精神與道德。

　　對精神和基本道德的沖擊首先是來自戰(zhàn)時的自然禍患。當斯巴達人戰(zhàn)爭初期進逼到雅典城外大肆搶掠、破壞雅典農(nóng)民在阿提卡的家園時，伯里克利欲避其鋒而不許出戰(zhàn)，人們都躲避到雅典城里而十分擁擠，這時瘟疫突然發(fā)生了。它來勢兇猛，染病者就像羊群一樣死亡著，強者和弱者一樣染病死亡，那些能得到最好的醫(yī)療照顧的人也是一樣，人們完全悴不及防，也無法防范，實際上醫(yī)生死得最多。任何醫(yī)療技術都毫無辦法，求神問卜也無濟于事。人們根本不知什么時候會得這種病，也不知道誰能捱過去，以及是怎樣捱過去的。在這種完全無力和莫名恐懼的情況下，由于人們不知道原因結(jié)果、不知道下一刻會發(fā)生什么，許多人對宗教和法律的規(guī)則也就不關心了，雅典開始有了空前違法亂紀的情況，人們公開地放縱，決定迅速地化掉他們的金錢以追求快樂，對神的畏懼和人為的法律都沒有拘束的力量了，他們不再害怕神，因為他們看見敬神的人和不敬神的人、好人和壞人一樣死亡。人們害怕去看護病人，許多家庭即因無人照顧而全部死亡，常常連尸體也無人掩埋。當然其中也還是有英雄主義的事跡，但更濃重的彌漫的是絕望和放縱的情緒。[22]當生存遇到莫大也是莫名其妙的危險，幾乎任何人都可能在一時間動搖自己的道德信念。

　　但是，應該說自然造成的禍患還是暫時的，我們其實也很快就看到雅典人在精神和斗志上恢復過來。他們在瘟疫、在歷次失敗后的自我恢復能力甚至使人吃驚。但是，對精神和道德更致命和持久的傷害還是來自人自身的行為，來自人所發(fā)動的這一場曠日持久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不僅戰(zhàn)爭的性質(zhì)是否正義變得毫無意義，戰(zhàn)爭本身的規(guī)則也被破壞了。而且這還不僅是一場外戰(zhàn)，也是一場內(nèi)戰(zhàn)。在許多城邦的內(nèi)部，貴族黨和民主黨之間也都開始發(fā)生了激烈的動蕩和流血。那些原來比鄰而居的人們廝殺起來比對外敵還更兇狠、更殘忍。修昔底德描述了發(fā)生在希臘許多城邦、尤其是科西拉的內(nèi)亂和革命，并在第三卷第五章中發(fā)表了也許是全書最長的一段筆調(diào)冷靜而又不無憂傷的作者評論。他寫道：科西拉民主黨人繼續(xù)屠殺他們自己的公民中他們所認為是敵人的人。被他們殺害的人都被控以陰謀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
但是事實上，有些是因為個人的私仇而被殺害的，或者因為債務關系而被債務人殺害的。他也寫到了麥加拉的貴族黨人如何背信棄義地殺害民主黨人及與他們有私仇的人（第四卷第六章）。

　　修昔底德評論科西拉的內(nèi)亂說：這次革命是這樣殘酷；
因為這是第一批革命中間的一個，所以顯得更加殘酷些。當然，后來事實上整個希臘世界都受到波動，因為每個國家都有敵對的黨派－－民主黨的領袖們設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貴族黨的領袖們則設法求助于斯巴達人。凡是想要改變政府的人就會求助于外國。

　　而我們還看到，雅典和斯巴達這兩個超級大邦也是積極干預各國的內(nèi)政，而他們這樣做與其說是出于他們對于自己國家實行的政體的道德信念，不如說更多地是出自赤裸裸的追求自己國家的利益，即他們并不是為了他們所支持的城邦人們的利益和愿望而這樣做，而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來這樣做，他們所采取的是一種機會主義的態(tài)度，是為了加強自身及聯(lián)盟的力量。

