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1年嚴復翻譯出版《原富》以來，現(xiàn)代經濟學傳入中國已經歷時整整100年�；仡櫼� 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經濟學發(fā)展，充滿了無數的艱辛與曲折。作為一門經世濟民的致用之學 ，經濟學在中國的發(fā)展與整個中國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緊密相關，共同度過了風風雨雨的一百 年。經濟史決定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學術史。鴉片戰(zhàn)爭之后，中華文明由盛而衰，與之伴隨 的是外來學術思想與理論在中國的廣為傳布。矢志于救亡圖存的先進知識分子努力從外來的先進思想理論中探索建國、富強的真理，西方各種學說，包括經濟學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也由此開始。

　　經濟學的傳播：危難中國的渴求

　　兩次鴉片戰(zhàn)爭既使中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同時也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清醒地認識到中西方發(fā)展差距，從此以后，向西方學習、重振中華成為一股越來越強大的社會潮流。這股社會潮流的第一件事情是洋務運動，推動了中國早期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生、發(fā)展。此后，經過馮桂芬、王韜、馬建忠、鄭觀應等人的鼓呼，近代重商主義思潮得以發(fā)端，并達到了高潮，對于商品貨幣經濟的認識也提高到了新的高度。

　　早在1867年北京同文館就開設“富國策”課程，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Ｗ.Ａ.Ｐ.Ｍａｒｔｉｎ）講授美國經濟學家福塞特（Ｈ.Ｆｕｎｃｅｔｔ）所著的《ＡＭａｎｕａｌ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后來該書由汪鳳藻翻譯，丁韙良校訂，于1880年出版。最早在中國翻譯出版的西方經濟學著作，除了《富國策》之外還有1886年由海關總稅務司翻譯的《富國養(yǎng)民策》（Ｐｒｉｍｅｒ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作者為英國人Ｗ.Ｓ.Ｊｅｖｏｎｓ），以及1889年英國人傅蘭雅口述、徐家寶筆述的《保富述要》。

　　可惜的是，這些譯作當時并沒有在中國知識界傳播開來。實際上，直到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以后，經濟學才像其它“新興”學科一樣真正開始引起國人的重視。1905年以后，中國民族危機空前嚴重，加上科舉制度被廢除，大批知識分子開始脫離傳統(tǒng)經書的羈絆，投身于社會現(xiàn)實之中，出國留學、興辦實業(yè)蔚然成風，甚至有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參加新軍。特別是辛亥革命之后，實業(yè)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思潮逐漸傳播開來，中國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學習、傳播西方先進科學文化的熱潮，經濟學也隨之在中國得以擴散開來。

　　京師大學堂在1898年設立，嚴復作為首任校長主持工作之時，就開設了經濟學課程，聘請日本教師教授，及至嚴復翻譯的《國富論》出版，中國經濟學科的近代化進程加速。北京大學于1912年設立了中國最早的經濟學系——商學科。同時陸續(xù)有不少學生負笈歐美，學習經濟學。對西方經濟學的譯介也更為全面，出版了不少經濟學原理、財政金融、經濟學說史等方面的書。伴隨西方經濟學的傳播，圍繞中國的若干現(xiàn)實經濟問題，也有不少著述，仁智之見交相迭出。

　　從19世紀80年代到“五四”運動前夕的40年中，中國出版了40部左右的經濟學著作。從 1901年嚴復翻譯出版《原富》到辛亥革命為止，中國出版了大約十六七部經濟學著作，主要是翻譯西方和日本的經濟學著作，并且以譯自日本的為多，這反映了1905年以后，中國留日學生的激增和日本對中國影響的上升。當然，這期間也出現(xiàn)了幾本中國人自己編寫的經濟學著作，比如1910年出版的《調查戶口章程釋義》（陶保霖著）、1911年出版的《中國國債史》（梁啟超著）、1911年出版的《比較預算制度論》（吳瓊編著）。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期間，又有近20本經濟學著作出版，其中中國人自編的著作約占三分之二，多屬財政金融類，這說明經濟學當時在中國的普及速度是比較快的。譯本則絕大多數來自日文著作。在1902年以前的譯本大都用文言文意譯而成，對原書內容多有省略，且常運用我國傳統(tǒng)的舊經濟概念與術語來附會經濟學，更使人難于理解原著的真正含義。從1902年以后，這類情況有所改進。隨著日本經濟學書籍的大量譯介，中文的經濟學專業(yè)術語也大量采用日文譯法，中文經濟學概念體系開始建立。當然，從整體上看，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學仍然處于引進階段，所謂國人自編的經濟學著作，基本上就是外文著作的翻譯整理，沒有什么創(chuàng)新。

