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一個歷史學家的楊小凱
發(fā)布時間:2020-06-04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提起楊小凱,大家都知道是著名經(jīng)濟學家。楊小凱自學成材,“文革”結束后,即發(fā)表經(jīng)濟學論文,得到經(jīng)濟學界專家的好評,并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經(jīng)濟所研究生,但因“政審”未取。1983年,楊小凱以武漢大學講師身份出國留學,完成博士學業(yè)后,曾被哈佛大學等數(shù)家國際著名大學聘為教授,著有《專業(yè)化與經(jīng)濟組織》、《當代經(jīng)濟學與中國經(jīng)濟》等著作。他在1998年出版的《經(jīng)濟學原理》一書,被國際經(jīng)濟學界贊許為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學術成果。一些前輩學者曾期許他是華人世界中最有可能摘取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的人物,對他的英年早逝,無不扼腕痛惜。但是,還有一個作為歷史學家的楊小凱,這是人們鮮有論及的。
楊小凱是少年成名。這個成名并沒有絲毫的少年得意,完全是因禍得名。楊小凱原名楊曦光,出身高干家庭,從小受到的是正統(tǒng)的革命教育!拔幕蟾锩遍_始時,他是湖南長沙一中高一學生。長沙一中是全國重點中學,高干子弟云集,是湖南“文革”風暴的中心。對于這場“大革命”,楊曦光(楊小凱)一開始是抱有革命理想主義的純真和熱忱,非常認真地投入,真誠地相信毛澤東發(fā)動“文革”是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xù)革命”的需要。但“文革”運動的翻云覆雨,使這位單純的青年學生產生了極大的困惑。他開始走出了群眾組織的派別圈子,認真研究毛澤東在“文革”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閱讀了大量馬列主義經(jīng)典作家的書籍,并深入到湖南農村進行社會調查,以求找尋對這場運動的理論解釋。他得出的思考結論是:革命后的中國已經(jīng)形成了一個新的特權階層,“文革”是人民反對特權階層的又一場革命。1968年1月6日,他把自己的這些觀點整理成了一篇文章,名為《中國向何處去》。
《中國向何處去》一文,雖然用的是湖南激進造反派“省無聯(lián)”的名義,但原本是為交流自己思想觀點而寫的個人文章,最初只油印了80份,散發(fā)了不到20份。這篇文章比較系統(tǒng)地表達了激進造反派的理論觀點,是“文革”思潮史上的一份極有價值的重要文獻。
關于這篇文章的主要觀點,楊小凱在三十年后曾有一個簡單論述:“我在文革時寫的‘中國向何處去?’中推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包括直接選舉官員、取消常備軍、取消高薪等等。而實現(xiàn)這種民主的手段卻是激進的革命手段──推翻中國的新特權階級,砸爛舊的國家機器! 《中國向何處去》面世后,當即通過香港流傳到海外,立刻在西方產生了很大反響,被視為“中國大陸第一篇公開批判共產黨特權階層的文章”。美國的“新左派”非常贊同該文的觀點,出了各種英文版本。至今,許多“新左”人物還對這篇文章的觀點情有獨鐘。
