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1月下旬，我去北京參加中國社科院的一個小型會議，紀念顧準先生八十周年誕辰暨『顧準文集』研討會。會議期間，聽到過這樣一種不同意見：顧準思想究竟有多少新意？在思想史上究竟能占有何種地位？現(xiàn)在熱衷于紀念顧準的人，實際上是借顧準酒杯澆自己塊壘，寄托他們對八十年代的懷念。持這一意見的朋友多為八十年代畢業(yè)的一代新秀，也就是說，是我的同代人。能有這樣的不同意見出現(xiàn)，本身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它至少說明，顧準思想在大陸，已經(jīng)跨越了介紹階段，正在進入研究階段。

　　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我聽到兩位七十歲老人回憶起孫冶方有關顧準的兩件往事。一是孫冶方臨終前交待，將來出他的經(jīng)濟學文集，在五十年代有關價值規(guī)律的那篇著名文章下面，一定要注明此文創(chuàng)意原出顧準，是顧準促使他第一次思考這一問題，由此引發(fā)當年那場大辯論，二是說他生前有一心事始終放不下，那就是顧準有一次曾經(jīng)對他正色言道：“你們手上都有血，而我沒有！”以顧準與孫私誼之深，以顧準當時已是有罪待誅身份，顧準竟然有勇氣直面此言，孫冶方至死都覺震撼。

　　這樣的一種心事，大概也屬于帕斯捷爾納克所說的那種“痛苦使憂愁變成了心病”？

　　⊙穿透兩大思想“要穴”——顧準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

　　有勇氣對別人說出那樣一段心事，這樣的人本身內心無愧，能有這種“心病”的人是高尚的。七十多左右的那一輩老人，也許是目前大陸上尚能保存早年所受民主教育與人道底色的唯一一代人。他們之所以念念不忘顧準，即使有懷舊之情，那也不是為了紀念八十年代，因為顧準與八十年代毫無關聯(lián)，而是因為他們從顧準身上，喚起了早年所受教育的記憶。他們的下一輩，也就是我們的上一輩，是至今尚難從蘇聯(lián)文學的光明夢中完全清醒的人，他們深深鍥入七十歲與四十歲兩代人之間，兩頭不著岸。包括我在內的四十歲左右第三代，今天盡管比前兩代更容易接納歐美學理，但是我們的整體人格與器宇，能否隔代相傳，跨越上一代造成的間隔，達到與七十歲那一代對接的境界，我至今不抱幻想。從小處說，我們不僅愧對顧準，可能還愧對敢于說出愧對顧準的那一代還活著的人。

　　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陸學術與思想，恐怕稱不上一部真正的學術史與思想史。時而虛假繁榮，一哄而起，時而萬馬齊喑，遍野寒蟬，由此造成士人內心之畸型殘破，大概只有起龔自珍于地下，重寫一篇「病梅館記」，方能描述�！绊狡湔�，養(yǎng)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支，鋤其正，遏其生氣”，今天讀來，都寒砌五內。大概在他們的中年時期對此存切膚之痛而不是其它感受，七十多左右的那代人回頭重讀『顧準文集』，方有梁啟超所謂“初讀定庵文集，如受電然”的強烈震動�！侯櫆饰募�』被傳媒抄熱后，據(jù)說占讀者比例最多的是在校的大學生，多在二十歲上下，尚有血氣；
而內心最為震動的是七十多左右的那一代顧準同齡人，底色尚在。不僅大陸，海外也是如此，林毓生來信，說他讀完『顧準文集』，熱淚盈眶，即為一例。這一代人身肢已近老邁，靈魂卻有救，而我們呢？既不是讀者最多的一代，也不是內心最受震動的一代。我們這一代不是沒有可能隨第二代一起進入蘇聯(lián)文學的殉葬行列。道理不復雜：我們不跨過去，下一代就有可能跨過來，將我們與吃蘇聯(lián)面包長大的那一代并在一起，一步跨過去。如果說，我也有這一代的怕和愛，那也并不玄渺，只不過是一點對我們自己這一代本身的怕和愛。

　　只要不懷偏見，耐心讀完『顧準文集』，其實并不難得出顧準在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應該占有一個什么地位的結論。

　　顧準生前曾經(jīng)自問：

　　1）“1917—1967，整整五十年，歷史永遠在提出新問題。革命取得勝利的途徑找到了，勝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樣？」”

　　2）“1789、1870、1917，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還有另一股潮流，兩股潮流在交叉嗎？怎樣交叉的？他們的成果可以比較嗎？前景如何？”

　　3）“1789、1870、1917，設定了一個終極目的，要不要從頭思考一下這個終極目的？”