　　辛亥革命推翻了最后一個封建王朝，這之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中國民族資本得到了較大的發(fā)展。從1914年到1919年，中國民族工業(yè)的工廠數量從 698個發(fā)展到1759個，增加了157.7%；
資本從3.3億元增加到5億元，提高了54.5%。新增加的資本額超過辛亥革命前四五十年投資的總額。

“五四”運動之后至20世紀50年代期間，中國經受了日本侵略、國內戰(zhàn)爭、資本主義大危機等沖擊，一方面經濟有所發(fā)展，另一方面，經濟當中的沉疴積弊并沒有消除。無論袁世凱及其繼任者的北洋軍閥還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政府，都采取了許多有利于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政策措施，積極為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創(chuàng)造條件。這個期間是中國國家資本主義發(fā)展最快的時期，工業(yè)化水平和資本積累都有比較大的提高。

　　“五四”運動之后直到20世紀50 年代，中國經濟學科的發(fā)展有兩條線索。許多留學歐美的學者，接受了系統(tǒng)的西方經濟學訓練，回國后積極傳播歐美的西方經濟學理論；
另一方面，舊中國尖銳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也使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迅速地在中國傳播。前蘇聯(lián)在較短的時間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為之矚目的工業(yè)化成就。這樣的事實對于以救亡圖強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說服力的，對中國的知識分子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當時國內的以西方經濟思想為主要理論傾向的學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

　　經濟學的初步繁榮：30、40年代中國的折射

　　基本理論的掌握為系統(tǒng)分析現(xiàn)實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兩方面的學者緊密結合中國現(xiàn)實展開研究，現(xiàn)代意義的中國本土經濟學由是發(fā)端。從“五四”運動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中國學術界先后就幾個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進行了爭論。第一，1919－1927年期間關于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
第二，與中國近代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有關，在30年代圍繞中國農村經濟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其焦點也在于中國農村社會性質，以及要不要進行土地革命；
第三，30年代，針對中國貨幣制度存在的問題，就貨幣本位展開了爭論。

　　承繼“五四”運動之前已有之勢，國內逐漸開始真正系統(tǒng)、全面地掌握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國內學者圍繞基本經濟學理論、部門經濟學以及經濟史等所撰寫的著作大量出版。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1914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 1915年回國執(zhí)教于北京大學。1923年馬寅初和劉大鈞一道發(fā)起成立“中國經濟學社”，并長期擔任社長。他撰寫了許多經濟學著作，其《經濟學概論》是解放前流行的經濟學原理著作。部門經濟學也有長足進步。

　　胡寄窗老先生曾經對“五四”運動以后至1949年期間中國國內翻譯和自編（撰寫）的經濟學書籍進行了統(tǒng)計研究。從中可以看出1929年以后中國經濟學的初步繁榮情況。這一時期之所以有這么多中文經濟學著作問世，與當時的社會經濟環(huán)境息息相關。1928－1936年是我國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所謂“黃金時期”，開始出現(xiàn)工業(yè)的初步跡象，加上抗日戰(zhàn)爭對國防經濟建設的需要，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在經濟發(fā)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實業(yè)救國”一時蔚然成風，經濟學當然就有了傳播和發(fā)展的土壤。經濟學譯著以30年代最多，其中 1930年一年出版了63本譯著。從國別構成看，到30年代為止，由日文翻譯而來的經濟學著作雖然在數量上仍比以前有較大增加，但是已經不能像20世紀前 10年那樣高度壟斷，其相對的重要性則已經大大下降，相反，西文原著翻譯過來的已經大大超過了日文。這說明我國經濟學界已經不再滿足于翻譯由西方販運來的日文二手貨，也說明由歐美返國的經濟學家增多，逐漸支配了大學講壇。

　　30、40年代經濟學的繁榮還體現(xiàn)在專門性的經濟學刊物的創(chuàng)辦上。據胡寄窗先生估計，除了統(tǒng)計期刊外，1919年到1949年各類經濟期刊約為112種，其中20年代有10種，30年代48種，40年代 53種。不過，這些刊物創(chuàng)刊后一年內就�？�的在半數以上，能維持一兩年之久就很難得了。這說明我國經濟學研究隊伍仍然很弱小，社會對經濟學的關注和支持仍然是很有限的。在為數不多能夠長期支撐下來的經濟期刊中，屬于一般經濟理論探討方面的，以在上海的中國經濟學社1930年創(chuàng)刊的《經濟學季刊》成績最為顯著，一直維持到抗戰(zhàn)前夕，是當時全國多數經濟學家支持、認可的經濟刊物。

