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群體性沖突事件是我國轉型時期社會沖突的重要表現形式。本文試圖以變動發(fā)展著的邊界為理論視角，通過對一個沖突案例的解剖，分析其間多元利益群體沖突存在的分歧及引起沖突的利益、權力和權利等構成要素，探究社會沖突發(fā)生的領域，力圖解釋社會沖突與社會結構變遷之間的內在關系，進一步認識構建和諧秩序的微觀社會基礎。

　　關鍵詞：群體性事件沖突邊界和諧

　　一、研究緣由

　　社會沖突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正如英國社會學家達倫道夫所言，一定程度的社會沖突其實是無法避免的[1]，尤其在中國這樣一個處于轉型劇變中的社會。

　　“改革進入‘深水區(qū)’以后，大家才發(fā)現，所有被小心翼翼繞開的問題，最后形成了一種滯后效應，累積成今日無法避開的社會矛盾�！盵2]近二十年來的實踐表明，社會轉型中的結構轉換和同步進行的體制改革，觸動和碰撞了人們的利益、權力關系和價值觀念，增加了社會沖突的可能性；
深化改革中的社會資源分配方式和利益格局的變更所產生的形形色色的利益群體，使得其間的矛盾沖突錯綜復雜，界線模糊；
隨著社會階層的進一步分化，處于社會強勢地位的集團往往影響著社會利益的分配格局，從而導致社會沖突的凸現；
而社會心態(tài)與價值觀的多元化，人口超載與人均資源相對匱乏等特點，以及社會競爭的加劇和各種社會問題的存在更易導致社會沖突的明顯化……從動態(tài)的角度而言，社會轉型是一個舊的社會結構分化解體、新的結構要素生成重構的過程。但一般來說，解體速度與生成速度不可能同步進行，這種異步性易于在要素分化與結構整合之間出現失衡或失調現象，從而使社會資源配置不均，大量社會沖突因素得以產生，社會穩(wěn)定難以持續(xù)維持。

　　因此，伴隨著我國現實社會沖突問題的經驗性積累，急需進行不同視野的學術觀察和理論研究，尤其是需要對一些社會沖突事件進行個案形式的深入研究。這就要求我們在現代化和市場化的背景下，如何分析社會沖突的構成因素、處理各種社會沖突關系、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怎樣的協(xié)調機制和整合模式。

　　近年來，由于社會變遷及經濟發(fā)展的不平衡、利益群體興起以及觀念轉變等問題，社會利益以及相應的干群關系的緊張，人們采取集體行動對抗基層政府的群體性沖突事件時有發(fā)生。這些事件是轉型期社會沖突的重要表現形式，它在某種程度上客觀地反映了社會利益整合及社會秩序狀況，“是一種應得權利和供給、政治和經濟、公民權利和經濟增長的對抗”。[3]本文即是以一起對抗基層政府的群體性事件為研究對象而進行的個案研究，并試圖以該個案的研究為基礎，提出相關問題并進行社會沖突理論方面的探討，進而體現該課題的現實針對性及其學術價值。

　　二、研究個案

　�。ㄒ唬┻x取個案

　　作為研究者，我們很難從人們平靜的生活場景中，洞悉和研究人們相互之間的社會關系。因而，我們選擇“有事情發(fā)生”的——S縣“7·7”沖突事件[4]作為研究個案。因為，“只有當有事情的時候，才能看出誰和誰遠、誰和誰近。只有在這樣的時候，真正的社會關系才能真正地展示出來�！盵5]

　　本文選擇作為個案研究的S縣，具有兩個基本特征：

　　一是從歷史上看，該縣一直處于人多地少、資源匱乏的狀況，為了擺脫饑貧而四方流徙，形成了經商致富、勤儉積累、重視群體、敢于冒險的群體性格，在外地廣泛地流傳著“哪里有市場，哪里就有S縣人”的俗語，并被稱為“湖南的溫州人”。

　　二是在現實方面，國家開放的政策為改革提供了條件，S縣是湖南省第一個民營經濟改革與發(fā)展實驗區(qū)，個體私營經濟在全縣經濟中占居主導地位，相關從業(yè)者占全縣勞動力70％以上。全縣現有各類市場達100多個，其中作為“7·7”事件發(fā)源地的S縣工業(yè)品市場，則是中南地區(qū)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全國10個大型市場之一，因而成為S縣經濟龍頭和命脈。

　　在這兩個特定的背景下，本文將從發(fā)生沖突的特定地方社會之時空坐落出發(fā)，通過對經驗材料的把握和分析，以把握非常態(tài)下問題之所在。

　�。ǘ�）個案概況

　　S縣的“7·7”事件，是一宗因利益分配問題而引起的一起群體性沖突案例，其間充滿著矛盾、沖突甚至大規(guī)�？咕艿倪^程。

　　由于S縣商貿活躍，商品流通發(fā)達，自然也刺激了相關運輸托運行業(yè)的迅速發(fā)展。為此，該縣共有170多家托運站點，分布在縣城各條街道。由于具有“暴利行業(yè)”的性質，加上管理不規(guī)范，有關托運行業(yè)存在著許多突出問題，如非法運輸假冒偽劣商品、開展不正當競爭、豢養(yǎng)黑惡勢力、騙貨盜貨行為、少數掌權者插手托運行業(yè)并從中牟取非法利益等。

