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10-20年代，大批接受西方現(xiàn)代教育、具有"民主"、"自由"等現(xiàn)代價值觀念的知識分子學成歸國，對中國的思想啟蒙發(fā)揮過重要的影響。從10年代中后期的"新文化運動"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憲政運動"，是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的最輝煌的時代。但是此后不久，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陣營發(fā)生了一次裂變。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以蔣廷黻、丁文江、錢端升等人為代表，轉而成為"新專制主義"的熱心鼓吹者。

　　對于他們思想轉變的原因，學界已有一些論述。如許紀霖先生認為：新式獨裁的鼓吹者"絕非滿腦忠君念頭的舊派人物，而是堂堂留學英美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前不久他們還在熱情地要求民主憲政，而今一旦發(fā)現(xiàn)民主與統(tǒng)一的現(xiàn)實悖論，就以國家統(tǒng)一為軸心由民主轉向了獨裁。"1

　　陳先初先生亦在論述張君勱的轉變時指出："近代中國許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其最初的政治信仰和價值追求都是英美式的自由主義。30年代，由于特殊的社會環(huán)境，他們暫時降低了自由主義的要求而遷就權力主義，企圖以支持現(xiàn)存政權的方式統(tǒng)一全國，抵御外辱，同時換得自己入朝參政的機會。"2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以現(xiàn)實政治壓迫、民族主義情緒和統(tǒng)一穩(wěn)定訴求等客觀原因解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轉變，有充分的事實依據(jù)。我非常贊同。但同時認為，還有兩個因素不容忽視：即中國傳統(tǒng)的"精英政治"觀念的影響和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西方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踐（特別是后者）的隔膜。本文試就這兩個方面談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

　　當我們討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知識構成和思想傾向時，往往會注重其留學英美的教育背景和經歷，而忽略了傳統(tǒng)觀念和意識對他們潛在的影響。

　　筆者認為，正規(guī)、系統(tǒng)的學校教育，對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但社會實在是一所大學校。社會環(huán)境、社會輿論和社會心理對一個人的知識結構和價值觀念的養(yǎng)成，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在考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思想觀念之形成的時候，我們既要看到他們特殊的西方學校教育背景對其政治理念的影響作用，同時也要看到他長期所處的中國社會環(huán)境對他的潛移默化、潤物無聲式的影響。畢竟，他們在出國前和歸國后，是長期處于傳統(tǒng)文化氛圍濃烈的中國社會之中。傳統(tǒng)價值理念的附載形式是多種多樣的。語言、文字、文學作品、傳統(tǒng)典籍、生活習慣、社會風俗、道德觀念等等，都是傳統(tǒng)文化和價值觀念的有形的或無形的載體。

　　格里德在論述胡適思想時曾經指出："在美國作學生的時候，胡適滿懷熱情欣然接受的，是那些他的早期教育已為他奠定下根柢的思想，而且，他只是吸收了與他到美國之前雖未堅定于心，卻也顯露端倪的觀點最為合拍的那些當代西方思想。"3

　　胡適對此也有一定的自覺，他在1927年2月所寫的《整理國故與"打鬼"——給浩徐先生信》中說："平心說來，我們這一輩人都是從古文里滾出來的，一二十年的死工夫或二三十年的死工夫究竟還留下一點子鬼影，不容易完全脫胎換骨。"4

　　我想，他們的這種判斷，幾乎適用于每一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钴S于20--30年代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多有"舊學"的知識背景。在傳統(tǒng)文化氛圍中接受啟蒙教育的時候，一些傳統(tǒng)的政治觀念，如"國家"觀念、"政治精英"意識、封建士大夫的政治道德觀等等，也被深深地植入他們的思想深處。雖然后來的西式教育沖淡稀釋了這些觀念，但有些東西是很難根除的，它們常常存在于潛意識中，并會在言論和行為舉止中不經意地自然地流露出來。

