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東亞區(qū)域化以中小國家為主導，地區(qū)大國的迅速崛起與地區(qū)多邊合作并行發(fā)展，呈現(xiàn)出旺盛的活力�，F(xiàn)有的結構理論和進程理論難以對東亞地區(qū)的和平與合作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作者提出了一種進程主導型的地區(qū)合作模式，或稱"過程型建構主義"，試圖解決上述問題。"交感而化"是這個模式的核心，亦即通過合作進程吸引大國參與進程并實現(xiàn)漸進式的社會化。進程推動了權力的社會化、孕育合作的規(guī)則和規(guī)范，并且催生集體認同。進程本身是手段也是目的，而第一次東亞峰會作為個案研究，初步驗證了進程主導型模式的作用與局限。

　　「關鍵詞」進程型建構主義；
社會化；
主體間性；
東亞地區(qū)合作

　　一、導語：為什么東亞地區(qū)會出現(xiàn)和平與合作？

　　歐盟是迄今為止最成功的地區(qū)一體化進程的代表。與之相關的著述討論了國際關系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如何避免戰(zhàn)爭，實現(xiàn)合作�！�1」近年來，東亞也出現(xiàn)了多邊地區(qū)主義的勢頭。東亞地區(qū)合作始于1967年東盟的建立，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后又建立了東盟加中、日、韓（"10+3"）機制，東亞共同體建設作為東亞合作的長期目標已經(jīng)得到了正式的確認�！�2」

　　東亞區(qū)域化有兩個引人深思的特點：第一，由中小國家主導。東亞地區(qū)合作與歐洲區(qū)域一體化的模式不盡相同：在東亞地區(qū)合作進程中，中小國家居于核心地位，試圖吸引并整合大國加入其中；
歐洲則是大國（尤其是法國和德國）提出了這一主張并且始終位于區(qū)域一體化進程的核心。第二，地區(qū)大國進入?yún)^(qū)域社會化進程。東亞區(qū)域化的發(fā)展與中國的迅速崛起是同時發(fā)生的。中國、日本和韓國的經(jīng)濟規(guī)模占東亞經(jīng)濟的90%以上。地區(qū)大國是否能夠被社會化并融入東盟主導的地區(qū)規(guī)范體系，這也是東亞區(qū)域化與歐洲一體化不同的一個重要方面。

　　中小國家主導的地區(qū)多邊主義、迅速崛起的地區(qū)大國以及一個以建設共同體為長期目標的地區(qū)，這三者無論是從以往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經(jīng)驗還是從主流的國際關系理論來看，都是罕見的組合。如果一個地區(qū)同質化程度很低，文化、宗教、意識形態(tài)和發(fā)展水平存在很大差異，這個地區(qū)往往被視為沖突多發(fā)的地區(qū)，難以出現(xiàn)長久的和平與繁榮。但是，為什么和平與合作在東盟國家之間持續(xù)了40年、在東亞國家之間持續(xù)了近30年之久呢？

　　二、結構、進程與文化

　　以結構現(xiàn)實主義、新自由制度主義和社會建構主義為代表的三大國際關系理論分別認為，物質權力、國際制度或國際文化導致了和平或戰(zhàn)爭、合作或沖突。

　　在東亞地區(qū)，是否同樣是其中的某個或某些變量導致了這一地區(qū)的國家放棄了沖突的手段，共同參與一個和平與共同發(fā)展的進程呢？對此，我們需要逐一分析。

　　（一）地區(qū)實力結構是和平的必要條件嗎？

　　以華爾茲（KennethWaltz）為代表的新現(xiàn)實主義者認為體系結構是國際關系中的最重要因素。結構是由大國的物質權力分配定義的。「3」權力結構決定單位（民族國家）的行為，進而決定體系的戰(zhàn)爭與和平。新現(xiàn)實主義者一直積極致力于探尋何種結構能夠導致和平與穩(wěn)定，主要的理論有權力過渡論、勢力均衡論、大國協(xié)調論與霸權穩(wěn)定論。這些理論是否能夠解釋東亞地區(qū)的和平與合作？

　　權力過渡論認為，"當非主導國家和主導國家的國家實力不均衡時，能夠最好地維持和平".「4」根據(jù)這種理論，最穩(wěn)定的體系結構是一個主導大國居于頂端、其他國家遠落其后的金字塔式的結構。只有出現(xiàn)實力強大而不滿現(xiàn)狀的挑戰(zhàn)國，才可能造成不穩(wěn)定甚至體系戰(zhàn)爭�！�5」目前，盡管東亞國家在國家大小、人口、政治體制和發(fā)展水平上有很大差異，但是并不存在一個清晰的金字塔形結構。并且，有人認為東亞處于以中國實力上升為標志的權力過渡時期。按照該理論，東亞現(xiàn)在應該是高度動蕩而不是和平與合作。

　　勢力均衡理論認為，當體系內存在幾個實力基本相等的國家時，便可以"通過外交活動、變換結盟以及公開沖突的方式相互制衡".「6」因此，國際體系的制約性和靈活性增大，幾乎不可能形成兩大敵對集團的對抗或者體系性戰(zhàn)爭。在均勢結構中，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具有發(fā)動全面戰(zhàn)爭的能力和意愿。華爾茲稱只要存在無政府狀態(tài)，并且系統(tǒng)由謀求自身生存的行為體構成，均勢政治就會存在。勢力均衡也適用于特殊條件下的兩極體系，例如冷戰(zhàn)時期的國際體系�！�7」一旦均勢存在或是形成，和平就得以維護，一定限度內的合作也就成為可能，但是在東亞地區(qū)并不存在一個清晰的多極或兩極勢力均衡結構。

