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在他44歲那年攤上了個案子，這案子差點要了他的命。像他這樣的大文豪，朝廷、民間都很尊敬、喜愛的人物，怎么會卷進一個殺頭大案呢？是誰在陷害蘇東坡？

　　有人說，罪魁禍首是王安石，正史里、野史里都有這個說法，就是現(xiàn)在，許多學(xué)者或作家還是這樣寫。那么，王安石真的陷害過蘇東坡嗎？如果是，他為什么要這樣做？這位歷史上著名的改革家，怎么竟是這樣一個卑鄙無恥的小人？如果不是，那又是誰？他們是什么目的？為什么要置蘇軾于死地？我們就試著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事情發(fā)生在元豐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當(dāng)時蘇軾剛從成都被貶到潮州，他很喜歡這個地方，每天吟詩作畫，自得其樂，覺得比在成都受氣好多了。

　　可惜好景不長，剛剛過了三個月就出事了。那天，蘇軾正在他的“辦公室”里工作，進來幾個御史臺的人，對他宣布：“御史中丞召見”。御史臺是什么地方？相當(dāng)于今天的“紀檢”部門，召見，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請喝咖啡”吧。

　　蘇軾不知其來的目的，說：“臣知多方開罪朝廷，必屬死罪無疑。死不足惜，但請容臣歸與家人一別。”來的皇差叫皇甫遵，他淡然說道：“并不如此嚴重�！贝蜷_公文一看，原來只是份普通公文，上面說免去蘇軾的太守官位，傳喚進京。蘇軾這才松了一口氣――否則可能就得當(dāng)場自盡。

　　他的妻子王弗送夫出門，心里非常難過，泣不成聲，拉著他的衣襟不肯松手。大家一定讀過《江城子》，知道蘇東坡兩口子是非常恩愛的。為了安慰她，蘇東坡開了句玩笑：“娘子，別哭啦，你就不能學(xué)學(xué)人家楊樸的老婆，做首詩送送我？”王弗聽了破涕為笑――臭酸文人，都什么時候了，還想到作詩？

　　楊樸是誰？宋真宗時候的一個隱士，有一次入京見駕，真宗問他：“卿臨行時可有人贈詩么？”――宋朝是個文化發(fā)達的時代，人們很喜歡作詩，還經(jīng)常把自己寫的詩送給別人，表示某種情意。隱士回答說：“只有臣妾作詩一首�！薄昂冒�，能否說來聽聽？”那隱士背誦道：“更休落拓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
如今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很俏皮的詩句，宋真宗聽了呵呵大笑。

　　蘇東坡在家經(jīng)常跟妻子講到一些文壇趣事，此時提起了這個故事，是想讓緊張的氣氛緩和下來，告訴妻子――我沒事的，你放心吧。

　　潮州到汴京要走二十多天，長途押解，猶如一路示眾。當(dāng)時有一個通判叫祖無頗的目擊說：頃刻之間，拉一太守，如驅(qū)犬雞。其實，豈止是一個太守，正如余秋雨先生說的，繩子捆扎的是一個世界級的文化名人，此刻就這樣被人牽著，在中國貧瘠的土地上，一步步地行進。

　　對此行的前景，蘇東坡是比較悲觀的，兇多吉少，回來的可能性不大。他曾一度想投江自盡，看守嚴密沒找到機會，或是東坡怕給自己的親人帶來麻煩。當(dāng)然，如果他真的投江的話，那江河淹沒的將是中華民族的一位最偉大的詩人。

　　蘇軾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進御史臺的監(jiān)獄。二十日，被正式提訊。案子是由御史臺來審的，提出的罪證是一本別人為蘇軾刻的詩集。御史臺的別稱是烏臺，蘇軾這個案子又是由詩而起，所以這個案子在歷史上也叫“烏臺詩案”。對“烏臺詩案”，我們至少要問三個問題：

　　第一，蘇軾獲罪的原因是詩作，但到底是什么詩，哪句詩，使他惹禍上身的？御史臺主審官把這本詩集當(dāng)中的一些詞句摘出來，捕風(fēng)捉影，夸大其詞，硬說蘇東坡在詩里流露了對政府甚至對皇上的不滿和不敬，用“文革”中常用的一個詞，就是“無限上綱”。

