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和平崛起，不僅是個實踐問題，也是個理論問題。實踐問題涉及某個事件的可行性，理論問題涉及那個事件的可能性。就實踐層面而言，中國的和平崛起不是正在勾畫的藍圖，而是正在實施的工程，整個工程有三個發(fā)展階段，現(xiàn)在處于第一階段向第二階段過渡的時期；
就理論范疇來說，國際社會對中國能否真的和平崛起還有三個疑惑，這三個疑惑分別來自三個理論問題，如果不能從理論上解惑，所謂中國的和平崛起之說會被認為是中國的一相情愿。

　　三個理論問題

　　一，民主和平論

　　這個理論如果成立，中國的和平崛起是個可能事件；
如果不能成立，中國的和平崛起則是個不可能事件。

　　其實，民主和平如其說是理論，不如說是被觀察到的一個國際政治現(xiàn)象，當它被用于對未知領域的解釋和預測時，它實際上還是一個假設。它的基本看法是：民主國家不會或很少對其他民主國家發(fā)動戰(zhàn)爭。這個現(xiàn)象最早于1976年被美國的兩位作者（斯莫爾Melvin Small和辛格J. David Singer）提出來，經(jīng)過多年以后才引起研究界的興趣，成為國際關系學者爭論最激烈的問題之一，爭論的焦點是國內(nèi)政治結構與國際和平的關系問題。

　　理論的科學性是一個問題，實用性是另一個問題。民主和平論在中國的名聲不好，是因為中國作為一個前民主國家，很容易在任何與西方民主大國的沖突中被定為“原罪”國家：如果民主國家之間不會打仗，那么一個非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發(fā)生沖突，責任肯定在非民主國家一邊。另一個順理成章的推論是，要實現(xiàn)世界和平，便要擴大民主國家的范圍。因此，該理論也被認為是美國新干涉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工具。

　　如果中國永遠貧弱永遠不要民主，民主和平論對中國無疑是一劑毒藥；
如果中國要崛起，要“三個文明”，而且要和平，民主和平論便是法寶。因為按照權威落差（政治集權程度）與權威距離（國家幅員）成正比理論，一個集權大國的崛起意味著擴張傾向增強；
一個民主大國的崛起意味著世界“和平地帶”的擴大。只要該理論成立，世界民主大國，首先是美國應該以最大的善意看待中國以民主方式和平崛起，而不是象進攻性現(xiàn)實主義者那樣對任何方式的中國崛起都惴惴不安。

　　幸運的是，雖然民主和平論有許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在探討國際和平與國內(nèi)政治結構關系方面，還沒有一種理論比它更有說服力。政治現(xiàn)實主義在這方面棄了權，因為它們從來不考慮國際政治與國內(nèi)政治結構方面的關系。

　　二，民主化好戰(zhàn)論

　　美國的曼斯菲爾德（E. D. Mansfield）和斯奈德 （ J. Snyder）于1995年發(fā)表文章說，“在民主化的過渡階段，一個國家會變得更富侵略性，更喜歡戰(zhàn)爭，而不是相反；
而且這樣的國家還會對民主國家進行戰(zhàn)爭。”這就是聳人聽聞的民主化好戰(zhàn)論的核心論點。

　　如果這個理論成立，中國以民主化方式和平崛起的立論便不能成立。因為這個理論暗含著一個前民主大國崛起的“和平悖論”：它要和平崛起，必須以民主化方式崛起；
而民主化將使它更富侵略性，使和平成為泡影。這等于說，中國要和平便不能崛起，要崛起便不會和平。

　　為什么民主化階段的國家更具侵略性？該理論的倡導者從制度的不穩(wěn)定性、利益沖突的激化、外國勢力的乘虛而入以及政治運動的興起幾個方面勾畫出民主化轉型期的4個導致沖突的機制。說得通俗些，非民主國家即使是一只壞蛋或者臭蛋，只要蛋殼不破，壞水便流不出來，只會在自己肚子里壞，不會侵略別的國家。民主化最容易使一只壞蛋破裂。

　　民主化一定會使國家的蛋殼破裂嗎？未必，只有失敗的民主化會使蛋殼破裂。因此，該理論的正確表述應當是失敗的民主化好戰(zhàn)論。拿破侖和希特勒對別國領土的渴望都是在民主化失敗之后發(fā)生的；
俄羅斯、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對國家分裂的容忍都是在民主化成功時表現(xiàn)出來的。

　　另外，成功民主化國家對其他國家的反應，與這些國家的周邊國家的政治類型有關。被專制國家包圍的民主化國家因為要自衛(wèi)容易好戰(zhàn)，這就是大革命后的法國與獨立戰(zhàn)爭后的美國的處境；
在民主國家腹地或在民主國家保護下進行民主化的國家傾向和平，比如第二波民主化的德國，第三波民主化的東歐國家群。

