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社會的知識分子現(xiàn)象，是伴隨著工業(yè)化產(chǎn)生的， 雖然追根溯源，可以從希臘羅馬或春秋戰(zhàn)國時代找到這類現(xiàn)象的雛型。本文無意作詳盡的歷史探源，而只是力圖概括地說明，現(xiàn)代社會的知識分子是怎樣的人：他們是怎樣產(chǎn)生的？如何識別他們？他們的社會位置何在？為什么現(xiàn)在的一些知識分子理論各有所長而又都不盡人意？怎樣的理論架構更有利于對知識分子與社會體制的關系做出社會學的經(jīng)驗研究？等等�！�

　　一、知識分子的概念及其背后　

　　在現(xiàn)代社會生活中，"知識分子"一詞被用得相當?shù)貜V泛。但稍加觀察，就不難看出，不同國度的不同的人們，對它的理解和描述，卻又是五花八門莫衷一是。即使在社會學家當中，分歧也隨處可見�！�

　　著名的知識分子研究專家愛德華·希爾斯（E. Shils）在相當廣泛的意義上，把知識分子定義為任一社會中頗為頻繁地運用 一般抽象符號去表達他們對人、社會、自然和宇宙的理解的人。換句話說，他們是那些從事知識的生產(chǎn)、解釋、教授、傳播乃至于大量"消費"這些知識或管理這些知識的人。

這一定義是寬泛的，因為其認為即使是原始社會也有知識分子，也因為其將諸如閱讀（"消費"）過大量的書籍或管理文化事業(yè)（如博物館工作人員）也囊括進去了。另有一些社會學家則不這般寬泛地使用知識分子的概念。他們傾向于將其限制在以觀念和思想的生產(chǎn)為職業(yè)的人的范圍內，如學者、作家、科學家、藝術家，以及記者和高等院校的部分研究生。他們甚至將那些僅僅從事知識的應用的人，如工程師、建筑師、律師和大夫，也排除在外，更不用說只是"消費"知識或管理知識的人了�！�

　　更有甚者，還有許多人認為這樣來使用知識分子一詞仍嫌太泛。例如馬克斯·韋伯（M.Weber）就把知識分子僅限于那些因為赫然成就而被譽為"文化瑰寶"的人，他們是社會群體的精神領袖。

路易斯·科塞更明確宣稱，大學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必須是"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 法蘭克福學派的思想家們，也向來都主張，知識分子應當是每一時代的批判性良知。"　

　　在這些不同定義的背后，有一點是共同的：定義者們都自認為是定義中的一員。也就是說這都是一些自我定義。

在對這些自我定義作簡評之前，似宜先行追溯一番知識分子一詞的產(chǎn)生過程�！�

　　"知識分子"（Intellectual）一詞最早見于1898年1月23日登載法國 L"Aurore上的一篇文章。

針對法國的一樁案件，一些文人發(fā)表了題為《知識分子宣言》的文章，在其中表明他們對這一案件的肯定態(tài)度。從此，"知識分子"在法國被逐漸廣泛地使用起來。不過，對上述案件持否定態(tài)度的右翼人士是在貶義上使用它的。對這些右翼人士來說，那些自認為代表了民族良知的的藝術家和科學家是很可笑的。一個人怎么能夠根據(jù)自己在一學科領域中的建樹而推出自己也因此就是民族良知代表呢？比如說，一個人憑什么因為自己對文學或數(shù)學有造詣或研究就宣稱自己對政治問題也有裁決權呢？逐漸地，貶義也罷褒義也罷，在法國"知識分子"一詞便成了用來描述那些受過教育但又與傳統(tǒng)和秩序相悖的人，他們有很強的政治抱負，試圖要么直接成為國家的領導者要么間接地影響政策的制定�！�

　　"知識分子"上個世紀末在美國的遭遇也與其在法國的處境很相似：它是一個貶義詞。當時，"知識分子"被用來形容那些命運欠佳的"怪人"：他或者身為工人卻又比大學畢業(yè)生更為博學，或者出身顯貴但拒不認同自己那個家庭，或者雖然受過教育卻沒能完成學業(yè)，或者有知識卻無個性、有才華但沒章法。那個時代的美國，甚至被認為是反知識分子的社會。"知識分子"的狼狽處境只是到了本世紀的三十年代才有所改變。在大蕭條的年代里，似乎社會科學家尤其是經(jīng)濟學家具有化腐朽為神奇、變蕭條為繁榮的超凡絕技。這樣一來，"知識分子"的命運也隨之改變了，它成了一個正面的肯定性的詞匯。　