　　那么，蘇東坡詩詞中有沒有這樣的詞句呢？確實有。蘇東坡恃才傲物，是一個“在政治上專唱反調(diào)的人”，經(jīng)常在他的詩歌中譏諷朝政，特別是對王安石的新法很不恭敬。你越說好，我越說不好。這樣一個人寫的詩，自然很容易被人抓住把柄。

　　監(jiān)察御史舒亶在他的彈劾奏疏中把蘇東坡的詩一款一款分析給皇帝聽：陛下不是實行青苗法嗎？他就說“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
陛下不是要明法整頓吏治嗎？他就說“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卻無術(shù)”；
陛下不是要興水利嗎？他就說“東海若知明主意，應(yīng)教斥鹵（鹽堿地）變桑田”；
陛下不是要推行鹽禁嗎？他就說“豈是聞韶解忘味，爾來三月食無鹽”。

　　蘇東坡的詩經(jīng)舒亶這么斷章取義地一“解釋”，立馬變得處處與新法、也跟他神宗本人過不去了。宋神宗正為新法不能順利推行而煩惱，舒亶的挑撥正如火上澆油，便也開始對蘇東坡不滿了，于是命御史臺立案審查。這就是“烏臺詩案”的由來。

　　可見，不是哪一首詩，哪一句詩，而是很多詩里面的幾句詩，被御史臺的人抓住了“小辮子”，要跟蘇東坡算總帳。

　　第二，這些人為何要陷害蘇東坡？詩案的發(fā)生，正值王安石變法時期，朝廷圍繞贊成與反對變法，形成新、舊兩黨，蘇軾作為“舊黨”中的中堅人物，對王安石變法是持否定態(tài)度的，并屢作詩文譏諷，“新黨”成員對之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因變法而引發(fā)的新舊黨爭，終于演變?yōu)橛�置對方于死地的爭斗�?/p>

　　蘇東坡的性格就是率真、耿直，他想不通，為什么王安石變法這么十萬火急，這么大刀闊斧，全然不顧社會的承受能力，放慢一點速度，先整頓好人心，選用一批賢良，緩緩圖之不是更穩(wěn)妥、更能收到實效嗎？治理國家，難道就是發(fā)展經(jīng)濟這么簡單嗎？老祖宗不是這樣的，大宋王朝是以文治國的，這個傳統(tǒng)丟了，國家會出大問題的。

　　他想不通，就拆執(zhí)政者的臺，頻頻上書勸阻，勸阻不成就私下串連游說，聯(lián)合起一批賢德人士共同抵制，抵制不成就吧一肚子的牢騷不滿發(fā)泄到他的文字里去，作詩諷刺，作文咒罵，文人不就是這兩下子嗎？一介文弱書生，能做的不過是摜掉自己的烏紗帽，不與執(zhí)政者合作�？墒�，他這樣做的同時，危險也就伴隨而來�，F(xiàn)在，大難終于降臨到他的頭上了。

　　御史何正臣率先發(fā)難，向神宗皇帝上疏，指控蘇軾誹謗新法，并進呈蘇軾詩文，請神宗御覽。神宗對此反應(yīng)冷淡，只是將他的奏疏交給中書省去辦理。事情久拖未決，蘇軾毫發(fā)無損，令新黨人物大為不快。恰在此時，剛到湖州的蘇軾依照慣例上了一份《湖州到任謝上表》，里面有幾句譏諷時政的言詞，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感覺抓到了確鑿證據(jù)，立即上疏，再次彈劾蘇軾。

　　御史中丞李定說，蘇軾有四條“可廢之罪”；
一是“怙終不悔，其惡已著”；
二是“傲悖之語，日聞中外”；
三是“言偽而辨，”“行偽而堅”；
四是“陛下修明政事，怨己不用”，認為蘇軾“訕上罵下，法所不宥”。

　　監(jiān)察御史舒亶手段最為毒辣，東坡的那些所謂的“反詩”就是他親自摘錄出來的。他還告訴皇上，蘇東坡的那個“上謝表”如今已經(jīng)“流俗翕然，爭相傳誦，忠義之士，無不憤惋”的程度！“憤”是憤蘇東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義之士” 在“憤惋”呢？他說是“無不”，也就是百分之百。他把問題往極處夸張，神宗就是再“圣明”，也禁不住這樣肆無忌憚的挑撥。皇帝一旦過問，御史臺的人就有了上方寶劍，定要查個“水落石出”，蘇東坡自然也就在劫難逃了。

