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1868—1940)：字鶴卿，號孑民，浙江紹興人。清末曾舉進士，入翰林院，后從事革命活動，參加光復會、同盟會。辛亥革命后任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1917—1923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27年后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40年病逝于香港。本文作者蔡睟盎為其女。

　　一、 父親回顧自己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

　　我的父親蔡元培先生從1917年開始擔任北京大學校長，1923年因反對軍閥政府蹂躪人權憤而辭職離校。至1927年方才取消校長名義。1929年又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但未到校。1930年獲準辭職。

　　父親在北大時，我尚未出生。當時在北京的大哥、大姊、二哥又早已先后逝世。寫此文時，我主要根據(jù)父親本人的回憶，并參考了他同時代人的文章。

　　父親曾于1919年自述：“北京大學，向來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fā)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思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見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

　　父親對于自己在北大的工作仍感不足。他在1936年回顧：“只可惜上述這些理想，總沒有完全實現(xiàn)。可見個人或少數(shù)人的力量�？偸怯邢�。綜計我居北大校長名義，自民六至民十五，共十年有半，而實際辦事，不過五年有半，所成就者僅僅如是。一經(jīng)回憶，對于知我罪我，不勝慚悚!”

　　但是他對于北大的成就，給予充分的肯定，對于北大的前景，寄予熱烈的期望。他在1938年12月所寫《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題詞》中說：“……逐年進展，成績可觀。民國八年左右，被公認為新文化運動之領袖。又如建設研究所，組織評議會，兼收女學生，編練學生軍等，無不由北大為之倡。過去四十年之光陰，不為虛度。故近幾年來，北京淪于敵手。全校南遷，雖設備或有未周，而精神益為興奮。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今日之北大，足以當之。他日河山還我，重返故鄉(xiāng)，再接再厲，一定有特殊之進步�！�

　　二、 任京師大學堂教員，在北大服務之第一次

　　蔡元培先生曾于1906年在京師大學堂任教，他在上海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時，久已有往德國學陸軍的志向。他認為救中國必以學，而世界學術德最尊，因此時時作留學的計劃。此時接北京友人來信，說清政府將派翰林院編修出國留學，遂往北京，爭取公派出國，也準備自費留學。這時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教員楊篤生已離京。楊篤生是反清革命志士，曾與蔡先生共同試制炸彈，因被猜疑而離館，后去英國學物理，壯志未酬而自沉于河。蔡先生的同鄉(xiāng)章一山任譯學館監(jiān)督，聘蔡先生為教習，講授乙班、丙班的國文及西洋史。

　　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的前身。戊戌變法維新時建立，分設仕學、師范、譯學等館�！俺跻鄷r所收學生，都是京官，所以學生都被稱為老爺，而監(jiān)督及教員都被稱為中堂或大人�！睂W生“平日對于學問上并沒有什么興會，只要年限滿后，可以得到一張畢業(yè)文憑。教員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書，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yè)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的連夜閱讀講義，只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員通融一點，學生就先期要求教員告知他要出的題目，至少要求表示一個出題目的范圍；
教員為避免學生的懷恨與顧全自身的體面起見，往往把題目或范圍告知他們了。于是他們不用功的習慣，得了一種保障了”。

　　蔡先生在譯學館所編“國文學講義”中論述了中國言文不一致的情況，并出國文課題《論我國言文不一致之弊》。他在譯學館授課數(shù)月，深受學生歡迎。據(jù)當時譯學館學生陳詒先回憶：“蔡先生一來，就大不同了。他講起書來，極其活潑有趣，大家上他的課，都覺得樂此不疲了。

　　這時蔡先生的堂弟蔡元康，因聽到不利于他的傳說，促他離京暫避，而章一山惟恐被牽累而解除聘約，蔡先生就離開了譯學館。第二年即赴德國留學。

　　六年后，蔡先生寫了《譯學館校友會祝詞》，回顧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與翻譯的作用，盼莘莘校友商量舊學，培養(yǎng)新知，為民國效力。

　　三、 教育總長與北京大學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fā)。正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學習的蔡元培先生接到陳英士的電報，回到國內(nèi)，參加建立民國的活動。孫中山被公舉為臨時大總統(tǒng)，1912年1月3日任命蔡元培為教育總長。

　　蔡先生發(fā)表《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清朝欽定的教育宗旨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項。蔡先生認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所以刪去。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定為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美育五項。軍國民教育包括體育、軍事訓練，是保衛(wèi)祖國所需；
實利主義教育包括智育，與國家振興、人民生計有關。二者是強兵富國之道，但必須以公民道德為核心。公民道德的要旨是法國大革命所標舉的自由、平等、博愛，而以古代道德義、恕、仁加以證明。提出世界觀教育，就是哲學的課程，意在兼采周秦諸子、印度哲學，以打破二千年來墨守孔學的舊習。提出美育，因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
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言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重。

　　蔡先生向參議院宣布政見時，提出專門教育的方針是“務養(yǎng)成學問神圣之風習”。

　　1912年3月5日，教育部通告各�。骸八倭罡叩葘W校、專門學校開學�！�

　　清帝退位之后，孫中山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tǒng)，而推袁世凱為總統(tǒng)，袁世凱遂被舉為總統(tǒng)。國務總理唐紹儀堅請蔡元培先生繼續(xù)擔任教育總長。經(jīng)參議院通過，由總統(tǒng)袁世凱任命。

