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紀30年代開始到“二戰(zhàn)”前后，美國逐漸成為西方國家研究中國問題的一個中心，而中國對美國有關中國研究的介紹也于20世紀初開始。本文從學術史的角度考察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的學者對美國的中國研究成果的翻譯和介紹，同時也分析中國學者在翻譯介紹美國的中國研究成果的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一、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中國對美國的中國研究之介紹

　　中國對美國的中國研究之介紹可以回溯到20世紀初。

　　1903年5月，《教育世界》第49號（癸卯第七期）刊載了“美國增設漢學科”一文。1904年3月該雜志第70號（甲辰第二期）上又刊載了“美國講求漢學”這篇文章。此后，由于戰(zhàn)亂頻仍，這方面的介紹幾乎陷于停滯。

　　1949年以后到1970年代末，由于這一時期中國國內政治因素的干擾，中美之間基本上處于隔絕狀態(tài)，遑論學術交流。中國方面把美國的中國研究成果基本上當作“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加以批判，即便有所介紹，其主導思想也是“了解敵情”、用作“反面教材”。從《廈門大學學報（社科版）》1956年第1期刊載的“為擴張主義服務的美國‘漢學’”一文，即可觀察到當時中國學術界的政治風向。但是，在1950年代中國仍然翻譯出版了少數(shù)美國的中國研究成果，如《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1]。該書的“中譯本序言”談到，之所以翻譯該書，一是因為其資料“有不小的利用價值”，但更重要的一個理由是因為它一向被中外學者“奉為圭臬之作”，“應該說在殖民主義理論的作品中，這部書是占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對殖民主義者所應該注意閱讀的東西”。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這本書“的確代表了國外有關學術研究的一流水平，選書之精當與譯品質量之高至今仍令人欽佩，此皆說明選譯者眼光的不凡、學識的深厚與態(tài)度的嚴肅認真[2]”。

　　1970年代末，隨著中國的對外開放與國內外政策的調整，國人有條件了解和關注海外的情況了，于是海外的中國研究成果開始進入中國人的視野，中國的學術界再度恢復了翻譯介紹美國的中國研究成果【本刊編者注：嚴格意義上講，國際學術界的“中國研究”包括漢學研究、近現(xiàn)代中國研究以及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即P. R. China Studies，也稱當代中國研究），直到今天為止，國際學術界關于當代中國的研究成果仍因中國的政治限制而只有少數(shù)不太敏感的能被翻譯介紹到國內】。

　　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首先與國內學者恢復了學術交流。1979年6月4日至23日，美國明清史代表團訪問了中國，該團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舉行了3次學術報告會和8次筆談會。在這些會上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介紹了美國的明清史研究近況，主要包括美國的研究明清史的學者背景、學術組織、刊物以及關于明清經濟史研究、農民社會和農民起義研究、政治法律與文化思想研究的近況。

　　同年6月中旬，中國學者李學勤應美國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語言和區(qū)域研究聯(lián)合中心之邀赴美訪問，了解美國的“中國學”現(xiàn)狀。

　　1980年，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黃宗智訪問中國，他先后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山東大學、南開大學、北京大學、南京大學、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和廈門大學做了學術報告。在報告中黃宗智全面介紹了30余年來美國對中國近現(xiàn)代史（兼及明清史）研究的情況，認為這一階段美國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可分為3代，并著重介紹了每一代比較優(yōu)秀而又有代表性的著作及其特點，兼及第一代到第三代研究組織的演變，并分析了1980年代美國的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的前景。

　　與此同時，中國開始大量介紹、翻譯美國的中國研究書著。

　　1978年，《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在試刊期間就翻譯介紹了美國的中國史研究的學者、機構、資料、學術動態(tài)和成果等。此外，中國社科院情報研究所編輯出版了《外國研究中國》，在這套資料匯編性質的刊物中大量介紹了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的情況和成果。

　　隨后，中國翻譯了一批美國的中國研究成果。

　　其中叢書類的出版物包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1987年起出版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譯叢”，江蘇人民出版社從1988年起陸續(xù)出版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通論性的主要有費正清編的《劍橋中國晚清史》（兩卷）、《劍橋中華民國史》（兩卷）、《美國與中國》、《費正清集》、《偉大的中國革命（1800-1985）》、《費正清自傳》和《費正清看中國》等，還有柯文的《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