　　第三，王安石與這一切有無直接關(guān)系？關(guān)于荊公與詩案的關(guān)系，大致有三種說法：

　　其一，政敵說�！霸姲浮卑l(fā)生在元豐二年（1079年），而王安石早在三年前，也就是熙寧九年（1076年）就離開政界了。那一年，王安石由于喪子的原因第二次罷相，去了江寧，最后連宰相都不干了�！霸姲浮笔侨�年之后的事了，其時的宰相已是呂惠卿，怎能把“詩案”和王安石扯在一起呢？難道王安石閑居南京，卻能夠遙控指揮清洗政敵？那時又沒有手機、電腦，王安石的神通是不是太廣大了？

　　從熙寧二年王安石開始推行新法，到“詩案”發(fā)生，已經(jīng)10年過去，蘇軾一直沒有放棄對新法的功績，王安石一直不以為然，在他斷斷續(xù)續(xù)執(zhí)政的八年內(nèi)，蘇軾一直可以暢所欲言，王安石一直未加干涉，怎么他當(dāng)宰相的時候不辦蘇軾，退隱山林多年后卻想到要報復(fù)蘇東坡了？

　　呂惠卿確實是王安石提拔的，但這又能說明什么？在王安石當(dāng)政時，呂與王的政見已然不同了，他不陷害王安石就算不錯了，又怎么會在王安石遠離政壇以后，秉從他的什么意志，替他清洗所謂的“政敵”呢？所以，“政敵說”于理不通。

　　其二，嫉妒說。說王安石是因為嫉妒對手的才華而下毒手的，這更是一種想當(dāng)然的說法。王、蘇二人政見不同，但并不影響他們欣賞對方的文采，在才情文學(xué)上他們二人恰恰是相當(dāng)欣賞對方的。王安石曾稱贊東坡：“子瞻，人中龍也”；
在讀到“峰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的東坡佳句時，撫幾慨嘆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一句”；
蘇東坡則稱王安石“名高一時，學(xué)貫千古；
智足以達其道，辨足以行其言”。相關(guān)的例子，在各自留傳的作品中很容易找到，歷史上也從沒有留下任何王安石嫉妒蘇東坡的記載，更不會因嫉妒而生仇恨陷對方于死地，這決不是半山的為人。反倒當(dāng)代的人，倒有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所以，“嫉妒說”同樣站不住腳。

　　其三，“小人”說。林語堂在他寫的《蘇東坡傳》中，把王安石稱作“王安石那群小人”，的確，“烏臺詩案”的制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歷來被視為王安石的“朋黨”，王安石提拔的人、他的助手、學(xué)生和繼承者，幾乎都被官方修訂的正史《宋史》列入奸臣的行列，他本人雖沒有被列入其中，但歷史聲譽能好得了多少？也是被罵了一千多年。

　　蘇軾和王安石都是從政的文人。他們有許多的共同點，都是奇才，唐宋八大家，他倆就占了兩家；
他倆都具有高尚的人文精神，富有同情心，關(guān)心勞動人民的疾苦。他們各自的詩作中很多都反映了這方面的內(nèi)容。但是，他倆政見不同，兩人的關(guān)系也受到影響，逐漸疏遠，最后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熙寧新法每推進一步，蘇東坡都要寫詩文譏諷，弄得王安石十分惱怒；
蘇東坡性情豪放，不拘小節(jié)，有時出口不讓人，有時弄得王安石下不來臺，利用手中的權(quán)力進行報復(fù)的事顯然是有的。蘇東坡半生顛沛流離，有一些就是他王安石造成的。

　　所以，客觀地說，盡管王安石沒有直接參與“烏臺詩案”，但也不能說與他毫無關(guān)系，起碼是他啟用的那些人，有幾個是賢德君子呢？李定是王安石的學(xué)生，他表面上還尊重王安石，遵守他的教誨，但是他的私德、心胸、手段、志向，他王安石怎么能擔(dān)保呢？事實證明，正是李定，這些小人們，制造了這個千古怨案。