　　4月8日，京師大學堂旅滬學生多人上書并走訪蔡先生，請迅即開學。蔡先生深表嘉勉，允諾到北京后即行速籌開校。蔡先生到北京后，即派專門教育司科長王云五、楊煥之接收京師大學堂。之后呈請改北京大學堂(舊稱京師大學堂)為北京大學校，并任命嚴復署理北京大學校校長�？偨y(tǒng)袁世凱于5月3日發(fā)布了命令。

　　5月15日，蔡元培出席北京大學開學典禮，并在校長嚴復致辭后發(fā)表演說：“大學為研究高尚學問之地。……”

　　5月份，蔡先生籌劃為北京大學恢復修建工程。該校分科大學正在建造的校舍，辛亥革命時因清廷款項支絀，被迫停工，蔡先生以此項工程不可半途而廢，且大學為全國學校之模范，觀瞻所系，決定派監(jiān)修員及會計、庶務、司事數(shù)人繼續(xù)往工程處辦事并籌款，以便即行開工。

　　7月1日，教育部澄清所謂解散北京大學的謠傳。當時北京風傳北大將被解散。校長嚴復也來詢問，教育部當即復函，說明并無此事，要求力加整頓，以期進步。

　　當時教育部暫定國立大學五所，于北京大學之外，再在南京、漢口、四川、廣州等處各設一所大學。

　　為反對袁世凱的獨裁專權，國務總理唐紹儀辭職出京，蔡先生與同盟會籍的總長王寵惠、宋教仁、王正廷先后提出辭職，袁世凱表面慰留，終于在1912年7月14日批準四總長辭職。蔡先生仍于7月10日至8月10日召開并主持全國臨時教育會議。

　　蔡先生起草的《大學令》于同年10月24日由教育部公布，當時教育總長是范源廉，是蔡先生擔任總長時的次長。

　　《大學令》的主要規(guī)定如下：

　　一、 大學以教育高深學術，養(yǎng)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

　　二、大學分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yī)科、農(nóng)科、工科，大學以文、理二科為主，須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為大學：(一)，文理二科并設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三)，理科兼醫(yī)、農(nóng)、工一科至三科者。

　　三、 北京大學設預科。

　　四、大學為研究學術之蘊奧，設大學院。入院之資格為各科畢業(yè)生或有同等學力者。大學院生在院研究，有新發(fā)明之學理，或重要之著述，經(jīng)大學評議會及該生所屬某科之教授會認為合格者，得遵照學位令授以學位。

　　五、 大學設校長一人，總轄大學全部事務，各科設學長一人，主持一科事務。

　　六、大學設評議會，以各科學長及各科教授互選若干人為會員，大學校長自為議長。評議會審議大學重要事項。凡關于高等教育事項，評論會如有意見，得建議于教育總長。

　　七、大學各科各設教授會，以教授為會員，學長自為議長，教授會審議該科重要事項。

　　八、 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設立大學。

　　北京大學按照大學令的規(guī)定，也作了一些改進。例如：經(jīng)科與文科合并，廢止經(jīng)科；
延聘了一些學有專長的教授；
建立了北大首屆評議會，校長擔任評議會議長。

　　北京大學先后更換了五位校長：嚴復、章士釗(未到職)、馬相伯、何遹時、胡仁源。但任職時間都很短，北大的面貌也沒有明顯的改變，仍被稱為官僚養(yǎng)成所。

　　四、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出任北京大學校長

　　蔡元培先生辭去教育總長職務后，于1912年9月16日再次赴德國，再入萊比錫大學學習、研究。1913年3月20日，袁世凱派人暗殺同盟會員(改組后為國民黨員)原農(nóng)林總長宋教仁。孫中山先生力主與袁世凱決裂，興師討袁，遂招蔡元培先生等回國。

　　教育次長董鴻?NFDF7?商請蔡先生出任北京大學校長。教育部同人希望蔡先生能去整頓北大。袁世凱對此斷然拒絕，認為蔡既是革命黨員，又力倡革命思想，現(xiàn)在發(fā)生的許多“反動”事情，多與他有關，如再讓他培養(yǎng)出革新人才來，就會使自己的政權發(fā)生動搖。蔡先生在報刊上發(fā)表一系列文章揭露了袁世凱的野心，又參加發(fā)動軍隊討袁，但當時國民軍在各地均失敗，領導人離去，1913年9月，蔡先生全家赴法國學習、研究、著書、譯書、辦雜志。蔡先生留法期間的重要工作是與友人李石曾、吳稚暉、吳玉章、汪精衛(wèi)等人組織留法儉學會、留法勤工儉學會、華法教育會等，倡導留法勤工儉學。蔡先生任華法教育會中方會長。華法教育會從國內(nèi)招收大批工人去法國工作，并創(chuàng)辦華工學校，保障華工的工作與學習的合法權利；
又組織國內(nèi)有志青年以半工半讀方法到法國留學，開展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袁世凱于1915年12月12日復辟帝制，悍然稱帝。云南起義，全國響應。袁世凱終于覆亡。