　　根于儒家的入世思想和讀書人的優(yōu)越感（精英意識）。這種源自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的、精神的基因，實與西方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觀念相抵牾。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精英意識，反映在他們對中國廣大民眾"劣根性"的深惡痛絕。就連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胡適，也曾經流露出這種情緒。他在1917年歸國后不久在日記中寫到：

　　"國事危殆，民情混沌，仍無異于我五年前未去國時。。。。。。。我國情去共和資格遠甚遠甚，百人中不可得一人識書字，千人中不可得一人可與道常，百萬人中不必得一人可與言外情，達治理。眾愚如此，吾誠不知與誰言共和也！即真得共和矣，亦數(shù)十人之共和，而非國民之共和也。"5

　　因此，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往往是以一種拯救者的姿態(tài)來自我定位的。對民眾的輕視，和對自身的期許，使得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幻滅、絕望之后，極易喚起關于個人英雄主義和精英意識的記憶。再進一步，就可能發(fā)展成為對有限專制（或開明專制）思想的共鳴。因此，方有胡適"不但勿以帝制攖心，即外患亡國亦不足顧慮"6的悲嘆！

　　從20年代初一度盛行的"好人政府"的主張，到30年代甚囂塵上的"新專制主義"，具體主張不同，但這些主張背后的動因是一樣的，它們都部分地植根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傳統(tǒng)的精英政治觀念，反映出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民主政治缺乏信心。只有明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思想的這層底蘊，才能更深刻地揭示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之傾向"新專制主義"的內在動因。

　　二

　　其次，對西方現(xiàn)代民主政治認知方式的不同，也會造成認識的差異和分歧。

　　分析起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西方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認知，存在兩種不同的方式。大多數(shù)人是從書本上獲得這種認知的。這種認知方式的結果偏重于形而上的價值判斷。這種認知方式在使他們獲得關于民主、自由的抽象理念的同時，造成他們對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形而下部分——即民主政治的實踐部分——缺乏必要的了解。因此，他們關于西方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知識是不完全的。我們甚至可以斷言，有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以自然科學為專業(yè)研究領域的人，雖然在觀念上是趨新的，但他們對西方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本質和若干要素并不了解。這樣，一旦遇到如何在中國實施民主政治改革的現(xiàn)實問題時，難免會產生種種疑問。30年代有關"民主與專制"的爭論中所表露出的種種謬見，即根源于此。

　　胡適屬于另一種類型。他坦承自己有關民主政治的知識主要來源于對美國民主政治實踐的即時觀察，而非源自書本。7這的確是他不同于其他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地方。由于這種獨特的認知方式，他堅決反對把民主政治看成深奧莫測的高頭講章，而極力強調民主政治的平民性和實踐性。（當然，為了說服國人采納民主政治的主張，他不惜把民主政治說成是"幼稚園水平"的政治。其心可鑒，但細究起來，他的說法也未免失之偏頗。正因為如此，他的說法遭到主張"新專制主義"的政論家的質疑。）

　　筆者以為，現(xiàn)代民主政治應該包含形而上（理論）和形而下（實踐）兩個層面。而在實踐的層面里，又包含著基層直接民主和更高層次上的代議制民主兩個環(huán)節(jié)。胡適所謂的"幼稚園"民主政治觀，實際上更多地是指的實踐環(huán)節(jié)中的基層直接民主這個環(huán)節(jié)。胡適的政論文章似乎沒有清晰完整地給出上述關于民主政治的總體結構圖，所以引發(fā)了一些認識上的混亂。

　　此外，從他當時的言論看，胡適民主政治觀的另一個最突出的問題，是他在大量論述民主政治的實踐程序的同時，卻忽略了政治的一個本質內容。他反復申明民眾自決是民主政治的根本要義，但他沒有揭橥公民權利的實質內涵。