　　2002年6月，面對托運市場長期以來非�；靵y的局面，S縣管理部門從整治社會亂源、遏制干部腐敗、促進公共安全而做出整治托運市場的決策（相關管理部門的說法）：將鄰近市場分布的托運站點集中到城郊距市場1.5公里處，另設立一個專業(yè)的托運城，實行“一點一線”的經營模式（即每一處貨物發(fā)往目的地只設立一個托運站），還規(guī)定該縣各市場的貨物流通必須通過托運城，要求經營業(yè)主們交納一定的管理費用，并實施強制性措施嚴禁直接到市場運貨。然而，由于貨運成本上漲、市場內貨物進出不方便而導致利益受損等原因，引起了以工業(yè)品市場內的經營業(yè)主們?yōu)橹骷跋嚓P利益群體強烈的反感情緒。

　　月6日下午4時許，在H市經商的曾某租用一臺車輛到S縣工業(yè)品市場購貨后，停在城郊某車站前，被托運城H市托運站李某等5人，以該車裝載的貨物未經其托運站托運為由，強行把車扣押至托運城，并將車上兩名貨主和司機打傷。這幾人曾到政府尋求一種公道或庇護，但政府管理部門間卻相互推諉。該貨主負傷逃回工業(yè)品市場后，激起了工業(yè)品市場廣大經營業(yè)主們強烈的不平感。他們一致認為，托運站和運管所不該無故扣車并行兇打傷外地商戶，這樣會直接影響到市場的客源。于是，他們欲向托運站討回“公道”或進行報復，對運管部門愈加不滿。

　　7月7日上午9時左右，縣交通局一名干部開車到縣工業(yè)品市場購物，引起曾對規(guī)范整頓托運市場有不同意見經營業(yè)主們的反感，他們誤以為那是貨運稽查車，他們一直為昨日打人事件憤憤不平，認為運政的人又來滋事，于是他們強行將車推出市場后掀翻，并與車上人員發(fā)生沖突，逐漸引起其他經營業(yè)主們及街上過往行人的圍觀。此時，有人趁機將市場四面通道大門掛鎖，制造罷市態(tài)勢，致使市場內經營者蜂涌而沖向場外，不久即圍聚近萬人，又一齊涌向縣委、人大、政府、政協(xié)聯合辦公大樓，還沿路將交管站車輛、警車攔截掀翻多輛。11時30分，人們涌進縣治機關，打、砸其部分公共設施和辦公設備，掀翻或打壞地下車庫停放的車輛多臺。幾乎與此同時，縣公安局、武警駐地、交警大隊、托運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圍堵或沖擊，并伴有財物受損。

　　此次事件規(guī)模影響很大，許多媒體包括一些國外媒體都予以了報道。7月11日，該縣縣委書記被調職離任[6]。

　　事后，該縣管理部門將此次事件稱為“群體性惡性事件”，并將工作目標集中在“確�？h治機關的安全、實施交通管制、維護以工業(yè)品市場為重點的各大市場的經營秩序、處置打砸搶活動、制止非法游行示威活動、勸阻群體越級上訪”。同時，按照“五調整”的方針進一步調整規(guī)范托運市場，即：一是“一線一點”經營模式調整為“一線一點”與“一線多點”自主選擇經營模式；
二是暫停托運城貨管辦的貨物稽查；
三是允許客商自備車輛到邵東各市場直接進貨；
四是停止征收報驗稅。五是調整托運市場布局。[7]

　　然問題并沒有解決�！�7·7”事件發(fā)生之后，該縣還不斷發(fā)生因托運問題而引起的打人、殺人等事件。同時，亦有多起集體上訪事件發(fā)生。

　　2003年2月，有人組織并發(fā)動萬人簽名的《請求停止對S縣托運市場實施壟斷性經營報告》，醞釀第二次“7·7”事件，但最終被遏止。

　　三、研究視角

　　在對此案例進行調查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始終在思考著如下問題：如此一個群體性沖突事件，它們構成沖突的因素及其發(fā)生作用的主要、次要等因素，究竟是什么？在這個沖突事件之中，各種利益的交匯、矛盾，為什么沒有得到應有的安排和調整？也許，各種利益之間的沖突，應當是最重要的問題。那么，各種利益之間及各個利益群體之間，是否存在著一個合適的邊界呢？

　　為此，本文試圖提出一個“邊界沖突”概念，作為該事件研究的一個理論工具。

　　齊美爾曾提出，“也許在各種個人之間以及在各種群體之間的大多數的關系里，界限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重要的。”[8]“恰恰因為在這里，變動、擴展、入侵、融合更加易于理解得多，……它是兩個鄰里之間的那種統(tǒng)一的關系在空間上的表示，也許可以把這種統(tǒng)一的關系稱之為防御和進攻的緊張狀態(tài)�！盵9]“由于社會的存在空間被一些明顯意識到的邊界所包圍，一個社會的特征在內在上也具有共同歸屬性。反之，發(fā)揮相互作用的統(tǒng)一體，每一個要素同每一個要素在功能上的關系，在框定著的邊界之內得到空間的表現�！盵10]“在空間里的一條線上研究這種事件，相互關系在積極面上和消極面上都會變得十分清楚和可靠�！盵11]

　　受齊美爾有關邊界概念的啟示，同時借鑒達倫道夫有關權威關系的論述[12]，我們試圖以變動發(fā)展著的邊界為理論視角，探究社會沖突發(fā)生的領域，搜索現有社會沖突理論所未凸現的沖突因素，為考察利益、權力和權利等社會沖突構成要素與社會沖突之關系提供合理性判據，以期找尋一些可能影響社會沖突的方式或手段。

　　本文用“邊界”這個術語，來描述的既不是各個國家在空間或地域上的中斷，也不是以之譬喻社會和文化上的中斷，而是指區(qū)分相互沖突的某些組織或群體之間的一定界限與相互作用的中介環(huán)節(jié)，亦是一定時期內它們交互作用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活動范圍和領域。劃分邊界的目的，是為了掌握作為一定自組織系統(tǒng)的對象，它的內部條件、外部條件以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據此掌握它們演化的機制、過程與趨勢。

