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梗叮澳辏吃拢玻踩�，毛澤東在鞍山鋼鐵公司《關于工業(yè)戰(zhàn)線上大搞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報告》上批示，宣稱“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xiàn)了”。今天，四十歲以上的人還能記得，“鞍鋼憲法”的內容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
改革不合理的規(guī)章制度；
工程技術人員、管理者和工人在生產(chǎn)實踐和技術革新中相結合。

　　三十六年過去了。與這期間的許多事物一樣，“鞍鋼憲法”也經(jīng)歷了“墻里開花墻外香”的過程。先是日本，隨后是歐洲和美國，許多工業(yè)管理學家認識到，“鞍鋼憲法”的精神實質是“后福特主義”（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ｍ），即對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為核心的企業(yè)內分工理論的挑戰(zhàn)。“兩參一改三結合”，用今日流行的術語來說，就是“團隊合作”（ｔｅａｍ�。鳎铮颍耄�。日本的所謂“豐田生產(chǎn)方式”，就是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者的“團隊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術分工，隨時隨地解決“無庫存生產(chǎn)方式”中出現(xiàn)的問題①。瑞典的Ｖｏｌｖｏ汽車公司，為了發(fā)揮“團隊合作”的效率優(yōu)勢，于１９８８年開始，將“裝配線”（Ａｓｓｅｍｂｌｙ�。欤椋睿澹└脑鞛椤把b配島”（Ａｓｓｅｍｂｌｙ�。椋螅欤幔睿洌�，使工人不再象從前那樣在裝配線上重復單一的任務，而是８至１０人一組，靈活協(xié)作，組裝整車②。美國也不甘落后，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國會開始辯論“團隊合作法案”。因根據(jù)１９３５年通過的勞工法（Ｗａｇｎｅｒ　Ａｃｔ），“團隊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國現(xiàn)在必須對勞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團隊合作”的效率潛力③。

　　在這股“后福特主義”的世界潮流中，毛澤東所推崇的“鞍鋼憲法”，以其最早并鮮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體制挑戰(zhàn)，而格外受人矚目。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管理學教授羅伯特·托馬斯（Ｒｏｂｅｒｔ　Ｔｈｏｍａｓ）明確指出，“毛主義”是“全面質量”和“團隊合作”理論的精髓④，即充分發(fā)揚“經(jīng)濟民主”——兩參一改三結合——恰是增進企業(yè)效率的關鍵之一。

　　遺憾的是，在“鞍鋼憲法”的發(fā)源地，人們今天卻很少再提起它了。這其中的原因是復雜的⑤，但一條明顯的原因是“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現(xiàn)的混亂使“鞍鋼憲法”在執(zhí)行中與原意出入極大�，F(xiàn)在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把“嬰兒與洗澡水一起倒掉”。在“改革、開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義”潮流中，“鞍鋼憲法”能否成為我們民族工業(yè)振興的精神與組織資源之一？