　　這時北京國會的一些浙江籍議員致電蔡元培先生，希望他回國當浙江督軍。蔡先生回電表示，回國可以，但不愿做官。

　　袁世凱死后，黎元洪代理大總統(tǒng)，范源廉出任教育總長。當時許多人建議請蔡先生回國當北大校長。范源廉取得黎元洪的同意，提名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范源廉致電蔡先生：“國事漸平，教育宜急�，F(xiàn)以首都最高學府，萬頓大賢主宰，師表群儉。海內(nèi)人士，咸深景仰。用特專電敦請我公擔任北京大學校長一席，務祈鑒允，早日歸國，以慰瞻望�！狈对戳�自述：“蔡先生很偉大。他到北大作校長，是我作教育部長時，民五冬天從歐洲請回的。民國元年，我到教育部作次長，卻是他邀請的，我和他是肝膽相照的朋友�！�

　　1916年10月2日，蔡先生偕夫人、長女及三子離法歸國。11月8日到達上海，到上海后，有多數(shù)友人，包括一些老同盟會員，都勸蔡先生不可就職，說北大太腐敗，恐整頓不了，反把自己的榮譽毀掉了。這當然出于愛護蔡先生的意思。但也有少數(shù)勸駕的，說既然知道北大腐敗，更應進去整頓，就是失敗，也算盡了心。這也是“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意思。蔡先生到底服從后說而于1916年進北京，北大學生羅家倫說：“當時黨內(nèi)同志有兩種意見，一種贊成他北大就職，一種不贊成。國父孫中山先生認為北方當有革命思想的傳播，像蔡元培先生這樣的老同志應當去那歷代帝王和官僚氣氛籠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國性的教育，所以主張他去。蔡先生自己又不承認做大學校長是做官，于是決定前往�！�(羅家倫《逝者如斯集》)

　　1916年12月26日，總統(tǒng)黎元洪發(fā)布命令：任命蔡元培為北京大學校長，總理段祺瑞、教育總長范源廉署名。

　　五、 廣延積學與熱心、有新思想的教員

　　蔡先生認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之學府也�！�(《〈北京大學月刊〉發(fā)刊詞》)蔡先生到任前，北京大學也曾延聘了一批有真才實學的教師，其中少數(shù)青年教員已啟革新的端緒。但就整體而言，北大仍深受封建舊傳統(tǒng)的束縛，中外教員也未必都稱職。蔡先生決定，引進有新思想的學者，廣延積學與熱心的教員，認真教授。延聘教員，不但是求有學問的，還要求于學問上很有研究的興趣，并能引起學生的研究興趣的；
不但世界的科學取最新的學說，就是我們本國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來整理。

　　蔡先生于12月21日到北京后，(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先訪醫(yī)專校長湯爾和，問北大情形。湯說：“文科學長如未定，可請陳仲甫君，陳君現(xiàn)改名獨秀，主編《新青年》雜志，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湯爾和取了十幾本《新青年》雜志給蔡先生看，蔡先生對于陳仲甫，本來有一種不忘的印象，劉師培曾告訴蔡先生，有一種在蕪湖發(fā)行的白話報(《安徽俗論報》)，發(fā)起的幾個人都因困苦及危險而散去了，陳仲甫一個人又支持了好幾個月。蔡先生很佩服他的毅力和責任心。這時聽了湯爾和的話，又翻閱了《新青年》，決意聘他。(據(j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1934年1月1日)據(jù)陳獨秀回憶，他在清朝光緒末年，加入了一個革命黨制造炸彈的組織，蔡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這是他初次和蔡先生共事。

　　陳獨秀因到北京辦事，旅居前門外西河沿中西旅館。蔡先生從湯爾和處得知陳獨秀的住址，差不多天天去看陳獨秀。有時去得很早，陳還未起床，蔡先生拿個凳子，坐在房門口等候。蔡先生請陳到北大任文科學長，陳最初不想受聘，說要回上海辦《新青年》。蔡先生勸他把《新青年》搬到北京來辦，他才答應就任。

　　蔡先生于1917年1月4日發(fā)布就職通告，宣布已于民國六年1月4日到校就職。1月13日，教育部根據(jù)蔡校長的呈請，派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當時陳獨秀三十八歲。他主編的《新青年》雜志也遷到北京。北大教學上的整頓自文科始。

　　在美國留學的胡適于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上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鼓吹文學革命。蔡先生請陳獨秀致函胡適，邀請胡適來北大任教。胡適于1917年9月回國，任北大教授，此時胡適二十六歲。蔡先生因聘到胡適而愈加興高采烈。他認為胡適“真是舊學遂密而新知深沉的一個人”。

　　李大釗早年留學日本，曾參加反對袁世凱的運動。1916年回國，次年被聘為北大圖書部主任。十月革命之后成為我國早期共產(chǎn)主義知識分子。1920年起兼任史學、經(jīng)濟等系教授，開設多門馬克思主義課程。1922年任北大校長室秘書。李大釗在傳播馬克思思想方面起了顯著的作用。毛澤東同志就是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時開始了解馬克思主義的。

　　周樹人(魯迅)曾與蔡先生在教育部共事，此時繼續(xù)在教育部任職，在北大任兼職講師。蔡先生請他為北大設計了校徽圖案。他在《新青年》雜志上發(fā)表了《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杰出作品。他講授的中國小說史課，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

　　北大還聘請了有新思想的學者劉半農(nóng)、周作人、吳虞等，加上原已在北大的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等革新人物，文學革命、思想自由的風氣遂大流行，這些新派人物是蔡先生改革北大、推動新文化運動所依靠的力量。