　　經濟史方面主要有珀金斯的《中國農業(yè)的發(fā)展：1368-1968》、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中國農村的過密化與現(xiàn)代化》、楊格的《近百年來上海政治經濟史（1842-1937）》。

　　政治、軍事、社會史方面的譯著主要有周錫瑞的《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易勞逸的《1927─1937年國民黨統(tǒng)治下的中國流產的革命》、胡素珊的《中國的內戰(zhàn)》、齊錫生的《中國的軍閥政治（1916─1928）》、小科布爾的《江浙財閥與國民政府（1927─1937）》、鮑威爾的《中國軍事力量的興起（1895─1912）》、施堅雅的《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等等。

　　這一時期的翻譯介紹奠定了中國學術界了解認識美國的中國研究的基礎，許多中國學者對費正清的《劍橋中國史》、保羅·柯文的“中國中心觀”以及黃宗智的觀點相當熟悉。

　　在這一領域還出版了一些工具書，如1977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情報研究所編輯出版了《美國的中國學家》，198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輯出版了《美國中國學手冊》。

　　隨著中國學者逐漸了解熟悉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一些人開始對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作進一步探索。其中，李世洞的“戰(zhàn)后美國對中國的研究”[3]，李學勤的“西方中國古代研究的新趨向”和尤存的“海外漢學家眼中的現(xiàn)代中國──讀《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56）》”較有代表性。

　　李世洞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憑藉19世紀30年代以來的研究基礎，而美國現(xiàn)實政治的需要則是重要的推動力。他把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劃分為戰(zhàn)后的徘徊階段（20世紀50年代）和迅速發(fā)展階段（20世紀60年代─80年代）。李世洞對二戰(zhàn)后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的動因分析和階段劃分明顯單薄，但該文的確首開先河。

　　李學勤在他的文章中強調：“研究‘中國學’史，要了解‘中國學’的起源及其各種流派的形成過程；
更重要的是，要掌握最近時期國外‘中國學’界的成果和動向。[4]”后來中國學者對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之觀察基本上都是從這個角度切入的，侯且岸的“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xiàn)代中國學研究”就是如此。

　　當中國的政治氣候改變之后，阻礙中國學者與美國學者之間學術交流的障礙大為減少，中國的學者再也不必象1950年代到1970年代后期那樣從意識形態(tài)批判的角度翻譯介紹美國的中國研究成果�！秶�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編者在創(chuàng)刊號中明確表示，“近年來，在中國近代史這個學術領域內，國外的研究工作發(fā)展較快”，“一些我們還未涉及的問題，國外也有了較深入的研究；
國外還不時對我國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觀點提出不同意見，進行商榷或爭論。凡此種種，都需要我們及時了解，以改變閉目塞聽的狀況，活躍學術空氣，促進研究工作的發(fā)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觀點、新資料，或新進展，至于內容與觀點正確與否，則不一定要求”。[5]

　　概言之，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前期是中國翻譯介紹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的起步階段，雖然規(guī)模不大、深度不夠，但這種學術交流有助于中國的學者打開眼界、調整定位，他們對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成果的認識也從意識形態(tài)批判轉向比較理性的學術探討。

　　二、90年代中期以來對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成果的介紹

　　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有系統(tǒng)有計劃地編譯出版了許多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成果和研究用工具書。其中以江蘇人民出版社編譯的《海外中國研究叢書》（66本，其中有57本是美國的中國研究成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編譯的《閱讀中國系列》（已出版5本）和中華書局編譯出版的《世界漢學論叢》最有代表性。這些叢書并不是單純介紹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成果，但書中所搜集的內容以美國的研究成果為主。

　　這段時期編譯出版的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成果囊括對古代與現(xiàn)代中國的研究，并且相當注重其學術價值。

　　例如，《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編譯出版了史華茲的《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屬思想史領域）、彭幕蘭的《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xiàn)代世界經濟的發(fā)展》（屬經濟史領域）、賀蕭的《危險的愉悅──20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xiàn)代化》（屬社會史領域）等。

