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弗里德曼駕自由之鶴仙逝，給他這個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人生一個完美的句號，而在這個時候媒體的集中報道，也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贏得了新的尊重，在連續(xù)地對“主流經濟學家”進行批判的時空中，關于他的報道特別是對于他的思想遺產的整理、回顧和對他的學術貢獻的頌揚給“主流經濟學家”以新的鼓勵和更樂觀的期待。

　　弗里德曼是一個透徹的自由主義者，這種透徹貫穿在他對各個領域自由問題的論述中。在他的論述中我們看到他的自由邏輯的一致性和徹底性，無論論述的是貨幣、教育還是減輕貧困問題。他不是上帝，他提出的一個完美的自由社會的模型終究是一種理想的模型，在現(xiàn)實社會中可能會遇到一些實際的困難和障礙，但其基本原則和社會改革方向卻是不容置疑的。在他的原則和學術與理論框架面前，任何形式的批判，都會顯得乏力，而對照現(xiàn)實世界經濟的發(fā)展，反思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則更顯示出他的思想與學術的強大生命力。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雖然不是一個非常完美的學生，但卻是優(yōu)良的學生，他們沒有能夠得到“芝加哥小子”這樣的稱呼，但是，這些中國小子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發(fā)展的貢獻是可以讓他們的祖師們感到欣慰的。人們只看到他的思想與學術對智利、東歐的影響，而沒有看到他對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不是直接的，也不只是他一個人的，但是非常有力的、有效的。

　　自由在中國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批評與爭議，因而我們在這里只想談自由的經濟效用，而不談作為個人權利的自由問題。就這個意義上說，自由最大的價值在于它是創(chuàng)造的動力和源泉，這是弗里德曼最堅定的信念，相信這能夠為大多數(shù)人所接受。經濟的發(fā)展依賴創(chuàng)造力的發(fā)揮，人在自由狀態(tài)下，社會在自由狀態(tài)下具有最大的創(chuàng)造力，能夠創(chuàng)造更多的物質與精神財富。這已經為發(fā)達國家的歷史所驗證。

　　中國農民在其經營沒有受到特別強制的情況下，在歷史上創(chuàng)造了最大規(guī)模的經濟，也曾經是最發(fā)達的經濟。中國在宋、明時期的經濟繁榮，是經濟自由的一個成果。明代政治專制強化，但在經濟領域還是相對自由和開放的，因而民眾在經濟領域的創(chuàng)造力還是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發(fā)揮。現(xiàn)在一些流行的電視劇和小說過于熱衷的清代，才使中國的創(chuàng)造力完全喪失。我一直認為清取代明是中國歷史的全面倒退，文明的倒退最突出的是落后的文化和體制取代先進的文化與體制，清朝取代明，除了學習明的體制，沒有新的創(chuàng)造，但在給中國人民的自由度上進一步下降，特別是對社會的管制進一步強化。明朝雖然因為有倭寇的存在也出現(xiàn)過海禁，但并不全面和持續(xù)，而清朝全面的閉關鎖國不僅使中國人民與外部世界的經濟聯(lián)系被切斷，信息更不能夠得到流暢，這樣，不僅自身沒有了創(chuàng)造力，也沒有了向西方學習的機會，中國人的高智商被禁錮，全社會失去了創(chuàng)造力。在自由的體制下，中國人，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普通農民，至少具有相當強的學習與模仿能力，他們還能夠自己去搜集市場信息。當代溫州的農民就是靠自己去搜集市場信息，自己努力去開拓市場獲取財富的。政府給予他們的就是經濟自由，這種自由激發(fā)了他們的創(chuàng)造力。

　　個人的體驗大概最能夠影響其對學術與理論的偏好，本人對弗里德曼的學術與思想的偏好除了他的書本本身的魅力外，就是自己的體驗起了作用。我的家鄉(xiāng)在杭州以北30公里的地方，歷史上所謂“資本主義萌芽”在這里曾經有充分的體現(xiàn)，這里的農民除了自己生產自己需要的產品，也還銷售自己的剩余產品，也有一些人能夠做一些小生意。我的祖父就是這樣。我的父親在年輕的時候，在他最具有創(chuàng)造力的時候，卻是計劃經濟最嚴厲的時候，甚至連自己殺一頭羊也要遭到批判。只是偶爾去做一兩次“投機倒把”，也已經非常興奮而且很有經濟效益，但在沒有經濟自由的情況下，他一直只能做一個貧窮的農民，一直處在饑餓的威脅之下。到了改革開放的年代，在他的晚年才得到經濟自由。他終于能夠像先前的農民一樣地去經營，他自己從別人那里獲取信息，去做一些廢鐵生意，就這樣，他不僅能夠養(yǎng)活自己，還能夠供養(yǎng)兒子讀完大學7年，甚至還是有一些剩余，而這已經是60多歲的老人了。晚年還具有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而在年輕的時候卻不能夠創(chuàng)造財富忍受貧困，唯一的原因在于他沒有獲得經濟自由，他沒有選擇。在年輕的時候如果有選擇的自由，那么，他可以創(chuàng)造更多的剩余財富，或者可以過上更豐裕的日子。無論中國的經濟史，還是我們親身的體驗，都驗證了他的理論，而這并沒有因為不同的國家而有特別的區(qū)別，經濟學理論具有普適性。我們不能不親近他的理論。雖然他的理論模型在實踐中，特別在不同的經濟發(fā)展階段，可能需要有一定的修正，但不影響其本質的價值和適應性。如果說，他的學術思想與經濟理論影響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那么，他也以他的思想與學術間接地改善了中國人民的生活。

　　也還有很多人反對他的思想，或者在實踐中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對他的思想。這反映在經濟的許多方面。貿易保護主義一直在阻撓全球自由貿易體系，這在發(fā)達國家也是如此。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和信息的流動對于創(chuàng)新的作用，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知識的創(chuàng)新更需要有自由的空間，在自由的空間里，知識分子的創(chuàng)造力才會得到有效的激發(fā)，從而推動經濟的更大發(fā)展和社會的更大進步。這就顯示著他的學術與思想還有值得推廣與啟蒙的價值，顯示了他的思想與學術的生命力。

　　弗里德曼去了，但他的思想與學術的使命還沒有完成，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還沒有到可以忘記或放棄他的思想與學術的時候。

　　2006-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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