　　他這里說的1789、1870、1917，是指這三個歷史年份中發(fā)生的重大事件：法國大革命、巴黎公社和本世紀蘇聯(lián)十月革命，以及依此為標志的歐陸思潮與實踐；
于此對位而立，是以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1775年美國革命為代表的另一股英美思潮與實踐。顧準發(fā)現(xiàn)：“1789、1917這股力量之所以強有力，一方面是因為它抓住了時代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它設定了終極目的。而終極目的，則是基督教的傳統(tǒng)：基督要復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國——建立一個沒有異化的，沒有矛盾的社會。我對這個問題琢磨了很久，我的結論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國，天國是徹底的幻想�！�

　　為了揭示1789、1917這股潮流中的神學成分，顧準曾經(jīng)沿著西方思想史的源流逆流而上，直至希臘哲學的源頭，然后，再掉頭向下，節(jié)節(jié)清理從思想到現(xiàn)實諸種神學成分的古今流變，涉及哲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政治學、西方史、東方史。

　　他首先發(fā)現(xiàn)，神學成分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這一師生鏈中即已發(fā)生：柏拉圖的「理念世界」貶「實在世界」為“有缺憾的世界”，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因」和「目的論」以唯理論的邏輯推導預設了“上帝”和“終極目的”的存在，人類知識之“真”，就在于對“終極目的”之“善”的認識；
亞里士多德的「第一因」不僅預設了「上帝」的存在，而且混淆了“真”“善”這兩個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嚴重區(qū)別。

　　上述神學成分形成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唯理論的強大傳統(tǒng)，至近代，基本為法國的政治思想與德國的哲學思想所接收，并形成歐陸哲學的鮮明風格，與英美流派的經(jīng)驗論風格雙峰并峙，二水分流。法國1793年革命，是典型歐陸風格的一場政治實踐，要在人間實現(xiàn)天國；
而這一實踐的哲學化、觀念化，卻是德國黑格爾哲學在體系上加以思辯演繹的結果。

　　從此點切入，顧準重新研讀他早年參加革命時研讀過的馬克思的「資本論」、「神圣家族」，發(fā)現(xiàn)馬克思并沒有切斷與黑格爾的哲學聯(lián)系。黑格爾主義有三種極重要的成果，皆為馬克思所接受，但“加上了革命的改造”：第一，黑格爾的「真善一致論」，被馬克思改造為「歷史與邏輯的一致」；
第二，黑格爾在思辨中實現(xiàn)「真善一致」，馬克思要在革命實踐中實現(xiàn)「歷史與邏輯的一致」；
第三，黑格爾在思辨中論證普魯士王國實現(xiàn)了真善一致，現(xiàn)了1793年的理想，即給他的歷史哲學劃上了一個句號，而馬克思認為普魯士王國并未體現(xiàn)真善一致，甚至認為到他那時為止的人類歷史都是史前史，都不足以體現(xiàn)真善一致，只有結束這部史前史，人類才能真正開始普遍解放的“在地上實現(xiàn)天國”的神圣史。

　　顧準認為，從馬克思發(fā)展到列寧，上述神學成分發(fā)展得更為簡單，更為粗暴。他看出柏拉圖以后，西方哲學長期籠罩在唯理主義的傳統(tǒng)中，“唯有培根以后的英國，是經(jīng)驗主義占優(yōu)勢”，尚可與歐陸風格相抗衡，或可解唯理主義之偏至。英國經(jīng)驗主義有兩支，一是培根為代表的唯物論經(jīng)驗主義，一是貝克萊為代表的唯心論經(jīng)驗主義，前者是主流，后者是支流。問題在于支流旁出，“哄動了社會，哄動了歷史”。列寧抓住了貝克萊「經(jīng)驗的主觀化」，用以反對培根的「經(jīng)驗的客觀化」，將英國的經(jīng)驗主義統(tǒng)統(tǒng)斥之為“羞羞答答的不可知論者”。這種理論策略一時獲得成功，但對緩解馬克思哲學基礎中的神學成分十分不利。尤其是繼續(xù)批判馬赫、伯恩斯坦，則更為明確地拒絕了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斯坦等人援引近代經(jīng)驗主義以緩解這一哲學基礎中柏拉圖—黑格爾神學目的論成分的一次重大機會。

　　這種發(fā)展趨勢經(jīng)斯大林教條化處理以后，不僅在內容上，甚至在形式上更象一種教會教義。蘇式教條所經(jīng)之處，既遏制了社會主義國家自然科學循唯物論經(jīng)驗主義之路的健康發(fā)展，也撲滅了人文學科破政治神學論、破1793年潮流所形成意識形態(tài)神話的一息生機。顧準巨眼識慧，曾扼腕長嘆：“近代經(jīng)驗主義、多元主義以及自然科學的迅速發(fā)展，繁榮昌盛，總的說來，是唯物主義的經(jīng)驗主義的成果�？墒�，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卻一直把它看作是貝克萊主義的「一丘之貉」，悲乎！”