　　當然，不少人對這個問題持否定答案。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在批評我和甘陽的文章中（載《讀書》１９９５年第４期），汪丁丁明確指出，“必須先搞‘福特主義”生產(chǎn)”，才能談得上搞“后福特主義”。他的論證之邏輯很簡單。用他原話來說：“我這個判斷的根據(jù)很簡單：你要過上富裕的日子嗎？那就必須組織社會分工”；
依他看來，社會分工帶來工業(yè)生產(chǎn)的“規(guī)模經(jīng)濟”，也就是福特主義；
而只有到“電訊技術發(fā)達”之時，今日中國工人的“第五代子孫”才“可以在高爾夫球場里通過手提電腦指揮無人工廠的生產(chǎn)”，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義”。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論證完全系于分工理論。而他所依據(jù)的分工理論，則是亞當·斯密首先在其《國富論》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因此，如果我們能夠論證出斯密的分工理論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論點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們認為，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有兩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將“社會分工”化簡到“技術分工”。換言之，他沒有將“社會分工”與“技術分工”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區(qū)分開來，《國富論》開篇頭一句話便是：“勞動生產(chǎn)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xiàn)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⑥。”這自然是極富洞見的觀察。但是，他沒有說明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術分工”還是“社會分工”。所謂“技術分工”，指的是將一項生產(chǎn)任務分解為不同的步驟去完成；
所謂“社會分工”，指的則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驟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產(chǎn)步驟，也可以安排同一個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驟。無疑，“技術分工”通過對生產(chǎn)過程的分解，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chǎn)率。但是，“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之間并無“一一對應”的關系；
也就是說，生產(chǎn)過程的不同步驟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例如，我們前面提到的裝配汽車，既可以有“裝配線”，也可以有“裝配島”，而這兩種形式下的“社會分工”是不同的。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條生產(chǎn)線上，同一個工人可以永遠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經(jīng)常調換工種。簡言之，對生產(chǎn)過程的步驟分解，與對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邏輯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錯誤即在于不區(qū)分“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實際上，他將“社會分工”化約為“技術分工”。在他著名的“扣針工廠”的例子中，斯密談到“十八種操作，分由十八個專門工人擔任”，“一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⑦�！憋@然，他將對生產(chǎn)過程的技術分解直接化約為對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這樣一來，產(chǎn)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對生產(chǎn)全過程的了解下降，他們只能被動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積極地參加“全面質量管理”。發(fā)人深省的是，據(jù)斯密本人記載，當時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論只是關于生產(chǎn)數(shù)量（而非質量）的理論，但斯密對此未加重視，僅以“質量難以定義”為由而一筆帶過：“質量的好壞，人言言殊。因此，一切關于質量的說法，我認為均不可靠⑧。”

　　出乎斯密預料的是，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中“質量”遠比數(shù)量重要。發(fā)源于日本“豐田”汽車公司的質量型競爭，打破了斯密式的“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的一一對應關系�！柏S田生產(chǎn)方式”的重大創(chuàng)新在于“即時或無庫存生產(chǎn)”（Ｊｕｓｔ－ｉｎ－ｔｉｍｅ，ｏｒ�。椋睿觯澹睿簦铮颍�ｌｅ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無庫存”的妙處，不僅在于節(jié)約庫存成本；
更在于及時暴露生產(chǎn)中的質量問題。在有庫存的情況下，工人可以被動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頭生產(chǎn)，不問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質量；
但是，一旦庫存沒有或很少，工人們就不得不關心上、下道工序的質量，積極互相“團隊協(xié)作”，從而及時發(fā)現(xiàn)和解決質量問題⑨。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我國上海寶山鋼鐵公司已經(jīng)成功地實行了“無庫存生產(chǎn)”和“全面質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論——“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的一一對應性——已被中國實踐所突破。據(jù)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周小莊的實地調查，寶山鋼鐵公司各二級廠不允許設置倉庫，物資部門在接到緊急用料電話３０分鐘內，生產(chǎn)物資必須送到現(xiàn)場。寶鋼還建立了“大工種”和“區(qū)域工”。所謂“大工種”，就是除掌握本工種外，還要了解和相當程度上掌握相關工種，如電工要會做鉗工的活，鉗工要會做簡單的電工活，同時電工、鉗工都要會做指揮吊車和一般的焊接活。所謂“區(qū)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產(chǎn)作業(yè)區(qū)域內，打破崗位界限，進行“團隊合作”。更有意思的是，寶鋼的基層作業(yè)班組長有一項任務－－培養(yǎng)自己的潛在競爭對手，即作業(yè)長的職責之一是培養(yǎng)本班組成員獲得“作業(yè)長資格”，任何工人均可通過考試而成為“潛在作業(yè)長”。寶鋼的這些“社會分工”實踐，與斯密的工人“終生局限于一種單純操作，必然能大大增進自己的熟練程度⑩”的理想，顯然是大相徑庭的。