　　因為，處于沖突過程中的社會主體能夠在一定時、空范圍內輸入什么、輸出什么，關鍵取決于該主體與其外界環(huán)境之間在不同范圍內各自在調整、控制能力等方面的對比關系。這種滲透在相互作用過程中不斷變化著的對比關系，實際上決定著其整體調控作用范圍的一定限度的變化，即決定著其邊界的變化，這些變化亦真實地體現著各組成要素作用和范圍的相對界限。

　　因此，邊界問題能夠突出地體現著各社會主體之間、利益群體及其與環(huán)境間關系的復雜性征。本文提出“邊界沖突”的概念，指發(fā)生在邊界的以爭奪利益、權力、權利等為目的，以打擊或削弱或消滅對方為目標而進行的各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和對立。

　　四、個案分析

　�。ㄒ唬┓只�——利益沖突及其邊界

　　人們對利益的認同、維護和訴求是基層社會民主得以內生和發(fā)展的動力基礎�！�7·7”群體性事件發(fā)生的前提，是利益分化以及利益群體的構成。此群體性沖突事件的主角是基層管理階層、市場經營業(yè)主群體和托運業(yè)主群體三方面的非正式群體。每個利益群體都為各自的利益追逐不同的對象，并且試圖保護各群體自身不同的利益取向。下面，我們將對“7·7”事件中行動者的分析，探尋他們如何通過競爭、協(xié)商、合作、談判和交換等形成各方的游戲規(guī)則，借此觀察利益群體的形成過程以及利益群體間沖突發(fā)生的基本脈絡：

　　1、經營業(yè)主與托運業(yè)主群體間的沖突

　　S縣有關管理部門基于有關托運行業(yè)存在的各種問題，試圖改變其混亂的狀況。然而，在整頓托運市場的決策前，并沒有充分考慮經營業(yè)主、托運業(yè)主及相關利益階層的需求和切身利益，造成經營業(yè)主與托運業(yè)主之間激烈的利益沖突。如“一線一站”的經營模式造成了托運線路的壟斷，在失去自由競爭的前提下，一些托運業(yè)主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趁機抬高運價，這客觀上增加了貨運費用，而增加的費用讓市場經營業(yè)主一方承擔。據工業(yè)品市場經營業(yè)主反映，托運市場整頓前后的價格比大約為1：2.5，這種價格壁壘明顯損害了所有市場經營業(yè)主的利益。

　　在調研的過程中，我們以買賣人的身份與工業(yè)品市場內一些經營業(yè)主攀談，他們告知我們：

　　托運原來是搞市場競爭，現在集中到托運城。一是便于管理，二是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集中到那里，便于監(jiān)察管理，象一些錄像帶、磁帶、黃色書等東西，要查的。原來是競爭，現在是壟斷。原來發(fā)一包貨是3、4元，頂多5、6元就可以了，現在是7、8元，有時10元。[13]

　　價格的提升，使得工業(yè)品市場內許多經營業(yè)主和外地進貨的商人，采取自己帶車進貨的辦法，以降低其到專門托運站點進行托運所帶來的利益損失。貨物運輸量的減少，自然引起了新建托運城內托運業(yè)主們的不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為保護他們經營的“唯一性”，托運城貨管辦對外地到S縣進貨的車輛實行稽查，以此方式來推動整頓措施的到位。一些托運業(yè)主也自行上路稽查、非法扣車扣貨，如果與對方交涉無果，就以阻撓運輸等手段挑起事端，尋找種種借口和理由要求對方補償，威脅甚至毆打經營業(yè)主，時常引起事態(tài)擴大、矛盾激化的打人殺人事件[14]。

　　2、托運業(yè)主群體內部的糾葛

　　由于托運行業(yè)是個成本低獲利高的暴利行業(yè)，加上管理不規(guī)范，托運業(yè)主們?yōu)楂@得各自更多的收益，導致行業(yè)內部矛盾突出和競爭非常激烈。

　　當利潤達到百分之百時，人們就不顧一切，而托運就是這樣一個暴利行業(yè)。[15]

　　政府管理部門對托運行業(yè)進行規(guī)范管理，受到多方面的阻力影響，新建的托運市場并沒有按照市場規(guī)則組建真正意義上的公司經營，業(yè)主的經營方法、管理模式都比較落后，“一線一站”的經營模式與S縣自產商品量少、市場占有率低的實際不相適應。同時，沿用個體經營的老套路，致使原170多家托運站業(yè)主組合進入“一點一線”集中經營的只有70多家，余下的托運業(yè)主之利益亦受到沖擊。而留在新托運市場經營的部分托運業(yè)主為了保持巨額的利潤，繼續(xù)變相經營，與未組合上的托運業(yè)主爭奪貨源的矛盾依然沒有得到合理的解決和處置。

　　托運站的問題是很多很多矛盾糾纏在一起，怎一個“黑”字了得，解決了這部分的問題，那個部分的問題又出來了，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根本搞不清楚。托運成本小，但拉關系、買線路牌都是無形的成本，很高。不了解不清楚，一了解嚇死人，太“黑”了！[16]

　　3、經營業(yè)主群體與基層管理階層間的矛盾

　　部分官員在執(zhí)行政策中的走樣，特別是一些干部違法行政，使經營業(yè)主們產生對政府政策的抵觸情緒。S縣相關管理部門的官員也認識到了自身存在的問題：

　　我們在決策過程中，對規(guī)范托運市場后將會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尤其是對工業(yè)品市場個體業(yè)主利益的損害分析研究不夠，沒有制定相應的配套措施。但在方案中，未能出臺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17]

