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比胡適小兩歲，但青年毛澤東與胡適之間卻有極大的距離。遙想當年北大，胡適是大學教授，而毛澤東只是北大圖書館的一個助理員。用唐德剛的話說，胡適這個人，天生是個教書匠。即為教書匠，難免好為人師，不過這實在算不得什么毛病。

　　毛澤東對胡適的態(tài)度，‘也有一個由崇拜到鄙視的過程，這個過程自然與自己的地位變化有關(guān)。毛澤東曾親口對埃德加·斯諾說過，《新青年》時期，他是陳獨秀、胡適之的忠實讀者和祟拜者。但到了后來，這態(tài)度就變化了，他對胡適說他是他的學生，一直耿耿于懷。竺可楨在他的日記中曾記下了這樣一件事。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召集竺可楨、李四光、錢學森等科學家談話，竺可楨在日記中寫到：“他（毛澤東）說昨晚不能睡，因為看了三個消息，一個是印度說共產(chǎn)黨在失敗，次則胡適硬說毛主席是他的學生，毛主席只在邵飄萍那里聽過新聞學課。胡適說日本人占中國四五年，他打不入徽州，因是多山……”（日記第4冊第303頁）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是不承認他是胡適的學生的，而且對這種說法頗為反感。其實這個問題涉及很多史實，大體是能說清的。

　　胡適說沒說過毛澤東是他的學生呢？說過。這要從頭說起。1945年7月，傅斯年作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訪問延安，因為傅與毛是北大舊識，毛單獨同傅談了一個晚上。傅在離開延安時，毛曾前往機場送行，并請傅轉(zhuǎn)達他對胡適的問候。此事在有關(guān)傅斯年的傳記和回憶文章中經(jīng)常提到。傅斯年和胡適的關(guān)系那就不用說了。傅斯年肯定把毛的問候轉(zhuǎn)達給了胡適，這難免使書生氣十足的胡適產(chǎn)生一些幻想。當年8月，日本投降后，國共在重慶和談，胡適即給毛澤東寫了那封著名的信，一開始就說：“傅孟真轉(zhuǎn)述兄問候胡適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胡適來往書信選》下冊26頁）。這封信是托時在重慶的王世杰轉(zhuǎn)的，胡適對王世杰說；
“頃忽起一念，擬發(fā)一電勸告毛澤東君。乞兄與孟真一商。如兄等贊同，乞代為發(fā)出。此是閑人偶爾好事，不必向外發(fā)表也”（同上）。幾天之后，王世杰給胡適發(fā)來電報：“速轉(zhuǎn)胡適之先生：尊電已面轉(zhuǎn)毛先生矣”（同上27頁）。以胡適一生對共產(chǎn)主義的態(tài)度推斷，他是不會想到要發(fā)這樣一封電報的，但由于有傅斯年的延安之行，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的胡適，自然會想不管怎么說，毛澤東如念及當年北大的經(jīng)歷，自己總還是他的老師嘛，如果沒有這個心理，以胡適一貫的態(tài)度，那就沒有這封信了。但后來的結(jié)果使胡適很失望，他自作多情想到了這個學生，但學生已非當年的圖書館助理員，哪里還記得他這個先生呢？1945年，胡適給司徒雷登的回憶錄《在中國五十年》做序的時候，又憶及此事；
“我在對日勝利后不久，竟天真到打了一封長的電報到重慶，以便轉(zhuǎn)交給我的從前的學生毛澤東，我在電文里用嚴肅而誠懇的態(tài)度央求他說……那時候重慶的朋友打電報告訴我，說我的電報已交給毛先生本人。當然我一直到今天還沒有得到回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1895頁）。從這一小事中，足見胡適之的書生氣。

　　胡適確實說過毛是他從前的學生，因為說得不是時候，難免讓被說的人反感。要是退回到20多年前，聽這話的人就又是一種感覺了。

　　1920年7月9日，27歲的毛澤東曾給胡適寫過一信：

　　適之先生：

　　在滬上一信，達到了嗎？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暫不多贅。

　　此頌

　　教安

　　此信見于《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94頁。當時不回信的恐怕是胡適之了，我沒有查胡適的日記，不知他是否收到此信。從毛的信中看，他已不是第一次給胡適寫信了，青年毛澤東對胡適的崇拜也是有據(jù)可查的。1920年毛澤東在給周世釗的一封信中，曾表示過他暫不想出國，而在國內(nèi)研究，他在信中說：“我曾以此間過胡適之和黎邵西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4頁）。在同一封信中還說；
“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chuàng)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在《西行漫記》中，他也對斯諾說過：“那時候，我也遇見了胡適，我去拜訪他，想爭取他支持湖南學生的斗爭”（該書130頁）。