　　從寶鋼的實踐來看，可以說，中國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以“無庫存生產(chǎn)”、“全面質量管理”、“工人自主參與”和“團隊合作”為特征的“后福特主義生產(chǎn)方式”。這里的“福特主義”，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系統(tǒng)運用。雖然斯密在１８世紀末就寫了《國富論》（１７７６年），但他的分工理論直到１９世紀后期（１８７０年左右）才真正在實踐中取得支配地位。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為熟練工匠力圖保證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對斯密式的僵化分工進行了頑強抵制。英國史學家湯普森曾記述輪胎制造商的兒子，不得不向他父親工廠的工人學習技術的故事（１１），可見熟練工匠對工藝全過程的了解是他們與雇主談判時的力量所在。但是，１８７０年以后，大批非熟練移民工人來到美國，給斯密式分工的系統(tǒng)實現(xiàn)提供了兩大條件：⒈非熟練工人缺乏與雇主的談判力量，無力拒絕雇主將“社會分工”化約為“技術分工”的努力；
⒉移民生活的艱辛，使社會平均消費偏好（ｔａｓｔｅ）較少注重產(chǎn)品質量，而傾向于接受標準化的大眾產(chǎn)品。這兩個條件，與源于美國軍事工業(yè)的“可互換零件”（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ｓ）系統(tǒng)相結合，終于使美國成為率先實現(xiàn)斯密式分工體制和大批量生產(chǎn)（ｍａｓ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的國家（１２），其最具象征性的體現(xiàn)即是亨利福特１９１３年建立的“Ｔ模型”——“福特生產(chǎn)方式”。據(jù)統(tǒng)計，在福特的汽車制造廠內，移民工人們來自世界各地，共有３０多種語言，根本談不上溝通與協(xié)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裝配線上當“一顆螺絲釘”，一切聽從管理者和工程師的安排，正象卓別林的電影《摩登時代》所描繪的那樣。

　　“大批量生產(chǎn)”本身并無不好，在人們需求穩(wěn)定且單一的情況下，它的確能實現(xiàn)“規(guī)模經(jīng)濟”，降低單位成本。但問題在于，福特主義的“大批量生產(chǎn)”是一種僵化的“大批量生產(chǎn)”，一旦需求出現(xiàn)多樣化、特殊化和不穩(wěn)定，福特生產(chǎn)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機。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國通用汽車公司（ＧＭ），就是通過生產(chǎn)四種型號的車而戰(zhàn)勝只產(chǎn)一種型號（“Ｔ模型”）的福特公司的。更耐人尋味的，福特１９３１年接受為美國政府制造潛水艇的項目，但由于產(chǎn)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廠的不熟練工人只適合生產(chǎn)大批量的大路貨，結果整個項目從失敗而告終（１３）。這是“福特生產(chǎn)方式”的第一次嚴重挫折�！案Ｌ厣�產(chǎn)方式”這種對需求多樣化和需求不穩(wěn)定的不靈敏反應，恰恰反映了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第二大弊病。

　　我們已說，斯密的分工理論的第一大弊病是不區(qū)分“社會分工”和“技術分工”�，F(xiàn)在，我們又觸及它的第二大弊�。喝狈�對市場需求穩(wěn)定性與否的考慮。斯密指出，如果要求制鐵錘的工人又會制造鐵釘，必然造成浪費，影響效率（１４）。但他這一論證假定了市場對鐵錘的需求是穩(wěn)定的。一旦需求出現(xiàn)波動，制造鐵錘的“規(guī)模經(jīng)濟”本身便成了浪費；
如果工人能轉產(chǎn)鐵釘，則尚有“范圍經(jīng)濟”（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螅悖铮穑澹┑南Ｍ�。換言之，斯密式的分工（福特主義）只有在市場需求穩(wěn)定的條件下才可發(fā)揮“規(guī)模經(jīng)濟”的效率；
而當需求不穩(wěn)定時，以技術和工人技能的“靈活性”（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為核心的“后福特主義”生產(chǎn)方式便大顯身手了。