　　大國協(xié)調論是指幾個大國通過多邊合作來保證地區(qū)穩(wěn)定。一般來說，小國不可能進入?yún)f(xié)調安排，而大國協(xié)調只在諸大國之間存在著維持現(xiàn)狀或避免戰(zhàn)爭的共同利益時才可能出現(xiàn)，而且大國之間不是嚴格的結盟關系，只是在一定范圍內承認共同的規(guī)范和行為準則。

　　1815～1823年的歐洲協(xié)調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8」東亞地區(qū)并不存在形成協(xié)調的若干大國。首先，大國之間尤其是中國和日本這兩個主要大國之間缺少信任。

　　其次，由中小國家組成的東盟作為一個重要的參與者，其作用不能被排除或代替。

　　霸權穩(wěn)定論認為，霸權國實力和體系穩(wěn)定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因果關系。「9」國際霸權是單極結構的一種，是"一個單一國家控制或主導體系中較小的國家".「10」霸權穩(wěn)定論的一個重要假定就是霸權國是霸權體系的主要受益者。為了保證自身利益，霸權國向其他行為體提供公共物品，以維持體系穩(wěn)定。霸權國的實力越強大，國際體系就越趨于穩(wěn)定，體系內的成員也會更加傾向于合作。在東亞地區(qū)并不存在霸權國。

　　日本并不是一個全面的超級大國，而中國仍是一個發(fā)展中國家。此外，東亞的一體化進程并非由大國主導，提供規(guī)范和規(guī)則的是東盟。因此，霸權穩(wěn)定論也很難適用于東亞地區(qū)。

　　總之，在東亞地區(qū)似乎并不存在清晰的地區(qū)結構。

　　沈大偉（David Shambaugh ）曾經(jīng)提出八種可能的國際體系結構模式，但認為沒有一個適用于東亞�！�11」因此，東亞地區(qū)的和平與合作并非是由一個清晰的地區(qū)實力分配結構所導致的。

　　（二）國際制度是地區(qū)合作的重要條件嗎？

　　新自由制度主義發(fā)現(xiàn)，在同樣的系統(tǒng)結構中，國家有時選擇合作而有時選擇不合作。基歐漢（Robert Keohane）指出，新現(xiàn)實主義之所以不能解釋權力結構相同條件下國家行為的不同，是因為忽視了進程這一重要的國際關系因素。他進而將國際制度分離出來，將其界定為國際進程的核心概念，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無政府狀態(tài)并不意味著無序。如果確實存在國際社會的話，那么必然存在秩序、規(guī)則和機制。國際制度通過服務和制裁機制來克服市場失靈，減少無政府狀態(tài)的負面影響，達成合作�！�12」

　　要檢驗這一理論的解釋力，必須考察東亞地區(qū)的制度化程度。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討論的地區(qū)合作模式多是以法律制度和正式制度為基礎，能夠有效制定約束性規(guī)則的高度制度化水平是保證國際制度運轉的必要條件，這也正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核心內容�；鶜W漢理論中自上而下的路徑便是以一個有效國際制度網(wǎng)絡為前提的，歐洲一體化被視為這方面的范例。「13」然而，業(yè)已擴展到覆蓋整個東亞合作的東盟模式強調"非正式性和最小限度的組織性".「14」對于制度主義者而言，"10+3"機制不過是一個松散的合作框架，而并非建立在法理基礎之上的正式制度安排。東亞存在著一種復雜的社會關系網(wǎng)絡，它既充滿活力，又不以硬性規(guī)定約束進程的參與者，所以可以稱為軟地區(qū)主義。

　　由于東亞國家重視協(xié)商一致和舒適度，有效性就會降低。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認為，實質性結果是目的，進展過程只是手段，進程也只在能夠有效地產生結果時才具有意義�！�15」東亞的制度化發(fā)展很明顯是與這種觀點相沖突的。所以，東亞的制度化不符合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論假定：較高的制度化水平是國際合作的重要條件。新自由制度主義的理想模式與東亞多邊合作實踐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前者是結果導向（result -oriented）的一體化，是以法律和制度為基礎的，而后者是以進程為主的（process -focused ）一體化，制度化水平較低，約束力也較弱。

　　（三）觀念結構是身份形成的先決條件嗎？

　　社會建構主義認為觀念結構塑造行為體身份。溫特（AlexanderWendt）建構主義理論中的結構是文化結構而非物質結構，是由觀念分配所定義的�！�16」觀念結構是被掩蓋于實力結構之下的深層結構，是使物質結構具有意義的社會性結構。「17」社會結構是行為體間社會實踐和互動的結果，不同方式的互動可以形成不同的無政府文化�！�18」結構與行為體之間不僅是因果關系，也是建構關系。這其實是在強調主體間互動性及產生這種主體間互動性的進程。事實上，溫特早期的論述的確強調了結構與行為者之間的雙向互動和相互建構，但在《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卻弱化了雙向互構，突出了單向建構，強調體系結構對于行為者身份形成的建構作用，而忽略了行為者對于體系的建構作用。由于這種"必要的忽略"，使得單向建構近乎形成因果關系，進程本身失去了"化"的動力。

　　建構主義的另外一位重要學者費麗莫（Martha Finnemore）討論了系統(tǒng)性要素是如何塑造了行為者的身份、利益甚至行為體的實有存在�！�19」她認為社會結構是不斷深化和擴展的世界文化。國際體系由一系列規(guī)范支配，從提供理性目標和制度建設兩方面對國家進行塑造，不僅規(guī)范行為者的行為，也塑造它們的社會身份和實有存在。「20」存在于國際社會結構中的國家不可避免地要經(jīng)歷社會化的進程，它們會遵循適當性邏輯，接受國際體系中的價值觀、規(guī)范和規(guī)則。但費麗莫的論述也強調體系因素建構了行為體，因此也就成為變相的因果關系論證。