文章的異端觀點大大偏離了官方意識形態(tài),為當時運動正要收蓬靠岸的形勢所不容,立即引起“文革”高層的激烈反對。1968年1月底,康生、陳伯達、江青等人在不同場合發(fā)表講話,點名批判《中國向何處去》的“反動”觀點?瞪以理論權威自居,斷言這篇文章絕不是出自一個中學生的手筆,背后一定還有大人物,要抓文章黑手。這篇文章因此成為“中央首長”欽定的“反面教材”,全國各地紛紛組織文章進行批判,作者楊曦光的名字也隨之流傳全國,遠播海外。因為這篇文章,楊曦光成了“反革命政治犯”,判刑十年,母親自縊,父親關押,還株連了許多毫不相干的人們。
在獄中,楊曦光讀了大量中外歷史書籍,分析東西方在推進現(xiàn)代文明進程中的成敗得失,提取歷史的智慧,從根本上改變了原來盲目崇拜革命的觀點,認為歷史上的“革命民主主義”是與現(xiàn)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的東西,決心與其徹底決裂。這個新的覺悟,成了他的研究興趣從政治轉向經(jīng)濟的最初動因。他在獄中刻苦讀書,自學英語和數(shù)學。
十年囹圄的思想煉獄,改變了紅衛(wèi)兵激進派思想家的楊曦光,成就了以后的國際知名的保守主義經(jīng)濟學家的楊小凱。但如果僅僅說到這個程度,還只是艱難困苦,玉汝于成的個人經(jīng)歷,雖然是一部精彩人生的青年人勵志傳記,但并不是本文所說的歷史學家。《中國向何處去》一文,只能說明楊小凱是一個歷史文獻的作者,是歷史的當事人,與本文所說的歷史學家也無干系。為史者,需要有客觀的立場,理性的態(tài)度,保證歷史記述的公正性。由于歷史當事人往往會不自覺地陷入過去的歷史場景之中,難能做到物我兩忘的超然,容易挾入私筆。所以,歷史當事人成為歷史學家者鳳毛麟角,非大智慧者不能為也。
楊小凱是一個具有歷史大智慧者。他后來曾評價《中國向何處去》一文,認為該文雖是當時的知名度最大的,但思想水平并不是最高的。對于“新左”一派仍然堅持“文革”中的激進觀點,他毫不妥協(xié)地表明自己主張現(xiàn)代民主政治的共存和制衡,堅持憲政道路的基本立場。這都說明了他對歷史反思的深刻性,有著難得的客觀、冷靜和理性。筆者許以楊小凱具有真正歷史學家資格的,還是因為他的另一本著作:《牛鬼蛇神錄》。
《牛鬼蛇神錄》是楊小凱1992年完成的一部著作,英文版名字是《囹圄中的精靈》,講述了他在十年監(jiān)牢生活中的親歷親聞。與社會上同類題材的作品不同,該書不是講作者自己經(jīng)歷的苦難風流,而是他作為一個敏感的觀察者,忠實地記錄下了一群“文革”囚犯的人生命運,是一部現(xiàn)場歷史的著述。楊小凱對這部書自詡甚高,他在書的前言中寫道:即使我在世時,此書被人遺忘,但我卻自信“一定會身后成名”。
《牛鬼蛇神錄》記述的是“文革”時期一群囚徒的生活。以囚徒的眼睛觀察社會,切入歷史,這是從一個最為險惡的境地,細微反映社會隱密的獨特視角。作為執(zhí)行國家懲戒的場所,監(jiān)獄關押了給國家社會制造麻煩的眾多囚犯。每一個囚犯,都是一個典型的社會問題。從囚犯之所以成為囚犯的各種情況中,能夠從社會負面反映了這個社會的生存狀況如何,具有觀察和記錄歷史的特殊意義。通過什么人受到了國家的懲罰,懲罰的罪名是什么,懲罰是如何執(zhí)行等情況,就足以清楚一個社會的政治生態(tài)和特有的社會問題。
“文革”錯捕、錯判、錯殺的冤案數(shù)量是空前的。以“一打三反”運動為例,僅1970年2月至11月的十個月間,就逮捕了28萬多人,殺了9952人,這個數(shù)目超過1964年全年的十倍以上。在這個非常時期的監(jiān)獄,關押的人物品流混雜,罪名千奇百怪,既有真正危害社會的刑事罪犯,也有罪不當罰的良民百姓,還有心有異志的反叛人物,堅持信仰的宗教人士……,總之,是匯集了社會上三教九流的“牛鬼蛇神”之地。這或許是楊小凱給該書取名為《牛鬼蛇神錄》的本意:記錄下這些“囚禁中的精靈”的罪與罰、言與行、善與惡,以及國家專政機器實施“殺、關、管、教”的理由和施為,展示出社會背面另一個罕為人知的世界,進而透視整個社會歷史的問題。