　　《閱讀中國系列》出版了黃宗智主編的《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也收集了美國學者關于中國研究中的后現(xiàn)代和“公共領域”與“市民社會”等范式的討論，還有杜贊奇的《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xiàn)代史研究》，何偉亞的《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則代表了美國當前中國問題研究中后現(xiàn)代話語的應用。2001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還出版了安平秋、安樂哲主編的《北美漢學家辭典》。該辭典收錄了美國、加拿大當前從事漢學研究的學者500余人，在每位學者名下列出個人簡歷、治學范圍、主要論著、供職機構和聯(lián)絡方式。該書是一部了解美國、加拿大當代中國問題學者基本情況的工具書。

　　隨著國外發(fā)表的關于當代中國政治問題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中國政府也開始投入研究資金，希望資助一些研究項目，以便國內了解這些國外研究成果的動向。

　　在哲學社會科學“八五”（1991─1995年）與“九五”（1996─2000）規(guī)劃的國家重點課題規(guī)劃里，在“中共黨史“、“黨的建設”學科名下設置了“國外和港臺中共黨史研究評析”課題。“九五”重點課題規(guī)劃還在“中國歷史”學科下設了“國內外中國史研究”。列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的有侯且岸的《中西毛澤東鄧小平研究比較──兼論西方政治戰(zhàn)略與現(xiàn)代中國研究的關系》和《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xiàn)代中國學研究》、金春明主編的《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梁怡負責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述評”。侯且岸目前承擔的《美國漢學史（1830─2000）》則被列為國家“十五”重點規(guī)劃圖書。

　　與此同時，中國有學者開始專門研究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內容包括美國的中國學發(fā)展史、美國的中國學之范式、取向等。在這方面已經出版了專著、論文以及一些學術考察記。例如，《史學理論研究》曾于1993年和1994年開辟專欄刊登關于黃宗智研究的論文。華東師范大學于1990年代開始招收海外中國學史方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其主要研究內容就是美國的中國學史。2004年北京師范大學也開始招收國外現(xiàn)代中國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其主要研究內容是美國的現(xiàn)代中國學。

　　國內出版的第一部關于美國的中國學專著是侯且岸的《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xiàn)代中國學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書中討論了美國的中國學之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不僅對美國的中國研究作了發(fā)展史考察，還具體研究了美國的中國學的范式和取向。同年，時事出版社出版了王景倫的《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和鄧小平的現(xiàn)實主義──美國學者論中國》，該書以1949年以后的中國現(xiàn)代史為線索，考察了美國學者的相關研究。

　　2001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金春明主編的《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該書作者對《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觀點、材料等作了全面評析。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陳君靜的《大洋彼岸的回聲──美國中國史研究歷史考察》，該書是國內第一部專門研究美國關于中國史研究的專著。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朱政惠的《美國中國學史研究──海外中國學探索的理論與實踐》，該書最大的特色是資料較為豐實。2005年6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了梁怡、李向前主編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述評》，該書較完整地梳理了1950年代以來美國對中共黨史研究之脈絡，并對每一時期研究的基本情況、主要研究成果及其觀點做了介紹。對于國內從事中共黨史研究的學者來講，這本書對于了解美國的中共黨史研究有很大的學術價值。

　　三、中國學術界對美國的中國學發(fā)展史的認識

　　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學者開始注意區(qū)分美國的中國學之細分。例如，(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侯且岸將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劃分為漢學（中國學）和現(xiàn)代中國學。他說：“漢學（Sinology）也稱做中國學，它是指西方人從語言文字、歷史、地理、哲學、宗教等諸方面系統(tǒng)地研究中國的學問，也是東方學的主要組成部份。......美國現(xiàn)代中國學屬于地區(qū)研究范疇，是一門以近現(xiàn)代中國為基本研究對象，以歷史學為主體的跨學科研究的學問。[6]”他認為，美國的中國學“就其學科特性而言，它們不僅跨學科，而且跨文化[7]”。另一種看法則將傳統(tǒng)漢學研究和現(xiàn)代中國學研究統(tǒng)稱為“中國學”。[8]