　　其實東坡的弟弟蘇轍早就下過結(jié)論：“東坡何罪？獨以名太高�！睂嶋H上，不禁是李定，王安石、蘇東坡、宋神宗，大家都有小人的傾向，表現(xiàn)就是不能容人，氣量狹窄，個人意氣用事，政見不同導(dǎo)致朋友都做不成。這樣的事，所見所聞實在太多，古來如此。

　　所以，我們可以說詩案與王安石的變法有關(guān)系，但跟王安石本人無直接的關(guān)系。這個問題一定要說清楚，不能讓荊公背了1000躲年的黑鍋再背下去。

　　此刻，蘇東坡正被關(guān)在御史臺的大獄里大受其罪。詩人的作品件件都成了事兒，被主審官抓住不放，審了又審。日復(fù)一日、通宵達旦的連續(xù)逼供，終于使他實在支持不住了。他想閉閉眼，喘口氣，唯一的辦法就是承認。而這樣的罪名一旦承認，就是死路一條，蘇東坡不是不知道，但他沒有其他的選擇。而認罪之后，剩下的，就只有干等著皇帝批準來殺頭了。

　　在形勢最緊張的時候，蘇東坡已喪失了所有的信心和希望。他把一些青金丹偷偷埋起來，準備一旦知道自己要被處死，就把它吞下去。他還跟兒子蘇邁約好一件事：每天送飯的時候，都要有菜和肉，如果聽到外面?zhèn)饕�判我死刑，你就送魚，不要送菜和肉。蘇邁是個老實人，每天給他送菜和肉，天天念叨：送菜送肉別送魚、送菜送肉送魚，不對，別送魚……。

　　有一天，蘇邁外出籌集生活費用，就托了一位親戚代為送飯�？墒谴中拇笠獾乃�臨行前忘了交代一句：千萬不要送魚。正是無巧不成書，那位先生跟蘇邁一樣，也是個老實厚道之人，看蘇邁天天不是菜就是肉，太過單調(diào)，怎么也不給先生改善改善伙食，打打牙祭？于是就吩咐老婆真的做了一條魚――還是美味的紅燒魚，給蘇軾送去了――“先生，您吃魚。”先生一下子懵了――“完了完了，我命休矣！”雖有思想準備，但這一天真的到來時，蘇軾還是感到如晴天響了一個霹靂。不就是幾句詩嗎，何致死刑？

　　稍微鎮(zhèn)定下來以后，他把獄卒梁成叫了過來：如有筆墨，可否借來一用？監(jiān)獄里有規(guī)定，犯人不得接觸筆墨，可是這個獄卒人很善良，慈眉善目，同情蘇軾的遭遇，平時很照顧蘇軾，甚至每天晚上給他準備熱水洗腳，不厭其煩。送筆墨對他來說小事一樁，但對蘇軾來說卻如雪中送炭。

　　東坡伏在案子上，就著牢房里昏暗的光線，提筆寫了兩首詩。其中有幾句顯然是寫給他兄弟蘇轍的：“是處青山可埋骨，他時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jié)來生未了因�！甭窆堑牡攸c，他希望是杭州西湖。這實際上是蘇軾的絕命詩，表達的是他當(dāng)時的那種極其悲憤、傷感的情緒。(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寫好后，他把詩卷好，交給獄卒，囑咐他收好，“這兒有小詩兩首，請轉(zhuǎn)交舍弟蘇轍。”梁成答應(yīng)：“一定轉(zhuǎn)到，放心�！�

　　蘇軾為什么把絕命詩交給獄卒呢？蘇邁天天來送飯，為什么不交給自己的兒子呢？

　　第一，蘇邁拿到詩，馬上會把它轉(zhuǎn)交給自己的叔叔蘇轍，讓蘇轍現(xiàn)在就看到詩稿，不是時候，除了讓家人更加傷心，別的作用什么也起不了。所以，不能把詩稿交給蘇邁；
第二，現(xiàn)在的情勢看來自己難逃一死，臨走之前有些身后事要跟自己的家人有個交代，還有一家大小十口的生活負擔(dān)，看來只有交給蘇轍了；
第三，蘇軾知道獄卒拿到這個詩稿是不敢留在自己手里的，必定往上交。監(jiān)獄長之類的官吏恐怕也不敢留，因為蘇軾不是平常的犯人，如果這事誰都不敢作主，就有可能轉(zhuǎn)到上層人物、甚至神宗的手里去。

