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是一個功能性極強的能指。它之所以具有極強的功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并不存在一個確切的所指，或者說，它是一個集能指與所指于一身的自指。難怪其內涵是那么迷離恍惚、捉摸不定�？蛇@并不妨礙它成為一個崇高的自我指涉的符號。在這個一切都在急劇變遷、在“爆炸”的時代，“人文精神”充當著信仰的旗幟、價值的尺標。斯文掃地，主義沒了，真善美不再時髦，但還有人文精神。

　　謝天謝地，還有人文精神。

　　當然，“人文精神”飄紅，是因了一個巨大的時代尷尬：后現(xiàn)代已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場之際，前現(xiàn)代仍死乞百賴不肯下臺。執(zhí)政黨在思想和組織上完全接受了市場經(jīng)濟觀念后的滾滾商潮，而伴隨這滾滾商潮而來的，卻是道德淪喪和人欲橫流，更是人文知識分子在長期疏遠于廟堂之余，其經(jīng)濟、社會地位的進一步滑落。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jīng)濟大潮中，知識人被市場經(jīng)濟邊緣化了，他們賴以安身立命的“文”也被淹沒在市場經(jīng)濟的汪洋大海中。遂有扛起“人文精神”大旗的必要。在此意義上，“人文精神”是一項現(xiàn)代乃至后現(xiàn)代發(fā)明。畢竟，傳統(tǒng)漢語語境中只有人文，而沒有“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不僅含義豐富，殊難把握，也是一個富于中國特色的詞，不可能準確譯成西語。若不假思索，它很可能不幸被譯成humanism、humanisme或Humanismus。這西語詞從字面上看有只見人而不見文之嫌。若反過來用漢語的“人文精神”（甚或“人文主義”）譯humanism，則多出一個“文”字來。這里的“文”是關鍵，比“人”重要得多。唐孔穎達疏“人文”曰：“圣人觀察人文，則詩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唐君毅認為，“文”使人想到文字、文章、文制、文教、文命、文華等等。這種意義上的“文”，其功能即便不是懲罰，至少也意味著規(guī)訓、教化或抑制，并沒有那種人們動輒強加它身上的高貴品質。當然，文藝復興時期西文中的humanism有做古希臘羅馬學問的意思，但還有一個重要得多的價值義涵，即強調人的尊嚴、肯定人的欲望、張揚人的個性。

　　這里不妨看一看儒學史上的理（在功能上與西方的上帝大致相當）欲之辯。理欲之辯建基在天理與人欲對待、人欲有悖天理因而需加以克制這一認知上，其本質是天人對待、天人沖突。這與經(jīng)典儒學的天人合一的訴求已有不小的距離。故有戴震站出來，以“以理殺人”控訴之、聲討之�？杀鹊那樾危�是文藝復興以降西方人文主義/人本主義價值觀的確立。這意味著神而人的價值轉向，后來更演變成了人的膨脹，神的退隱。當尼采最終出來宣布“上帝死了”，“我們殺死了他”，豈止上帝已被殺死，傳統(tǒng)價值觀幾已統(tǒng)統(tǒng)被殺死。

　　于是有這“美妙的新世界”，這偉大的后現(xiàn)代。在價值和認知的雙重意義上，人文主義已導致這么一種現(xiàn)代乃至后現(xiàn)代景觀：“本質”失去了立錐之地，價值遁入了非非之境。在形而上學死去多年的西方文學理論和批評界，更興起了德里達式的新型形而上學。它是解構主義或反本質主義的�？瓷先�，它也真忙個不停地攻打那形形色色的“本質”，如邏各斯中心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男性中心主義等等。這似乎沒有錯，“政治正確”是也�？墒沁@新型形而上學也無時無刻不在作它那偉大的宣示：解構即存在。因此很難否認它在向著相對主義、虛無主義邁進。從邏輯上講，這新型形而上學對所有價值是不分青紅皂白統(tǒng)統(tǒng)都要解構的。在此強勢話語的統(tǒng)制下，中國文化的同一性不可能不遭受摧殘，主體性原本就十分羸弱的我國西方文學研究也難逃助紂為虐、為虎作倀的命運。

　　所以，我國外國文學研究在面對這只秀色可餐的鮮果時，千萬別忘了自己的文化主體性和學術主體性，千萬要記住這僅僅是一只可吃的對象。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避免被它的危險汁液麻醉，被它攝去魂魄，淪為供它享用的肥美大餐。我國外國文學研究要向對待“人文精神”那樣，對形形色色的新型形而上學也應加以批判的審視，恰如其分地將它們看作一套話語策略、一項政治功能、一種大腦的表演、一件皇帝的新衣。

　　2002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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