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呈交讀者的是筆者近年探索近代中國的部分成果。這些文章頗大部分既是爭議的產(chǎn)物，又將是新爭議的起點。

　　嚴肅的學術(shù)研究，本來是永無止境的推陳出新過程；
學術(shù)領域有不同見解，也是非常正常的現(xiàn)象。不過，轉(zhuǎn)型期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處境非常微妙和特殊。

　　20世紀20年代以降，中國歷史研究意識形態(tài)化蔚然成風，特別是近代中國研究直接與不同黨派利益攸關(guān)，歪曲、捏造、掩蓋、粉飾，層出不窮，神化或妖魔化歷史人物更令人瞠目結(jié)舌。

　　19、20世紀中國社會轉(zhuǎn)型一再蹉跎，估計有將近兩億人“非正常死亡”；
時至二十一世紀我們還在繼續(xù)做上一世紀應該做完的功課。這些都是中國人心頭永遠的痛。

　　面對這樣的狀況，撥亂反正，去偽存真，是歷史研究者無可推卸的責任。追根溯源，史家理應向自己的讀者交待：為什么中國人會喪失那么多不應喪失的生命和時間？

　　可是，中國是個奇特的國度，政治家不但要壟斷權(quán)力，還要壟斷歷史和道德的解釋，竊踞人文學科、社會科學、文學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生殺大權(quán)。

　　這是傳統(tǒng)文化專制體制的延續(xù)。所謂“內(nèi)圣外王”——君王就是圣，一言九鼎！所謂“君師合一”——實質(zhì)是“以吏為師”，政教合一�！胺鞘�無法”更是肆意宰割知識階層、制造千奇百怪的文字獄的根據(jù)。書呆子幻想“從道不從君”，君王派給他們的角色卻是歌功頌德、娛樂主子、欺蒙平民百姓的侍從和侍衛(wèi)。兩千多年的傳統(tǒng)，哪肯輕易退場！而從20世紀20年代國民黨威權(quán)統(tǒng)治建立開始，這個傳統(tǒng)披上一襲“革命”外衣，在空前精巧的統(tǒng)治機器支撐下，思想有罪，懷疑犯法，那些敢于堅持“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的人們成了不可接觸的賤民！

　　在這樣的社會環(huán)境下，尋求歷史真相，探索挫折原因，在某些人的眼中都成了不可原宥的冒犯。不過，除非讓社會和國家止步，這樣的冒犯是無法避免的。這部小書提出了哪些觸怒衛(wèi)道士的問題？

　　最讓這些文人盛怒的莫過于對孫文言行的拷問。

　　二十世紀的中國的命運，主要是北洋軍閥、國民黨、共產(chǎn)黨三大勢力博弈和演變所決定的。社會民主化程度越低，政治領袖對國家發(fā)展的影響越大。袁世凱、段祺瑞，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三大勢力的六位主要領袖，對這個苦難國家的面貌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弄清他們的言行，這一時期歷史的基本脈絡也會清晰顯現(xiàn)。隨著他們漸行漸遠，美化和丑化的油彩開始剝落，直視其本來面目的可能性開始呈現(xiàn)。

　　孫中山盡管沒有執(zhí)掌過全國政權(quán)，卻是承先啟后的關(guān)鍵人物；
不但國共兩黨后來的發(fā)展與他息息相關(guān)，民國初年的政局，也與他決定進行“二次革命”和“護法”戰(zhàn)爭有很大關(guān)系。過去人們熱衷于歌頌他推翻專制、建立民國的功勛；
卻忽視了他背離法治和民主軌道把中國引向岔路的負面作用。系統(tǒng)考察孫文在辛亥革命后的成敗得失，是了解20世紀上半葉民國史的關(guān)鍵。

　　國民黨掌權(quán)后為自己的威權(quán)統(tǒng)治合法性披上神圣外衣，神化孫文不遺余力，甚至作出決議宣稱：“確定總理遺教為國家之最高根本法，使全國人民之民族生活與國家生存發(fā)展，皆統(tǒng)一于總理遺教之下。凡我同志及全國國民，皆宜恪守勿逾者也�！� 一個政黨宣布自己的領袖的言論就是國家的憲法（“最高根本法”），如同歷代開國皇帝的“圣祖圣諭”，臣民只能頂禮膜拜、奉行不逾！20世紀中國居然出現(xiàn)世所罕見的、與現(xiàn)代文明背道而馳的返祖現(xiàn)象！