　　對于確有真才實學的學者，雖然政治觀點頑固守舊，蔡先生仍聘請他們，但不允許他們在講課中宣揚反動的政治觀點。如辜鴻銘，拖長辮，持復辟論，但是他精通英、德、法文與希臘文等，北大聘請他講授英國文學；
劉師培是有造詣的國學家，早年曾參加反清革命，后背叛革命，投靠清廷。袁世凱復辟帝制時，他是擁護復辟的籌安會發(fā)起人之一，北大聘請他講授古代文學，也與政治無關。

　　梁鮄溟是一個中學畢業(yè)的青年，蔡先生見到他寫的一篇關于佛教哲學的文章《究元決疑論》，認為是一家之言，請他到北大任講師，講授印度哲學。

　　1920年起，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方面都聘請到一批有真才實學與創(chuàng)新精神的教授，如物理系的丁西林、顏任光、李書華等，化學系本有王撫五、陳傳丞、丁庶為等，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地質系由李四光主持，生物系有李石曾、譚仲逵，社會科學方面請到王雪艇、周鯁生、皮皓白等，理科學長繼續(xù)由夏元?擔任。此外還有兼任講師王寵惠、羅文干。至北北大始達各系平衡發(fā)展的境界。

　　北大還聘請了美國地質學教授葛利普等，并邀請著名學者英國哲學家羅素、美國教育家杜威，法國數(shù)學家班樂衛(wèi)等來校講學。蔡先生還作了許多努力邀請愛因斯坦和居里夫人來華講學，但未實現(xiàn)。

　　北大原有幾位外國教師，多數(shù)是各國公使館介紹來的。學問未必好，作風也比較敖漫。北大按合同規(guī)定的條件辭退幾人。有一法國教員要控告校長，一英國教員通過英國駐華公使來和校長談判，外交部也來勸說，但蔡先生堅持原則，不改變原來的決定。

　　六、 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北京大學的學生，原來是京師大學堂“老爺”式學生的繼承者，具有科舉時代遺留下來的劣根性。他們多數(shù)人對學問沒有興趣，以大學為升官發(fā)財之階梯，視兼任教師的政府官員為今后的靠山。學校之外，則放蕩冶游，因此北大有腐敗之名。蔡先生認為，第一要改革的，是學生的觀念。

　　1917年1月9日，蔡先生到北大后第一次演說，向學生提出三點要求，大意是：一、抱定宗旨。大學是研究高深學問的機構。諸位須抱宗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的，不為做官。入商科的，不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二、砥礪德行。如今北京社會風氣敗壞，道德淪喪，諸位作為大學生，應束身自愛，以身作則，力矯頹俗，品行不可以不謹嚴。三、敬愛師友。教員的教授，職員的任務，都是為使諸位求學的便利，自應以誠相待，敬禮有加。同學之間，自應互相親愛，收切磋之效，不僅開誠布公，更應道義相勉。為改革學生的觀念，蔡先生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一、德育方面：

　　蔡先生為提高師生的道德修養(yǎng)，制止腐敗風氣，于1918年5月發(fā)起組織北大進德會。會員分三等：持不賭、不嫖、不娶妾三戒者，為甲等會員；
加以不作官吏、不吸煙、不飲酒三戒，為乙等會員；
又加以不作議員、不食肉，為丙等會員。后改為以不嫖、不賭、不納妾三項為基本條件，其他不作官吏、不作議員、不飲酒、不吸煙、不食肉五項為自由選擇條件，廢除原定甲、乙、丙種會員之分。教職員、學生多人入會。進德會的影響，以及學校獎勵優(yōu)秀學生，對違規(guī)學生進行處分的措施，使北大的校風為之一變。

　　二、 智商方面：

　　(一) 聘請優(yōu)秀教師，提高教學質量。

　　(二) 設立研究所，為畢業(yè)生與高年級學生提供從事高深研究的機會。

　　(三) 充實圖書館，增加儀器設備，出版學術刊物。

　　(四)鼓勵組織各種學術團體，開展學術研究，出版各種刊物。毛澤東同志曾參加的哲學研究室與新聞學研究會影響較大。李大釗支持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起了傳播馬克思主義、組織青年參加革命活動的作用。蔡先生不僅在精神上、物質上給予支持，并且在該會成員被軍閥逮捕后成功地營救了他們。學生刊物《新潮》和《國民》在反帝斗爭和新文化運動中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五) 為發(fā)揚學生主動的精神，養(yǎng)成服務社會的能力，促成學生建立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學校、平民講演團等。

　　三、 體育方面：

　　(一) 重視體育課，曾請軍事專家蔣百里等為預科學生講軍事常識。1922年舉行全國運動會。

　　(二) 鼓勵學生組織體育團體技擊會、體育會等，開展球類、田徑、游泳、馬術等項目的訓練，并擴充了體育設備。

　　(三) 編練學生等。1922年4月直奉系軍閥混戰(zhàn)，北大組織婦孺保衛(wèi)團，三百多名學生參加。戰(zhàn)爭結束后，改編為學生軍。以鍛煉身體、增進軍事常識為宗旨，聘軍人白雄遠為教練。