　　市場競爭的內在邏輯是導向需求的不穩(wěn)定性。阿羅（Ｋ．Ａｒｒｏｗ）等人已證明，“規(guī)模經(jīng)濟”是和充分競爭的市場不相容的（１５）。“福特生產(chǎn)方式”既然以“規(guī)模經(jīng)濟”為核心，則必然要用一系列政治手段去“穩(wěn)定需求”。１８９０年代開始的大規(guī)模的企業(yè)兼并運動（ｍｅｒｇｅｒ），就是企業(yè)通過“前后向關聯(lián)”（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ｄ�。猓幔悖搿。鳎幔颍洹。椋睿簦澹纾颍幔簦椋铮睿�，來穩(wěn)定供貨和銷售渠道的努力。后來的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和旨在控制匯率波動的“布雷頓森林”國際金融體系，也是“穩(wěn)定需求”的重要措施（１６）。當然，最徹底的“穩(wěn)定需求”手段，就是“中央計劃”了。在“中央計劃”經(jīng)濟中，企業(yè)的產(chǎn)品的“市場需求”總是穩(wěn)定的，因為產(chǎn)品“銷路”已被計劃所指定。由此觀之，列寧最喜歡泰勒和福特的故事，是別有深意的（１７）。

　　于是，我們看到，斯密的分工理論的徹底的邏輯展開，必導致指令性中央計劃經(jīng)濟。這自然是斯密所始料不及的。斯密的信奉者汪丁丁先生也莫名其中奧妙。他對自動化技術的理解，充分顯示出他是“中央計劃經(jīng)濟”的不自覺的信奉者。我們前面已提到，汪丁丁認為，今日中國工人的“第五代子孫”，“可以在高爾夫球場里通過手提電腦指揮無人工廠的生產(chǎn)”。但是，我們要問，如果市場需求不穩(wěn)定，“在高爾夫球場”指揮“無人工廠”的大批量生產(chǎn)，又有什么意義？“后福特主義”認為，自動化技術的真正潛力，不是給福特式的僵化生產(chǎn)體制更加一把油，而是給靈活的分工和生產(chǎn)體制提供了堅實的技術基礎，使之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據(jù)麻省理工學院技術史學家諾伯（Ｄａｖｉｄ　Ｎｏｂｌｅ）的研究，數(shù)控機床（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ｄ�。恚幔悖瑁椋睿幔颍�　ｔｏｏｌｓ）有兩種可能的程序編制法：一種是由熟練工人將自己的操作錄制下來，然后根據(jù)錄制給機器編制程序指令（這是所謂“ｒｅｃｏｒｄ�。幔睿洹。穑欤幔�ｂａｃｋ”方法，即“錄制加重放”）再不斷進行調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另一種方法，是由工程師一開始就給機器編制好統(tǒng)一的程序。１９４６年，美國通用電力公司（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的工程師霍姆斯（Ｌａｖｅｌｌ�。龋铮欤恚澹螅┌l(fā)明了“錄制加重放”的方法。但是，由于該方法仍然給熟練工人很大的自主性，不利于管理者對勞動過程的徹底控制，結果被美國企業(yè)界棄之不用（１８），而為德國和日本的數(shù)控機床制造業(yè)所采用。美國采用讓工程師一開始就編制好統(tǒng)一程序的辦法，即把自動化技術系于福特生產(chǎn)方式的禁梏之中，其后果必然是生產(chǎn)的不靈活性，終于在７０年代開始的世界經(jīng)濟危機（由石油危機觸發(fā)）中自食其果，在汽車和電子行業(yè)上被日本和德國打敗。