　　英國的情況同法、美迥異。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文人學者都是在體制內生存并活動的，他們中的許多人，包括伯特蘭·羅素（B. Russell），根本就不把自己視為知識分子，也不愿別人如此稱呼自己。在牛津－劍橋精神的熏陶下，人們逐漸養(yǎng)成了對社會現(xiàn)實的保守習慣，他們也確實在現(xiàn)實中享有許多特權和聲譽。英國社會的一大特點。是后來被稱為知識分子的那批人具有很高的同質性，而沒有分化出一批具有批判精神的人。誠如當今英國知識與知識分子社會學專家阿蘭·斯溫吉烏德（A.Swingewood）所分析的，英國社會特有的保守主義和對社會變遷的敵視，非常有邏輯地滋生出這樣一種環(huán)境，在其中知識分子總是通過占統(tǒng)治地位的政治和社會結構去發(fā)揮作用的。

即使到了本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英國知識分子仍然在根本上對自己的社會秩序是認同的�！�

　　反觀前述社會學家們關于"知識分子"定義的歧見，似乎可以說，希爾斯似的定義的確略嫌過寬，不便于對知識分子現(xiàn)象作歷史和社會的把握；
而科賽及法蘭克福學派式的限制確有讓人感到過窄了，且?guī)в邪阎�識分子理想化的色彩，更何況，僅僅依據(jù)某種心理特征（例如批判精神）區(qū)劃定某種社會成員，也欠充分。　

　　二、知識群體：特定社會的產(chǎn)兒　

　　這到不是說，某些知識分子不能以批判精神為特征，更不是說， 從來就沒有過某些知識分子以其批判精神而凝聚、而著稱的社會。彼德·安德森（P. Anderson）在論及英國知識分子的保守傳統(tǒng)時說過，"英國從來就沒有真正的知識群體"。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知識群體呢？　

　　"知識群體"（Intelligentsia）這個術語是別林斯基（V.G.Belinsky）等俄國、波蘭人在1840年首先使用的。

本來， 這一概念所舉社會學意義不在于它首先被什么人在什么時候發(fā)明、使用，而在于它確實概化了一種社會現(xiàn)象。在十九世紀中葉的俄國、博覽等經(jīng)濟、社會都較西歐落后的國度里，的確存在著一種很特別的知識分子類型：他們受過西方教育在卻身在非西方的環(huán)境中，他們雖有知識卻沒有什么財產(chǎn)，他們在精神上比貴族還高傲但并未獲得上等的職業(yè)和顯赫的地位，他們既遠離社會的普通民眾又拒不認同社會的特權顯貴，雖然后者也受過一流的教育。把這類知識分子凝聚在一起的最明顯的東西，便是他們對現(xiàn)存秩序的不滿和對現(xiàn)行體制的批判。這些知識分子所處的社會，不但經(jīng)濟上是落后的，而且政治上往往也是專制的。

正是因為如此，這些知識分子一開始就是以群體的形式出現(xiàn)而不是一個體的形式出現(xiàn)，這也是他們?yōu)槭裁幢唤凶髦�識分子的原因。由于他們以其對現(xiàn)實的批判精神著稱，有許多時候也被稱為"批判性的知識群體"。當這樣的知識群體企圖將其批判精神化作具體運作從而引出激烈的社會變革的時候，他們甚至組建秘密社團以求一逞。在俄國，從十二月革命黨人到布爾什維克，在中國，從同盟會到共產(chǎn)黨，都是如此�？梢�，在政治傾向上， 知識群體除了對現(xiàn)狀的批判外，也并非鐵板一塊�！�

　　由此說來，"知識分子"和"知識群體"在概念上的區(qū)別就在于：前者是一些生活在現(xiàn)代西方社會中的思想、觀念 的創(chuàng)造這個人，后者則是身在經(jīng)濟和社會都較為落后的環(huán)境中但又接受了西方形形色色的觀念并因而對現(xiàn)存秩序持強烈批判態(tài)度的群體�！�

　　毋庸贅言，在眾多的社會學家中，并非都如此一致地區(qū)分和使用知識分子和知識群體概念，有的人就把它們同等看待，也有人考慮到1917年后俄國和世界的巨大變化，轉而認為在當今知識群體應用于科技人員總體，而知識分子才是關心時事、批判現(xiàn)實的�！【C合以上諸說，本文主張把知識分子視為這樣一種人，他們在現(xiàn)代社會中通過頻繁使用抽象符號來 創(chuàng)造關于人及其環(huán)境的思想，或者表述他們對于人和環(huán)境的理解，并以此為基本生活內容。

這些人可能批判現(xiàn)實也可能認可現(xiàn)狀，可以被社會容納也可以被公眾嘲諷，也許來自上層社會也許出生平民家庭，或者有大學文憑或者沒有大學文憑......　

　　而知識群體，則仍在古典意義上使用為宜，或者，考慮到科技人員在現(xiàn)代社會也總是以群體的形式出現(xiàn)，不妨將古典的知識群體稱為批判性知識群體，而把科技人員叫作技術性的知識群體。需要強調的是，并非每一社會一定皆有知識群體或批判性知識群體，它只是較為落后的社會同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撞擊后的產(chǎn)兒�！�

　　三、曼海姆及其知識分子的"自由漂移"論　

　　如果說，在知識分子概念上社會學家們有著諸多不同見解的話，在有關知識分子的理論框架上，各執(zhí)己見甚至互不相讓的現(xiàn)象就更加明顯了。在這些不同的理論中，卡爾·曼海姆（K.Mannheim）的知識分子"自由漂移"論堪稱最早的經(jīng)典學說之一�！�

　　作為知識社會學的創(chuàng)始人，曼海姆在他1929年發(fā)表的名著《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中，系統(tǒng)地闡發(fā)了他的知識和知識分子理論。他認為，盡管知識現(xiàn)象不應只被視為人們的智力活動的產(chǎn)物，而更重要的是其也應被看作一定的社會歷史環(huán)境孕育出來的成果， 但從事知識的創(chuàng)造、闡釋的知識分子，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社會條件的限制， 因而他們也才能綜合不同社會集團的經(jīng)驗并創(chuàng)造出叫知識的東西來。他借用了阿爾伯特·韋伯（A.Weber)的說法，把知識分子叫作"自由飄游"的人。也就是說，"知識分子是沒有或幾乎沒有根的階層，對這個階層來說，任何階級或等級地位都不能明白無誤地橫加在它身上。""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屬于任何階級的。" 換句話說，知識分子們"可以附歸到本不屬于他們自己的那些階級中去"，也"可以持有任何階級的觀念"或"綜合所有階級的觀念"�！�

　　在曼海姆看來，自由飄游的知識分子有兩大特質：同質性與異質性。同質性意指知識分子都是受教育者，而正是教育使知識分子彼此認同并超乎各個社會階級， 并因而能力動態(tài)地綜合各個階級的不同政治觀念；
異質性正相反，它意味著知識分子在政治觀念上的極度不一致，它們可以支持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張，歸屬截然對立的階級陣營�！�

　　同時具有這樣兩種正好相反的特質的知識分子，何以見得是自由飄游的呢？曼海姆論證到，首先因為知識分子來自社會的幾乎所有領域，其次也因為他們可以為本非自己來源的社會集團效力， 最后還因為他們不想工人或商人那樣直接為其在社會經(jīng)濟生產(chǎn)中的關系所束縛�！�

　　仔細分析這三條原因，會發(fā)現(xiàn)其中每一條都不是不可以討論的。首先，人們的社會身分、地位同他們的出生、根源并不是同義詞，也不必是一一對應的，盡管后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響前者，但根據(jù)一個人或一種人來自其它階層、階級便推論說他或他們是自由漂游來的，卻似欠有力。其次，并非只有知識分子可以為本非自己來源的社會集團效力，這是用不著多非筆墨便可以明白的；
怎么能說知識分子為別的集團效力就一定因為其是"自由漂游"的呢？最后，不想工人或商人那般直接為經(jīng)濟生產(chǎn)所束縛的人，還有政府官員、軍隊將士、警察、法官等等，誰也不會認為他們也是自由漂游的。不被經(jīng)濟所束縛，可以被政治、軍事、法律乃至性別、種族、宗教所束縛�！�

　　回到知識分子的同質性和異質性上來。受教育在現(xiàn)代社會已經(jīng)不只是知識分子的特權了，從政府官員、法官律師、到企業(yè)家、銀行家，以至現(xiàn)代工人、農民許多也都有幸受過教育。進一步說，很難說教育是超社會的，受教育者又怎么進行超社會的綜合呢？就在曼海姆寫《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是時候，在他的國度里知識分子就沒有表現(xiàn)出多少同質性。當時有許多人支持納粹，但柏林政治學院的一些人仍然是自由派人士，而法蘭克福的社會研究所里還聚集了一批左傾的激進份子！知識分子的同質性和全方位綜合能力，更多地只不過是曼海姆的希望和理想。　

　　從知識分子是否自由漂游的角度考慮，異質性比同質性更有意義，可是從曼海姆所論述的異質性本身，只能看出知識分子分屬不同的營壘，還看不出他們是自由漂游的結果。不止于此，從邏輯上說，曼海姆論述的知識分子的同質性和異質性，正好是相互矛盾的。　

　　曼海姆看來自己也意識到了他的"自由漂游"說有欠完善，故他每每用斜體的相對二字去限制他的"自由漂游"說�！�

　　在這里，筆者并非想要完全否定相對自由漂游的知識分子存在。在西歐，至少從文藝復興以來，市民社會的存在，是文人、藝術家、編輯、記者，以及醫(yī)生等等得以存活的條件。學校、報館、劇院、書店、教堂、醫(yī)院等都是在市民社會中存在并起作用的。一般情況下他們并不受到政治社會的直接左右。生活在市民社會中的知識分子，相對說來，可以比較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工作職業(yè)、生活地點、以及學派和傾向�！�

　　但我們不應忘記有過那么一些歷史時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如英國的新教初期和德國的納粹時代，市民社會受到政治國家的粗暴干涉，知識分子也被迫犧牲了他們的"自由"。更重要的是，西歐、北美乃至世界各國的歷史，自近代以來，不只是市民社會的歷史，它更是現(xiàn)代民族國家興起并發(fā)展的歷史。民族國家體制內的知識分子，就沒有多少自由漂游的天地�！�

　　四、知識分子：一個新型的統(tǒng)治階級？　

　　與曼海姆的理論傾向相反，則有把現(xiàn)代知識分子看作是一個新階級的種種嘗試。嘗試之一，是在帕雷托（V.Pareto）、米歇爾斯（R.Michels）等人的精英理論影響下，一些社會學家宣稱，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那些經(jīng)濟不夠發(fā)達的社會中，實及發(fā)生的，并不是社會革命，而只不過是一場"知識分子的政變"。在那里，一些受過西方教育的激進知識分子用軍事革命的手段奪取了政權并從而使自己成了新的統(tǒng)治者。

這一嘗試與其說是理論的，不如說是歷史的。嘗試者們也確實收集并分析了豐富的歷史資料，這一嘗試也從南斯拉夫的前領導人吉拉斯（M.Djilas）的名篇《新階級》一書中得到了佐證。

二十年后，匈牙利的兩位社會學家進而在西方出版了《通往權力之路上的知識分子》，用更新的材料、更細的分析去說明在東歐和蘇聯(lián)的知識分子自五十年代其如何與官員融合并進而組成新階級的�！�

　　《新階級》和《通往權力之路上的知識分子》兩書，占撇開其長短不論，主要論及的蘇聯(lián)、東歐發(fā)生社會變革（革命或"知識分子政變"）以后的政治結構及知識分子在這一結構中的地位。根據(jù)這些社會變革是由知識分子參與并領導的而認為變革本身不過是場"政變"，就如發(fā)現(xiàn)變革后的社會許多官員是由知識分子擔任的便得出知識分子以組成一個新的統(tǒng)治階級一樣，是不夠充分的�！∠啾戎�下，阿爾溫·古爾德納（A.Gouldner）的嘗試和包含在其中的理論，顯得高明和精細得多。1979年，他出版了《知識分子的未來與新階級的崛起》一書。他在書中將西方和那時的蘇聯(lián)集團社會中的知識分子都劃入一個被他叫做"文化資產(chǎn)階級"的名下，認為這個階級在兩種社會中都正在變?yōu)榻y(tǒng)治者。　