　　李大釗曾經指出："蓋人生有欲，政治亦達其欲之一術耳。"8此真可謂至理名言。政治的本質是調處社會關系，直白地講，就是確定社會經濟利益的分配。人們對政治事務的態(tài)度，最終是以個人的、具體的經濟利益為核心的。民主政治也不例外。民主政治以"人性惡"理論和法治觀念為基石，明確承認"民主"、"自由"的私利性，不過同時主張以公共法律的手段加以必要的、合理的限制。民主社會以法律的形式肯定每個公民具有平等的權利，而公民權利不是虛幻的、抽象的東西，它必須落到實處。公民在行使他的權利的時候，總要圍繞一個中心目的，總要有一個取舍的依據(jù)和標準。這個中心目的，這個依據(jù)和標準，在我看來，就是每個公民的切身的經濟利益。換言之，在民主政治模式下，一個公民在對一項法案或一項政府人事變動實施表決時，他所考慮的，絕不是"國家前途"、"民族命運"這類抽象的目標，而是他個人的、切身的經濟利益之得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政治與個人主義和法權觀念是互為表里的。是否承認并保護公民個人的合法權益，實在是真假民主政治的試金石。任何否定個人權利的政治主張，在本質上都是反動的。

　　我不知道胡適是受到"君子恥言利"的傳統(tǒng)觀念的影響，不愿挑明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這個本質，還是他根本就沒有意識到這個本質，總之，他沒有詳細地論述過這個問題，反而說："普通人的知識和能力究竟有限，我們不能期望人人都懂得自己的權利是什么，也不能期望人人都能夠監(jiān)護自己的權利。"9這不能不說是胡適民主政治觀的一個重大缺陷。

至于站在他的對立面反對他的主張的人，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從30年代主張新式專制的政論家的觀點看，中國民眾現(xiàn)代民主意識的匱乏以及他們對國家政治生活的茫然和淡漠，是中國必須實行專制的主要理由。實際上，這是一種邏輯上的本末倒置。

　　關于這個問題，中共的理論先驅惲代英有過精辟的論述：

　　"農人工人的不問國事，卻實在是引導農人工人去進行革命事業(yè)的大障礙。然而這并不是因為農人工人必然與政治絕緣；
他們所以發(fā)生絕緣的現(xiàn)象的，是因為一般所謂政治，不曾注意農人工人切身利害的原故。我們今天所鼓吹的政治知識，都是國際的，或全國的大問題，有時還偏于抽象的理論去了。這自然對于農人工人沒有興趣。我們要引農人工人注意政治，須從一縣、一鄉(xiāng)、一區(qū)、一廠的公共事務說起。我們要請他們大家討論這些事務的利弊，并告訴他們在事實上與理論上曾經有甚么更進步的方法。......我們自應特別提醒農人工人注意他們自身的利益，使他們?yōu)樽陨淼睦�益幫�?，而且亦夾持革命政府，使他能夠實踐這種任務。這樣的事，農人工人沒有甚么不能夠做的。"10

　　胡適也指出："民治主義的根本觀念是承認普通民眾的常識是根本可信任的。"11

　　作為補充，筆者以為，只有在把公民權利抽象為空洞的、"高尚"的"政治權利"之后，才會使得民眾對自己的各種"天賦的"權益一無所知。30年代民眾對政治事務的茫然和淡漠，是公民權利概念泛政治化的結果，而不是必須實行"訓政"和"開明專制"的原因。

　　如果我們確認民眾自決是民主政治的要義，而且確認現(xiàn)實的、具體的、個人的經濟利益是民眾抉擇的主觀依據(jù)和中心內容，那么，借口民眾的文化水準和思想觀念落后而強調民主政治不合中國國情的主張，就顯得十分荒謬。廣大民眾可能無法理解關于民主憲政的高頭講章，但如果允許他們根據(jù)自己的切身利益，就自己身邊的人和事作出理性的判斷和抉擇，完全是可能的。