　　主流建構主義理論缺乏對于雙向進程的完整描述，因此我們很難理解一個特定的結構是如何形成的，體系的文化是如何轉化的。實際上，文化集團的身份形成既是自組織的過程，又是選擇的過程；
既是給定的，又是被構建的；
既是自上而下的，又是自下而上的。

　　因此，如果我們把身份建構的"結構-行動者"單向模型應用于東亞地區(qū)時，就會發(fā)現(xiàn)東亞地區(qū)缺乏一個清晰的地區(qū)性觀念結構。對于主流建構主義來說，不能辨清觀念結構，也就無法理解一個充滿敵意與動蕩的地區(qū)如何轉變?yōu)橐粋�和平與發(fā)展的地區(qū)。

　　綜上所述，現(xiàn)有的結構理論和進程理論都不能對東亞地區(qū)的和平與合作做出令人滿意的理論解釋。布贊（Barry Buzan ）和利特爾（Richard Little）曾經(jīng)指出，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主要是基于西方狹隘的歷史經(jīng)驗尤其是威斯特伐利亞的遺產�！�21」對于東亞國際社會來說，這些基于他者經(jīng)驗的理論就出現(xiàn)了超越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話語體系的現(xiàn)象：東亞缺乏一個清晰的權力結構，也不存在一種明確的觀念結構，而且制度化程度很低，但東亞地區(qū)合作卻得以不斷推進。似乎是這一非正式和松散的進程本身塑造了地區(qū)內國家的期望和利益。既然結構建構主義也無法提供合理的解釋，我們能否提出一種借鑒建構主義的進程理論來加以回答呢？

　　三、進程主導的社會建構模式

　　本文試圖通過提出一種進程主導的社會建構模式，或稱"過程型建構主義（p rocess -oriented constructivism）"模式，以期對上述問題提供初步的解答�！�22」進程主導型模式采用了主流建構主義的三個重要觀點：

　�。�1）國家間合作是一個社會過程；
（2）規(guī)范具有重要的建構作用；
（3）文化具有優(yōu)先性�！�23」但是，它弱化了結構建構身份的自上而下的因果型建構主義模式。進程主導型模式的主要論點是：進程在社會化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維持進程就會延續(xù)建構身份的實踐互動。我們所說的進程起關鍵作用，是指進程本身成為實踐活動的中心。如果說行為體進入某種社會性進程，可能是由于利益權衡，那么一旦進入進程之中，就在整合和被整合。行為體仍然權衡利益，但利益的權衡并不意味著它可以任意脫離進程。以進程為主的東亞地區(qū)多邊主義在合作進程中，通過規(guī)范的擴展和對主要國家的社會化，起到了維持地區(qū)穩(wěn)定和促進經(jīng)濟合作的作用。換言之，東亞地區(qū)的和平與合作是不斷發(fā)展的地區(qū)進程的產物。主導型進程模式可用下圖來表示：

　　這個模式的核心是"交感而化"，亦即通過交往互動而導致利益和身份的漸進式變化。東亞一體化進程在不同領域和不同層次上展開合作與磋商，孕育共有規(guī)范和規(guī)則，賦予民族國家之間的互動以意義，催生集體認同，改變地區(qū)內的角色結構，從而規(guī)定行為體的利益，塑造行為體的行為模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東亞一體化代表了一種以進程主導的社會建構模式，通過一體化進程實現(xiàn)漸進式的社會化和吸引主要國家參與進程的能力是這個模式的核心內容。由于行為體在采取行動時設定了目標，該目標與為之付出的努力之間的過程往往被視為"手段"因素。在進程主導型模式中，這一路徑本身既被解釋為手段，也被解釋為目的。如果預設目標的實現(xiàn)可能帶來進程脫軌的危險，行為體寧愿推遲甚至重新設定目標來維持進程的延續(xù)。進程強調的是"關系"，也就是主體間互動本身產生的"化"力。進程主導型模式并不否定結果的重要性，行為體行動的目的是為了取得結果，所以東亞的軟地區(qū)主義也有可能發(fā)展為硬地區(qū)主義。但是，在制度化程度尚低或無法提高的情況下，進程本身的動力和活力保持了地區(qū)的和平與合作。

　�。ㄒ唬┲黧w間性界定的進程

　　進程是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和互動方式�；�動可以產生實質性成果，但更為重要的是互動建構了主體間性。主體間性是在以規(guī)范和規(guī)則為基礎的語境中自我與他者之間交往關系的實質，行為只有在互動的意義上才能產生共有意義。「24」東亞地區(qū)的進程可以用主體間性界定為一個使互動具有意義的實踐進程和關系建構，國際體系的規(guī)范和觀念結構在這一實踐中產生和發(fā)展�！�25」進程性互動關系具有三個特征：第一，國家間的互動實踐產生相互經(jīng)驗和相互期望，確定一個國家相對于其他國家的身份。第二，物質權力通過國家間的實踐互動和表象系統(tǒng)產生了意義。第三，互動實踐使國家不斷調整自己的身份定位。行為體憑借規(guī)范和規(guī)則來賦予行為以意義，使行為體能夠理解世界并且自身的行為能夠被其他行為體所理解。因此，在主體間互動意義上由實踐活動所界定的進程才是有意義的，并能促使體系的政治文化發(fā)生改變。

　�。ǘ�）進程主導的社會化

　　我們將進程定義為產生意義的持續(xù)實踐互動，其中當然有制度內涵。制度具有兩項基本功能：一是為合作提供便利服務，二是建構和重構行為體的利益和身份。理性主義者試圖尋找制度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聯(lián)，卻未能認識到這些結果恰恰是在行為體的利益和身份被塑造的進程之中產生的。進程并不會直接導致這些觀念因素的形成，但是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為建構某種身份認同提供了環(huán)境條件。進程與結果不是因果關系，不是孰先孰后的關系，而是并存并生的關系。