　　因此，早期失敗的民主化國家可能好戰(zhàn)，晚期成功的民主化國家大多和平。對于中國來說，和平崛起的關鍵是在民主化轉型時期保持國家統(tǒng)一與政治穩(wěn)定。能如此，所謂民主化好戰(zhàn)論對中國便不起作用。

　　三，世界權力轉移戰(zhàn)爭論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某些分析家就試圖弄清楚，國際體系中是否存在著戰(zhàn)爭-和平周期，如果存在，影響該周期的因素是什么。

80年代末，喬治?莫德爾斯基（George Modelski）、威廉?湯普森（William R. Thompson）提出了一種長周期“霸權戰(zhàn)爭理論"，并把這種戰(zhàn)爭定義為“決定霸主更替，宣告全球政治體系產(chǎn)生新領導和實力高度集中的新階段”的戰(zhàn)爭，并且認為，一個國家上升到國際體系的頂峰是進行霸權戰(zhàn)爭的結果。

　　根據(jù)這個理論，一個小國的崛起倒沒有什么，一個象中國這樣的大國如果崛起，將導致世界權力轉移，戰(zhàn)爭似乎不可避免。正是從這個理論出發(fā)，美國某些戰(zhàn)略家們對中國的崛起憂心忡忡，怕中國在崛起過程中向現(xiàn)任霸主美國挑戰(zhàn)，推行所謂“驕橫的”戰(zhàn)爭政策。

　　霸權戰(zhàn)爭論與民主和平論相互沖突。如果民主和平論成立，當世界權力在民主國家之間轉移時，戰(zhàn)爭就是可以避免的。事實上，英美之間和美蘇之間的世界權力就實現(xiàn)了和平轉移。前者在兩個民主國家之間，后者在一個民主國家與一個民主化國家之間。

　　可見，當代國際政治現(xiàn)實中支持民主和平論的論據(jù)，多于支持民主化好戰(zhàn)論和世界權力轉移戰(zhàn)爭論的論據(jù)，因此可以說，中國和平崛起在理論上是可能的。

　　三個發(fā)展階段

　　中國和平崛起不僅在理論上可能，而且正在實踐上展開。中國的和平崛起開始于上世紀70年代末，可能到本世紀中葉才能完成，前后要經(jīng)歷三個階段。

　　一， 分權化崛起階段

　　這個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現(xiàn)在基本結束。其典型特征是：經(jīng)濟上分權，政治上實行新權威主義。之所以要如此，是因為一個國家的權威落差與權威距離成正比，經(jīng)濟分權可能導致兩方面結果：第一，權威落差下降，社會穩(wěn)定機制弱化；
第二，權威距離失去張力，國家出現(xiàn)和平傾向。因此，在國內(nèi)實行威權主義保持社會穩(wěn)定，在國際實行和平外交政策優(yōu)化國際環(huán)境。這個階段結束的標志是：經(jīng)濟上實現(xiàn)小康；
政治上完成從全權國家向威權國家的轉變。

　　二， 民主化崛起階段

　　可以肯定地說，中國分權化崛起階段已經(jīng)結束；
但很難肯定民主化崛起階段從哪兒開始。中國是一個大規(guī)模、多民族，民族按地區(qū)聚居的國家，民主化難度比一般國家要大。難就難在選擇何種民主化“驅動程序”。有三種驅動程序可供選擇：第一，全面驅動，整體更換整個國家的權威系統(tǒng)，操作方法是全面開放黨禁報禁，向全民開放選舉。這是大民主思路。第二，引擎驅動，或者叫做上層核心驅動，這種思路不主張馬上整體更換國家權威系統(tǒng)，而是更換發(fā)動機引擎，操作方法是擴大黨內(nèi)民主。這是黨內(nèi)精英民主思路。第三，根部驅動，這種思路主張從基層開始逐級分權-自治，權分到哪兒，民主跟到哪兒。在中央權威主發(fā)動機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讓地方先更換權威系統(tǒng)。無論采取何種驅動程序，到民主化崛起階段結束的時候，中國應當達到中等發(fā)達國家水平。這個階段可長可短，短一點的好處是長痛不如短痛，長一點的好處是事緩則圓。短可數(shù)年，長可一、二十年，更短或更長問題可能更多。

　　三， 后民主化崛起階段

　　關于這個階段，沒有多少話好說，因為到了那個階段，什么話都好說。這個階段結束的標志是：政治上中國的憲政民主趨于成熟，經(jīng)濟上中國的發(fā)達程度比肩中上等世界強國。

　　（原刊于《大國》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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