　　知識分子在這兩種不同的體制中之所以都被古爾德納劃為一個階級（"文化資產(chǎn)階級"），是因為他認為他們分享著相同的文化背景，也因為他們同生產(chǎn)資料的關系是一樣的。所謂相同的文化背景，古爾德納指的是一種被他成為"批判性話語文化"的東西。這是一套在知識分子中歷史地形成的不成文規(guī)則，其關注于如何使思想的表述具有正當性，且這一正當性并不求助于當局的權威。這套規(guī)則所必然引出的那些自覺自愿的言論，完全是建立在爭論的基礎上的。一言以蔽之，這是一種旨在尋求正當性的特別的話語行為,它是為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和技術性知識群體所共有的�！�

　　為什么說這些不同體制下的知識分子與生產(chǎn)資料的關系也是一樣的呢？古爾德納認為，以批判性話語文化為背景的知識分子，從總體上控制了知識的生產(chǎn)和分配。在他看來，在現(xiàn)代社會中，知識也是一種資本，不過與貨幣資本不同，它不是實體的而是符號的；
但它由于貨幣資本一樣，也可以用來支配人們的收入、地位和權力。古爾德納把這種資本稱作"文化資本"，占有這一資本的人因而也叫"文化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或"文化資產(chǎn)階級"無論在西歐、北美還是在東歐、蘇聯(lián)都正在上升為新的統(tǒng)治階級，因為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等，正日益成為社會發(fā)展的關鍵因素�！�

　　古爾德納的論證，給人以舊瓶裝新酒的感覺，陳套中有著新意。嚴格說來，他論述的批判性話語和文化資本都是有待完善的。"批判性話語文化"無疑蘊含了知識分子的某種特點，其一般說來是為非知識分子所缺乏的。但它舍去了存在于不同學科、不同學派、不同體制下的知識分子中的許多重要差別。比如說，對所謂正當性的理解，就可以有很大的出入。至于說批判性，現(xiàn)在有很多社會學家都意識到，這在技術性知識群體中，至少就社會現(xiàn)象而言，是比較缺乏的。甚至可以假設，技術的一個內在特點，就是把人（技術性知識群體）訓練得穩(wěn)重、精細、保守，從而使他們的工作往往更具有建設性而不是批判性�！�

　　"文化資本"的概念，就更顯粗糙。眾所周知，貨幣資本是可以轉移的。它的持有者可以根據(jù)市場需要或自己對市場需要的預測來決定往鋼鐵或石油或別的什么領域投資。但知識卻不是這樣，一個學土木建筑的學者或學生怎么把他的土木建筑知識"投資" 到紡織業(yè)或服裝設計業(yè)中去呢？再有，在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中，所有權與經(jīng)營權是可以分離的。

貨幣資本的持有者（股東）大可不必自任經(jīng)理，直接參與管理過程。但知識分子是不能如此這般地使自己同其"文化資本"相分離的，他沒有代理人，若要運用知識或"文化資本"，他就必須事必躬親。既然如此，知識還能當作資本嗎？　

　　最重要的還在于，知識、科技等在現(xiàn)代社會中的確越來越重要，但知識分子或者說掌握了知識、科技的人是否因此就稱了統(tǒng)治階級，尚屬疑問。科學的重要性也可看成勞動力的重要性，即是說，現(xiàn)代社會的勞動力，越發(fā)需要由掌握了科技的人來擔當。因此從邏輯上似乎也可以說，現(xiàn)代知識分子猶如古代的農奴、中世紀的農民和近代的工人一樣，不過是當時的主要勞動力而已�！�

　　在古爾德納的"文化資本"理論中，還有一個重大的忽略：西方與蘇聯(lián)社會在體制上的區(qū)別。后者中原沒有西方意義上的市場，因而知識在那里便無所謂是否成了資本。如果蘇聯(lián)體制中的知識分子也正在成為統(tǒng)治階級，則一定不是因為他們占有了"文化資本"。　