　　在30年代，學界圍繞中國本土的貨幣本位問題發(fā)生過爭論。國民政府于1935年實行法幣改革，放棄銀本位制，代之以金匯兌本位制。在這個政策的形成過程中，關于中國的貨幣本位問題，有人主張實行多商品的本位制，有人主張實行金本位，有人主張維持銀本位。圍繞這些問題，馬寅初、楊蔭溥、劉大鈞等經濟學家都先后發(fā)表看法，產生了一些理論著作。如馬寅初（1937）的《中國之新金融政策》、楊蔭溥（1936）的《中國金融研究》、劉大鈞（1934）的《我國幣制問題》等。

　　另一個廣為關注的本土經濟問題是“經濟建設”與工業(yè)化。1928－1937年期間，國民政府在工業(yè)化方面的政策稍見成效�？箲�(zhàn)爆發(fā)后，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為了國家的富強，奮力探索實現(xiàn)國家工業(yè)化的途徑。張培剛教授的著作《農業(yè)與工業(yè)化》在全面探討了工業(yè)化的定義、工業(yè)發(fā)展與農業(yè)改革的關系、工業(yè)和農業(yè)的平衡以及農業(yè)國和工業(yè)國的關系問題之后，就中國工業(yè)化面臨的急迫問題進行了分析。馬寅初的《中國經濟改造》、吳景超的著作《中國經濟建設之路》、何廉、方顯廷的《中國工業(yè)化程度及其影響》等，都是很有見地和影響的著作。

　　解放前一大批中國學者在農村經濟方面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堪稱中國本土經濟學的杰出代表。這其中有比較特殊的歷史原因。解放前中國是典型的落后農業(yè)國，農業(yè)在國民經濟中占據最重要的地位，只有準確把握中國農村的情況，才能全面把握中國的經濟全貌。著名學者陳翰笙1928年受聘擔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在他的主持下進行了當時中國規(guī)模最大的農村經濟調查。1933年陳翰笙發(fā)起成立了有500多名會員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并擔任第一屆理事會主席。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于 30年代曾就中國農村和農業(yè)經濟問題，與幾方面的理論觀點進行了爭論。同時，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還為新中國培養(yǎng)了一批優(yōu)秀的經濟學家，比如后來名噪一時的孫冶方、薛暮橋、錢俊瑞、許滌新等，都與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有不淺的淵源。此外，南開大學的何廉、方顯廷等人也對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的研究做出了開拓性貢獻，何廉還被譽為中國最早重視農業(yè)的經濟學家，著有《中國農村之經濟建設》。

　　在其他方面，中國經濟學家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巫寶三的著作《中國國民所得》，是中國現(xiàn)代意義上ＧＮＰ核算方面的開山之作；
陳達的《人口問題》就人口理論、人口數量、質量、人口與國際關系等進行了分析之后，給出了其人口政策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民國時期，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后，經濟學在中國已經走出了單純的學習、普及階段，出現(xiàn)了一批既掌握先進經濟學理論，同時又能運用這些理論和方法研究現(xiàn)實經濟問題的中國學者。總結解放前中國經濟學的發(fā)展歷程，可以發(fā)現(xiàn)，凡是在學術上有重要成就的中國經濟學家，幾乎全是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經濟學家。劉大鈞、馬寅初、何廉、方顯廷被稱為中國30、40年代的四大經濟學家，享譽國內外。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在國外接受過嚴格、系統(tǒng)的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的訓練，同時又都懷著強烈的救國救民意識，努力用先進的理論和方法研究、解決當時的中國本土經濟問題，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正如馬寅初所說：
“如果只研究理論，試問對于今日的中國，實際上有什么好處呢？”

　　早在20世紀，馬克思主義就開始在中國零星傳播。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則在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釗是最早向國內系統(tǒng)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也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分析中國現(xiàn)實問題的理論家。

1930年之前，先后有不少介紹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和譯著出版，(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也有不少關于《資本論》有關專題的介紹。在積極介紹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同時，不少中國學者也在勉力進行本土化的嘗試。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沈志遠的《新經濟學大綱》，該書自1934年北平經濟學社初版起至1947年共發(fā)行了11版，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著作中是銷行最廣的一部，其社會影響可見一斑。王亞南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中著作最豐富的一位，《中國經濟原論》是其代表作。