　　果然。蘇軾的這一步走對了。詩最后還真的轉(zhuǎn)到了宋神宗的手里。神宗看過后一時也很感動。

　　神宗本人并不大相信蘇軾對他懷有二心，也十分賞識蘇軾的才華，他并沒有迫害蘇東坡的任何企圖。如果不是神宗對蘇軾甚有好感，不欲深加治罪，一拖再拖，按照李定他們幾個人的意見，早就把判他個“斬立決”了。

　　神宗的猶豫不決讓御史臺的人很著急，他們要進行“最后一博”。一天，宰相王珪面見神宗，說：“蘇軾于陛下有不臣之意�！鄙褡趩枺骸拜Y固有罪，然于朕不應(yīng)至是，卿何以知之？”王珪說，蘇東坡的《檜》詩：有“根到九泉無曲處，歲寒唯有蟄龍知”一句，這句詩大有問題。陛下請看，龍飛本在天上，蘇軾卻要在地下求什么蟄龍，還在九泉之下去求，這不是這不是在咒皇上、要造反嗎？

　　這是一種非常嚴重的挑撥。在君權(quán)至上的社會，這樣的罪名一旦坐實，是要滅族的。好在神宗還是個明白人，回答說：“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yù)朕事？”旁邊的章惇插言：龍未必專指天子，人臣也可以稱龍。神宗說：是啊，孔明被稱作“臥龍”，東漢有“茍氏八龍”，難道他們都是人君么?說得王珪啞口無言。蘇軾在不知不覺間，又涉險渡過一關(guān)。

　　章惇出來后，扭過頭問王珪：“王相是要滅蘇軾滿門么？”王珪狡辯：“是舒亶說的�！闭聬�也沒客氣，啐了一口：“呸！舒亶的唾液也可以食么？”

　　蘇軾蒙難的消息逐漸傳出去，引起了很大的社會震動。許多人勇敢地站出來，聲援蘇東坡。當(dāng)時援救他的有下面幾種人：

　　一是同情蘇軾的各界人士。從蘇軾被捕的時候起，救援的奏章、信函就如雪片般向朝廷飛來。上至國家的宰相，下至黎民百姓，都在為東坡說話。

　　宰相吳充一次對神宗說：“陛下以堯舜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猶能容禰衡，陛下不能容一蘇軾何也？”這話說出來甚冒風(fēng)險，但對神宗的觸動肯定不小。

　　尚書右丞王安禮，是王安石的弟弟，路遇諫官張璪。張璪知道王安禮在神宗心目中的分量，急切之下，竟不顧禮儀，焦急地沖著安禮嚷嚷：“公怎么不救他？怎么將他下死牢？”他，當(dāng)然指的是蘇軾。

　　安禮覲見神宗，進言道：“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論罪人。蘇軾自恃才高，一旦示法，恐后世以為不能容人。愿陛下寬大為懷�！�

　　神宗說：“朕不想深罪他，召他對獄，考核是非，不久將放出�！彪S即又說：“在外面，不要泄漏剛才的話。蘇軾積怨太多，恐言官們因蘇軾的事害朕�！笨梢娛虑橹畯�(fù)雜，連皇帝也有所怕。

　　據(jù)王鞏《甲申雜記》記載，那個專門負責(zé)調(diào)查、審問蘇東坡的御史李定，有一天與滿朝官員一起在崇政殿的殿門外等候早朝時，向大家敘述審問蘇東坡的情況，說：蘇東坡真是奇才，一二十年前的詩文，審問起來居然記得清清楚楚！他以為，對這么一個轟傳朝野的著名大案，一定會有不少官員感興趣，但奇怪的是，他說了這番引逗別人提問的話之后，周圍竟沒有一個人搭腔，沒有一個人提問，崇政殿外一片靜默。他有點慌神，故作感慨狀，嘆息幾聲。令他震驚的是，回應(yīng)他的仍是一片靜默。

　　這靜默說明了人心所向，是抗議，是輿論，也著實透著點兒官員群體之中的正義感。

　　當(dāng)蘇軾蒙難時，杭州的父老百姓曾公開做解厄道場，求告神明保佑他。蘇軾后來知道后，不禁老淚縱橫。應(yīng)該說，蘇軾未被殺頭，這些幕前幕后相救的人功不可沒，否則，中國會失去一位光照千古的藝術(shù)大師。