　　在這里，有兩大思想“要穴”被穿透：一是以法國1789年革命、1870年起義、蘇聯(lián)1917年革命為歷史依據(jù)的近代意識形態(tài)，必須從頭清理；
于此同時，以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1787年美國立憲為標志的“另一股潮流”則應公正評價；
二是馬克思主義與法國革命傳統(tǒng)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西方也有稱法國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第四來源，應該從頭疏浚，非如此，難以清理「娜拉出走」的觀念障礙。這兩大思想“要穴”，可以說是近代意識形態(tài)與學術神話互為奧援的臟腑之地。直到今天，大陸主流學界對這塊臟腑之地的反思工程也還沒有正式開始。

　　在上述清理過程中，顧準還收獲了一些其他認識，大概只能算作他整個理論研究計劃的副產(chǎn)品，但是今天讀來也還是令人震驚。如波普爾證偽理論、庫恩范式理論、雅斯貝斯軸心時期理論、西方哲學當代語言學轉向等等，他都一一點到。亨廷頓至七十年代發(fā)展出一整套關于政黨政治如何呈階段性發(fā)育的理論，當時顧準拘押在牛棚，根本不可能知道亨廷頓為何人，但是他超脫個人生死榮辱，點化牛棚外面如野火燃原般的全國性兩派內戰(zhàn)現(xiàn)象，以及文革當局為何急于撲滅這股自已點燃的野火，竟有令人拍案叫絕的議論，幾乎與亨廷頓不謀而合！那種洞見，只有將自已的生死榮辱完全排除在外才能獲得，不說今天大陸學術界有關文革的研究水準難以企及，就是在國外有關文革的研究文章中，就我讀到的范圍而言，也不多見。至于今天在中青年思想界熱烈討論的市民社會同題，顧準不是沒有涉及，只是沒有今人那種瓢離現(xiàn)實食洋不化的「洋涇浜習氣」。他那時不可能知道有哈貝瑪斯，但是不知道哈貝瑪斯，并未妨礙他認識到這一問題的重要。不知哈貝瑪斯，也許還有助于他避免今人那種照抄哈貝瑪斯的惡習，有助于他從這一問題中剝離出兩種極富現(xiàn)實意義的發(fā)展前景來討論：一是具有法權體系上層建筑改革的配套條件，這樣的「市民社會」才有可能向現(xiàn)代意義的「公民社會」轉化；
二是沒有甚至拒絕法權體系、上層建筑的同步改革，「市民社會」即使發(fā)生某種萌芽，也可能演變?yōu)榛�型的「民間社會」，如西班牙、意大利南部那樣的黑社會。這樣兩種發(fā)展前景，每一個富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都已意識到它們的緊迫性，十幾年來大陸改革的困頓曲折，已經(jīng)印證并將繼續(xù)印證顧準的先見之明。

　　⊙兩頭茫茫皆有見——顧準思想的歷史意義

　　二十年后回頭看，要找出顧準當年思想探險的的個別失誤，確實不很困難。但是在整體水準上，那樣的思想認識不僅屬二十年前的先知先覺，即使在今天也沒有失去它的前瞻性。舉一個例子：大陸知識分子今天控訴文革造神運動，大多還停留在波普爾所稱「歷史陰謀論」的水準，將造神運動的出現(xiàn)僅僅視作毛澤東及其周圍群小的陰謀活動。有幾人能超出此種由中國宮廷史知識背景熏陶出來的認識慣性，象顧準這樣破壁而出，將此與一個更為悠遠闊大的歷史運動相聯(lián)，上溯柏拉圖，下抵斯大林，上下兩千年，旁及古中西，如此窮根極底的大范圍搜索？

　　上窮碧落下黃泉，兩頭茫茫皆有見。我們或許可以從內外兩個角度來思考顧準思想的歷史意義：

　　一，從1905年廢止科舉新知識分子群逐漸成形，至1957年五十五萬最后還保留著一點英美教育底色的知識分子被一網(wǎng)打盡，百年積累，毀于一旦。以后盡管發(fā)生過這樣那樣的學術爭鳴，亦大多陷溺于每一階段話語禁忌范圍內的偽問題、假問題，如史學界所謂的“五朵金花”之爭，今日回顧，大概只能說是病梅館中的五朵病梅。大霧彌漫之中，幾乎沒有人能夠徹底跳出意識形態(tài)蔽障，全方位地剔除那些牢籠人心的假問題、偽問題，提出一些真正撼動意識形態(tài)蔽障的真問題。從目前可以看見的思想資料判斷，恐怕只有顧準一人承擔了這一中國現(xiàn)代史上的思想探險活動。是否可以這樣說，他幾乎是以一人之力撐起了1957年以后大陸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的斷層？