　　孫文成為國民黨專制統(tǒng)治的工具絕非偶然。追尋歷史真相既是史學的責任，又是清除專制遺毒的需要。正是基于這樣的考量，筆者把心頭的沈痛訴諸筆端，這就是六萬多字的長文：《孫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個十年的迷誤》的由來。

　　1998年12月30日廣州市社會科學院主辦的《嶺南文化時報》出最后一期。頭版最顯著的位置是夜空中一根正在燃燒的火柴，下面一節(jié)啟事：“上級指示，本報必須在1999年暫停出版。”第二版這根火柴照耀著占據(jù)三分之二版面的黑暗，旁邊是一節(jié)言簡意賅的《不說再見》，勇敢地宣告：“面對新世紀的朝霞，我們亟愿再下功夫”，頭一條是“編輯連續(xù)出版物《現(xiàn)代評論》”。余下三分之一版面是四個出版預告，其中之一是《現(xiàn)代評論》第一輯的目錄：第一篇是李慎之先生的《呼改革開放》；
第二篇是我為這份刊物寫的發(fā)刊詞：《營造一個“催人思想的思想之家”》；
其它十一篇文章中，包括拙作《孫文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一個十年》。不過，一陣微風就足以吹熄一根火柴，《現(xiàn)代評論》胎死腹中。幸虧還有互聯(lián)網(wǎng)，這篇拙作得以全文在網(wǎng)上廣泛流傳；
經(jīng)過許多曲折，主要內(nèi)容也在北京的《戰(zhàn)略與管理》和香港《明報月刊》先后刊出。

　　大凡在歷史舞臺上留下自己業(yè)績的政治領袖，說到底無非是一個歷史符號，背后是某種思潮和利益。只要這種思潮沒有消散，利益沒有得到適當?shù)恼{(diào)節(jié)，類似的行動就會重演。冷靜剖析某個歷史人物，不是苛責個人，而是為挫敗轉(zhuǎn)化為智慧鋪路搭橋。法國著名史學家雅克•勒高夫說得好：“已經(jīng)歷的過去往往是沉重和困苦的，而歷史知識可以幫助世人抑制這種嚴酷�！薄熬懿凰伎細v史的民族、社會和個人是不幸的，同歷史遺忘癥引起的傷害相比，往昔的創(chuàng)傷微不足道�！�

　　為了恰當?shù)仄吩u這類歷史人物，必須確立一些基本觀點：

　　第一．把這些人物放在百年乃至五百年中國和世界歷史大框架下去考察。

　　俯伏在某一歷史人物或某一政治勢力腳下，永遠無法看清其真實面目。登高望遠，16世紀以來這個地球風疾浪急，千帆競渡。中國號笨拙古舊，加上路徑選擇一誤再誤，一再在歷史大潮的峰谷浪尖中翻滾，遍體鱗傷，被遠遠拋在后面。在紛紜錯雜的現(xiàn)象中尋求內(nèi)在的原因，這是史家的責任。

　　第二．破除黨派成見，以國家發(fā)展和人民福祉為最高的評判標準，避免把復雜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簡單化。

　　以黨派成見看歷史的最常見的圖像是給人物戴帽子，把政客黨同伐異的伎倆帶進學術(shù)領域。以孫文和段祺瑞來說，如果站在民主化以前的國民黨的立場上，前者是通體發(fā)亮的“國父”，后者則是如假包換的“軍閥”�？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孫文接受德國政府的資金，反對中國參戰(zhàn)；
而段祺瑞則拒絕德國人的收買，沖破重重阻力，堅持參戰(zhàn)，為中國贏得戰(zhàn)勝國地位，有助于日后的外交。從中國和中國人的利益乃至世界人的利益去考量，在這件事上，正確的無疑是段祺瑞。而在內(nèi)政上，兩人都堅持武力統(tǒng)一全國；
盡管手法不同，在國會問題上都有處理不當之處，其根源都在《臨時約法》的制度設計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沒有解散國會的條文，致使不少國會議員乃至國會多數(shù)黨的過錯無法通過制度渠道予以糾正。上述遠非全面的例證足以說明，臉譜化不是真實的歷史。