　　進程的維持既意味著觀念、規(guī)則和認同被持續(xù)不斷地建構和再建構，共同利益不斷地被生產和拓展，也意味著這些被建構的規(guī)范、規(guī)則和認同對進程的維持起到了促進作用，即物質與觀念或規(guī)范彼此互動。這種互動的結構產生了行為體之間持續(xù)的社會化，行為體的實踐活動又促進了這種互動的持續(xù)和發(fā)展。因此，進程的維持可能比任何實質性的、立竿見影的結果都更為重要。

　�。ㄈ�）進程孕育的規(guī)則和規(guī)范

　　規(guī)范是行為體廣泛接受的、適當行為的準則�！�26」規(guī)范由規(guī)范倡導者發(fā)起，通過制度化和社會化兩種手段來實現(xiàn)并加以普及�！�27」制度化并非規(guī)范普及的必要條件，它可以先于或后于規(guī)范普及。在東亞，由于對非正式原則的重視和制度建設的滯后，規(guī)范普及顯然主要是通過社會化而非制度化實現(xiàn)的。社會化是"一種機制，新興國家通過這種機制，接受由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所贊成的規(guī)范，據(jù)此改變自己的行為".「28」那么國家加入這一社會化進程的動機是什么呢？國家利益的權衡當然是重要的，但同樣重要的是，國家想要成為國際社會成員與共同體樂于接納成員國的相互需求。當社會化進程開始之后，參加的行為體都會感受到"伙伴壓力"，即"一個地區(qū)許多國家接受新規(guī)范后（對新成員）產生的累積效應".「29」當規(guī)范被廣泛接受以后，就被國家當做理所當然之物內化了。因此可以說，規(guī)則與規(guī)范是在社會化進程中孕育的。在東亞，東盟模式具有非正式性、協(xié)商一致和漸進性三個特征。"東盟模式不僅源于東盟創(chuàng)建國所同意的、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原則，也來源于其長期的互動和調整過程。"「30」當前，東盟的規(guī)范已經(jīng)從較小的東盟國家擴展到較大的中、日、韓三國當中，迄今運轉基本上是成功的。下一步是否會保持這種勢頭，主要取決于東亞合作進程的社會化能力。

　�。ㄋ模┻M程催生的集體認同

　　集體認同是指認同主導規(guī)范和因之確定的相互身份。溫特定義了與集體認同相關的四種主要變量——相互依存、共同命運、同質性和自我約束�！�31」其中"自我約束"是形成集體認同的必要條件，也是核心變量。

　　國家在參與集體認同建設之前首先需要消除被消滅的恐懼，國家必須相信自己的需求會被顧及，自己的個性會被保護。這種信念從本質上講就是對于其他國家自我約束的信任。國家怎樣表現(xiàn)出自己是共同體中具有自我約束力的成員呢？這必須通過互動的進程來實現(xiàn)。在這一進程中，國家強化、內化、習慣規(guī)范，在重復博弈中顯示自己對規(guī)范的服從。國家也可以有意通過犧牲自我利益以保障合作的成功或共同收益，從而打消其他行為體的疑慮。由于自我約束是關鍵變量，且只能表現(xiàn)于互動的進程中，所以說進程催生了集體認同。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我們可以看到高度的相互依存、面對區(qū)域一體化和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共同命運感、不斷增強的共有規(guī)范和大國自我約束的征兆�！�32」

　　當這些方面逐步成熟之時，就會產生源自于這一社會化進程的東亞認同。

　�。ㄎ澹┻M程產生的結果

　　溫特定義了霍布斯、洛克和康德三種文化，并認為它們是遞次進化的，但他未能指出這三種文化之間依次演變的動力。由于體系層次的觀念結構與行為體的表現(xiàn)、對自身相對于其他行為體的身份界定密切相關，所以文化的轉變發(fā)生在行為體的集體認同（包括角色結構）發(fā)生改變的時候。對一種新的角色結構的內化會導致對客觀定位的主觀承諾。當競爭對手變?yōu)榕笥眩�體系結構便由洛克文化轉變?yōu)榭档挛幕�。當然，一個國家的身份轉變會面臨諸多國內和國際的約束，而且只有當改變身份的重要行為體的數(shù)量足夠多、改變的程度超過了臨界點的時候，體系文化才會發(fā)生改變。

　　進程能夠實現(xiàn)互動，通過孕育規(guī)則與規(guī)范改變行為體的角色結構，所以，不同觀念結構之間轉變的動力即蘊藏于進程之中。產生動力的是進程而不是結果。結構現(xiàn)實主義總是試圖尋找業(yè)已成為結果的物質權力結構，并從中推導出某種秩序。它們始終未能在東亞找到這一結構，因而對于存在一個以進程主導的東亞合作模式感到大惑不解，同時也存有極大的戒心。

　　四、個案研究：中國、東盟與東亞峰會

　　過去40年，進程主導型模式在東盟十國中運轉良好，但中、日、韓三國的加入將是對這一模式的巨大考驗。最主要的考驗是由東盟按照東盟模式發(fā)起的共同體建設進程是否能夠成功地吸引這一地區(qū)中較大的國家并使之社會化。根據(jù)上面提出的理論模式，這一問題可以歸結到以下方面加以考察：第一，大國是否在參與過程中改變自我身份并促成角色結構的改變。第二，大國是否接受進程孕育和產生的規(guī)則與規(guī)范。第三，大國是否進行自我約束（包括利益讓步）以維持進程的延續(xù)。如果大國自愿加入這一進程，并且做到以下三點才可以說進程主導型模式的運轉是正常的，即：（1）與其他進程中的行動者由敵對的角色結構向非敵對的角色結構轉變；
（2）接受在進程中形成的規(guī)則和規(guī)范；
（3）進行自我約束以維持進程的延續(xù)。我們將選取第一次東亞峰會作為個案對這一模式加以檢驗。