　　一些中國的學者開始對美國的中國學發(fā)展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侯且岸依據漢學發(fā)展的內在邏輯來劃分漢學發(fā)展階段，認為美國的漢學發(fā)展可分為5個階段：19世紀30年代至19世紀70年代中期為傳教士漢學時期；
19世紀70年代中期至20世紀20年代為學院漢學時期；
20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中期是漢學的發(fā)展與分化時期；
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20世紀80年代中期是漢學與中國學并容時期；
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2000年則是漢學家對漢學的反思時期。[9]

　　中國的學者對二戰(zhàn)后或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的中國學的發(fā)展有“兩階段說”、“三階段說”、“四階段說”及“五階段說”等多種看法。

　　“兩階段說”認為，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有戰(zhàn)后的徘徊階段（20世紀50年代）和迅速發(fā)展階段（20世紀60年代680年代）。[10]

　　“三階段說”則根據美國對中國的政治態(tài)度來劃分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即麥卡錫主義造成的摧殘時期（戰(zhàn)后到1950年代末）、復蘇時期（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新的發(fā)展時期（1970年代末以來）。[11]

　　“四階段說”則分為兩種看法：一種看法認為，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可分為奠基時期（1950年代-1960年代）、確立時期（1970年代）、發(fā)展時期（1980年代）、繁榮時期（1990年代以后）[12]；
第二種看法認為，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可分為發(fā)軔期（1960年代）、發(fā)展期（1970年代）、興盛期（1980年代）、繁榮期（1990年代）[13]。

　　“五階段說”則認為，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可分為如下階段，即戰(zhàn)后中國研究的起步、50─60年代的復蘇和發(fā)展、越戰(zhàn)后的反省與進一步發(fā)展、改革開放之初的迷惘與轉變以及平穩(wěn)發(fā)展中的飛躍。[14]

　　中國的學術界一致認為，美國早期傳教士對中國的研究是后來美國的中國研究的鼻祖。有學者認為，美國早期的中國研究的動因是美中貿易，“這一時期的美國中國觀大致可歸納為三種類型：一是承認與美國不同質的華夏文明的存在價值以及尊重中國獨立發(fā)展的權力；
二是以‘歐洲中心論’為出發(fā)點，對華夏文明采取全面否定的態(tài)度；
三是在承認中國古代文明的價值的同時，判定近代中國已處于‘停滯’狀態(tài)，唯有用西方社會模式，采取漸進的方式，才能使中國再生[15]”。還有學者指出，早期的傳教士對中國的研究受近代化理念的影響，這“對于美國的中國研究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甚至在百年以后的今天，這種研究取向還在現(xiàn)代中國學領域有較大的市場[16]”。

　　關于漢學的分化，有學者認為：“它始于20世紀20年代中期，其中主要的標準之一就是1925年太平洋學會的成立”[17]；
終點則是1941年“遠東協(xié)會”的建立。

　　還有學者專門研究了衛(wèi)三畏與中美文化交流，認為衛(wèi)三畏在中國40多年，不僅恪守教職傳播福音，而且積極參與美國對華外交，同時擔負著文化交流的使命；
他編輯出版了有關中國許多資料，向西方介紹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勤于漢學研究，可被稱為美國的“漢學之父”，對中美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18]

　　中國的學術界也研究了二戰(zhàn)時期美國的左翼新聞記者在美國的中國學發(fā)展中的地位、麥卡錫主義時期的中國學、“越戰(zhàn)”、“文革”對美國的中國學之影響。學者們認為，二戰(zhàn)時期美國的左翼新聞記者是“現(xiàn)代中國學的拓荒者”。多數(shù)學者認為，麥卡錫主義對美國的中國學造成了嚴重摧殘；
也有學者指出，“盡管麥卡錫主義時期一些研究組織和個人遭到種種不幸，但這個時期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并沒有停止，只不過是研究的內容有所變化[19]”。有學者認為，越戰(zhàn)“使中國學家的社會觀念和學術觀念都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文革’同樣刺激了美國的中國學家，促使中國研究迅速發(fā)展，成為一門‘顯學’�！盵20]