　　有些人以段祺瑞有違法行為作為孫文用武裝割據(jù)的方式“護法”正當性的根據(jù)。這個辯護詞面臨兩個無法逾越的反證：（1）拙作已用大量史料證明，孫文在廣州建立的所謂護法政府，也干了許多違法的勾當，乃至孫文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2）歷史已經(jīng)證明，這樣的“護法”不過是以暴易暴，給中國帶來的是國民黨專制獨裁的黨國體制，對推進中國的自由、民主、法治沒有絲毫幫助。在意識形態(tài)的泥淖中打滾，無助于揭露歷史的真實，更無法吸取歷史教訓，是與歷史研究的責任格格不入的。

　　第三．嚴格甄別史料。

　　史料是史學的基礎，一錯皆錯。如果故意在史料上玩弄手腳，那更涉及史德。此事絕對馬虎不得。

　　不過，清理人們處心積慮制造的歷史迷霧不可能一帆風順。拙作公開發(fā)表后博得眾多讀者贊同的同時，也招致一些人咒罵。其中最為惡劣的是自稱“民間的歷史愛好者”的香港文人胡志偉。與正常的學術(shù)討論不同，他一開始就承襲文革故伎，選擇從政治上進行攻擊：

　　他說袁某“竟引用帝國主義情報機關(guān)的諜報數(shù)據(jù)、殖民主義喉舌的讕言，加上80年前軍閥、封建余孽、漢奸賣國賊的舊調(diào)重彈，來誹謗國父的人格，這早已超逾了學術(shù)研究的范疇�！痹诂F(xiàn)代社會，任何公眾人物的成敗得失，包括政治家的人格都應由人們自由評說，這不但是學術(shù)研究的常規(guī)，也是公民不容侵犯的權(quán)利。一個專制政府追封某人為“國父”的命令一下，人們就只準山呼萬歲，這不過是獨裁者及其爪牙的心態(tài)，任何公民都沒有俯首遵命的義務。

　　哪些是“殖民主義喉舌的讕言”？他說：《華字日報》是“帝國主義喉舌”，引用它登載的資料犯了彌天大罪！這樣的指摘有何根據(jù)？“查華字日報本系英文《德臣西報》的附刊，其東主陳藹庭曾任清廷駐美使館參贊。而德臣西報則是當時香港唯一刊登港英殖民政府法令的報紙，以半官方喉舌的姿態(tài)出現(xiàn)；
……我們能指望那些失去昔日‘天堂’的人以及妄想瓜分中國的人，對中國革命心悅誠服嗎？” 這些話似乎義正詞嚴，卻將作者的低劣的文品、人品表露得淋漓盡致。這里有三個無法掩蓋的謬誤和荒唐：

　　1．對這家報紙及其創(chuàng)辦者基本狀況的無知和誣蔑。

　　《香港華字日報》是“帝國主義喉舌”嗎？研究中國報業(yè)的權(quán)威著作指出：從創(chuàng)刊之日起，“它不但向中國讀者介紹了西方報業(yè)觀念（如‘至新至真’等原則等），也標榜為華人說話而以華人輿論界的代表自居，它所刊登的評論文章為數(shù)雖然不多，但在新聞的報道中，卻無時無刻不在貫徹爭取華民社會利益及教育民眾、勸人為善的主張�！� 李谷城教授的新著：《香港中文報業(yè)發(fā)展史》也確認了這個結(jié)論，并根據(jù)新材料指出這家報紙和《德臣西報》是合作者“而非外界所說的是‘《德臣西報》所辦’的‘附屬關(guān)系’�！� 其它研究過這家報紙的著名史家如莫世祥、邱捷教授等無不肯定它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其東主陳藹庭曾任清廷駐美使館參贊”就能決定這家報紙的性質(zhì)嗎？陳藹廷（18？？－1905）確實是1872－1878年間《香港華字日報》的主要創(chuàng)辦人和主筆 ，但他在香港辦報七年，“期以世界知識，灌輸于國人，以國內(nèi)政俗，報告于僑胞，使民智日開，而日奮其愛國之念。此其辦報之唯一之宗旨也�！� 直至1878年才出任大清帝國駐古巴總領事（而非胡志偉所說的駐美使館參贊）。他的外交官身份與他的辦報沒有任何關(guān)系。同時，說一個人做過外交官就會讓其所辦報紙成為“帝國主義喉舌”，也是荒唐之極的胡言亂語。與陳藹廷同時的黃遵憲是有名的外交官，他參與創(chuàng)辦的《時務報》何等出色！