　　以解放后各地農村的基層民主選舉為例，農民不識字的事實，并不妨礙直接選舉的進行，只要將填表格、填選票的程序改為往候選人身后的碗里投黃豆，一樣可以產生活生生的基層民主政治。這或許是胡適"幼稚園"民主政治觀的一個有力的注腳。

　　三

　　當然，基層直接民主并不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全部內容，現(xiàn)代國家政治生活的內容絕不單單局限于地方社區(qū)事務的決策。因此，直接民主的實施范圍必然是有限的。誠如胡適所言："治國是大事業(yè)，專門的問題需要專門的學識。"12現(xiàn)代民主國家在決定國家內政外交的大政方針的時候，需要專門家的智慧和遠見卓識。職業(yè)化的政治精英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資源。代議制是民主政治的高級形態(tài)，是確保國家政治生活理性化的重要的制度創(chuàng)設。

　　那么，如何理解直接民主與代議制之間的關系？或者說，如何理解普通民眾與政治精英在現(xiàn)代民主政治中的角色定位和相互關系？30年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隔膜，在這個問題上也有所反映。

　　格里德認為："胡適的思想中，存在著民主思想和杰出人物論思想的矛盾。一方面，他贊同以大眾為基礎的政治制度體系，另一方面，他擁護受過高等訓練并具有向前看精神的政治領導人的統(tǒng)治。直到30年代，胡適以一種嘗試性的方式建立了一種這兩者可能在其中共處的雙重政治結構理論時，這種矛盾的局面才得以和諧共處。"13

　　格氏所論及的胡適的思想矛盾，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具有普遍性。他們按照自己的理解，最終在各自的思想中達成"民主思想"和"杰出人物論"的自恰，也可能是事實。但必須指出的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種主觀的自恰，并不必然地表明他們對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深刻理解。有時，情形恰恰相反。就連胡適本人也不例外。

　　胡適在他的政論文章曾經說：民主政治是一種"常識政治"，而開明專制則是"特別英杰者的政治"。(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里，他顯然把民眾自決與精英政治看成相互對立的兩個范疇，分別與"民主"和"專制"（他稱為"開明專制"）兩個概念相對應，而沒有厘清中國傳統(tǒng)的精英政治與現(xiàn)代西方民主政治實踐中的精英政治之差異。這樣，他與論敵的爭論焦點，就不再是是否應該反對專制的問題，而是專制在中國是否有可能實現(xiàn)的問題。14結果導致他的觀點與其論敵觀點的邏輯同構性。

　　胡適上述關于專制和精英政治之關系的表述，對于他當下致力的張揚民眾自決、反對獨裁專制的目標，頗有助益，但對于理性認識西方現(xiàn)代民主政治在不同層面上的運作，效果適得其反。這是他無法說服他的論敵的一個關鍵所在。

　　而他的論敵之一的丁文江，則按照"中體西用"的思路，把傳統(tǒng)的精英政治觀演繹為專制體制下的"專家治國"（或曰"技術官僚治國"），給專制政治罩上了一層"現(xiàn)代"的外衣。丁文江在1934年12月發(fā)表的《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一文中曾經流露出如下的觀點：專制政治的好處是，它對于"現(xiàn)代"國家的本質具有一個清楚的認識，因而它能相應地渴望最充分地利用有文化的杰出人才非常熟練的專門知識。它不僅能避免會削弱國民政府活力的分裂性派別活動，而且它的領導力量，還可以通過把民族利益置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利用中國當前的困難，作為把所有能參加到這個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人團結在其周圍的聚集點。15而且他認為"假如做首領的能夠把一國內少數(shù)的聰明才德之士團結起來，做統(tǒng)治設計的工作，政體是不成問題的。"16