　　（一）中國參與進程：角色結構的改變

　　我們借用角色結構的概念來表示國際體系文化的特征。霍布斯、洛克和康德這三種國際體系文化的角色結構分別被定義為敵意、競爭和友誼�！�33」大國加入某種進程的時候，可以使角色結構發(fā)生變化。從1967年至今，東盟和中國的角色結構從霍布斯文化轉變?yōu)橐月蹇宋幕癁橹鳎�甚至顯現(xiàn)出部分的康德文化萌芽。

　　20世紀60年代，東盟國家將中國視為一個敵對的大國，中國與東盟角色結構是權力政治思維主導的猜忌和敵對文化。中國改革開放之后，希望同周邊國家改善關系，這就涉及一個根本的角色結構轉化問題。

　　1991年中國和東盟確立了對話伙伴關系，角色結構轉化初顯端倪。1997年爆發(fā)的東亞金融危機是一個明顯的轉折點，在中國率先加入下，"10+3"機制得以創(chuàng)建，敵對的角色結構開始向合作的角色結構轉變，并引發(fā)了雙方身份的根本變化�！�34」中國從總體上改變了對東亞地區(qū)一體化的態(tài)度。中國在與東盟國家的合作中不斷采取重要舉措，表明中國約束自身行為、與地區(qū)共享發(fā)展和繁榮的意愿。「35」通過更緊密的經(jīng)濟和安全紐帶以及全面戰(zhàn)略伙伴關系的確立，中國也增強了自身對于東盟的認同。

　　中國對東亞峰會的態(tài)度表現(xiàn)了這種角色結構的變化。召開東亞峰會的構想可以追溯到1990年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議成立的"東亞經(jīng)濟集團".2001年，東亞展望小組提出以構建東亞共同體為東亞合作的遠景目標，"將"10+3"年度首腦會議發(fā)展為東亞峰會".「36」這清楚地表明，當時預期的結果是在"10+3"的地理范圍內建成東亞共同體。2005年12月，第一次東亞峰會在吉隆坡召開，但突破了"10+3"范圍，包括"10+3"以及印度、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內的16個國家參加了會議。從建設東亞區(qū)域化的構想初步醞釀到"10+3"機制的建立和實施，再到"東亞峰會"被正式提議和正式召開，經(jīng)過15年的歷程。這是不同的規(guī)范和利益競爭的過程，是大國被社會化的進程。中國加入了這一進程并且改變了它與東盟的認同以及中國-東盟的角色結構，尤其是當中國迅速發(fā)展、實力不斷加強的情況下，角色結構的轉變就更加具有意義。所以，角色結構的改變是中國接受東亞峰會的深層原因。

　　（二）進程建構中國：規(guī)范和權力的相互作用

　　作為"10+3"機制的對話伙伴和積極參與者，中國轉變了身份，接受了東盟的規(guī)范。自從中、日、韓三國加入東亞區(qū)域化，一種新的規(guī)范也隨之產生，這就是東盟的領導角色。這是一種規(guī)范的規(guī)范，使東盟國家具有設定議程和提出規(guī)范的主導身份。中、日、韓三國作為地區(qū)多邊進程的一部分，需要接受上述規(guī)范并接受由東盟提出的新的標準和規(guī)范。雖然中、日、韓的物質性實力大大超出東盟，但東盟提出規(guī)則和設定議程的能力卻使其權力地位大大超出其自身的物質性能力。在合作進程中，規(guī)范提供和規(guī)范接受成為一種頻繁的互動形式，從中產生的規(guī)范性力量又起到了維持進程延續(xù)的作用。中國主要通過規(guī)范接受參與了東亞地區(qū)社會化的過程。這種似乎不甚平等的做法一方面維持了東盟的核心地位，但更深層的意義是這種做法維持了進程的延續(xù)。否則，如果主要國家之間為爭奪地區(qū)發(fā)展的領導權而展開激烈競爭，就很可能導致現(xiàn)有多邊區(qū)域化的中斷甚至崩潰，東亞也會回到權力政治的時代。

　　東亞峰會的參與國問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用來考察規(guī)范是如何被提供和被接受的。盡管早在2001年東亞展望小組就提出了將"10+3"領導人會議演變?yōu)闁|亞峰會的建議，但召開峰會的決定直到2004年才最終做出，原因是對于誰有資格成為東亞峰會與會國的問題，各方意見不一。日本最先提出將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納入東亞峰會之中；
「37」中國起初更強調區(qū)域一體化的深化而非擴展；
東盟國家也有不同意見。

　　2005年，東盟達成一致，有條件地同意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印度參加峰會。東盟國家為東亞峰會的與會權創(chuàng)設了三項標準：（1）加入《東南亞友好條約》；
（2）與東盟國家建立對話伙伴關系；
（3）與東盟國家具有廣泛而密切的關系。通過這三項標準，東盟守住了東亞峰會的門檻，并保住了自身在這一機制中的主導地位。

　　隨后，東盟國家將自己的一致意見轉達中、日、韓三國，并希望三國接受東盟意見。2005年12月12～14日，先后召開了東盟峰會、"10+3"領導人會議、"10+1"領導人會議和東亞峰會，首先在東盟內部就關鍵問題達成了一致，然后再以宣言和聲明的形式在"10+3"和東亞峰會上征得與會國對原則問題的同意，包括東盟在共同體建設中處于駕駛席位、東亞峰會是就廣泛的戰(zhàn)略問題進行討論的論壇、"10+3"是東亞共同體建設的主渠道等�！�38」這表明，由中小國家組成的東盟成功地進行了規(guī)范擴展和標準設定。