　　當利益雙方矛盾激化時，這些管理官員往往是消極應對、相互推諉、存有等待和觀望的想法，最后導致事態(tài)進一步擴大。

　　縣委、縣政府對群眾反映的這些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去研究措施加以解決，雖然就一些問題作出了規(guī)定，但措施不硬不實，執(zhí)行未能到位，從而使矛盾尖銳化。[18]

　　從這些矛盾問題中，我們也可以發(fā)現科層制下存在著隱性的非正式利益群體。作為政治系統(tǒng)組成要素之一的利益群體無疑對公共政策有著十分重要的影響。因為利益群體不僅是公共政策的主體，也是公共政策的客體，同時還是政策環(huán)境的組成要素。他們?yōu)榱俗陨淼乃嚼�，因此，當某項政策的推行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需求時，在執(zhí)行的過程中會顯得比較的積極和配合；
反之，其可能會出現不合作的態(tài)度，從而導致“信息匾乏”或“信息失真”現象的出現，使得政策難以在實踐層面上得以執(zhí)行。

　　4、托運業(yè)主群體與基層管理階層間的失衡

　　政府收了托運城每個托運老板十萬塊錢，作保險金。[19]

　　雖然政府花了大力氣力圖將托運市場進行規(guī)整，但一些經營業(yè)主仍然用自己包車的方式托運貨物，這降低了托運業(yè)主的收益，自然也引發(fā)了一些托運業(yè)主的不滿：

　　原整頓過程中實行“一線一站”，他們中相當一部分買斷了經營線路，現實行“一線多站”，其他站點又恢復經營，而買斷成本又沒有回收。這些業(yè)主強烈要求有關部門出面制止，其中個別人揚言，如果有關部門不出面制止，他們將自行組織力量進行制止。[20]

　　從這些利益的糾合中，我們可以看出，正式的政府行政機構作為管理階層，與托運業(yè)主非正式利益群體之間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利益絞合。當其對某項政策持肯定的態(tài)度時，他們通常會輸入有利于該項政策制定與實施的信息，以維護該項政策；
相反，當其對某項政策持否定的態(tài)度時，則往往會輸人不利于該項政策推行的信息，以阻礙或反對該項政策的推行。因此說，利益團體對政策監(jiān)控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用。

　　5、其他相關利益者的不滿

　　市場周邊原托運站址出租戶因托運站點的搬遷，從而失卻了其房屋出租和到托運站搞裝卸等收益來源。政府管理部門對于給他們造成的空房損失，只強調了規(guī)范，沒有找到相應的解決途徑，致使他們也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情緒。

　　另外，還有一些人借此事端，發(fā)泄不滿情緒�！�7·7”事件涉及人員眾多，其間關系復雜，情緒高漲，難以理智地對待問題。在這種情形下，部分被政府及有關部門處理過的人員，則試圖利用這種時機，積極參加組織、策劃、慫恿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們參與行動，致使原本可合理解決的途徑偏離正常軌道，導致沖突事件的發(fā)生。

　　正如有學者認為的那樣，社會沖突之所以經常出現，就在于社會群體之間始終存在著利益矛盾和利益斗爭，并認為社會利益關系紊亂是社會群體之間利益矛盾擴大或激化的根本原因，也是社會沖突產生的根源之一[2]。從“7·7”事件中，我們發(fā)現，各利益群體都有明確的利益取向和意識，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并采取行動保護各自的利益范圍，其間不可避免地存在著程度不同的沖突趨勢�！皼_突是社會上不同利益群體，特別是支配群體與被支配群體間對立的產物”[22]。

　　關鍵是利益問題，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7·7”事件是利益沖突，是各種社會矛盾的產物。[23]

　　在社會轉型期，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利益沖突的加劇并表面化，再加上缺乏有效的社會利益均衡機制，導致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沖突常常出現，這是群體性沖突事件最為重要的原因。利益分化與利益積聚同步發(fā)展的趨勢，形成了目前各利益主體間的復雜關系。而這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和身份特征，也就決定了各種權力相互交錯，體制性規(guī)則和習慣性手段相互兼容，形成以經濟利益為表達方式的交叉式綜合結構。這必然會驅使各方努力爭取最有利于自己的利益條件，導致的結果是：“更少利他，更多利己”。如果權利原則缺乏，人們在追求自我利益的過程中發(fā)生利益沖突，就將由于資源配置有利于強者的時候，更易于使強者以侵犯他人利益邊界的方式取得了自己需要的超額實現，弱者愈益處于被剝奪的境地。此時，社會沖突更易于形成。

　　利益邊界空間存在的滲透壓力，其實質乃在于相互間的利益分配。這主要是因為開放求利的不同利益群體雙向滲透時，常有圍繞利益分配而形成的各種摩擦沖突。但所謂沖突似乎并非解不開的死結，在不同利益群體愿意以一個多方接受的利益分配方案落實、兌現其預期利益時，他們即會在多個雙向滲透中通過討價還價達成諒解妥協(xié)。由此可見，利益沖突的邊界也許存在于顯性既得利益和潛在利益的對比中。

　　從利益邊界角度觀察利益沖突與社會穩(wěn)定之間的相關性，就在于：在某種意義上，當利益沖突超過邊界限度或得不到控制時，勢必對社會的存在構成威脅，從而也對社會穩(wěn)定構成威脅�！叭绻�完全沒有社會沖突，政治制度便沒有必要存在，如果完全沒有社會和諧，政治制度也無從建立。”[24]所以， 社會穩(wěn)定的必然要求也就是調節(jié)、緩和利益沖突，把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邊界范圍內，而不是消除利益沖突。實質上，社會穩(wěn)定反映的也是利益沖突邊界相對平衡和緩解的一種狀態(tài)。