　　費正清、史華茲等人在美國的中國學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中國的學者投入了大量精力，討論了費正清對美國的中國學之貢獻、他的思想來源以及局限、對他的中國問題研究的反思等。有學者指出：“費正清首先成為由漢學研究向近現(xiàn)代中國研究演變的過渡性學者”，他“建立了近現(xiàn)代中國研究的框架和模式”，他“致力于中美關系和外交政策的研究，倡導中美關系正�；�，并且為之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不僅博學，而且也長于學術組織，為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現(xiàn)代中國學研究隊伍的建設做出了貢獻”。[21] 還有學者指出，他是“開啟一代新風的大師”，是“卓有成效的學術企業(yè)家”，是“誨人不倦的導師”。[22]

　　有學者認為，儒教思想和基督教思想對費正清的中國研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23]，他青少年時代在美國的斷層、多元、開放文化派生的“遠方崇拜”思想誘發(fā)下產生了對中國的好奇與向往；
爾后，費正清在功利主義影響下來到中國；
當他經歷了中國劇烈的政治動蕩并接觸了中國共產黨人之后，對中國的認識發(fā)生了巨大變化，他所從事的中國研究也隨之發(fā)生了轉折性的飛躍。[24] 有學者認為，費正清的研究模式與韋伯有關聯(lián)，“甚至可視作是對韋伯思想的繼承”，“費正清還是在‘韋伯式命題’的籠罩之下”。[25] 還有學者指出，他的歷史觀來源于文化形態(tài)史學，“文明沖突論”是其歷史觀的核心，其方法來源于年鑒學派。[26]

　　侯且岸認為，費正清的研究反映了美國官方的觀點，其研究模式和著作實際上回避了帝國主義的對華侵略，有違于歷史事實，費正清的“理論素養(yǎng)與他在中國研究中所處的地位是極不相稱的”。[27] 但侯且岸承認，費正清分析了美國的中國學領域里“學術研究上的呆滯現(xiàn)象”的原因，他對中國研究的方法論也做了一些新的思考，反對把中國研究整體化、概念化、簡單化，強調對西方人來說，要正確認識中國必須了解中國的歷史，并自我糾正了“沖擊─回應”模式的偏頗之處。此外他還對地域研究的作用作了新的思考。[28]

　　相對于中國的學者對費正清的比較深入的研究，那么他們對史華茲的研究則顯得有些單薄。有學者介紹了史華茲對近現(xiàn)代中國和對中國思想史以及對嚴復的研究。中國的學者也介紹了20世紀80年代史華茲組織的關于東亞政治秩序問題的討論和研究。此外，國內還出版了史華茲的第一個生平和學術譜略。[29]

　　除對上述兩人的專題研究之外，中國學術界對鮑大可、李文森、吉爾伯特·羅茲曼等人也有初步介紹和研究。

　　圍繞1960年代以來美國出現(xiàn)的學術批判思潮，侯且岸考察了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從“沖擊─回應”模式向“中國中心觀”的轉變后指出：“美國政府的政治導向和物質支持固然是導致中國研究得以迅速發(fā)展并且走向高漲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原因應該是美國學者在60年代，特別是‘越南戰(zhàn)爭’期間對現(xiàn)代中國學做出了深刻的歷史反思和批判。[30]�！�

　　楊念群分析美國關于現(xiàn)代中國問題研究的特點時認為：“其一是當?shù)孛绹�中國學的誕生與發(fā)展，始終建立在美國與其他文明不斷變化的復雜顯示關系基礎之上，即明顯具有‘地緣政治’的狀態(tài)，歷史研究往往變成了現(xiàn)實關懷的投影，這與古典漢學有所不同。其二是美國中國學誕生之初，就與各種社會科學的思潮發(fā)生著非常緊密的關聯(lián)，幾乎每一個命題的轉換都與社會理論前沿錯綜復雜的變化有關。[31]”