　　為了扭轉被動局面，自７０年代以來，美國企業(yè)界開始了向“后福特主義”的痛苦轉變。美國本世紀下半葉最有影響的管理學家彼得·德魯克（Ｐｅｔｅｒ　Ｄｒｕｃｋｅｒ）直接向亞當·斯密的分工理論挑戰(zhàn)。他指出，不區(qū)分“技術分工”和“社會分工”，是一個“邏輯謬誤”。他以外科醫(yī)生為例：手術自然是分步驟進行（“技術分工”），但每個步驟卻不見得由不同的人去執(zhí)行。事實上，熟練的外科醫(yī)生往往一個人進行多種步驟的手術（１９）。“后福特主義”的“全面質量管理”、“無庫存生產(chǎn)”，恰恰旨在發(fā)揮每個勞動者的主動精神，突破斯密式分工對勞動者的創(chuàng)造性的壓抑。然而，真正使每個勞動者發(fā)揮積極性是不容易的，它要求生產(chǎn)關系的相應變革，使勞動者能夠分享工資之外的利潤。這就必然觸犯資方和管理者的既得利益。意味深長的是，盡管資方不情愿，但由于國際競爭的壓力，他們不得不訴諸“團隊合作”、“全面質量管理”等手段，向勞動者讓步。１９８３年以來，美國已經(jīng)有２７個卅修改了公司法，取消了股東是企業(yè)的唯一所有者的概念，要求管理者不僅要對股東（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ｄｅｒ）負責，而且要對廣大的“利害相關者”（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負責，而勞動者是“利害相關者 ”中的主要成員（２０）。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子公司賽頓（ｓａｔｕｒｎ）更為徹底，它的每個團隊（ｔｅａｍ）負責人和各級管理崗位均配備兩人，一人由高層管理者選定，另一人由工會選定。這的確有點“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味道了（２１）。

　　 將西方目前的“后福特主義”與“鞍鋼憲法”聯(lián)系起來，如前述麻省理工學院托馬斯教授所論說，很容易引起我國不少人文知識分子的反感。這恐怕是由于“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事與愿違的后果，已使我們不敢設想中國還有什么真正的創(chuàng)新了。但平心細想，我們便不難發(fā)現(xiàn)，中國的確有不少“后福特主義”的萌芽。例如，我們已在前面論述，指令性中央計劃經(jīng)濟是福特主義的最徹底的實現(xiàn)，而我國說過一段發(fā)人深省的話：“十年動亂，全國遭劫難，然而在吳江、在蘇南的農(nóng)村，在一定意義上卻可以說社隊工業(yè)是‘亂世出英雄’”（２２）。我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從一開始就沒有“計劃”來保證銷路，就面臨著不穩(wěn)定的市場需求，因此，“船中掉頭快”成了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重要組織原則。這的確與“后福特主義”的“靈活生產(chǎn)方式”有相通之處。特別是近年來，我國設置于清華大學的“靈活制造系統(tǒng)”（ＦＭＳ）國家實驗室，已開始與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合作，這將為我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靈活生產(chǎn)方式提供了高科技的基礎。再考慮到“后福特主義”生產(chǎn)方式已經(jīng)在寶山鋼鐵公司實現(xiàn)，我們可以說，“后福特主義”確已成為今日中國切實可行的戰(zhàn)略選擇之一。

　　從根本上說，“福特主義”和“后福特主義”，絕不只是“技術分工”的不同類型，而是關于“社會分工”、社會組織的不同模式。綜合本文前面的論述，我們可用下圖來表示這兩個模式的不同：

　　“技術分工”與　　工人技能　　生產(chǎn)組織　　　生產(chǎn)　　生產(chǎn)關系

　　“社會分工”　　　　要求　　　　原則　　　　批量

　�。�－－－－－－－－－－－－－－－－－－－－－－－－－－－－－－－－－－

　　福特主義　　一一對應　　　不熟練　　被動服從命令　大批量　　經(jīng)濟專制

　　－－－－－－－－－－－－－－－－－－－－－－－－－－－－－－－－－－－

　　后福特主義　不一一對應　　熟練　　　無庫存生產(chǎn)　　可大可小　經(jīng)濟民主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十字路口上。一方面，“后福特主義”已是切實可行的選擇；
另一方面，由于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存在，要求走“福特主義”道路的社會勢力也頗有影響。但我認為，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廉價勞力只能給“福特主義”帶來暫時的優(yōu)越，而“后福特主義”的質量型競爭才是我們民族工業(yè)振興的關鍵。這可以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我曾考察一家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該企業(yè)原來產(chǎn)品質量相當好，但近年來，由于窮困地區(qū)來打工的“外工”大增，他們放松了在質量、技術上下功夫，而只靠廉價勞動力來競爭，結果被另一家設在城里、工資水平更高的合資企業(yè)在質量競爭中擊敗。把這個例子放大到全國，我們不難看出，“福特主義”與“后福特主義”究竟何者更能促進中國工業(yè)的長遠的動態(tài)效率。