　　二是蘇東坡的親人們。蘇轍寫的《為兄軾下獄上書》最為感人，一開頭就以呼天搶地的語氣寫道：“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進而動之以手足之情：“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為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不勝手足之情，故為冒死一言�！庇置髦�其罪有可恕：“軾居官在家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如果能原諒蘇軾這一回，我們再也不敢了：“軾感荷恩貸，不敢復(fù)有所為。”還表示愿用自己的官職為哥哥抵罪：“臣欲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這樣一篇哀惋動人的上書，朝廷竟置之不理。

　　三是神宗的祖母，也就是宋仁宗的皇后。當(dāng)時這位太皇太后正病重，神宗為了促使祖母的病情好轉(zhuǎn)，打算搞一次天下大赦，就把這個意思跟仁宗皇后說了。這里有一段對話很有意思：

　　老太太問：“據(jù)聞蘇軾已下臺獄？”

　　神宗答：“是，自八月迄今，已有兩月”。

　　老太太說：“憶及汝祖父仁宗皇帝初得蘇軾、蘇轍之日，回宮喜容滿面，曰：吾今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惜吾不及用也�！�

　　神宗聽罷惶恐道：“娘娘勿憂，尚未定讞�！保▽徟卸ㄗ铮�。

　　太皇太后長嘆一聲，輕聲言道：“官家大赦可免，但放了蘇軾足矣。”

　　老太太一邊說，還一邊掉眼淚。這邊神宗也跟著掉淚。

　　當(dāng)時不光是仁宗皇后老祖母，整個皇宮里的皇親國戚們都很喜歡蘇軾的詩文――特別是皇后、妃子、公主們。

　　幾天后，太皇太后終于一病不起。蘇軾在獄中聞知心中大慟，作挽詞兩章以示哀悼。

　　這時王安石已五十九歲，在退隱地金陵鐘山也寫了兩首挽詞，派人送到京城。

　　四是王安石。關(guān)鍵是王安石。這次東坡出事，事關(guān)重大，除了蘇東坡的弟弟蘇子由肯丟掉烏紗帽救兄，其他人想幫，也使不上勁，聲援起的作用畢竟有限。這可急壞了蘇子由，蘇東坡也清楚如果援救的力度不夠，事實上于事無補�？磥磉@次是兇多吉少，難免一死了。這時子由說了一句：“如果王安石要是能說句話……”，蘇東坡不等子由說完便嘆了口氣：“不要異想天開了，他恨我還嫌不及呢�！�

　　此時的王安石罷相后早已退隱山林，回到江寧（今南京）隱居，所以沒能及時知道蘇東坡坐事入獄的消息，等到這場轟動朝廷的“烏臺詩案”傳到江寧時，蘇東坡的罪名已定，只爭一個早遲，晚一步，蘇東坡的人頭就可能落地。王安石忙連夜寫信，派人飛馬進京交給神宗皇帝。信中就一句話：“安有圣世而殺才士乎？”意思是說，哪有國家正在用人之際，為一些小文字惹的麻煩去殺有學(xué)問有才華的士子的道理？

　　神宗歷來對是十分敬重的，因為王安石是他的老師，雖然先生早已退隱，但在看了王安石的信之后，猶豫再三的宋神宗不再猶豫，馬上下旨將蘇東坡放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諭下發(fā)，詔書中說：“朕之所治，雖非圣世，但朕決不以文字之罪殺人，更不會以文字為獄而累罪于天下文人，招致千古不絕之唾罵！”從詔書的用詞中，我們可以看到，還是王安石的一句話最為奏效。在“烏臺詩案”中，如果說別人起的是重要作用的話，王安石就是關(guān)鍵時刻關(guān)鍵人物關(guān)鍵性的一句話起的最關(guān)鍵的作用。

　　前后持續(xù)了五個月的“烏臺詩案”終于有了結(jié)果，蘇軾被釋放，但還給他定了個罪名，叫“譏諷政事”。雖然感覺冤，但能保住性命，蘇軾感覺已經(jīng)是很慶幸的了，只得按照吩咐，回去寫份“檢討”交了上去。接著，他被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并且不準擅離該地區(qū)，無權(quán)簽署公文，相當(dāng)于流放了。除主犯蘇軾外，其余如蘇轍、司馬光等二十九人，也一并受到株連。這樣的結(jié)果，李定等人自是大失所望。出獄的時候，梁成――那個善良的獄卒把他的絕命詩還給了蘇軾。他接過來，一時百感交集，伏在案上讀，一邊讀一邊眼淚嘩嘩地往下流。