　　發(fā)生利益沖突的邊界是在追求利益優(yōu)化的情境下發(fā)生的，包含有反映個體利益、公共利益、社會利益、環(huán)境利益等利益邊界。各類利益主體的利益互動，使利益邊界移動，在一定時候出現臨界現象。處理臨界問題，首先，必須劃定明確的利益邊界線，把握利益相容和增進原則，尋求共生利益。其次，使得利益沖突制度規(guī)范化，實現社會公正。再次，整合利益觀念，確認逐利行為的邊界。對利益沖突進行社會整合的關鍵，是在利益的邊界空間尋找一種利益張力平衡的機制，進而形成一個動態(tài)、合理的社會利益結構。

　�。ǘ�）重疊——權力沖突及其邊界

　　在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政府職能定位不合理和政府職能轉換不到位所帶來的缺陷，引致了許多利益沖突或使利益沖突沒有得到有效的整合。近年來，S縣有關管理部門制訂了一系列鼓勵經濟發(fā)展的政策，但不少政策在執(zhí)行過程中出現“腸梗阻”現象。由于權力本身具有強制性、等級性、擴張性和易腐性等特性，國家公共權力的使用者都容易濫用權力[25]。S縣政府在某些管理方面行為引致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1、政府職能的“錯位”

　　政府職能的“錯位”是指政府干預經濟不當，未能有效克服市場失靈，卻阻礙和限制了市場機制作用的發(fā)揮，導致經濟關系扭曲，社會資源最優(yōu)配置難以實現�！板e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導源于政府的能力，或是由于政府干預超出其邊界等等。與市場相比較而言，政府把持相當大的權力，在市場規(guī)則供給和實施方面卻明顯滯后和不力，有礙市場發(fā)育和經濟增長。

　　S縣政府在整頓托運行業(yè)的過程中，沒有采取符合市場經濟規(guī)律的辦法去解決托運行業(yè)本身存在的問題。矛盾突出表現在托運市場布局問題上。托運市場與商品市場是相互依存、互為表里的，一衰俱衰，一榮俱榮。整頓托運市場就應當充分兼顧各方的利益，使它們共同發(fā)展，互相促進。但政府有關管理部門在整頓決策中未能充分兼顧商品市場與托運市場及其他相關利益階層的切身利益，造成非正式利益群體之間激烈的沖突。

　　有關政府與市場作用的論爭由來已久，政府天然的擴張權力的欲望與市場總是格格不入。行政行為的無限增長會帶來公共政策執(zhí)行的低效率。

　　后來的縣委領導班子換了一班人，整頓工業(yè)品市場，托運城有個整頓托運市場管理辦公室，現在農業(yè)城里面。有人利用這次（“7·7”事件）契機，認為行政干預市場過多，違背市場發(fā)展規(guī)律，政府只能搞宏觀調控。[26]

　　2、政府行為目標的“內在化”傾向

　　政府行為的內在性是指用來確定政府內的行為目標，以及用來歸制和評價政府機構和人員的標準都具有“私人的”內在目標性質。由于公共選擇機制本身的缺陷，使個人目標多元化為起點的公共選擇很難形成一致性的集體決策，結果往往體現政治家和官員的自身利益或某些強勢利益群體的利益，而社會公眾又很難對此施加實質性的影響（即無能為力）。

　　許多被調查的業(yè)主認為，近年來，S縣委、縣政府出臺了一些政策措施，但政令不能統(tǒng)一，在管理上軟弱無力，沒有權威，沒有威信，對職能部門沒有采取強有力的約束措施，從而產生了“政府行為部門化，部門行為個人化，個人行為利益化”的惡果，出現了“縣官不如現管，政府文件不如部門罰條”的怪現象。

　　縣委、縣政府對職能部門幾乎沒有采取任何強有力的約束措施，導致職能部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對民營經濟的發(fā)展不是扶持和保護，而是以執(zhí)法為名、行收費之實；
以規(guī)范整頓為名，行惡化環(huán)境之實。[27]

　　由于政府相關職能管理部門的管理和監(jiān)督不到位，常常出現欺行霸市、強買強賣等市霸行為，導致了許多黑社會勢力參與社會利益整合，甚至出現黑勢力與政府官員媾和的現象，并由此加劇了社會沖突和社會團體犯罪的蔓延。一政府官員說：

　　這個托運利潤很高，成本很低、所以，很多黑白兩道集中在這里。官場的和黑道上的爛仔都想吃這塊輕松飯，所以這種托運行業(yè)，競爭特別激烈。[28]

　　這些在S縣發(fā)生的事實說明了一個問題：我國社會控制形式和手段均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改變了政府的任務和工作方式，并使地方政府和基層社會的關系發(fā)生轉化。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恰好是非正式社會控制機制的作用比正式的社會控制機制（法律、政府、軍警）更重要。因為“軟控制”是利用說服、罰款和利益支配等手段，最容易導致社會成員思想的潛移默化。在舊的非正式控制機制喪失存在基礎的同時，是正式控制機制的低效及嚴重變質，在不少地方中出現了權力和權威真空。在這種情況下，導致了社會控制力量的“多元化”及地方惡勢力的興起，“黑白合流”阻斷中國社會化法治化進程。

　　由于政府處于權力的壟斷地位，具有絕對權威性，作為政府人格化代表的各級官員也居于特殊的位置，手中握有對社會某一部分人行使的大權，而各類法律、行政、輿論監(jiān)督機制對官員的約束作用又不強，從而使得官員們失范行為的成本很低，收益很高，使得其“行為企業(yè)化”和“服務商業(yè)化”，機構型非正式利益群體因此而逐漸形成。由于政府利益主體的混淆，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門考慮問題只從本身利益出發(fā)，追求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不考慮生產力布局是否合理和產業(yè)結構是否優(yōu)化，而是為追求本屆政府的政績而盲目投資，熱衷于鋪攤子、上項目，甚至政府管理部門直接投資競爭性項目，強令金融機構為政府項目貸“政策款”等。同時，在利益驅動下，原本是政府職責所在的，為社會公眾提供的無償服務也變?yōu)橛袃敺�務�?/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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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政府行為派生的負“外部性”