　　在結束本文的時候，讓我們回到文章開頭所引的毛澤東的批語：“鞍鋼憲法在遠東，在中國出現(xiàn)了”。為什么毛澤東要提“在遠東”？這可能是針對蘇聯(lián)的“一長制”的。但我們已經(jīng)論述，蘇聯(lián)的指令性計劃經(jīng)濟和工廠管理上的“一長制”，只不過是福特主義的最徹底的邏輯展開罷了。因此，毛澤東對于“在遠東”的強調，實際上表明他向西方福特主義挑戰(zhàn)的意志。

　　西方思想史的晚近研究成果告訴我們，福特主義之把“社會分工”還原為“技術分工”，從而排除“經(jīng)濟領域的民主”，是源遠流長的。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基本上已經(jīng)提出了斯密的分工理論。他認為，每個人按其本性只做一件事，整個社會的生產(chǎn)將會增加（２３）。他進一步指出，如果一個木工做了制鞋的活，危害還不算太大；
但如果木工參與了城市（雅典）的護衛(wèi)和管理（ｇｕａｒｄｉａｎ），則天下就大亂了（２４）。這充分顯示出柏拉圖的分工理論和他的反民主理論的內在關系（２５）。從柏拉圖到福特，其中經(jīng)亞里士多德、阿奎那、斯密、馬克思、列寧、韋伯、杜克海姆，所有重要的西方思想家，均有把“技術分工”與“社會分工”一一對應的傾向。發(fā)人深省的是，馬克思《資本論》中關于分工的論述，與斯密并無不同。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甚至寫到“進入工廠的人請放棄一切自由”。列寧欣賞福特更是盡人皆知。這一切，說明把“社會分工”還原為“技術分工”的傾向在西方是根深蒂固的。若究其本源，我們必須回到希臘思想家對“家庭”（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ｏｉｋｏｓ）和“政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ｐｏｌｉｓ）所做的截然區(qū)分。由于西方把技術、經(jīng)濟當做“非政治”的“家庭管理”的一部分的深厚傳統(tǒng)，“兩參一改三結合”之類的“經(jīng)濟民主”思想很難被接受（２６），因“經(jīng)濟民主”一詞本身意味著“政治”進入經(jīng)濟領域。如果不是７０年代開始的世界經(jīng)濟危機和國際競爭的加劇，迫使西方開始向“后福特主義”走，他們還將長久地滯留在“福特主義”時代。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毛澤東對于“鞍鋼憲法”在“遠東”出現(xiàn)的強調，象征著中西文明交流碰撞史上的一個嶄新階段的開始。從此，在全球舞臺上，人們再也不能象從柏拉圖到福特的西方思想家那樣，來設想經(jīng)濟與政治的關系了。這就是“毛澤東思想”之最精髓處之所在。無論“鞍鋼憲法”在執(zhí)行中出現(xiàn)過多少失誤，其“經(jīng)濟民主”的精神實質仍是中國迎接２１世紀的寶貴精神資源。

　　注釋：

　　 ①日本的“豐田生產(chǎn)方式”已取消了“功能等級”（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與“職稱等級”（ｒａｎｋｉｎｇ�。瑁椋澹颍幔颍悖瑁�）的對應關系。換言之，職稱高的人并不一定在“團隊合作”中處于發(fā)號施令的地位。見Ｍ．Ａｏｋｉ，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ａｎｄ　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椋睢。簦瑁濉。剩幔穑幔睿澹螅濉。牛悖铮睿铮恚�，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ｌｉ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７５．

　　 ②Ｊ．Ｐｏｎｔｕｓｓｏｎ，“Ｕｎｉｏｎｓ，Ｎｅｗ�。裕澹悖瑁睿铮欤铮纾�，ａｎｄ�。剩铮狻。遥澹洌澹螅椋纾睢。幔簟。郑铮欤觯铩保�ｉｎ�。瑁椋蟆。澹洌椋簦澹洌�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妫铮颉。茫瑁幔睿纾澹�Ｃｏｒｎｅｌｌ，１９９２．