　　二，顧準當年既被國內主流學界所放逐，又無外部先進學理資源為援接，除了翻譯熊彼得「資本主義、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時從該書注釋中看到一兩條西方學理概念，他幾乎是一燈如豆，在一條思想的隧道中獨自掘進。從目前殘留的那些思想手稿判斷，他是在一個鐵桶般的蔽障前單兵獨進，只手破壁，達到了能夠與外部葛蘭西、盧卡契、海耶克、柏林等當代先進思想家對話的水準。是否也可以這樣說：他幾乎是以一人之力頑強鑿通了那條阻隔中、西思想對話的黑暗隧道？

　　相比今日尚還活著的許多人，他們中不少人確實是卓有學識卻陷溺于那種新蔽障而不能自拔——為「左」為「右」爭執(zhí)不休，(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熱淚長流，顧準二十年前即提出了「娜拉出走」的問題，兩者差距，何止以道里計。如果連這樣的人都不值得我們紀念，我就不知道學界還要紀念怎樣的人才好。如果連這樣的人都不是思想英雄，還有怎樣的人才可算思想英雄？八十年代養(yǎng)成的一代新人，今天已經(jīng)學會以點數(shù)海外新學理新概念為能事。但是，無論就知識規(guī)模的全數(shù)氣象，還是見識兼膽識的銳利目光，乃至為走出蔽障承當了那樣深重的犧牲，我們當中又有誰敢于說——“我超越了顧準”？

　　⊙論事驚人膽滿軀——不會過時的顧準精神

　　思想與學術的巨人，還不只是一個知識境界能夠支撐起來的。愛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時說過：

　　第一流人物對于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其道德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后者，它們取決于品格的程度，也遠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將這段話比之于顧準，并不是我的發(fā)明，而是顧準的女兒。那是一個女物理學家，至今還在海外。她是在誤解父親十年之后，閱讀亡父留下的那一疊思想手記，痛哭失聲，用記錄物理數(shù)據(jù)的筆寫下了上面愛因斯坦的一段話。有時我覺得，我們一些人文學科的同行，在面對某些震懾內心的精神事件時，反而不及隔行在另一邊的自然科學家那樣直率，那樣敢于直面自己內心的愧對之情。

　　我只不過想說一個常識。那就是：知識是一個境界，見識是一個境界，知識、見識之上的膽識，則更是一個境界。說得淺白一點，大概一桶知識換來一滴見識，而僅有見識卻還是不能換來膽識，只有再加一點其他稀有元素，一桶見識才能化為一身膽識。有位書法老人曾經(jīng)贈我一副對聯(lián)：“讀書到老眼如鏡，論事驚人膽滿軀”。那是一幅狂草，筆走龍蛇，寫得實在太好�？癫輶煸谖野盖岸嗄�，以至我的目光始終停留在那些大氣磅礴的墨跡上，至多進入字面理解，只以為說的是一種境界積累到一定程度，自然會向又一種境界演進。直到前不久作者去世，我從龍華告別他遺體回來，腦海里又翻卷著“愧對顧準”的意念，兩相激蕩，這才幡然驚悟，“讀書到老眼如鏡”，是一種境界，“論事驚人膽滿軀”，又是一種境界，兩者有時竟然如天人之隔，巨人與庸人之間，大概也就是那一點一滴之差。是會有那么一天，仁者與卑者將同時發(fā)出歡呼：顧準思想終于過時了。我也希望那一天來得越早越好。然而，能過時的是顧準思想，不會過時的卻是顧準精神。只要大陸學界最終還不能放棄思想，不能放棄那么一點敢于破壁的精神，那么我相信，顧準的身影就不會從他們的視野中消失。

　　這篇文章快寫完的時候，從電話里證實了一則很久前就已聽說的真實故事——

　　有境外同行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問及大陸學界，在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你們有沒有可以稱得上稍微象樣一點的人物？面對這樣一個潛含挑戰(zhàn)的問題，一位學界前輩佝僂而起，應聲答對：有，有一位，那就是顧準！

　　——可惜我不在現(xiàn)場。但我能夠想見當時一語既出，語驚四座的精彩情景。此話還是出自顧準的同齡人，使我又一次感嘆。是的，只有敢于說“愧對顧準”的人，才是敢于以顧準為驕傲的人。他們這一代有顧準，足可彌補他們在漫長歲月里蒙受的那么多羞辱，死亦可瞑目。也幸虧有顧準，才挽回了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可恥年代的集體名譽。

　　我們不是沒有崇高，我們只不過是將崇高與偽教條混為一談，然后以此躲避崇高。我們不敢說“愧對顧準”，哪怕小聲地說一次都不敢，我們這一代恐怕就難以產(chǎn)生自己的顧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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