　　2．缺乏處理歷史數(shù)據(jù)的入門知識。

　　筆者評論孫文，涉及1922年6月16日事變和孫文與陳炯明的矛盾，引用了一些20世紀20年代《香港華字日報》的資料。這時陳藹廷早已作古，要論證這個年代的這家報紙是“帝國主義喉舌”，你得拿出這一時期的證據(jù)。19世紀的創(chuàng)辦人不管是好是壞，都不能決定他仙逝二十年后的這家報紙的性質(zhì)。

　　此外，對歷史研究者說來，任何數(shù)據(jù)均可利用，唯一的條件是必須嚴格鑒別其真?zhèn)危?br>這是研究者史識的體現(xiàn)。是不是“帝國主義情報機關(guān)的諜報資料”就不能用呢？凡是涉獵過中國近代史的一般讀者都知道，滿鐵調(diào)查部是為日本侵略者服務的，但是包括美籍華人黃宗智教授等著名史家都曾利用他們的數(shù)據(jù)寫出一流的著作。而胡志偉自吹看了數(shù)以千萬計的大陸出版的文史資料，炮制出的洋洋大文卻不堪卒讀，原因在于他沒有起碼的鑒別能力，東抄西摘，不加核對和分析，也不考察作者的背景和寫作的年代和環(huán)境，以致錯誤百出、語無倫次。

　　3．不惜自打嘴巴。

　　時間是最無情的法官。最足以體現(xiàn)此公的人品、文品的是他居然左右開弓，自打嘴巴！不是說《華字日報》不能沾邊嗎？他身為黃世仲基金會顧問，“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在2003年4月3日的上�！段膮R報》上刊登的此公的《黃世仲研究近況》，又不惜利用《華字日報》的材料了。

　　幾十多年來中國大陸有一股非常惡劣的學風：對歷史人物首先劃定其階級成分，對認定是“軍閥”、“買辦”或其它“反動勢力”，則一舉一動皆有陰謀、陷阱；
甚至禍延子孫，動輒稱之為堅持反動立場不變的孝子賢孫！如果是“革命領袖”則處處高尚、偉大！研究者膽敢全面、冷靜分析，各式帽子可以隨時往你頭上戴。近年來，大陸多數(shù)學者都在努力沖破阻力，走出這個死胡同，史學研究開始恢復勃勃生機。在中國大陸成長的胡志偉及其一伙深得其中三昧，卻至今仍在玩弄這套神憎鬼厭的花招。

　　這個文人的惡劣之處還在于他生怕大陸當局不肯重蹈覆轍用政權(quán)力量解決學術(shù)爭議，一再說“袁大教授是指桑罵槐，有所影射的”，其險惡用心，昭然若揭。而他所謂影射，指的是筆者一再批評孫文不利于中國民主、自由、法治的錯誤言行，胡某居然認為這樣做犯了彌天大罪，應該向政府舉報，其敵視現(xiàn)代文明核心價值的嘴臉也就暴露無遺了。

　　1999年10月，我奉當時在江西大學執(zhí)教的李承貴教授之命，為其大著《社會科學方法論》作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其中一則題為“不疑不悟”，說的是《孫文》寫作中的感受，看到的人不多，不妨抄在下面，也許有助于讀者理解筆者的苦衷：

　　我珍藏著一方閑章，是厚著臉皮向篆刻高手小敏兄討來的。印文是“不疑不悟”，邊款全文為“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袁師著以黃宗羲句制印。丁丑冬陳小敏記�！睂W術(shù)界無不承認黃宗羲在明末清初為中國思想史大放異彩，卻很少人提及這一勇敢的懷疑精神是他的卓越成就的內(nèi)在動力。其實，這是古今中外任何真正的思想家、有成就的學者以及大小改革家、創(chuàng)新者不可或缺的品質(zhì)。愚魯如筆者，亦櫐受其惠。準確點說是，學術(shù)上不時有所發(fā)現(xiàn)；
精神上則在自得其樂的同時，也一再遭到莫名其妙的壓力，為簡樸的書生生涯增添幾筆有趣的色彩。