　　權力的作用可以是正的，也可以是負的，可以是大至無限，也可以微乎其微。這里所指的政府行為側重于政府的參與性經濟職能[29]，它所派生的負的外部性較大，而正面效應相對較小。特別是政府對市場運行過程的過度干預，極易造成尋租行為的泛濫和新的利益分配不公，既不利于市場效率又不利于社會公平目標的實現。

　　由于管理不規(guī)范，S縣托運行業(yè)存在著非法運輸、不正當競爭等許多突出問題，整頓托運行業(yè)、規(guī)范市場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在整頓托運市場時，政府曾明文規(guī)定托運業(yè)主不準抬高運價，允許外地車輛到S縣自由進貨。但在執(zhí)行中，有關管理部門并未認真落實，以致引發(fā)矛盾和沖突。

　　政府與老百姓的關系現在比較緊張，政府不依法辦事，隨心所欲，想怎么就怎么。不依法，強制交保險費，我們依法納稅，S縣作為一個商品集散地，它發(fā)展成現在這種規(guī)模，它中間一定有蠻多的問題，“7·7”事件只是比較突出的一點。人民發(fā)財，環(huán)境好不好，關鍵在于政府的政策到底哪些是好，哪些是壞，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我們和法律有一定距離，不是法律有欠缺，而是執(zhí)行過程中有些不合適。[30]

　　政府政策和國家權力本應追求社會產出和社會福利最大化，但它卻被統(tǒng)治者用來追求租金的最大化。尋租現象的大量存在，這不僅使市場機制扭曲、生產性活動動力下降、經濟活動的交易成本增大，從而損害了市場效率。而且產生了設租、尋租、護租和避租的連鎖反應，導致尋租現象的權力等級化、分區(qū)切塊化和制度定型化，增加了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和整個社會反腐敗的成本與難度，也由此內在地助長了社會官本位意識的上升和政府機構人員對公共權力的非公共運用，是公共權力嬗變?yōu)樗饺藱嗔Φ恼�治過程。

　　干部作風不實，宗旨觀念淡薄，個別干部為政不廉，是引發(fā)“7·7”事件的根本原因。個別干部為政不廉，將權力異化、以權謀私、搞權錢交易，腐敗墮落等等。[31]

　　權力濫用實質上是一種權力異化現象，必然導致腐敗的滋生蔓延，引發(fā)各種社會問題。由于沒有有效的制約，很容易造成對各種社會資源的壟斷和不擇手段地牟利行為的大量出現，某些社會行動者可以采取一種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標準或規(guī)則，使自己在不同的社會場域處于更有力的地位。政府政策和國家權力本應追求社會產出和社會福利最大化，但它卻可能被某些社會行動者用來采取一種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標準或規(guī)則，使其自身在不同的社會場域處于更有力的地位。同時，在權力欲的驅使下，不擇手段爭奪各種權力的行為必然產生沖突。

　　一個社會的穩(wěn)定結構或“均衡狀態(tài)”，首先表現為權力結構的相對穩(wěn)定和均衡。權力與所控制資源成正比關系，權力沖突是社會主體之間為爭奪權力而導致矛盾尖銳化的一種綜合態(tài)勢。而社會主體之間的權力爭奪和沖突，實質上便是對資源控制的爭奪。問題在于如何確定各主體之間的權力邊界。

　　有學者認為，轉型期發(fā)生前，我國是一個政治上高度整合的總體性社會，國家力量滲透到社會各個角落[32]。行政持續(xù)實現就要對行政權力范圍進行科學劃界，退出應撤退的領域，強化應進入的領域。在劃清邊界之后，界限外的領域政府不要界入，界限內的事情要管足管好。強化權力范圍內的行政權力是因為在持續(xù)發(fā)展整體社會中，既要保持效率，又要維護公平，就必須充分發(fā)揮行政機關及時、主動、效率優(yōu)勢，為此，必須確保合理的行政權力得以強化�？梢�，就行政權力而言，需要限制的是權力范圍而非范圍內權力的強度，范圍內的權力必須強化。市場經濟要求合理劃分行政許可的權力邊界——這個邊界既能夠保證使政府有效行使行政管理職權，實現對社會、經濟的宏觀管理，又能夠充分保證市場的內在活力，實現市場本身具有的調節(jié)功能。加速經濟增長的重要任務是在擴大增長要素總量的過程中，通過權力結構的優(yōu)化和權力邊界的明晰，建立起促進和提高要素合力的機制。

　�。ㄈ�）模糊——權利沖突及其邊界

　　目前，S縣經濟發(fā)展步入了經濟發(fā)展調整轉型期，經濟增長速度放慢。在調整過程中，S縣的一些產業(yè)相繼遭到關停清整，觸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同時，市場經濟在由自發(fā)經濟向規(guī)范經濟過渡期間，市場相對低迷，量的擴張受阻，質的提高趨緩，人們思想觀念暫時難以適應。另外，由于市場分配方式的變化，經營業(yè)主對各種負擔的感受更加直接和敏感。而居高不下的負擔容易使他們整體產生心理失衡，一種被剝奪感隨即產生，對體制缺乏認同，易與社會不滿情緒結合在一起。這樣，許多行動者在“法不責眾”、“民意難違”等心理因素影響下，積極參與事件之中。同時，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頻率較快，群情激動，行為愈來愈不受理智的控制，甚至出現一系列破壞行為。這些因素對引發(fā)群體性沖突事件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7·7”事件對s縣的影響，對當時的經濟有影響，沒多久就沒有什么影響。但對人們的心理，膽子大了，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如果遇到類似的事情敢于表達自己的不滿，敢于向政府爭權。[33]