　　筆者認為，傳統(tǒng)專制政治和現(xiàn)代民主政治都包含精英政治的因素�，F(xiàn)代代議制民主政治模式下的精英政治實踐與傳統(tǒng)專制集權政模式下的精英政治實踐的區(qū)別，在于政治精英的產生方式和精英政治的運作方式。在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理論和實踐中，民意是代議制的基礎，代議制在民眾授權的基礎上運作。具體地說，代議制下的精英政治具有以下特征：一、政治精英必須具備必要的文化素養(yǎng)和關于政治的專業(yè)知識，具有良好的行政工作能力；
二、政治精英通過民主選舉產生，而不能自封代表民眾利益；
三、政治精英在競選中獲勝以后，必須實現(xiàn)他對選民的承諾以繼續(xù)獲得選民的支持；
四、在制度上保障民眾有權罷免和替換不稱職和以權謀私的政客。

　　代議制的實行，使得廣大普通民眾不必人人具備政治家的素質和才干，不必人人變成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和民權運動專家，正如在現(xiàn)代社會中，不必人人成為會計師和律師那樣的專門人才的道理一樣。胡適說"憲政并不須人人‘躬親政治"，也不必人人都能夠行使‘創(chuàng)制、復決、罷免"各種政權"，就是這個意思。17在代議制政治實踐中，選民只要確認某一特定的候選人能夠代表他（選民）的利益行事，至于到底他（代理人）采用哪些具體辦法，如何實現(xiàn)既定目標，一概不必過問。這種全方位的政治委托，頗有一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味道。當然，選民對代理人的罷免權不在其中。這是懸在政治精英頸項上的一把尚方寶劍，是普通民眾對政治精英的行為舉止實施有效控制的一種途徑和制衡因素。

　　直接民主與精英政治的這種有機結合，是現(xiàn)代民主政治優(yōu)異于其他政治模式的關鍵所在，也從另一個角度反映出現(xiàn)代民主政治務實、易行的特點。實現(xiàn)理性的民主政治并不需要普通民眾都具備特殊的文化素質和政治素質。只有從這個意義上理解胡適關于"幼稚園政治"的說法，才能與民主體制下的精英政治觀念并行不悖。

　　然而可悲的是，在30年代，能夠理解并接受這種認識的人實在太少。因此，當執(zhí)政者提出民主政治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政治必須奉行"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原則的荒謬論調后，竟然在廣大國人中——甚至在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應者影從。"新專制主義"終于演化為一場全民族的大合唱。

　　更可悲的是，時至今日，"國情論"的鼓噪依然此伏彼起，"新專制主義"的論調依然不絕于耳，隱約可聞。由此可見，中國的思想啟蒙和政治現(xiàn)代化事業(yè)真是任重而道遠��！

　　注釋：

　　1 許紀霖：《無窮的困惑》，第137頁，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8

　　2 陳先初：《評張君勱"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張》，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第4期

　　3 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46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4 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見蔡尚思主編《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124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5 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73頁

　　6 同上，第76頁

　　7 胡適：《再談談憲政》，見劉軍寧主編之《 北大傳統(tǒng)與近代中國》，第172——175頁，中國人事出版社，1998

　　8 李大釗：《民彝與政治》，見《 北大傳統(tǒng)與近代中國》，第46頁

　　9 胡適：《民權的保障》，見《 北大傳統(tǒng)與近代中國》，第113頁

　　10 惲代英：《中國革命的基本勢力》，見《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資料簡編》第327頁

　　11 胡適：《我們什么時候才可有憲法》，見《 北大傳統(tǒng)與近代中國》，第179頁

　　12 同上

　　13 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257頁

　　14 胡適：《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見《 北大傳統(tǒng)與近代中國》，第225——230頁

　　15 格里德：《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第257頁

　　16 丁文江：《我的信仰》，見《 北大傳統(tǒng)與近代中國》，第72頁

　　17 胡適：《我們能行的憲政與憲法》，見《 北大傳統(tǒng)與近代中國》，第16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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