　　經濟學的發(fā)展：經濟發(fā)展的孿生兄弟

　　社會科學的理論本質上是一個用來解釋社會現(xiàn)象的邏輯體系。一般來說，解釋的現(xiàn)象越重要，理論的影響也就越大。自18世紀工業(yè)革命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世界上最大、最強的經濟是英國經濟，生活在英國的經濟學家近水樓臺先得月，因此，英國成為當時世界經濟理論的研究中心，著名經濟學家多出于此。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以后，世界經濟重心逐漸轉移到美國，經濟理論研究中心和著名經濟學家的產生地也就逐漸隨之轉移到美國。

　　自1920年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成立開始系統(tǒng)搜集宏觀經濟數據，以及1947年薩謬爾森出版《經濟分析的基礎》一書以后，國際上經濟學的發(fā)展已經開始大踏步朝向實證化、數理化方向發(fā)展。然而，中國的經濟學自 1949年開始，隨著國土和政治的分裂而走了不同的道路。有些經濟學家隨著國民黨政府搬遷到臺灣，在臺灣大學、政治大學等學校繼續(xù)教授現(xiàn)代經濟學；
有些則漂泊海外，當中一些人對國民黨政府在臺的經濟政策產生了不少影響；
也有如蔣碩杰、費景漢、張五常、鄒至莊、劉遵義、李龍飛、蕭政等一些新、老經濟學家在貨幣經濟學、發(fā)展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等領域在國際經濟學界嶄露頭角。

　　大陸本身則走向了另外一種發(fā)展方向。自 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行重工業(yè)優(yōu)先發(fā)展戰(zhàn)略，中國經濟體制就開始全面向計劃經濟轉軌，自從中國共產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以后，除了繼續(xù)翻譯出版和普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圍繞總路線開展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計劃經濟下的工業(yè)化成為經濟理論界研究的核心內容。從中國實際出發(fā)，探索一條快速實現(xiàn)從落后的農業(yè)國變成先進的工業(yè)國的社會主義道路，成為國家領導人優(yōu)先考慮的對象，也自然成為經濟學界的中心工作。在計劃經濟時代，整個社會生活泛政治化，特別強調高度集中統(tǒng)一，經濟學研究也不例外。改革開放以前，經濟學研究主要分為兩大塊，一是普及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
二是從經典作家的著作中尋找支持現(xiàn)行路線、方針和政策的理論根據，并對后者加以詮釋，增強其在理論上的合法性。

　　這一時期經濟學界比較著名的理論爭論有三起，即50年代后期圍繞馬寅初“新人口論”的爭論，50年代末、60年代初圍繞李平心“生產力理論”的爭論，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圍繞價值規(guī)律和孫冶方價值規(guī)律論展開的爭論。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核心觀點是主張人口增長要與社會經濟發(fā)展相協(xié)調，反對人口盲目增長。本來無論西方經濟學還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都能推出這一結論，但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馬寅初及其“新人口論”受到批判，與馬寅初持相同觀點的著名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吳景超甚至被批判為“帝國主義的走卒”。李平心的“生產力理論”核心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框架內強調生產力的重要性，將生產力的“社會聯(lián)系”看成生產力的社會屬性，在那個特別強調生產關系的年代，這一點被批判為將生產關系當成生產力的附庸。至于圍繞商品生產和價值規(guī)律引發(fā)的爭論，實際上是計劃經濟理論和意識與不能取消商品和貨幣關系的社會經濟現(xiàn)實之間矛盾沖突在學術領域的反映。對孫冶方的批判，只是因為他堅持價值規(guī)律高于計劃規(guī)律，與毛澤東等領導人強調計劃規(guī)律高于一切相沖突。用今天的標準看，50、60年代發(fā)生的三大理論爭論都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或被賦予了強烈的政治色彩，從學術上講，基本上都屬于在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詮釋上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十年是非顛倒，經濟學研究基本處于停滯狀態(tài)。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的經濟學迎來了發(fā)展的春天。一部分經濟學家秉承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有相當長一段時間仍然以論證和詮釋現(xiàn)行的路線、方針、政策為職志，特別是努力從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為改革開放尋求理論支持。公允地說，這些研究雖然帶有強烈的時代色彩，但是針對性很強，在一定時期確實起到了從理論上證明改革開放合法性的作用。另外還有一部分經濟學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經濟學家，知識結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眼界也大大拓寬，而且隨著中外經濟學學術交流的迅速擴大，現(xiàn)代西方經濟學文獻大量流入中國，年輕的中國經濟學者們從中受益頗多，有的還留學海外，純粹以傳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為圭臬的年輕學者基本上沒有了，現(xiàn)代經濟學理論和方法越來越成為時尚。隨著西方經濟學的重新普及，運用現(xiàn)代經濟理論和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成果開始出現(xiàn)，并呈逐漸增多之勢。他們的研究同樣對改革開放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特別是90年代以后，許多改革措施都凝聚著他們的智慧。而且，即使是老一輩經濟學家，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現(xiàn)代經濟學的影響，墨守傳統(tǒng)理論的已不多見了。