　　③見１９９５年２月１日美國國會議案的原文。

　　④Ｒｏｂｅｒｔ�。裕瑁铮恚幔螅�Ｗｈａｔ�。停幔悖瑁椋睿澹螅ǎ幔睿В簟。模�，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茫铮洌椋妫铮颍睿椋帷。校颍澹螅�，９９４，Ｐ２０９．

　�、菹愀壑形拇髮W的李南雄教授曾對“鞍鋼憲法”在中國上層政治爭論中的作用做過詳實研究。見Ｐｅｔｅｒ�。危�Ｓ．Ｌｅ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幔睿洹。牛悖铮睿铮恚椋恪。遥澹妫铮颍怼。椋睢。茫瑁椋睿幔海保梗矗梗�１９８４，Ｏｘｆｏｒｄ�。眨睿椋觯澹颍螅椋簦�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

　　⑥亞當·斯密：《國富論》，第５頁，商務印書館，１９８１年。

　�、咄�⑥注，第６頁。

　　 ⑧中譯本譯文同⑥注，第２３６頁。此處譯文是筆者根據(jù)英文原著重新翻譯的，比中譯本譯文更準確地反映了斯密對“質量”的看法。

　　 ⑨關于“無庫存生產(chǎn)”和“全面質量管理”的內在聯(lián)系，見Ｒｉｃｈａｒｄ�。樱悖瑁铮睿猓澹颍纾澹颍�Ｊａｐａｎｅｓｅ�。停幔睿酰妫幔悖簦酰颍椋睿纭。裕澹悖瑁睿椋瘢酰澹�，Ｔｈｅ　Ｆｒｅｅ�。校颍澹螅螅�１９８２。

　　⑩同⑥注，第８頁。

　�。ǎ保保�Ｅ．Ｐ．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铮妗。簦瑁濉。牛睿纾欤椋螅琛。祝铮颍耄椋睿纭。茫欤幔螅螅�Ｐ．２３５，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３．

　　（１２）１９世紀法國、英國和德國，由于社會、政治條件不同于美國，故未能系統(tǒng)地、充分地實現(xiàn)斯密式分工體制。見Ｍｉｃｈａｃｌ　Ｐｉｏｒｅ�。幔睿洹。茫瑁幔颍欤澹蟆。樱幔猓澹欤�Ｔｈｅ�。樱澹悖铮睿洹。桑睿洌酰螅簦颍椋洹。校椋觯椋洌澹�Ｂａｓｉｃ�。拢铮铮耄螅�Ｐ．４１，１９８４。

　�。ǎ保常�Ｄａｒｉｄ　Ｈｏｕｎｓｈｅｌｌ�。疲颍铮怼。粒恚澹颍椋悖幔睢。樱�ｓｔｅｍ　ｔｏ�。停幔螅蟆。校颍铮洌酰悖簦椋铮�，Ｊｏｈｎ　Ｈｏｐｋｉｎｓ�。眨睿椋觯澹颍螅椋簦��。校颍澹螅�，１９８４

　　（１４）同（６）注，第８頁。

　�。ǎ保担�Ｋ．Ａｒｒｏｗ　ａｎｄ�。疲�Ｈａｈｎ，Ｇｅｎｅｒａｌ�。茫铮恚穑澹簦椋簦椋觯濉。粒睿幔欤�ｓｉｓ，１９７１．

　　（１６）關于“福特主義”和“穩(wěn)定需求”的內在關系，見Ｍｉｃｈａｅｌ�。校椋铮颍濉。幔睿洹。茫瑁幔颍欤澹蟆。樱幔猓欤濉�，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桑睿洌酰螅簦颍椋幔臁。模椋觯椋洌�，同（１２）注，ＰＰ４９－１３３．