　　四、美育方面：

　　蔡先生非常重視美育，認為通過美育，可以陶冶活潑敏銳之心靈，養(yǎng)成高尚純潔之人格。蔡先生在北大講授的唯一一門課是《美學》。他主張以美育代宗教。

　　由于蔡先生的發(fā)起與鼓勵，1918年在北大成立了音樂研究會，聘請著名音樂家蕭友梅為導師。1922年成立北大的音樂傳習所，宗旨是培養(yǎng)音樂人才，國樂專家劉天華是音樂傳習所的導師之一。傳習所師生經(jīng)常舉行音樂會，并出版《音樂》月刊。1918年也由蔡先生發(fā)起成立畫法研究會，以研究畫法、發(fā)展美育為宗旨。青年畫家徐悲鴻是畫法研究會導師之一。暑假期間，蔡先生鼓勵會員去西山隨導師徐悲鴻習畫。

　　蔡先生對學生在德、智、體、美各方面的教育，顯著改變了學生的精神面貌。

　　七、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先生宣布他在大學的主張是：對于各家學說，依各國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兼容并包。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即使彼此相反，也聽他們自由發(fā)展。

　　《北京大學月刊》發(fā)刊詞指出：“大學者，‘囊括大典，網(wǎng)羅眾家’之學府也�！抖Y記》《中庸》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弊阋孕稳葜��！�…各國大學，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蔡先生所寫《大學教育》一文中指出：“大學以思想自由為原則�！�…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認，能完全實現(xiàn)之者，厥惟大學。大學教員所發(fā)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制，茍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并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而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蔡先生說：“我本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子一類的主張，因為學術上的派別也和政治上的派別一樣，是相對的，不是永遠不相容的。在北大當時，胡適之、陳仲甫、錢玄同、劉半農(nóng)諸君，暨沈氏兄弟，積極的提倡白話文學；
劉師培、黃季剛諸君，極端維護文言。我卻相信，為應用起見，白話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做白話文，替白話文鼓吹；
然而，我曾說明，作美術文，用文言文未嘗不好�！�(《整頓北京大學的經(jīng)過》，1936年2月16日)

　　“例如陳君介石、陳君漢章一派的文史，與沈君尹默一派不同；
黃君季剛一派的文學又與胡君適之一派不同；
那時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自寫年譜》，1940年2月)

　　蔡先生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一些空想社會主義思想，但是他認為馬克思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為近世科學社會主義的始祖，馬克思的學說給予世界的影響至為重大，因此他積極支持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研究與傳播。

　　李大釗擔任北大圖書部主任期間為北大購入馬恩全集和許多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著作，介紹社會主義學說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書籍。李大釗曾先后開設《唯物史觀》、《現(xiàn)代政治》、《社會主義和社會運動》、《社會主義史》、《史學思想史》等課程。

　　在北大，先后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北京大學社會主義研究會。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少年中國學會等進步團體都得到蔡先生的全力支持與保護，為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開辟了道路。毛澤東同志也是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接觸馬克思主義的。

　　蔡先生說：“到北大后，凡是主張文學革命的人，沒有不同時主張思想自由的；
因而為外間守舊者所反對�！�(《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

　　林紓在報上發(fā)表了兩篇小說《荊生》和《妖夢》，誹謗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和蔡元培，幻想借助于荊生(即軍閥徐樹錚)以鎮(zhèn)壓革新派。

　　1919年3月18日，又在《公言報》上發(fā)表了《致蔡鶴卿太史書》，責備北京大學教員“覆孔孟，鏟倫常”，“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為文字。”

　　蔡元培先生寫了《答林琴南函》，駁斥了林紓的無理指責，并宣布在北大有兩種主張：

　　(一) 對于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

　　(二) 對于教員，以學詣為主�！霸谛Ｖv授，以無背于第一種之主張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革新一派，即偶有過激之論，茍于校課無涉，亦何必強以其責任歸之于學校耶?”

　　軍閥政府對于北京大學增加了壓力，參議員張元奇等要求教育總長傅增湘撤去蔡元培的校長職務，否則將對傅進行彈劾。但是他們提出的彈劾案未能通過。北大的革新派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等對于封建勢力的進攻進行了有力的反擊。

　　八、 五四運動——救國之運動

　　蔡先生自述：“我對于學生運動，素有一種成見，以為學生在學校里面，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不應有何等政治的組織。其有年在二十歲以上，對于政治有特殊興趣者，可以個人資格參加政治團體，不必牽涉學校�！�(《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

　　1918年5月21日，中日兩國簽訂“防敵軍事協(xié)定”的消息傳出。北大學生決定全體赴總統(tǒng)府，要求勿蓋印。經(jīng)代總統(tǒng)馮國璋反復解釋，學生當即返校。蔡先生回憶：“民國七年夏間，北京各校學生，曾為外交問題，結隊游行，向總統(tǒng)府請愿。當北大學生出發(fā)時，我曾力阻他們，他們一定要參與；
我因此引咎辭職，經(jīng)慰留而罷。到八年五月四日，學生又有不簽字于巴黎和約與罷免親日派曹、陸、章的主張，仍以結隊游行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們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協(xié)約國戰(zhàn)勝德國。1919年1月18日，協(xié)約各國在巴黎召開和會。被列強控制的和會拒絕中國的合理要求，而決定將德國在山東的各種特權交給日本。