　　侯且岸認為：“中國中心觀”“受到國際史壇和美國東方學界發(fā)生深刻變革的影響，受到‘反歐洲中心論’思潮的激勵。[32]”張鎧則提出：“嚴肅的反思精神是推動美國中國史研究向現(xiàn)代形態(tài)發(fā)展的重要因素。[33]”關于“中國中心觀”的價值，侯且岸認為，“不僅‘中國中心觀’本身有意義，而且圍繞著‘中國中心觀’所提出的一些問題都值得中國學者進行深入的思考”，“我們高度評價‘中國中心觀’的學術價值，主要是肯定這一理論取向在現(xiàn)代中國學發(fā)展史上的理論批判作用和方法論意義”。[34]

　　還有學者認為，“中國中心觀”是柯文對于“超越‘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性’”的貢獻。[35]也有的學者指出了“中國中心觀”的局限性，認為這種觀念“從歷史實際來看引起中國近代變革的動力仍然在西力的進入”。[36]侯且岸還探討了“中國中心觀”的延伸，認為丹尼爾·利特爾提出的“亞洲農業(yè)社會范型理論”是對“中國中心觀”的延伸，“利特爾在這里強調的實際上是一個關于‘非中心問題’”。[37]

　　關于黃宗智的著作及其理論是1990年代中期中國學界討論的熱點，張常勇的“黃宗智‘過密化’理論探討述評”是這方面的代表作[38]。

　　除了上述的理論模式研究外，還有學者專門討論了美國的中國研究中的取向。有學者結合美國中國學界關于“亞細亞生產方式”與東方專制主義研究、“毛主義”的討論及其方法論、非正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等方面，探討了其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取向。

　　四、應當如何分析美國的中國學研究？

　　目前中國學術界分析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主要有3種取向。

　　其一是評析性取向，這種取向又分為批駁性取向和借鑒性取向。前者主要以金春明主編的《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39]為代表，這種取向的特點是對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中的理論、觀點、材料進行辯正。這類研究有助于中美學者間的交流、對話，并開拓中國學者的視野，但評析性取向的局限性很明顯，往往只能就觀點論觀點、就材料論材料，而無法從學術發(fā)展的角度認識美國的中國學之發(fā)展、演變及趨勢。這類研究往往不夠深入，經常是跟在美國學者的身后。如金春明所指出的那樣，評析類圖書“具有若干被動性的特點”，“長于針對性，而非歷史的邏輯的完整性”。[40]

　　其二是史學史取向。這種取向主要以朱政惠為代表，他“把海外中國學史研究作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分支方向來把握[41]”。筆者以為，這種取向人為地縮小了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的對象和內容。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特別是在20世紀30、40年代以來，不僅包括對中國史的研究，也包括了大量對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因此，若僅以史學史為取向，會把美國對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排除在外；
若硬性將當下中國問題的研究成果放在其中，那又犯了自相矛盾的錯誤。因此，美國的中國學研究不能完全以史學史為取向，必須將其放在美國特定的“史境”下以它的學術發(fā)展史為取向才能完整地反映客體。

　　其三是學術史取向。如前所述，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既包括歷史中國的研究，也包括當代中國的研究，其研究具有跨學科、跨文化的性質。因此，今后應將美國的中國研究作為一個學術整體，從其發(fā)展的角度來把握才能更合理，更能反映研究對象的完整性、客觀性。

　　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是完成了現(xiàn)代人文和社會科學訓練后投入對中國問題的研究的，而中國的學者并不都十分熟悉西方的學術訓練和西方學者對現(xiàn)代社會科學主要流派的認識，因此觀察分析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成果時，常有隔膜，容易忽視研究成果中特定的學術流派和方法論背景。

　　中國的學者基本上都認識到，美國學者從事中國問題研究時很重視研究模式和分析模式。20多年來，中國學術界一些人對美國的中國學的理論范式展開了討論，涉及最多的是“中國中心觀”，對與之相關的“刺激─回應”模式、“傳統(tǒng)─近代”模式也作了一定的分析。但筆者以為，這方面的討論多數(shù)是在重復林同奇先生為《在中國發(fā)現(xiàn)歷史──中國中心觀的興起》寫的序言的觀點和內容，而對于“士紳”范式、“民族主義”范式、“市民社會”范式、“文化權力網絡”范式等還未深入討論。關于美國的中國學及其范式與學術思潮、學術背景，侯且岸在“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xiàn)代中國學研究”一文中曾作過個案分析。侯的觀點其他人不一定同意，但他的思路、方法卻值得重視和借鑒。筆者以為，只有這樣才能深化對美國的中國學之分析。