　　還沒有到講故事的閑暇歲月，只能簡單說說一二大體不傷他人的小例。

　　1984年，中國大陸第一次孫中山學術(shù)研討會在廣州舉行。我提交的論文是《為民主革命服務的唯物論一元論》，私心竊喜，以為不是人云亦云之作。不料在閉幕式上一位美國學者語驚四座：“我多次參加臺灣開的孫中山研討會，第一次到大陸開會�？墒�，兩邊都把孫中山當神，你們做的不是學術(shù)研究！”（大意）

　　這是迎頭潑來的冷水！不知道其它人感受如何，對我說來卻是很好的清涼劑。經(jīng)過多年的思考，加上看到不少新資料，終于明白自己是懾于孫中山的光環(huán)，再去收集資料和寫作。在假問題和雞毛蒜皮中打轉(zhuǎn)，何來學術(shù)價值？我的文章冀圖回答的問題是當時討論得頗為熱烈的孫中山哲學思想的性質(zhì)問題。就這一小問題而言，我的確花了不少氣力，不無一二新意。可是，我沒有首先回答兩個根本問題：

　　1.孫中山是哲學家嗎？換個說法是，按當時的哲學發(fā)展水平，其哲學思想有無討論的價值？

　　2.他的主要論題——“知難行易”的基本涵義是什么？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這個命題有無值得肯定的價值？

　　其實，孫中山自己已經(jīng)說得非常清楚，他所以不厭其煩地宣講“知難行易”，無非是要“后知后覺”（干部）和“不知不覺”（民眾）之輩跟著他那樣的“先知先覺”走；
讓他們懂得“知行分任”、“不知也能行”，我已發(fā)明了最好的理論，你們不行，就要承擔“阻礙進化”和革命失敗的責任！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這樣的愚民哲學，顯然與時代精神背道而馳。至于其理論思維的粗淺和不嚴密，對思想家說來雖屬致命傷，與上述失誤相比，已屬次要問題。

　　大澈大悟不是空喊可以達到的境界。我們這一代人是在意識形態(tài)的網(wǎng)羅中生活和成長的。此外，任何社會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脫傳統(tǒng)和當前話語霸權(quán)的羈絆。自己的許多觀念，說不定就是社會環(huán)境養(yǎng)成的偏見。一切都要重新審查。這個過程不可能一帆風順。有來自外界的壓力，有時聒噪之聲還挺大。但壓力首先來自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這是對故我的挑戰(zhàn)。當理性引導自己的思想和學術(shù)要突破過去以為是天經(jīng)地義的邊界的時候，是尊重自己的頭腦而甘冒責難，還是走蹈常習故的平安大道？這是艱難的選擇。

　　1998年，經(jīng)過多年的思考和資料積累，我寫了一篇六萬多字的長文:《孫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個十年的迷誤》。寫作中幾次擲筆長嘆，有一次竟停筆兩周，不想寫下去。不是幾位朋友激勵，根本無法完篇。這是情感和理智的交戰(zhàn)。人有造神的本能。把許多人心目中的偶像打碎，是不是過于殘忍？幫助我走出困境的是兩個因素：1，學術(shù)良知，不能講假話；
2，對祖國命運的理性考慮，不能把歷史的經(jīng)驗白白丟掉。而那位美國學者的一聲斷喝，對加速我桀驁不馴的野性的復活，也十分有益。奴性是后加的；
人性復歸，就好奇，就有無窮的疑問。

　　本書的其它部分從明代的倭寇到八年抗戰(zhàn)，在中西文化的框架下，選擇典型人物和重要事件，縱橫剖析，直抒己見。筆者期望這部史論能夠?qū)ψx者掌握近代中國發(fā)展的大勢和挫敗的深層原因，能夠提供知識的支持和思維的啟迪。是否達到目的，期待廣大讀者的審視。

　　2006年6月16日星期五

　�。ㄏ愀跼oundtable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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