作為一部現(xiàn)場歷史的著述,作者既是歷史的當事人,又是歷史的觀察者,主客之間極易混淆。楊小凱卻能夠準確地把握住了歷史敘述的分寸,忠實地記錄下了他在獄中十年親身經(jīng)歷的人和事,既有歷史的現(xiàn)場感,又有審視歷史的客觀和冷靜,既看到了嚴苛的環(huán)境如何扭曲了人性,也看到人性在嚴苛環(huán)境中的閃光。這是難能可貴的史德。他出身優(yōu)越的高干家庭,卻能對底層民眾抱有深切的同情心;
自己的觀點雖是激進造反派,又對保守派的立場有深刻的理解;
遭受著草菅人命的牢獄之災,還依然仗義執(zhí)言去打抱不平;
身處厄運逆境之中,還對周圍的人們抱著敏銳的觀察力……,這些杰出的個人品行,使他在“文革”獄政混亂,濫施刑罰,告密者遍地的污濁環(huán)境中,能夠與周圍的各類囚犯建立了良好的個人關系,取得他們的信任,得到他們輕易不談的故事,從而獲得了比常人更多的隱秘信息。這些來自許多個體經(jīng)歷的隱秘信息和楊小凱勤學深思的背景知識相結合,構成了這本書最初的素材和思想基礎,使這本書的寫作有著他人所不能企及的深刻性。
《牛鬼蛇神錄》的體裁是以人物為主線,講述他們的故事。講故事的歷史敘述方式是讓事實說話,以事寓理,信息量大,解讀空間廣闊。書中列出的主要人物有20多個,各具社會的某種典型性。在這些人物中,有扒手、小偷、強奸犯、殺人犯、“投機倒把犯”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犯”。有“文革”的造反派,有保守派,還有派性武斗的兇手。社會身分有工人、農民、流浪者、“黑市商人”、國民黨時代的舊官吏、干部、教師、工程師、作家、藝人等。楊小凱具有卓越的理解力,具有講故事的天賦。他筆下每個人物的背景清楚,形象生動,情節(jié)細膩,感情真摯。通過這些不同人物的社會角色,人生經(jīng)歷,思想言行和最終命運,敘述了一個一個在那個不無荒誕的時代真實發(fā)生的事情,給世人揭示了他們看不到的社會背部,使這本書有了信史的價值。
楊小凱以一個觀察者的角度講述的這些真實的故事,表現(xiàn)了他敏銳地捕捉歷史脈動的良史之才。他通過這些囚犯的個人命運,揭示了“文革”運動發(fā)生發(fā)展的多重社會主題,歷史內涵十分豐富。在他揭開的幕布下,釋放出了讓人眼花繚亂的歷史信息,使我們看到了熟悉背后的陌生,成說遮蔽下的真實。讓我們愕然而疎然。我們會發(fā)現(xiàn):“文革”派性武斗的殘酷和血腥,竟然是和天真無邪的革命激情綁在一起的;
造反派和保守派勢同水火的觀點分歧,在思想的層面上卻沒有本質的區(qū)別,都是同一爐的意識形態(tài)冶煉出來的;
響應毛澤東號召積極投入“文革”運動的億萬群眾,在貌似集體無意識的行動背后,卻都有著各自不同的最實際的利益訴求;
那些大搞階級斗爭的政治運動,卻是把臆想的“階級斗爭”變成了現(xiàn)實的政治斗爭;
在全社會全面實現(xiàn)“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觀努力,客觀上卻是不斷制造出來更多的政治反對派;
倍受國家嚴厲打擊的地下經(jīng)濟活動所以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地下包工隊”、“黑市場”所以屢禁不止,其生命力的頑強卻是根植于國營經(jīng)濟的效率低下;
在“文革”群眾性的政治動亂中,“造反有理”的邏輯與鎮(zhèn)壓有理的邏輯出現(xiàn)了奇特的組合;
與重新恢復社會秩序的積極意義并行的,卻又是國家有組織推行的政治迫害活動……,這些充滿矛盾、沖突、吊詭的歷史現(xiàn)象,通過一個個具體人物的命運展現(xiàn)出來,構成了多個相互獨立又相互聯(lián)系的主題。這些主題所反映的歷史深刻性,穿透了具體的人物、場景、事件、時段的表象,而徑直地追訴到產生這些問題的社會機理。這樣邪惡的機制是如何生成的?又如何運作起來的?