　　隨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所占地位的提升，中國經濟研究在世界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將隨之提高，而當中國經濟在下個世紀成為全世界最大、最強經濟的時候，世界經濟學研究中心也很有可能轉移到中國來。實際上，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已經越來越受到國際經濟學界的重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甚至斷言，誰能成功地解釋中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誰就能夠獲得諾貝爾獎。以世界上最早出版并且最權威的七個經濟學期刊《美國經濟評論》（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政治經濟學雜志》（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經濟學雜志》（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經濟學季刊》（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計量經濟學》（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經濟研究評論》（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經濟和統(tǒng)計學評論》（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ｔａｔ

　�。椋螅簦椋悖螅�為例，它們在 70年代總共發(fā)表主題是中國問題、或者主題不是中國問題但涉及到中國問題的文章數為78篇，80年代為82篇，而90年代就增長到134篇。

　　在60年代中期以前，華人學者在國際權威期刊上發(fā)表文章的數量是很少的?以后隨著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的經濟崛起，到國外留學研習經濟學的華人越來越多，華人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開始上升。80年代以后，隨著大陸對外開放，到海外留學的華人更多，華人經濟學家隊伍不斷壯大，因而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也就進一步提高了。十分可喜的是，已經有一部分華人經濟學家開始在國際學術界嶄露頭角，有的還是以研究中國本土問題見長。可以預期，以研究中國問題為主的國內經濟學界將來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和地位會越來越大。

　　21世紀：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

　　經濟學傳入中國已經100年了，回眸百年來的中國經濟學發(fā)展歷程，令人感慨萬千！“五四”運動前的中國經濟學發(fā)展實際處于起步階段，社會的重視程度也很有限。“五四” 運動以后，國外社會科學思潮紛紛進入中國，作為其中一個重要分支的經濟學迎合了國內實業(yè)救國的需要，也在知識分子中得到了廣泛傳播。在30年代，經濟學在中國出現(xiàn)了初步繁榮的局面，那時的中國政局較為平靜，資本主義經濟也得到了空前的發(fā)展，經濟學作為一門經世致用之學，第一次卷入了中國現(xiàn)實經濟生活之中，并產生了一定影響。新中國成立以后，經濟學的發(fā)展經歷了一段較為曲折的歷程，從研究范圍到研究方法都受到了很大的局限，而使現(xiàn)代經濟學在大陸的正常發(fā)展中斷了。

　　改革開放以后，特別是90年代以來，現(xiàn)代經濟學在中國大陸重新開始普及，并在年輕一代取得主流地位，出現(xiàn)了迅速彌補與國際先進水平差距的趨勢。然而，由于長期封閉落后，在短短10年、20年的時間里既要消化國際經濟學界過去幾十年、幾百年積累的研究成果，又要努力追蹤其發(fā)展前沿，艱難程度可想而知，難免不走彎路。比如照抄照搬國外理論，而忽視了任何理論的分析都以特定的制度和發(fā)展階段為前提；
或以概念代替邏輯分析和經驗實證，理論爭論常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形態(tài)的爭論等。尤其，在改革開放的大潮流下，整個社會出現(xiàn)失序、浮躁、急于求成的風氣，一些經濟學者也受其影響，發(fā)表的論文和著作經常出現(xiàn)抄襲和缺乏深入的邏輯分析、經驗實證等現(xiàn)象。

　　總結我國百年來的經濟學發(fā)展，國人自撰的出版物大多屬于述而不作的性質，真正的理論創(chuàng)新少，介紹國外理論或以國外現(xiàn)成理論為框架研究中國問題或就事論事地討論中國經濟問題的占絕對大多數。按現(xiàn)代經濟學的規(guī)范，建立嚴謹的邏輯體系并以實證資料對理論推論進行嚴謹的經驗檢驗的研究和著作還不多見。后者是我國經濟學研究對我國的經濟發(fā)展做貢獻并同時對國際經濟理論發(fā)展做貢獻的必由之徑。只要在研究規(guī)范上自覺改進，隨著21世紀中國經濟的發(fā)展，致力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必然能迎來中國經濟學家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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