　　從“7·7”事件中，我們可以看到，人們試圖通過非制度手段主動進行利益表達，以自己的權利來限制官員的行政權力。社會轉型期，作為參與社會活動的行動者，他們不復受單一的原則或規(guī)范的規(guī)限，動員各自不同的“行事準則庫”[34]來應付由社會轉變所帶來的新情境。—個常見的現象是，人們往往會選擇自認為對己有利的規(guī)范或觀念，為自己的選擇做出解釋和辯護。在一定的結構限制中，不同的行動者都具有選擇空間，而對某一行動者的選擇做出回應時，其它行動者亦有選擇空間。正是這種互動構成了社會變遷的軌跡：

　　其一，對于中國采取的漸進式改革而言，每一項新制度的產生往往都要經歷一個從實驗到推廣再到完善的過程，因而現實生活中常常會出現政策先于法律、新的政策與法律因為不配套而相互沖撞的現象。在行動者的利益觀念和利益普遍上升的時代，這些漏洞和矛盾，便為違背規(guī)范和主導價值不擇手段謀取個人利益、分割公眾利益的行為與動機提供了大量的機會和托辭[35]。

　　其二，改革在普遍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時，誘發(fā)了社會行動者越來越高的社會期望，便在期望程度和現實生活水平之間形成了越來越大的差距。這種差距的存在，就造成了相對剝奪感的不斷產生和社會不滿情緒的普遍蔓延，這是社會沖突乃至社會動蕩發(fā)生的一個重要的社會心理因素。

　　其三，轉型時期游戲規(guī)則的多元、模糊或不清，可能會造成社會行動者一定程度的無序運動。同時，非制度性參與和非法參與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政治權力運作過程和社會秩序的穩(wěn)定。

　　近年來，S縣經濟發(fā)展步入了經濟發(fā)展調整轉型期，經濟增長速度放慢。面對的是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向完善的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在這一轉軌過程中，新問題不斷出現，觸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加之市場經濟在其發(fā)展和成熟過程中，由自發(fā)經濟向規(guī)范經濟過渡，人們思想觀念不能適應，發(fā)生沖撞，心理失衡，而S縣市場相對低迷，導致量的擴張受阻，質的提高趨緩，更促進了這種心靈失衡，也使一部分人滋生了不滿情緒。社會不滿情緒日益強烈，反體制意識開始形成。由于市場分配方式，經營業(yè)主對各種負擔的感受更直接，對其變化更敏感。而負擔居高不下，容易使他們整體產生心理失衡，導致經營業(yè)主等利益群體對體制缺乏認同，易與社會不滿情緒結合在一起。由于所涉及的問題與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密切相關，所以很容易引起他們的共鳴。于是“積累起強烈的不滿情緒，一旦有外部的政治動員”，或者其利益嚴重受損的情況，“就可能以非理性、難以控制的方式發(fā)泄出來”[36]。而且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頻率很快，經常群情激動，行為越來越不受理智的控制，“卷入其中的人自我意識明顯下降，普遍產生不能自制的興奮、狂熱、憤怒、失望等情緒，最終出現一系列破壞行為�！盵37]這種缺乏約束的集體行動最容易發(fā)生局面難以控制的情況，領導組織這些事件者又大都處于“地下狀況”，無足夠的組織資源掌握那些行為越來越不受理智控制的行動者。有鑒于此，當前更有必要強調樹立參與邊界意識，要求民眾行為參與的適度，將人們的利益表達視為一種權利。

　　權力的邊界重疊，同樣意味著權利和義務關系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相應于博弈均衡狀態(tài)的行為關系決定、形成各自的損益結果的行為邊界，在此邊界范圍內的活動行為就是個體的“權利”。權利沖突客觀必然地存在于所有社會的權利體系和權利分配活動之中，具體地說就是社會主體各自不同的應有權利要求之間、未受法律肯定的應有權利與業(yè)已法定化了的現有權利之間的對抗和磨擦。權利沖突本身構成了一定社會權利體系不斷豐富和走向衡平的動力基礎。

　　就目前社會現狀而言，由歷史傳統(tǒng)力量、現實法治狀況、經濟生活條件、政治體制模式、公眾道德意識等多種因素共同決定，權利沖突特殊地表現為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的沖突、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利的沖突等。

　　從實踐理性角度看，完全消除權利沖突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問題的關鍵在于，把這種沖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應在它們的邊界尋求一個最佳平衡點，構建穩(wěn)定、規(guī)范的良性關系模式，使二者之間保持張力平衡。首先，要給各權利間的關系定位。其次，通過法律規(guī)制合理劃分權限。法律規(guī)制是一個社會的游戲規(guī)則，是人為設定的調節(jié)權利關系的約束條件，具有角色定位、劃定組織行為以及權利和義務邊界的功能。通過法律規(guī)制劃分權限，就是要明確政府權力滲透的邊界和公民權利運行的邊界，在法治軌道上實現對接和協(xié)調運行，以保持公共權力體系內在張力的動態(tài)平衡。

　　權利沖突構成了一定社會權利體系不斷豐富和走向衡平的動力基礎。從社會的意義上講，權利表示著一種社會關系，表示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對個人需求的道德回應之轉變?yōu)榉�律權利所面臨的一個主要困難是對個人角色的社會理解。對個人權利的承認不僅意味著對個人需求和個人身份的個人性的承認，而且意味著對個人需求和個人身份的社會性的承認。因此，權利的發(fā)展，意味著社會結合方式的改進。表面上看，人們對權利的獲享和行使，使個人與個人、民眾與政府、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分裂和對抗得以顯化，但實際上，適度的現代權利制度將容納社會共同體的分裂與對抗并將其保持在適當的邊界范圍內，通過權利義務關系的調整使其得以緩釋。這是解決社會權利沖突的制度化方式。