　　這些內(nèi)亂還不僅是戕害生命，它還是對底線倫理或者說基本道德的侵犯（修昔底德稱之為“人類的普遍法則”）。正是這種侵犯會使對生命的戕害持續(xù)不斷。如果規(guī)則尚未破壞，僅僅是出于自衛(wèi)（哪怕是先發(fā)制人的自衛(wèi)）而殺人，那么，一次殺戮可能就是一次殺戮，或者，殺戮遲早會受到評判和追究，但如果規(guī)則被破壞了、甚至正邪觀念完全被倒置過來了，那么殺戮就將持續(xù)不斷，甚至成為一種光榮。在修昔底德的筆下，我們看到，在科西拉等城邦的第一次革命引起了連鎖反應，而在暴力手段上則是變本加厲。在那些革命發(fā)生較遲的地方，因為知道了別處以前所發(fā)生的事情，引起許多熱忱的新暴行，表現(xiàn)于奪取政權方法上的處心積慮和前所未聞的殘酷報復上。為了適合事物的改變，常用辭句的意義也改變了。過去被看作是“侵略”的行為，現(xiàn)在被看作是黨派對于它的成員所要求的“勇敢”；
明智的“遠見”被看作是“懦夫”的別名；
“中庸”則只是“軟弱”的外衣；
凡是主張激烈的人總是被信任；
凡是反對他們的人總是受到猜疑。陰謀也成了智慧的表示。總之，先發(fā)制人，無論是制惡還是制善，都同樣地受到鼓勵。家族關系不如黨派關系強固，因為黨人更愿意為著任何理由，趨于極端而不辭。這些黨派組織的目的不是為了享受現(xiàn)行法律的利益，而是推翻現(xiàn)行制度以奪取政權；
這些黨派的成員彼此信任，不是因為他們是同一個宗教團體的教友關系，而是因為他們是犯罪和流血的伙伴。至于抱著溫和觀點的公民，他們受到兩個極端黨派的摧殘，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參加斗爭，就是因為嫉妒他們可能逃脫災難而生存下去。

　　修昔底德指出，結(jié)果，這些內(nèi)亂和革命使整個希臘世界的品性普遍地墮落了�；ハ鄶硨Φ那榫w在社會上廣泛流行，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態(tài)度對待對方。沒有那個保證是可以信賴的，沒有那個誓言是人們不敢破壞的；
人人都得到這樣一個結(jié)論，認為希望得到一個永久的解決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們對于別人不能信任，只盡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別人的傷害。而通常那些最沒有智慧的人，這時卻表現(xiàn)得最有生存的力量，因為他們害怕在辯論中失敗，或者在陰謀詭計中為機警的敵人所戰(zhàn)勝，他們大膽地直接開始行動；
而他們的敵人過于相信自己能夠預料事務的發(fā)生，認為沒有必要來以暴力奪取那些他們能夠利用政策獲得的東西，因而他們更易于被殺害。破壞法律和秩序最早的例子發(fā)生于科西拉。在那里，有過去被傲慢地壓迫而不是被賢慧地統(tǒng)治的人，一旦勝利了的時候，就實行報復；
有那些特別為災難所迫，希望避免他們慣常的貧困而貪求鄰人財產(chǎn)的人所采取的邪惡決議；
有野蠻而殘酷無情的行動，人們參加這種行動，不是為著圖利，而是因為不可抑制的強烈情感驅(qū)使他們參加互相殘殺的斗爭。

　　修昔底德分析了產(chǎn)生這些罪惡的原因。他認為，由于貪欲和個人野心所引起的統(tǒng)治欲，是所有這些罪惡產(chǎn)生的原因。許多城邦的黨派領袖雖然冒充為公眾利益服務，但是事實上是為著他們自己謀得利益。而一旦黨派斗爭爆發(fā)的時候，激烈的瘋狂情緒發(fā)生作用，這也是原因之一。最深的原因是植根于人性，在修昔底德看來，就是在有法律的地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人性也總是易于犯法的。但是，在和平與繁榮的時候，城邦和個人較容易遵守比較道德的標準，因為他們沒有為形勢所迫而不得不去作那些他們不愿意去作的事。而戰(zhàn)爭是一個嚴厲的教師；
戰(zhàn)爭使他們不易得到他們的日常需要，因此使大多數(shù)人的心志降低到他們實際環(huán)境的水平之下。戰(zhàn)時文明生活的通常習慣都在混亂中，人性就更傲慢地現(xiàn)出它的本色，成為一種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義的支配，敵視一切勝過它本身的東西。這種嫉妒使人們重視復仇而輕視宗教，重視利益而輕視正義。在對他人復仇的時候，人們開始預先取消那些人類的普遍法則——而這些法則本來是使所有受痛苦的人有得救的希望的。因此之故，修昔底德對未來也不是太樂觀，他傾向于認為，只要人性不變，這種種災殃現(xiàn)在發(fā)生了，將來永遠也會發(fā)生的，盡管殘酷的程度或有不同；
依照不同的情況，而有大同小異之分。[23]

　　總之，雅典在這場戰(zhàn)爭中戰(zhàn)敗了。雖然后來還有一些英勇的試圖復興的努力，但雅典還是無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漸凝結(jié)為歷史。而這也可以說是整個希臘世界的衰落，是希臘人所無比珍視的城邦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甚至還可以說是人類精神和道德的一次滑入波谷，是人性旋律的一次趨于低沉。當然，在這些衰敗的景象之下，還是保留了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種子，還是會有新的東西生長。人類有把握說，他還能達到新的輝煌。事實上我們后來也見到了這一點，但那已經(jīng)是另一種輝煌。

　　[1] 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第91頁，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

　　[2] 不難注意到，在這些璀燦的群星中，前期最突出的是如梭倫、克利斯梯尼、伯里克利等政治家、而后期最突出的是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哲學家。哲學的貓頭鷹確實往往在黃昏才起飛，哲人的角色往往是解釋、反省、沉思、有時也包括哀悼已經(jīng)發(fā)生過的事情。