　　東盟設立的東亞峰會成員國的標準雖與中國的初衷不甚吻合，但是中國（包括日本和韓國）接受了這三項標準，并重申了它對于東盟領導地位的支持。在這一過程中，非物質性權力發(fā)揮了主要作用。雖然東亞峰會倡導者們的最初目標是以東亞峰會代替"10+3"機制，但是如果嚴格堅持"10+3"的地理框架就會導致區(qū)域化的分裂和脫軌。因此，這些標準的重要作用是維持進程的延續(xù)。接受這些標準使得東亞峰會得以召開，也使得進程得以持續(xù)。(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三）進程中的中國：維持進程與界定國家利益

　　對于進程主導型模式來說，有一個關鍵的檢驗，這就是觀察在維持進程與維護國家利益發(fā)生矛盾時，國家會采取什么措施。根據(jù)現(xiàn)實主義的觀點，國家利益將會占優(yōu)，只有當受到來自更強大的權力壓力時才會被放棄。根據(jù)制度主義的觀點，對長遠利益的考慮會使行為體為長期收益而放棄眼前利益。

　　首先，我們需要考察一下中國的國家利益。倘若以東亞峰會代替"10+3"機制，就意味著在已經(jīng)高度相互依存的有限地理范疇內深化一體化。這種機制將會促進中國在地區(qū)合作中成為一個有影響力的成員，也使中國能夠在一體化進程中更好地實現(xiàn)其國家利益。根據(jù)這種推理，東亞峰會成員范圍的擴大并不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但是如果中國反對東盟的決議，則會滋生并加強不信任的情緒，破壞地區(qū)的一體化進程。為了使合作繼續(xù)進行，中國做出了妥協(xié)，支持了一個開放的東亞峰會機制，并且接受了東盟采取的篩選成員和建設制度的規(guī)范。

　　其次，我們需要考察長遠利益的考慮。中國僅僅是因為實現(xiàn)其長期目標而接受東盟意見的嗎？中國的長期利益是什么呢？是由原來的13國組成的地區(qū)共同體，還是擴大后的共同體呢？西方國際政治學告訴我們，在一個較小范圍內，中國更容易成為一個主導國家。而且，成員范圍擴大將會使得地區(qū)共同體建設更加難以實現(xiàn)，而實現(xiàn)地區(qū)共同體建設顯然符合中國建設友好周邊的外交戰(zhàn)略。因此，中國接受東盟的意見似乎并非出于對長期利益的考慮和反復權衡。在這一過程中對長遠利益的考慮這一因素也似乎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力。

　　于是，我們只剩下兩個答案。一個與國內因素有關：中國的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要求中國保留在進程中，以使得中國能夠繼續(xù)在一個更加穩(wěn)定的國際環(huán)境中集中精力于國內事務。另一個與進程有關：地區(qū)多邊進程具有其自身的動力和吸引力。這種進程的維持比實質性結果、比對長遠利益的考慮更加重要。我們認為兩種因素都起作用�！�39」

　　從另一個發(fā)展變化中也可以看出進程的動力。隨著東亞峰會的臨近，東盟在不同場合不斷強調，東盟將會繼續(xù)保持它的駕駛席位，"10+3"機制也仍是東亞共同體建設的主渠道，東亞峰會則是進行廣泛的戰(zhàn)略性對話的平臺�！�40」這對中國而言既存在著有利的一面，也有著不利的一面。有利的是由于"10+3"機制仍然是地區(qū)合作的主渠道，由西方國家主導地區(qū)事務的可能下降；
不利的是中國會面對較強國家更多的制衡。為了增強互信，避免區(qū)域一體化進程受到重大挫折，也為了實現(xiàn)與東盟國家更好的認同，中國支持了東盟提出的東亞峰會模式和東盟在共同體建設中的領導地位，并且不斷表明了中國支持開放地區(qū)主義的立場。

　　五、進程模式的作用與局限

　　東亞區(qū)域化是一個漫長而開放的過程。對于中國參與這一過程中的政治選擇和行為方式，西方國際關系三大主流理論都難以做出充分的解釋。

　　新現(xiàn)實主義不能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在東亞地區(qū)不存在一個清晰的物質結構，因此也很難找出決定中國行為的結構性因素。新自由制度主義的解釋也相當牽強。無論是東亞區(qū)域化的一般程序還是東亞峰會的特例都表明，東亞的制度化水平較低。在東亞峰會問題上，不存在迫使中國合作的制裁性制度。主流建構主義也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釋，因為東亞地區(qū)的觀念結構仍處于漫長的形成過程中。主流理論之所以不能解釋東亞區(qū)域化過程中中國的合作行為，是因為它們都以因果律為思維邏輯、以結果為考量標準來看待社會世界。當這些結構、制度或文化不存在或是不明晰的時候，結果就成為無法預測的未知。

　　東亞峰會的個案告訴我們，從概念到實現(xiàn)這一漫長而復雜的形成過程中，中國采取了不斷的合作行為。

　　權力和觀念結構的缺位以及地區(qū)性國際制度的滯后使主流理論遇到了難以逾越的障礙。進程主導型模式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方案。中國在參與進程的實踐互動中改變著自己的身份認同，也改變著東亞地區(qū)的角色結構。東盟提出的東亞峰會模式未必完全符合中國的利益，但中國的合作表明，由東亞國家主體間性界定的進程在塑造和重塑規(guī)范、身份、利益和行為。即便沒有明顯的結果，這一過程在建構和重構關系方面的意義也是至關重要的。由相互需求和共同利益所引發(fā)的中國在東亞地區(qū)的社會化與東亞共同身份形成的進程同步推進、相互作用。由東盟發(fā)起的、擴展為大國參與的進程是東亞地區(qū)合作的主要進程。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作為手段，這一進程的目的是導向東亞共同體的最終目標；
作為目的，它本身既維持著地區(qū)穩(wěn)定、促進地區(qū)合作、塑造地區(qū)規(guī)范，也建構著地區(qū)的集體身份和認同。