　　20年代初，毛澤東在長沙計劃創(chuàng)辦文化書社的兩份文件中，都把《胡適嘗試集》、《胡適短篇小說》、《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作為最重要的著作來介紹（同上第537、541、542頁），可見胡適在毛澤東心中的位置，人世滄桑，今非昔比，40年代中期，毛澤東已非當年，而胡適之依然是一介書生。

　　公平地說，胡適說毛澤東是他的學生，此話并不過份，因為他們確實在過同一學校，毛還對斯諾說：“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127頁），而毛也確實向胡適請教過。唐德剛也說過，胡適告訴過他：“共產(chǎn)黨里的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不過唐德剛調(diào)侃道：“毛澤東寫得最好的原因是‘我的學生毛澤東’沒有完全遵從他‘老師’指導的緣故”（《胡適口述自傳》202頁）。周策縱還說過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也是受胡適的《沁園春·新俄萬歲》而做的（《胡適雜憶》第281頁）。毛澤東一生與胡適有過諸多關(guān)系，無論是崇拜還是厭惡，胡適在他心中是抹不掉的�！霸谀切﹣黹営[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127頁）。胡適肯定也在這些人中，這種印象幾乎影響了毛澤東一生。

　　謝泳：毛澤東與北大

　　毛澤東在北大的經(jīng)歷是不愉快的，這種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跡，他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特別是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評價，與他早年的北大經(jīng)歷是有關(guān)系的�！段餍新�記》里他對斯諾說過：“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shù)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來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去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西行漫記》第127頁）毛澤東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嚴格說他與北大的關(guān)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圖書館做過三四個月的小職員。40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會面時，億及五四時的北大，傅斯年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泵珴蓶|給傅斯年題字寫的是：“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保ā陡邓鼓晡奈镔Y料選輯》第115頁）從這些細節(jié)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對他當年在北大的經(jīng)歷是有些怨氣的，1949年以后，他也沒有表現(xiàn)出多少對北大的熱情。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給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寫過一封回信：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陳平原《北大校慶：為何改期》，《讀書》1998年第3期第122頁）

　　從這封信的語氣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北大并不熱情，可惜當年新北大的師生并不了解毛澤東的內(nèi)心，還一再請他寫�；蘸皖}詞，雖然毛澤東都做了，但都很平淡。毛澤東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當年在北大的經(jīng)歷，陳平原先生說毛澤東對五四時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對她的校慶相當冷淡，此說也較為勉強，毛澤東對哪一個時期的北大都不熱情。他在“文革”時的名言：大學還是要辦的，不過我這里說的是理工科大學。細想起來，也是他當年北大經(jīng)歷的一種心理折射。蔣夢麟晚年在《新潮》一書的《談中國新文藝運動》中回憶說：

　　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書記，是在我代理校長的時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長室來說，毛澤東沒有飯吃，怎么辦？我說，為什么不讓他仍舊辦合作社？他說不行，都破了產(chǎn)。我說那么圖書館有沒有事？給他一個職位好啦。他說圖書館倒可以給他一個書記的職位。于是我拿起筆來寫了一張條子：“派毛澤東為圖書館書記，月薪十七元�！边@個數(shù)目，現(xiàn)在有幾種不同的說法：根據(jù)我的記憶，明明是十七元，羅志希卻說是十八元，據(jù)他后來告訴我，李守常介紹毛澤東，是他建議的。這些我當時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長室秘書主任兼圖書館主任來和我說的。后來我在昆明，毛澤東有一個很簡單的自傳從延安寄來，里面說是十九元�；蛟S毛澤東所寫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時加上去的。羅志希所記的十八元，可能是因為中國的薪給，習慣上都是雙數(shù)，不會是十七元的單數(shù)�？偠�言之，這些都是沒有關(guān)系的事。

　　蔣夢麟還說，有一次他把這事告訴一個英國的議員，那個議員說，你如果那時多給他一點錢，也許毛澤東就不會變成共產(chǎn)黨了。蔣夢麟說那也難說。這個說法與毛澤東在《西行漫記》中的回憶略有出入，毛澤東說：“李大釗給了我圖書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同上）曾經(jīng)有一段時期，毛澤東住在楊昌濟先生家里，當時梁漱溟常在楊先生家里，他每次來時，都有一個大個子湖南人來給他開門（戴晴《王實味梁漱溟儲安平》），這個人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后來對梁漱溟的態(tài)度發(fā)生過變化，這其中是否也有當年在北大那些不愉快的心理折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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