　�。ǎ保罚╆P于蘇聯(lián)式計劃經(jīng)濟是“福特主義”最徹底的實現(xiàn)的詳實研究，見Ｍａｒｋ�。拢澹椋螅螅椋睿纾澹颍�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停幔睿幔纾澹睿澹睿簦�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模椋螅悖椋穑欤椋睿濉。�ａｎｄ�。樱澹觯椋澹簟。校铮鳎澹�，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校颍澹螅螅�１９８８．

　　 （１８）Ｄａｖｉｄ�。危铮猓欤澹�Ｆｏｒｃｅ�。铮妗。校颍铮洌酰悖簦椋铮睿海痢。樱铮悖椋幔臁。龋椋螅簦铮颍��。铮妗。桑睿洌酰螅簦颍椋幔臁。粒酰簦铮恚幔簦椋铮睿�Ｏｘｆｏｒｄ�。眨睿椋觯澹颍螅椋簦�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６４．

　�。ǎ保梗�Ｐｅｔｅｒ　Ｄｒｕｃｋｅｒ，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ｅｗ�。伲铮颍耄�１９７３，Ｐ．１９９，以及Ｐｅｔｅｒ�。模颍酰悖耄澹颍�Ｐｒａｃｔｉｃｅ�。铮妗。停幔睿幔纾澹恚澹睿�，Ｐ．２９４，Ｎｅｗ�。伲铮颍耄�１９５４．

　�。ǎ玻埃╆P于美國２７個卅修改公司法的情況，見Ｓｔｅｖｅｎ　ｗａｌｌｍａｎ，“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桑睿簦澹颍穑颍澹簦幔簦椋铮睢。铮妗。茫铮颍穑铮颍幔簦濉。茫铮睿螅簦椋簦酰澹睿悖��。樱簦幔簦酰簦澹蟆。幔睿洹。疲铮颍恚酰欤幔簦椋铮睢。铮妗。模椋颍澹悖簦铮颉。模酰簦椋澹蟆�，Ｓｔｅｔｓｏｎ　Ｌａｗ�。遥澹觯椋澹鳎�Ｖｏｌ，２１，ＰＰ１６３－９２，１９９１．

　　（２１）Ｓａｕｌ�。遥酰猓椋睿螅簦澹椋睢。澹簟。幔欤�“Ｔｈｅ�。樱幔簦酰颍睢。校幔颍簦睿澹颍螅瑁椋稹�，ＭＩＴ　Ｓｌｏａｎ�。樱悖瑁铮铮欤�１９９３．

　�。ǎ玻玻┵M孝通《行行重行行》，第２４頁，寧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２年。

　　（２３）Ｐｌａｔｏ，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３７０Ｃ．熊彼特在其《經(jīng)濟思想史》中認為柏拉圖尚未達到斯密對分工的分析水平。但對柏拉圖的深入研究，表明他在各個關鍵論點上都與斯密一致。見Ｊ．Ｍｕｒｐｈｙ，Ｔｈｅ�。停铮颍幔臁。牛悖铮睿恚��。铮妗。ａｂｅP潁?伲幔歟澹?保梗梗常?校?保擔埃?

　�。ǎ玻矗�Ｐｌａｔｏ，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４２１Ａ和４３４Ａ．

　　（２５）關于柏拉圖，甚至蘇格拉底的反民主學說，見Ｉ．Ｆ．Ｓｔｏｎｅ，Ｔｈｅ�。裕颍椋幔臁。铮妗。樱铮悖颍幔簦澹�，Ａｎｃｈｏｒ�。拢铮铮欤螅�１９８８．

　�。ǎ玻叮╆P于“經(jīng)濟”這一概念和“家庭”的聯(lián)系以及“經(jīng)濟”在西方思想中的“非政治化”，最深入的研究當推Ｗｉｌｌｉａｍ�。剩幔恚澹蟆。拢铮铮簦�，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Ｏｎ　ｔｈｅ�。停铮颍幔臁。粒颍悖瑁椋簦澹悖簦酰颍濉。铮妗。簦瑁濉。牛悖铮睿铮恚�，Ｃｏｒｎｅｌｌ�。眨睿椋觯澹颍螅椋簦�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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