　　進程主導型模式有三個突出特點：第一，將進程置于集體身份建構的核心。第二，將進程特有的"化"的能力設定為權力資源。第三，對于解釋不存在明顯結構和制度的環(huán)境中國家為什么合作，尤其是大國在社會化過程中為什么采取合作行為，提供了一種不同于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的解釋方法。進程主導型模式的重心在過程，進程的意義不僅在于它可以導向結果，而且還在于它能夠建構權力和化解權力。進程主導型模式所蘊涵的政策意義是，在權力、制度、觀念等因素不確定的條件之下，如果通往目標的進程充滿動力并得以維持和加強，這本身就可以促進合作和維護和平。

　　因此，根據(jù)目前東亞地區(qū)的實際情況，需要將維持區(qū)域化的過程既作為手段，也作為目的，將加強區(qū)域化過程的動力當做重要的政治意愿，也需要意識到管理區(qū)域化的過程比急于取得區(qū)域化結果更加重要。

　　進程主導型模式像所有理論模式一樣，既有解釋力，也存在其自身的局限性。有三個方面需要特別注意：首先是權力和進程的關系。權力作為國際關系的核心概念是不容忽視的。進程模式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討論權力的"化"，即通過社會化進程化解權力，尤其是大國權力。這是進程模式提出的權力與進程的關系。但權力被"化"到一定程度之后會出現(xiàn)什么情況？

　　是否超過一定限度，權力就會拒絕被進一步"化"？進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重塑國家利益？也就是說，在權力面前，進程的效力有多大？這里有兩個值得深入研究的個案：一是中國作為繼續(xù)發(fā)展的大國，是否仍然會堅持維護東亞合作進程；
二是美國作為與東亞有著密切關系的域外大國是否參與"化"的進程，最終使東亞地區(qū)的角色結構、東亞與域外大國的角色結構發(fā)生根本的變化。

　　其次是制度。東亞地區(qū)合作是在存在共同經(jīng)濟威脅的條件下啟動的。在經(jīng)濟危機過去之后，這種合作沒有消退，而是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和擴展，進程動力十分強勁。迄今為止，東亞地區(qū)制度化水平仍然很低。

　　雖然只要有著一定的共同利益，合作就能夠得以繼續(xù)，但是，如果我們以東亞峰會為東亞地區(qū)合作的一個新的起點，那么是否在下一階段的地區(qū)合作中會出現(xiàn)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所預示的制度保證合作的情況呢？

　　進而，東亞缺乏法律制度的傳統(tǒng)，在二戰(zhàn)之后又長期受美國雙邊主義的影響，如果東亞地區(qū)合作需要提高制度化水平，并且各方也有意加強地區(qū)制度建設，東亞會出現(xiàn)新自由制度主義所定義的制度框架還是出現(xiàn)不同的制度形態(tài)？

　　最后是國際文化轉化的動力。溫特理論沒有解釋清楚國際文化的轉化動力，也就是說溫特建構主義缺乏文化力理論。東亞地區(qū)合作過程不僅是一個東亞地區(qū)政治文化轉化的過程，也是東亞各國之間角色結構轉化的過程。從可觀察的事實來看，中國和東盟從敵對到合作的經(jīng)驗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例子。1991年中國開始改善與東盟關系，亦即重新定義了自己相對于東盟的身份和利益，1997年積極參與區(qū)域合作進程、參與集體身份的建設，現(xiàn)在成為這一進程的積極維護者和推動者。從中是否可以發(fā)現(xiàn)推動中國與東盟角色轉化的動力是什么，是否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動力與推動西方國家合作的動力的異同之處，這是進程模式需要進一步發(fā)掘的問題。

　　東亞合作仍在繼續(xù)。東亞峰會之后，針對東亞合作也出現(xiàn)了新的意見分歧，比如，東亞峰會和"10+3"的關系、東亞地區(qū)合作的深化和擴展問題、東亞地區(qū)合作的領導權問題等等。所以，隨著東亞地區(qū)合作發(fā)展會產生更多的經(jīng)驗事實，我們也需要對進程模式做出進一步的驗證。

　　[收稿日期：2007－01－15]

　　[修回日期：2007－02－04]

　　注釋：

　　「1」「KarlDeutsch ，et al.，Political Comm unity and the N orthA tlantic A rea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ErnstHaas，B eyond the N ation -S 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1964；
D.Edward and HelenMilner，"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International O rganiza2tion，Vol.53，No.3，1999，pp.589-627；
Peter J.Katzenstein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Am erican Im perium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University Press ，2005.」

　　[2]「本文中的東亞主要指東盟十國加中、日、韓三國（"10+3"）的范疇�！�

　　「3」「Kenneth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Mass.：Addison -Wesley，1979，pp.100-101.」

　　「4」「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War Ledg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p.19.」

　　「5」「A.F.K.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AlfredA.Konpf，Inc.，1968，轉引自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WarLedger，p.19.」

　　「6」「Robert Gilp 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29.」

　　「7」「Kenneth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ap ter6.」

　　「8」「CharlesQ.Kupchan and Clifford A.Kupchan ，"Concerts，CollectiveSecurity，and the Futur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6，No.1，1991，p.120.」

　　「9」「Robert Gilp 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1981；
Robert Keohane ，AfterHegem ony ：Cooperation and D iscord in theWorldPolitical E2conom 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Robert Gilp in，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29.」