　　[3] 這有些類似于美國立國后一、二百年間所經(jīng)歷的一場“靜悄悄的社會革命”，如戈登·伍德所言，美國在其立國之初，社會結(jié)構(gòu)和人們的觀念還在相當程度上是推崇貴族和身份等級制的，但在一個多世紀以后，社會卻轉(zhuǎn)向了一種平等的大眾民主。見其《美國革命的激進主義》一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4] 例如梭倫改革在當時窮人要求平分土地和富人想不損害自己利益兩者間尋求中道：他廢除所有債務、解放債務奴隸并禁止以后再有類似的出賣人身的契約，但并不平分土地；
在政治、官職上他給予所有自由公民以選舉權，但卻只有那些財富達到一定標準的人有被選舉權。他在自己的詩中寫到：“我拿著一只大盾，保護兩方，不讓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優(yōu)勢�！薄　拔倚l(wèi)護兩方，進退維谷，”“在他們的武裝對壘群中，立起了一根分隔兩方的柱子�！薄白杂刹豢商�多，強迫也不應過分；
”等等，而這種“中道”相對于錯誤的極端來說，又是一種“直道”或“正道”：“我制訂法律，無貴無賤，一視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痹斠姟堆诺湔�制》，《古希臘羅馬名人傳》等書。

　　[5] 當然，這并不是說，出身貴族者贊成民主都是出于公心，或都有很高的德性，而毋寧說動機常常是混合的，如克利斯梯尼制定民主憲法有可能是更好地維護家族的利益，伯里克利支持民主也有和當時站在貴族立場的政敵抗衡以使自己在政治上崛起的考慮。但貴族總還是更多地受到傳統(tǒng)道德和榮譽感的制約，如出身貴族的阿里斯梯德與出身窮困的地米斯托克利的政爭，前者就表現(xiàn)得更有榮譽感和責任心，在城邦危急時能主動捐棄前嫌，而后者雖然富有才華和極佳的直覺判斷力，卻不那么講究手段。

　　[6] 基托：《希臘人》，第13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如果說伯里克利在陣亡將士葬禮上的講演有溢美之嫌，那么，作為其敵人的科林斯人對雅典人與斯巴達人的比較當更能說明問題。其中贊揚了雅典人的勇敢、革新和進取精神，說雅典是遠為近代化的國家。參見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50—51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8]基托：《希臘人》，第144頁。

　　[9]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14頁寫到，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之前的希臘城邦之間，“在領土的擴充中，沒有陸地上的戰(zhàn)爭，只有邊疆上的小沖突，沒有派遣陸地上的遠征軍，離開本國去征服別的國家。沒有小國在強國領導之下組織起來的同盟，也沒有小國自己在平等的基礎上組織共同行動的聯(lián)盟。戰(zhàn)爭只是鄰國間的地方事件而已�！钡蹏�和同盟的形成看來在點燃和擴大戰(zhàn)火上起了很大作用。

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

　　[10]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148頁。

　　[11]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19頁。

　　[12]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456頁。

　　[13] 參見基托《希臘人》第7-8章的敘述。當然，斯巴達雖以“解放希臘”為號召，事實上主要也還是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

　　[14]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439、442頁。

　　[15]日后柏拉圖想尋求哲學王的統(tǒng)治也是往這個國家。

　　[16]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150頁。

　　[17] 尼西阿斯認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雅典的選民是容易受到任何一個想造成成見的狡猾演說家影響的，所以，雖然現(xiàn)在它的士兵的大多數(shù)人在叫嚷，說他們處于絕望的地位，但他們一旦回到雅典，許多人就會改變口氣，說是將軍們受了賄賂，把他們出賣了而回來的。因此，他想與其死在一個丟臉的罪名之下，不如死在敵人手里。見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532頁。其他如處死打了勝仗但在救援和處理尸體上不力的將軍們，支持勝利時的亞西比德，而他一旦失敗一次則即拋棄；
對伯里克利罰款以解怨氣等等。

　　[18]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518頁。

　　[19] 據(jù)說歐里庇得斯的悲劇《特洛耶的婦女》實際上是描寫彌羅斯陷落的悲慘情況．

　　[20]我們可以想想春秋時候的吳、越兩國的強弱易位。而《論語》中所說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則顯示出另一種邏輯，這種邏輯且不僅是一種理論而亦曾實行。

　　[21] 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483頁。

　　[22] 可以參見加繆的小說《鼠疫》，不過在這本小說里，作者更多的是展示個別人的一種英雄主義。

　　[23] 在交代自己的寫作志趣的時候，修昔底德也談到類似的觀點，他說：“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過去所發(fā)生的事件和將來也會發(fā)生的類似的事件（因為人性總是人性）的人，認為我的書作還有一點益處的話，那么，我就心滿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眾一時的嗜好，而是想垂諸永遠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18頁，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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