　　五、異質性：知識分子的分化　

　　古爾德納與曼海姆的理論取向正好象反。若對這兩種理論也作知識社會學的分析，就不會對它們如此分明的涇渭感到驚異。曼海姆在寫作《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的年代，如前面已經(jīng)提到的，正是歐洲知識分子分化為不同政治派別的時候，這對他認為知識分子可以歸屬到截然不同的社會集團因而是自由漂游的，無疑有著很大的影響。古爾德納則看到了二戰(zhàn)以來東西方社會中科技的日益重要的作用，由此他認定知識分子正在形成一個新的統(tǒng)治階級。如上面所概略地分析的那樣，兩種相反的取向各有所長，又都有所失。它們的一個共同不足之處，在于都試圖用一個模式去讓各類知識分子就范�！�

　　與這類用一個模式去看知識分子取向不同，安東尼奧·葛蘭西（A.Gramsci） 在他的鐵窗生涯期間寫下的那些札記中，把知識分子分為兩類：有機的和傳統(tǒng)的。前者系作為每一社會經(jīng)濟政治體制內的有機組成部分的那些知識分子，他們?yōu)樵擉w制在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整合和霸權而存在、而匯聚、而發(fā)揮作用；
后者則指的是每一社會中游離于體制外的文人、學者、藝術家，以及部分曾經(jīng)屬于前一社會體制內的有機知識分子（另一部分可能以金融如現(xiàn)存體制之中）。葛蘭西之所以稱他們?yōu)閭鹘y(tǒng)知識分子，是因為從傳統(tǒng)上說，那些游離于體制之外的文人、學者才是被公眾當作"真正的知識分子"的人，哪怕他們中的一些人也可能成為未來社會中的有機知識分子的成員�！�

　　葛蘭西的思路是頗有啟發(fā)性的。若用他的劃分方法去看曼海姆和古爾德納的理論，則是否可以說，曼海姆所刻劃的自由漂游的人，正是那些游離于體制外的傳統(tǒng)知識分子，而古爾德納所描繪的新型統(tǒng)治階級成員，不過是體制內的有機知識分子而已。換言之，并非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可以自由漂游，亦非全部知識分子皆成了統(tǒng)治階級的成員。知識分子是分化的�！�

　　這種分化很明顯的不僅是曼海姆所看到的那種異質性，即知識分子在政治觀念上的分野，更不只是古爾德納等人主意到的現(xiàn)象，即他們在專業(yè)研究領域中的分工。而更重要的是，它是對知識分子的社會定位和社會分化的認識的開端。并且，由于看到了有機知識分子與傳統(tǒng)知識分子之間的滲透或位移，即部分前有機知識分子已"淪為"傳統(tǒng)知識分子，某些傳統(tǒng)知識分子可匯入未來的有機知識分子，它提示了一種動態(tài)分析的可能性�！�

　　葛蘭西的札記，卻又是未加整理的。他更不可能作什么經(jīng)驗研究去證實他的思想。他對知識分子的闡述，主要是依據(jù)西歐特別是意大利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當然也包括了他對未來的想象。在劃分上，聯(lián)他那兩個概念在字面上也明顯是不對應的。但這些并沒有妨礙他思想中原生的獨到之處所給予我們的啟發(fā)，正如曼海姆、古爾德納也給了我們極大的思惟空間一樣�！�

　　綜合上述分析，本文試圖對知識分子作一新的劃分。這一劃分將為進一步經(jīng)驗研究的入徑。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筆者曾對知識分子概念的內涵作過扼要陳述。無疑這一陳述是相當抽象的。倘擬進而對知識分子現(xiàn)象作社會學研究，則需考慮其社會定位（及流動）問題。以下劃分即是這樣一種嘗試�！�

　　誠如葛蘭西所看到的那樣，現(xiàn)代社會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tài)體制自身有機地包含有一種知識分子，他們對現(xiàn)存體制的運轉及其在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上的霸權地位起著不可替代的整合作用。為了更明確起見，不妨將這類人稱為"體制知識分子"。與此相應，那些生活在市民社會或類似環(huán)境中傳統(tǒng)意義上的文人、學者、藝術家、科學家等等，與現(xiàn)存體制沒有內在有機聯(lián)系，故稱其為"非體制知識分子"。除了這兩種類型外， 還有一些知識分子與現(xiàn)存體制互不相容，他們致力于批判甚至改變這一體制，這就是"反體制知識分子"。例如俄國社會上世紀末本世紀初的批判性知識群體，就是這種人�！�

　　上述劃分不一定窮盡了現(xiàn)實中的全部知識個體。假如我們對一個社會（如中國）作細致的研究就會意識到，至少在某些歷史時期，是有可能存在許多與三者間過渡的知識分子的，他們甚至也頗具有歷史學或社會學意義。不過作為分析概念，在理論層面上毋需囊括全部的現(xiàn)實個體。體制、非體制、反體制知識分子，從社會定位的角度來看，已經(jīng)概括出知識分子的總貌。這種劃分，不是常見的根據(jù)年齡分為老年、中年、青年，，不是根據(jù)知識水平的高低分為高級、中級、低級，也不是根據(jù)政治見解分為左派、中派、右派，或根據(jù)專業(yè)領域分為人文、科學、技術知識分子，而是根據(jù)他們同社會體制的關系，把他們置于現(xiàn)存的社會結構中，以利于考察他們對社會發(fā)展的參與程度和他們在參與過程中的不同的社會地位。在經(jīng)驗研究中也將表明，就此而論，它的解釋性將強于其它劃分。　

　　有一種理論主張，在蘇聯(lián)似的體制下，只有體制知識分子可以生存。

此論主意到了蘇聯(lián)式體制的某些重要特征和后果，但仔細分析已見諸文字的大量史料，就不難看出，事情的真實面貌要復雜得多。毫無疑問，在一個政治、行政組織地相當嚴密的社會中，所謂的市民社會就會相當有限，因此非體制或反體制知識分子就較難以社會正式成員的身分存在并起作用，也就說，能夠相對"自由漂游"的知識分子就不會很多，反對社會或批判現(xiàn)實的知識分子就更不易生存。然而，并非所有知識分子都是該體制的有機分子。從起源上說，體制知識分子一般地說有相當部分是從其它類型的知識分子中"招募"或轉變過來的。尤其是在一種體制建立之初是這樣。這當然也不是說，任何社會的任何階段，三種知識分子總是按相同或相近的比例存在的，相反，在某些特定的時期，確有可能沒有某種知識分子。英國就有過這樣的階段，其時知識分子都是認同既存體制的，沒有反體制知識分子的存在，如本文曾經(jīng)提到過的那樣。在研究現(xiàn)代中國時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在大約二十余年的時間內，至少在大陸范圍內（臺灣也一樣?），不論是由于什么原因，反體制知識分子也是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的。這里不存在優(yōu)劣好壞的問題，不過是想說明，不同社會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知識分子的類型也是不同的。這也是本文認為曼海姆、古爾德鈉的理論模型不夠周密，從而主張對知識分子作動態(tài)的分類的主要原因�！�

　　六、沒有句號的結束語　

　　體制、非體制、反體制知識分子分類既然是動態(tài)的，對知識分子個人來說，就不存在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式的一錘子買賣或一次性"包辦婚姻"，他或她的社會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更有甚者，隨著大的社會變革時代的到來，不同類的知識分子的總體也是可能移位的。尤其是體制知識分子與反體制知識分子，但社會發(fā)生體制性變革或革命的時候，就極有可能正好相互換位。這在本世紀初的中國和俄國都曾發(fā)生過。而非體制知識分子，當民族文化精神和國家主權尊嚴受到外來威脅的非常時期，也往往不再閉門讀書，遠離塵囂，而是走出書齋，力圖用自己的社會行為而非學術活動去解救危機。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中國就有這類情況。不論危機解救與否，許多人就不再是非體制知識分子了�！�

　　由曼海姆創(chuàng)立的知識社會學，試圖將知識看作是一種受社會制約的現(xiàn)象而不只是人們智力活動的結果。同理，在研究知識分子時，也應將他們置于一定的社會體制中，并考察他們是怎樣受制于這種體制、 由怎樣通過創(chuàng)造關于人和環(huán)境的思想這種智力活動去改變這種體制并進而改變人（包括知識分子）自身的�！�

　　相比而言，知識分子是最不安分的。他們好象不懂得向命運低頭，即使他們已被定位在社會體制的某一環(huán)節(jié)上，他們很可能仍然沒有安身立命之感。在靈魂深處，他們總是漂泊的，他們在漂泊不定中不斷地尋找著歸宿……

　　原載：許紀霖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史論》，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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