　　1990年代以來，后現(xiàn)代思潮對美國的中國學也產生了影響，杜贊奇、何偉亞等人的著作和觀點影響巨大，后者的《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不僅獲得美國的李文森獎，而且引起美國、大陸、香港等多方學者的關注和討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黃宗智等人還專門組織了關于后現(xiàn)代思潮與美國中國研究范式的討論。但大陸除楊念群、羅志田等對這一問題作過零星探討外并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筆者以為，關于1990年代以來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圈中的學術思潮、理論范式，特別是后現(xiàn)代思潮值得重視。

　　自由的學術討論是美國學者從事學術活動的基本條件。美國中國學界曾就“毛主義”做過深入討論，結果深化了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研究。中國學者李君如、侯且岸等人曾就此較為深入地討論過。20世紀70、8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又就中國是否存在市民社會、以及市民社會問題本身做過一些討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學者黃宗智、彭幕蘭、王國斌等人又就中國農村的經濟狀況展開爭論。同時還有學者討論過中國農民為什么要革命。90年代以來爭論最大的當屬中國研究中如何看待后現(xiàn)代主義�？上У氖�，中國的學者對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中國研究圈的這些論爭所知不多。另外，中國的學者對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中關于中國的民族主義、中國農村、中國城市、以及中國士紳與中國法律的研究成果，也缺乏全面了解。

　　中國的學者還應當通過觀察美國學者研究視域的轉換而獲得啟發(fā)。這點以史華茲和黃宗智最為突出。前者早年以研究毛澤東和中共著名，其后又轉入中國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后者開始主要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之后轉入法律史研究，最近黃宗智在研究歷史的同時開始探討中國研究的理論。

　　由于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的資料收集存在困難，再加上中國的一些研究者的英文閱讀能力有限，目前中國分析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時使用二手資料過多，導致準確性和正確性不足。另外，由于對美國的中國研究界的情況不熟悉，也導致一些誤判。例如，中國有學者認為，“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之前，美國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不足50人，沒有一個專業(yè)的學會，沒有一個專門刊物，沒有相互間的交流，更沒有學者研究間研究課題上的合作[42]”。其實，早在1928年哈佛燕京學社即已成立。還有的中國學者將美國的中國史研究與美國的現(xiàn)代中國問題研究混為一談，或誤把20世紀30－40年代美國新聞記者對中國的報導納入中國問題研究。

　　此外，在中國學者分析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成果時，有人剽竊海外學者的成果，也有人剽竊國內學者的成果。在許多書中，作者大量引用國內外學者的成果，但很多都未注明出處，這是嚴重的學術剽竊。例如，“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漢學研究管窺”一文的主體部分“漢學研究范圍的擴大”、“太平洋學會與美國漢學的轉型”、“左翼新聞記者的中國問題研究”等[43]，其材料和觀點基本都是抄襲侯且岸的《當代美國的“顯學”》一書的第一章“美國的漢學研究與哈佛燕京學社”、“漢學研究向地區(qū)研究的轉變”、“左翼新聞揭橥的戰(zhàn)時中國研究”，有的部份甚至只字未改。《大洋彼岸的回聲──美國中國史研究歷史考察》一書也有多處抄襲，如在關于“毛主義”的爭論一節(jié)中，“‘異端論’與‘陰謀論’之爭”、“‘結合論’與‘異端論’之爭”以及關于毛澤東研究的方法論及其思考一節(jié)中的“比較法”[44]，其觀點和材料基本抄襲了李君如為《外國學者評價毛澤東》一書所寫的序言[45]。

　　在全球化的今天，學術文化交流是國際交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美兩國意識形態(tài)不同，社會政治制度不同，彼此間的交流就更加重要。如果說，中國研究美國是為了認識美國，那么，中國學者研究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還有一個重要目的，那就是為了了解美國學者眼中的中國，特別是今天的中國。