　　北大學生在2月5日召開全體大會，電告巴黎專使，促其拒絕日本的無理要求。蔡先生參加發(fā)起組織國民外交協(xié)會，5月3日通過決議，如巴黎和會不接受我國主張，即要求北京政府撤回和會專使。5月2日，蔡先生召集北大學生代表，指出這是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號召奮起救國。國務總理錢能訓于5月2日密電命令駐巴黎和會代表團在和約上簽字。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十分焦急，乘馬車到東堂子胡同蔡先生住宅告知蔡先生。當晚，蔡先生將此消息告知北大學生代表，同日召集北大數(shù)職員開會，主張對學生的行動不加攔阻。晚間，北大全體學生舉行大會，各高等院校代表參加。大會決議，定于5月4日，各校學生齊集天安門，舉行愛國大示威。蔡先生已知學生決計游行請愿，即召學生代表，要求轉告同學，途中須嚴守秩序。

　　蔡先生在《自寫年譜》中記述：“八年四五月間，因巴黎和約允許日本得承襲德國在山東的權益，輿論主張我國代表不簽字于該約；
而政府中親日派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不贊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學學生聯(lián)合北京各高等學校學生，為此問題示威游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門而入，適見有火油一箱，遂試縱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為即汝霖，攢歐之，后始知為宗祥。未幾，巡警至，大捕學生，學生被捕的數(shù)十人。我與各校長往警察總監(jiān)處具保，始釋放。但學生以目的未達，仍派隊分途演講，巡警又捕學生。而未被捕的學生仍四出演講，且人數(shù)日益增多。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為臨時拘留所，拘學生無數(shù)。于是各地方拘設學生聯(lián)合會，各校均罷課，而留法學生也組織敢死隊，包圍我國的全權代表，要求不簽字于和約。政府亦知眾怒難犯，不得不讓步，于是不簽字的要求，終于達到了。但是學生尚有一種要求，是罷免曹、陸、章。政府遲遲不肯發(fā)表，學生仍罷課，仍演講，北平、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為學生所感動，而繼起要求，如政府再不執(zhí)行，將有罷布、罷工之舉。于是罷免曹、陸、章之會乃下。這就是五四運動的大概�！碑敃r為營救被捕學生，蔡先生四出奔走，不辭辛勞，5日獲釋。

　　蔡先生即于5月5日辭職，8日政府已允，并任命安徽禮教會會長馬其昶為校長。蔡先生深恐學生有拒馬之舉，自己有把持地位之嫌疑。有友人相告，政府認為蔡某不去，難猶未已，于是有焚毀大學、暗殺校長之計劃，并嚴辦學生。蔡先生決定為保全無辜之學生而辭職離京，留下“辭北大校長職出京啟事”：“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
其他自有關系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系。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蔡先生又于5月10日《告北大同學諸君》中肯定“諸君本月四日之舉，純出于愛國之熱誠”，但“為國立大學校長者，當然引咎辭職�！辈滔壬�離京之后經(jīng)天津、過上�；睾贾菪∽�。

　　五四運動之后，軍閥政府視北京大學與蔡元培先生為大敵，甚至威脅在景山架炮對準北大，以三百萬金收買刺客暗殺蔡元培等等。而廣大師生，包括北京大學師生、北京各校及社會各團體、全國學生會等一致要求挽留蔡校長，并得到商會等團體的聲援。經(jīng)過許多曲折，蔡先生終于在1919年9月12日回到北京大學。反動勢力對蔡先生返京極為驚恐，司法總長朱深說：“諸君不可視蔡元培為一書生，當視為十萬雄師，吾人應以全副武裝對付�！�

　　蔡先生決定返校后，于1919年1月23日發(fā)表《告北大學生暨全國學生書》。蔡先生在此書中說：“諸君自五月四日以來，為喚醒全國國民愛國心起見，不惜犧牲神圣之學術，以從事于救國之運動。全國國民，既動于諸君之熱誠，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盡其一分子之責任。即當局亦了然于愛國心之可以救國，而容納國民之要求。在諸君喚醒國民之任務，至矣盡矣，無以復加矣!”蔡先生又希望學生不輕易犧牲學業(yè)，他說：“讀諸君十日三電，均以‘力學報國’為言，勤勤懇懇，實獲我心。自今以后，愿與共同盡瘁學術，使大學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國文明前途百年大計。諸君與仆等，當共負其責焉�！�

　　九、 首先兼收女生，開男女同校之端

　　蔡元培先生是素來主張男女平等的。清末1900年任浙江嵊縣剡山書院院長時即要求院董事定期向鄰近不識字人及兒童、婦女講課。1902年在上海創(chuàng)辦愛國女學，以培養(yǎng)革命女性。民國成立后任教育總長，向參議院宣布政見時提出“男子與女子同系國民”。在議定國會組織法、選舉法時，提出對于女子似不必加以限制。后來，蔡先生參加了爭取女子參政權的運動。當黎元洪說“女子此時程度尚低，似不足以語參政”時，當面予以反駁說：“女子參政問題，不宜問程度夠不夠，宜問此事該不該。如果女子應參政，自當予以參政權，即使程度有不足，則教育未始不足以補救，萬不能因今日女子的程度不夠，而此權利即可斷而不予也�！�

　　民國初年，蔡先生任教育總長時，規(guī)定初級小學男女同校。但高小、中學和大學都不實行男女同校，剝奪了許多女子受教育的權利。蔡先生說：“言女子教育，則高等學校既不許男女同校，又不為女子特設，視各國戰(zhàn)前之教育，而遠不逮。”

　　1919年8月3日，甘肅女學生鄧春蘭在京滬各大報發(fā)表她寫給蔡先生的信，她知蔡先生主張男女平等，要求經(jīng)北京大學附設中學進入大學預科，再入本科，實行男女同班。時值五四運動期間，蔡先生辭職離京，沒有看到她的信，鄧春蘭擬組織大學解除女禁請愿團，“以犧牲萬有之精神，至百折不回之運動，務達我目的而后已”。

　　據(jù)報載，1919年12月8日，“廣東女學生黃佩筠、鄭蕙菁向北京高等法文專修館報名，已經(jīng)館長蔡子民、主任顧夢余許可”。

　　北京女學生王蘭，于1920年2月17日第一個獲得北大許可，入哲學系一年級為旁聽生。王蘭的弟弟王昆侖是北大學生。他告訴蔡校長，他的姐姐王蘭很想進北大讀書。蔡校長問：“她敢來嗎?”王昆侖說：“她敢。”蔡校長說：“可以讓她來試試�！蓖跆m于是成為北大第一個女生。后來又有奚湞、查曉園兩名女生也進入北大成為旁聽生。至3月11日先后又增加六位女生：楊壽璧、鄧春蘭、趙懋蕓、趙懋華、韓恂華、程勤若。秋季招考時，正式招收女生，以上九名女生都被錄取。

　　當時常有人來問：“大學幾時開女禁?”蔡先生就說：“大學本來沒有女禁。歐美各國大學沒有不收女生的。我國教育部所定的大學規(guī)程，并沒有專收男生的規(guī)定。不過以前中學畢業(yè)的女生并不來要求，我們自然沒有去招尋女生的理。要是拓考期間，有女生來考，我們當然準考，考了程度適合，我們當然準入預科。從前沒有禁，現(xiàn)在也沒有開禁的事。那時考期已過，有各處女生要求來校旁聽，我們審查資格后，允許旁聽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來應試，一定照男生一樣辦理�！�(《在燕京大學男女兩校聯(lián)歡會上的演說詞》)

　　北大招收女旁聽生后，教育部不得不批準，但著重指示：“務須格外慎重，以免發(fā)生弊端�！�

　　據(jù)報載，軍閥曹錕、張作霖在中央公國宴請各部總次長及軍警長官。席間，張作霖問：“諸公可曾聽說北京有個姓蔡的鬧得很兇么?”曹錕問：“是不是那個男女同校的姓蔡的?”張答：“可不是!”曹錕對北京衛(wèi)戍司令王懷慶說：“老弟何不看管他起來?”蔡先生在《自寫年譜》中曾有敘述：“這時候張作霖、曹錕等，深不以我為然，尤對于北大男女同學一點，引為口實。李君石曾為緩和此種摩擦起見，運動政府，派我往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研究機關狀況。”

　　北大正式招收女生開了先例，影響所及，各地的大學也先后招收女生。

　　十、 勞工神圣與平民教育

　　1918年11月16日，蔡先生在北京天安門舉行慶祝協(xié)約國勝利大會上演說時講：“此后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yè)，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nóng)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fā)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值。勞工神圣!”

　　蔡先生素來重視平民教育，提倡勤工儉學。

　　他在德國時曾推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歸國后繼續(xù)組織青年留法。其中許多人成為杰出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家和共產(chǎn)黨的卓越領導干部，如周恩來、蔡和森、鄧小平、趙世炎、陳延年、陳毅、聶榮臻、向警予、王若飛、李富春、蔡暢等。

　　北京大學不但有正式學生，還有旁聽生，有志青年都可以進教室聽課。1918年起，北大為校工開辦夜班，第二年又開辦了面向社會的平民夜校，兼收男女生。此外還支持工學互助團的活動。

　　1920年5月5日國際勞動節(jié)，北京大學在蔡先生支持下召開紀念大會，平民教育講演團出發(fā)講演。這是我國第一次紀念國際勞動節(jié)。

　　十一、 體制改革與學科建設

　　關于在北大實行的體制改革，蔡先生回憶說：“我初到北京大學，就知道以前的辦法是：一切校務都由校長與學監(jiān)主任、庶務主任少數(shù)人辦理，并學長也沒有與聞的。我以為不妥，所以第一步組織評議會，給多數(shù)教授的代表，議決立法方面的事；
恢復學長權限，給他們分任行政方面的事。但校長與學長，仍是少數(shù)。所以第二步組織各門教授會，由各教授與所公舉的教授會主任，分任教務。將來更要組織行政會議，把教務以外的事務，均取合議制。并要按事務性質，組織各種委員會，來研討各種事務。照此辦法，學校的內(nèi)部，組織完備，無論何人來任校長，都不能任意辦事。即使照德國辦法，一年換一個校長，還成問題嗎?”(《回任北大校長在全體學生歡迎會上演說詞》，1919年9月20日)