　　「11」「沈大偉提出的八種模式是：霸權體系、大國競爭、大國協(xié)調、大國共管、地區(qū)主導國與崛起國之間的結構性非對稱及不可避免的沖突、大國的層級體系、區(qū)域范圍的集體安全網(wǎng)絡以及追隨地區(qū)強國。參見David Shambaugh ，"TheEvolving Asian System ：A New Regional Structure ？"Paper p resentedat the Conference of"East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 -U.S.Relations，"Beijing，China，November 3-4，2005.」

　　「12」「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 ony：Cooperation and D iscord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 y ，(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1984.」

　　「13」「歐洲一體化進程以條約為標志，而東亞的區(qū)域化進程以宣言為標志。條約和宣言的區(qū)別揭示了地區(qū)合作的不同方式�！�

　　「14」「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Asia，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1，p.5.」

　　「15」「Amy Searight，"Process and the Art of Dip lomacy in AsianMultilateralism：The United States，Japan，and China Compared ，"Paper presentedat the Conference of"East Asia Cooperation and Sino -U.S.Rela2tions，"Beijing，China，November 3-4，2005.」

　　「16」「這里主要是指以溫特為代表的結構建構主義。參見秦亞青主編：《文化與國際社會：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版，第70～78頁�！�

　　「17」「Alexander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AlexanderWendt，"Anarchy IsWhat StatesMake of It ：The Social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pp.391-452.」

　　「19」「Martha Finnemore，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Martha Finnemore，N 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pp.34-68.」

　　「21」「[英]巴里。布贊、理查德。利特爾著，劉德斌等譯：《世界歷史中的國際體系——國際關系研究的再構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6頁�！�

　　「22」「參見Qin Yaqing，"East Asian Regionalism：A Process -focusedModel ，"Paper p 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East Asia Cooperationand Sino -U.S.Relations，"Beijing ，China，November 3-4，2005.」

　　「23」「王正毅：《亞洲區(qū)域化：從理性主義走向社會建構主義》，載[加拿大]阿米塔。阿查亞著，王正毅、馮懷信譯：《建構安全共同體：東盟與地區(qū)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頁�！�

　　「24」「Friedrich Kratochwil，"Is the Ship of Culture at Sea orRe2turning ，"in YosefLap id and Friedrich Kratochwil ，eds.，TheReturn of Cul2ture and Identity in IR Theory ，pp.217-218，轉引自Maja Zehfuss，Con2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oliticsof 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96.」

　　「25」「Rey Koslowski and Friedrich V.Kratochwil ，"UnderstandingChang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The Soviet Emp ire"sDemise and theInternational System，"International O rganization ，Vol.48，No.2，1994，p.216.」

　　「26」「Peter J.Katzenstein，"Introduction ：Alternative Perspectiveson National Security，"in Peter J.Katzenstein ，ed.，The Culture ofN ational Security：N orm s and Identity inWorld Pol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2sity Press，1996，pp.1-32.」

　　「27」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 Dynamicsand Political Change，"in Peter J.Katzenstein ，RobertO.Keohane ，and Stephen D.Krasner，eds.，Exploration and Contestation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Massachusetts：TheMIT Press ，1998，p.255.」

　　「28」「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 NormDy2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p.262.」

　　「29」「Francisco Ramirex ，Yasemin Soysal ，and Susanne Shanahan，"The ChangingLogic of Political Citizenship：Cross -NationalAcquisitionof Women"s Suffrage Rights，1890-1990，"Am 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2，pp.735-745，1997，轉引自Martha Finnemore and Kathryn Sikkink，"InternationalNorm Dyna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p.263.」

　　「30」「Amitav Achary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 unity in SoutheastAsia，pp.71-72.」

　　「31」「Alexander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Chap ter 7.」

　　「32」「中國加入《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和執(zhí)行《早期收獲計劃》就是這方面的例子�！�

　　「33」「Alexander Wendt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246-312.」

　　「34」「"東盟-中國名人小組"提供的報告描述了中國-東盟之間關系的轉變：從1967年8月東盟建立到1991年東盟與中國之間建立聯(lián)系，雙方關系從對抗和猜忌轉變?yōu)閷υ�、合作和建立在平等、睦鄰和互信基礎上的戰(zhàn)略伙伴關系。參見Report of the ASEAN -China Em inent Persons Group，Jakarta：TheASEAN Secretariat ，2005，p.13.」

　　「35」[例如，中國于2002年簽署《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qū)框架協(xié)議》、《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2003年加入《東南亞友好條約》；
2005年參與《早期收獲計劃》等。」

　　「36」「EastAsia Vision Group Report，"Towards an East Asian Community，"http://www.aseansec.org.」

　　「37」「陸建人：《東亞峰會圓桌博弈》，http ：//xmzk.xinminweekly.com.cn /hq /t20051216_760112.htm.」

　　「38」「"Chairman"s Statement of the First EastAsia Summit"and"Kua2la Lumpur Declaration on East Asia Summit ，"Kuala Lumpur，December14，2005，http ：//www.aseansec.org.」

　　「39」「國內因素的作用十分重要。由于中國將國內發(fā)展確定為國家戰(zhàn)略的重點目標，將周邊確定為實現(xiàn)這一目標的首要關注地域，所以，中國國內進程對于中國參與東亞合作的意義不可低估。本文的重點是在國際層面，因此不對國內因素展開詳細討論。」

　　「40」「東亞各國代表在2005年8月召開的第三屆東亞思想庫網(wǎng)絡年會（Networkof EastAsian Think Tanks）、2005年10月召開的第三屆東亞論壇（EastAsianForum ）以及東亞合作聯(lián)合研究大會都表達了這種觀點，但也有不同的意見，比如日本認為應該著力加強東亞峰會的作用�！�

　　秦亞青，外交學院教授；
魏玲，外交學院東亞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郵編：100037）

　　來源：《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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