　　【注釋】

　　[1] （美）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第1卷、第2卷，生活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57年、1958年出版，第3卷由商務印書館于1960年出版。

　　[2] 雷頤，“50年來的海外中國近代史研究著作譯介”，《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3] 李世洞，“戰(zhàn)后美國對中國的研究”，《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

　　[4] 李學勤，“西方中國古代研究的新趨向”，《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89年第1期。

　　[5] “編者的話”，《國外中國近代史研究》，第1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

　　[6] 侯且岸，《當代美國的“顯學”──美國現(xiàn)代中國學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9頁、第12頁。

　　[7] 侯且岸，“從學術史看漢學、中國學應有的學科定位”，載任繼愈主編的《國際漢學》第10輯，大象出版社（鄭州）2004年3月出版。

　　[8] 參見朱政惠的《美國中國學史研究──海外中國學探索的理論與實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頁。

　　[9] 侯且岸，“論美國漢學史研究”，《新視野》，2000年第4期。

　　[10] 出處同注[3]。

　　[11] 出處同注[6]，該書于1995年出版，故其觀察止于90年代中期。

　　[12] 周曉虹，“當代中國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02年第3期。

　　[13] 王建平、薛荔，“戰(zhàn)后美國的中國研究”，《社會科學輯刊》，2003年第2期。

　　[14] 任蕾，“50年來美國對中國的若干問題研究”，《中共黨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5] 張鎧，“美中貿易與美國中國史研究的奠基（殖民時期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95年5月8日。

　　[16] 出處同注[6]，第33頁。

　　[17] 出處同注[6]，第36頁。

　　[18] 譚樹林，“衛(wèi)三畏與中美文化交流”，《齊魯學刊》，1998年第6期。

　　[19] 仇華飛，“麥卡錫主義與美國中國學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62頁。

　　[20] 出處同注[6]，第95頁。

　　[21] 出處同注[6]，第53至62頁。

　　[22] 陶文釗，“費正清與美國的中國學”，《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

　　[23] 陳宇，“費正清的基督教思想和儒教思想”，《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年第2期。

　　[24] 陳宇，“費正清、斯諾中國研究的動因探源”，《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

　　[25] 李帆，“韋伯學說與美國的中國研究──以費正清為例”，《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4期。

　　[26] 高國榮，“淺析費正清的歷史觀與西方兩大史學思潮的關系”，《九江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3期。

　　[27] 出處同注[6]，第65至67頁。

　　[28] 出處同注[6]，第69至75頁。

　　[29] 參見朱政惠《美國中國學史研究──海外中國學探索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史華茲研究專論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30] 出處同注[6]，第107頁。

　　[31] 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顯示處境”，載黃宗智主編的《中國研究的范式問題討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2月版。

　　[32] 出處同注[6]，第117頁。

　　[33] 張鎧，“從‘西方中心論’到‘中國中心觀’──當代美國中國史研究的發(fā)展趨勢”，《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94年第11期，第9頁。

　　[34] 出處同注[6]，第123、125頁。

　　[35] 陳君靜，“論柯文的‘中國中心觀’”，《史學月刊》，2002年第3期。

　　[36] 張仲民，“一個思考：由柯文‘中國中心觀’談起”，《人文》，2003年第5期。

　　[37] 出處同注[6]，第132頁。

　　[38] 張常勇，“黃宗智‘過密化’理論探討述評”，《中國農史》，2004年第1期。

　　[39] 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前言。

　　[40] 出處同上，第3頁。

　　[41] 出處同注[8]，第2頁。

　　[42] 項鍔，“費正清創(chuàng)建現(xiàn)代中國學的啟示”，《學術月刊》，2000年第1期，第40頁。

　　[43] 仇華飛，“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漢學研究管窺”，《檔案與史學》，2000年第4期。

　　[44] 陳君靜，《大洋彼岸的回聲──美國中國史研究歷史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至192頁。

　　[45] 李君如，“國外毛澤東研究的若干問題（代前言）”，載蕭延中主編的《外國學者評價毛澤東──在歷史的天平上》，中國工人出版社（北京），1997年6月第一版，第41至46頁、第57至62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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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代中國研究， [2006年第1期(總第9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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