　　對于學科建設，蔡先生說：　　我沒有本校與他校的界限，常為之通盤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時北大設文、理、工、法、商五種，而北洋大學亦有工、法兩科；
北京又有一工業(yè)專門學校，都是國立的。我以為無此重復的必要，主張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辦。待北洋大學校長同意及教育部核準，把土木工與礦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來的經(jīng)費，用在理科上。我本來引導抱法科與法專并成一科，專授法律，但是沒有成功。我覺得那時候的商科，毫無設備，僅有一科普遍商業(yè)學教課，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學生畢業(yè)后停止。

　　我那時候有一個理想，以為文理兩種，是農(nóng)、工、醫(yī)、藥、法、商等應用科學的基礎，而這些應用科學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而此兩種的教員與畢業(yè)生必有若干人是終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員，而不愿往別種機關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學，當然各種并設，有互相關聯(lián)的便利。若無此能力，則不妨有一大學專辦文理兩科，名為本科，而其他應用各種，可辦�？频母叩葘W校，如德法等國的成例，以表示學與術的區(qū)別。因為北大的校舍與經(jīng)費，決沒有兼辦各種應用科學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編為本科大學，然沒有達到目的。

　　那時候我又有一個理想，認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學，必植基于自然科學，而理科學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牽涉哲學。從前心理學附入哲學，而現(xiàn)在用實驗法，應列入理科。教育學與美學也漸用實驗法，有同一趨勢，地理學的人文方面，應屬文科，而地質地文等方面屬理科。歷史學自有史以來，屬文科，而推原于地質學的冰期與宇宙生成論，則屬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為十四系，廢學長，設系主任。(《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

　　十二、 離開北大

　　蔡先生擔任北大校長的五、六年間，進行了全面的整頓，正在實現(xiàn)自己的教育思想。但是他對軍閥政府無端干涉大學教育表示極大的憤慨。五四運動爆發(fā)，蔡先生離開北京，回到江南時，于1919年6月15日發(fā)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　　

　　(一) 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便生出許多官僚的關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的公牘。要是稍微破點例，就要呈請教育部，候他批準。什么大學文、理科叫做本科的問題，文、理合辦的問題，選科制的問題，甚而小到法科暫省學長的問題，附設中學的問題，都要經(jīng)那拘文牽義的部員來斟酌。甚而部里還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員來視察，他報告了，還要發(fā)幾個訓令來訓飭幾句。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將進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一層，所以兩年有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天天受這個苦痛�，F(xiàn)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脫離了，難道還肯投入去么?

　　(二) 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shù)霓q論法來辯論，鬼鬼糶糶，想借著強權來干涉。于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么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么?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么?

　　(三) 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北京是個臭蟲窠……無論何等高尚的人物，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yè)，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

　　蔡先生于1920年4月1日發(fā)表《洪水與猛獸》一文，熱烈歌頌新思潮，憤怒譴責舊軍閥：　　我以為用洪水來比新思潮，很有幾分相像。他的來勢很勇猛，把舊日的習慣沖破了，總有一部的人感受痛苦；
仿佛水源太旺，舊有的河槽，不能容受他，就泛濫岸上，把田廬都掃蕩了。對付洪水，要是如鯀的用湮法，便愈湮愈決，不可收拾。所以禹改用導法，這些水歸了江河，不但無言，反有灌溉之利了。對付新思潮，也要舍湮法，用導法，讓他自由發(fā)展，定是有利無害的。孟氏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這正是舊派對付新派的好方法。

　　至于猛獸，恰好作軍閥的寫照。孟氏引公明似的話：“庵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爆F(xiàn)在軍閥的要人，都有幾百萬、幾千萬的家產(chǎn)，奢侈的了不得，別種好好作工的人，窮的餓死，這不是率獸食人的樣子么?現(xiàn)在天津、北京的軍人，受了要人的指使，亂打愛國的青年，豈不明明是猛獸的派頭么?

　　所以中國現(xiàn)在的狀況，可算是洪水與猛獸競爭。要是有人能把猛獸馴伏了，來幫同疏導洪水，那中國就立刻太平了。

　　蔡先生想離開軍閥統(tǒng)治下的惡劣環(huán)境，由來已久。而離開北大的導火線，則是羅文干被捕一案。蔡先生在《我在北京大學的經(jīng)歷》一文中敘述了辭職經(jīng)過：“回國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壞一日，我處在與政府常有接觸的地位，日想脫離。十一年冬，財政總長羅鈞任君忽以金佛郎問題被逮，釋放后，又因教育總長彭亢彝君提議，重復收禁。我對于彭君此舉，在公設上，認為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
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時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麟諸君會商，均認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隔了幾個月，賄選總統(tǒng)的布置，漸漸的實現(xiàn)；
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還是不絕，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間重往歐洲，表示決心；
至十五年，始回國。那時候，京津間適有戰(zhàn)爭，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國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學院，試行大學區(qū)制，以北大劃入北平大學區(qū)范圍，于是我的北京大學校長的名義，始得取消�！�

　　1938年12月蔡先生為北京大學四十周年紀念題詞，有“他日河山還我，重返故鄉(xiāng)，再接再厲，一定有特殊之進步，敬以是為�！敝�語。惜蔡先生過早地病逝香港，未能于河山還我之后，再訪他曾傾注了滿腔心血的北京大學。蔡先生生前曾為友人之父題照，寫了“家祭毋忘”四字。今天我們的祖國已換了人間。我們作為蔡先生的子女，應是“家祭毋忘告乃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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