在楊小凱的書中,講述的最多的是一群政治犯鮮為人知的故事!拔母铩钡囊粋重大特點,就是以“群眾專政”的名義踐踏法律,制造了一個數(shù)量龐大的政治犯群體!拔母铩逼陂g按“公安六條”懲處的大批“反革命分子”中,有滿腹委屈無處傾訴的抱怨者,有冒犯權勢人物尊嚴的犯上者;
有不慎觸犯政治禁忌的無辜者,有憂國憂民的直言者等等類型。這類冤獄故事通常會有一個陳舊老套的主題:一場非理性的運動是如何毀壞了國家的法度。楊小凱講述的興趣所在,不是那些清白人士的冤屈,而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犯,真正想要犯上作亂的“反革命組織案”、“反革命集團案”的案犯。這些政治犯胸懷異志,“圖謀不軌”,秘密政治結社,是試圖反抗社會制度的地下反對派,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分子”。然而,在這類“反革命集團案”的案情中,埋伏著社會動靜的隱秘信息,對歷史研究者極具魅惑力。但由于從事這種政治游戲的危險性,當事人的活動十分詭秘,對父母親友俱是一應回避;
官方為防止效尤,也不會有意披露案件的詳情,因而關于這些政治精靈的歷史記載基本上是缺失的。除了大逆不道的罪名外,社會對他們的事情知之甚少,特別是關于他們的社會背景,思想動機、意識形態(tài)和活動方式,更是局外人很難知曉的。隨著這些政治精靈的肉體消滅,埋藏在他們頭腦中的那些秘密也都歸于了塵土。
感謝楊小凱,是他打開了這扇歷史密門,使我們看到了這些政治精靈“孤苦無告,樹黨強訴”的思想行為軌跡。這些參加地下政治反對派活動的人,幾乎都是在受到體制的嚴重傷害后轉向政治的。屬于是知識分子的,大都與“反右”有關。屬于是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人,大都與階級歧視政策有關。屬于工人、農民的,大都與“大躍進”的大饑荒有關。這些體制性的傷害,不僅激起了他們的生存反抗意識,而且激起了他們的政治擔當意識,“認為自己可以比當政者干得更好”。在這里,革命和反革命并不是由于不同階級的立場,也不是來自敵對階級你死我活的階級斗爭,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個基本事實:一個體制的政敵只能是體制自己造成的。正因如此,地下政治反對派的意識形態(tài)是十分雜蕪的。有些來自蘇聯(lián)模式的傳統(tǒng)社會主義,有些來自臺灣國民黨政權的三民主義,有些來自西方近代的民主自由主義,有些來自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儒、釋、道,甚至還有一貫道燒餅歌之類的神秘卦辭和語義含混的預言。這些地下政治反對派的行動策略上完全是機會主義的。他們試圖利用“文化大革命”允許群眾自由結社的機會,與一些造反派組織有著密切聯(lián)系,借機進行準政黨活動,甚至還寄希望在執(zhí)政集團的內部分裂上。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當政者在大亂之后所開展的“一打三反”運動,也不是完全的空穴來風。在一個對階級斗爭和敵對勢力有著杯弓蛇影敏感性的體制下,一旦局勢穩(wěn)定,秩序恢復,這些地下政治活動的失敗幾乎是必然的。再由此引申開來看人類歷史,如果在一個社會動蕩的亂局中,誰又會是成功者呢?正是在他的那些政治反對派朋友血淋淋的教訓中,楊小凱對他所信奉的革命神圣性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悟到了一個嚴酷的專制體制如何鞏固政權的統(tǒng)治機理,不再相信改朝換代的革命——即不相信革命會推翻專制,也不相信革命能建立民主。
可以認為,正是由于這些囚徒經(jīng)歷的啟發(fā),徹底顛覆了楊曦光從小接受的意識形態(tài)教育,改變了一個原本是革命激進主義者的立場,成就了一個政治保守主義的經(jīng)濟學家楊小凱。所以,當他坦然把十年牢獄轉變他思想觀念的心路歷程如實寫了出來時,正是我們所看到的,一個歷史學家的楊小凱。
2006-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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