　　強調對各個利益主體地位的確認，強調權利邊界延伸的度，是以其不侵犯其他所有權主體的利益和權利為限的。依據各個利益主體的權利邊界賦予其相關權限，使每個利益主體能夠在一個限定的約束條件內，通過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來提高整體效率。

　　The Harmonious Order and Boundary of Conflict: A Case Study

　　Li Qiong

　　 [Abstract] The Popular conflict Accidents are the important form to reflect the social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paper research on a conflict case viewd as boundary, through anatomizing the conflict divarication among Poly-profit colony with it’s reason in profit、power and right、exploring the realm of the social conflict, explaining the inner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reformation, looking for some possible way to control social conflict.

　　[Key words] accidents; conflict boundary; Harmonious

　　主要參考文獻：

　　【1】于建嶸．利益、權威和秩序——對村民對抗基層政府的群體性事件的分析【J】．中國農村觀察，2000（4）．

　　【2】方江山．非制度政治參與——以轉型期中國農民為對象分析【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柳新元．利益沖突與制度變遷【Ｍ】．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2．

　　【4】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時代【Ｍ】．上海：學林出版社，(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2002．

　　【5】鮑宗豪 等．社會預警與社會穩(wěn)定關系的深化——對國內外社會預警理論的討論【J】．浙江社會科學，2001（4）．

　　【6】齊美爾．社會學——關于社會化形式的研究【M】．林榮遠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7】李普塞特．一致與沖突【M】．張華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8】達倫道夫．現代社會沖突【M】．林榮遠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9】奧爾森．集體行動的邏輯【M】．陳郁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0】Randall Collins. Conflict Sociology: Toward an Explanatory Science【M】. New York:Academic Press, 1975.

　　【11】Anthony Oberschall. Social Conflict and Social Movement【M】.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71.

　　作者簡介：

　　李瓊（女，1978—） 復旦大學博士后 華東理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副教授 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發(fā)展社會學

　　聯系方式：上海市梅隴路130號華東理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200237）

　　 Email：liqiong102@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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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達倫道夫 著，林榮遠譯，《現代社會沖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2]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P1。

　　[3]同1。

　　[4]由于此次事件發(fā)生于2002年7月7日，因而被稱為“7·7”事件。

　　[5]孫立平，《“過程—事件”分析與當代中國國家－農民關系的實踐形態(tài)》，《清華社會學評論》，2000年特輯（1）。

　　[6]中共S縣委辦公室，《縣委2002年6—7月份大事記》，2002年8月19日。

　　[7]參見該縣政府有關“7·7”事件的內部資料。

　　[8]齊美爾 著，林榮遠譯，《社會學——關于社會化形式的研究》，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P467。

　　[9]齊美爾 著，林榮遠譯，《社會學——關于社會化形式的研究》，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P466。

　　[10]齊美爾 著，林榮遠譯，《社會學——關于社會化形式的研究》，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P464。

　　[11]齊美爾 著，林榮遠譯，《社會學——關于社會化形式的研究》，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P468。

　　[12]達倫道夫構建了以“權威關系”為基礎的辨證沖突論，他認為沖突起源于對權力和權威等稀缺資源的爭奪，社會沖突完全是結構性的，而不是心理性的。社會秩序是通過各種組織群體在社會權力關系體系中處于一定的位置來維持的，因此各組織群體都要為此而競爭與搏斗，這是社會沖突與變遷的主要原因。

　　[13]摘自訪談記錄第103號。

　　[14]參見S縣個私協(xié)會工業(yè)品市場分會，《關于托運站聯營和托運站搬遷的情況反映》，2002年6月2日。

　　[15]摘自訪談記錄第210號。

　　[16]摘自訪談記錄第216號。

　　[17]S縣委、縣政府，《關于對S縣“7·7”群體性事件的檢查》，2002年7月27日。

　　[18]S縣委、縣政府，《關于對S縣“7·7”群體性事件的檢查》，2002年7月27日。

　　[19]摘自訪談記錄第112號。

　　[20]參見內部資料第180期，2002年7月23日。

　　[21]畢天云，《論社會沖突的根源》，《云南師范大學學報》，2000（5）。

　　[22]鄭也夫，《代價論——一個社會學的新視角》，三聯書店，1995年版，第37頁。

　　[23]摘自訪談記錄第220號。

　　[24]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譯，新華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頁。

　　[25]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孫立堅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頁。

　　[26]摘自訪談記錄第117號。

　　[27]參見S縣委“7·7”事件處置指揮部優(yōu)化環(huán)境組，《經濟發(fā)展環(huán)境調查報告》，2002年7月22日。

　　[28]摘自訪談記錄第118號。

　　[29]主要指政府對市場經濟的經濟性和行政性干預活動。

　　[30]摘自訪談記錄第108號。

　　[31]S縣委、縣政府，《關于對S縣“7·7”群體性事件的檢查》，2002年7月27日。

　　[32]孫立平，《總體性社會研究——對改革前中國社會結構的概要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季刊》，1993（1）。

　　[33]摘自訪談記錄第201號。

　　[34]1949年以前的道理、緣自集體主義時期的習慣、市場經濟的準則，甚至地方習俗等非制度性因素都在援引之列。

　　[35]章榮君，《當前我國農民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原因探析》，《人文雜志》，2001（1）。

　　[36]董郁立 等，《政治中國》，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頁。

　　[37]丁水木，《社會穩(wěn)定的理論與實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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