　　蘇軾經(jīng)過這場磨難，性情上有很大改變，這以后我們見到的蘇東坡，是成熟了的蘇東坡－－與古往今來許多大家一樣，成熟于一場災(zāi)難之后，成熟于孤寂潦倒之時，成熟于毀滅之后的再生。他去了黃州，在那里，偉大的作品《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后《赤壁賦》，即將誕生。

　　“烏臺詩案”是北宋160多年中影響最大的一次文字獄，當(dāng)然，與后世相比，特別是“康乾盛世”發(fā)動的無數(shù)次文字獄，那些歷史上的浩劫，烏臺詩案算不了什么。因為，至今，人們還可以嗅到濺落在康熙、乾隆龍袍上的血腥味。北宋帝王對知識分子是比較寬容的，這是封建社會發(fā)展到鼎盛階段，最高統(tǒng)治者的精神素養(yǎng)的一種體現(xiàn)，在整個中國歷史上，北宋別具一格，可惜以往人們對它關(guān)注不夠。

　　讀這段歷史，唯一讓人感到欣慰的是兩位文化巨人最后的握手言和。元豐七年(1084年)七月的一天，蘇軾專程拜訪閑居江寧的荊公。王安石聞聽蘇東坡要來，欣喜非常，穿著粗布衣服，騎著毛驢，到江邊去迎接。蘇東坡的衣著也很隨便，冠巾也不戴，神情瀟灑地走出船艙，向荊公深深作揖：“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卑肷嚼先诵Υ穑骸澳切﹤�俗禮，豈為我輩設(shè)哉！”言罷，兩人相視哈哈大笑。東坡又說：“軾也自知，相公門下是用我不著的。”王安石擺擺手，滿面春風(fēng)地上前拉住東坡的衣袖，兩人互相攙扶著踏上鐘山小徑。

　　這一次，蘇東坡在江寧盤桓了一個多月，他們在半山花園里賞花飲酒，賦詩唱和，還攜手同游蔣山。要知道，荊公可是剛剛大病初愈的六十多歲的老人啊。

　　一般認為，這一個月的相處中，兩人之所以和睦相處，是因為他們回避了政治話題，如果談到政治，兩人又會打的不可開交。是這樣嗎？

　　有一則軼事：某日，二人議起了國事。東坡發(fā)話：“大兵大獄，在漢唐實在是滅亡之兆，我朝列祖列宗以仁義厚治天下，正要革除此弊端。如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而河?xùn)|諸郡又數(shù)起大獄。你身為舊時宰相，為何不加以阻止呢？”（李勤�。骸锻醢彩�》）

　　荊公伸出兩指：“這兩件事都是呂惠卿發(fā)動的，我身在山野，怎么好去干涉呢？”

　　荊公聽了不免有些傷感，說：“當(dāng)然，我應(yīng)該去說，只是，這話出自安石之口，入在子瞻之耳罷了，可千萬不要傳了出去啊�！�

　　后來，他們談了許多，話題涉及古今的歷史教訓(xùn)和當(dāng)今的社會風(fēng)氣，與他們賦詩吟歌一樣，坦率而融洽。盡管過去政見不同，但如今已時過境遷，兩人都感到，夾雜著個人功名富貴而爭榮政壇的往事，已如一續(xù)青煙消逝，而現(xiàn)在，到了應(yīng)該徹底解脫的時候了。這兩位文名冠蓋當(dāng)世的唐、宋八大文學(xué)家中的佼佼者，終于盡捐前嫌，在六朝金粉勝地的大自然的懷抱里，在恃情畫意的精神境界里，共同度過了一段短暫而美好的時光。

　　兩位老人分手之際，安石送給東坡一張專治頭痛的偏房，而且盛情對他發(fā)出了邀請，在適當(dāng)?shù)臅r候，就在自己的半山園附近，建幾間草房，你就搬過來住吧。東坡愉快地答應(yīng)了。

　　見過王安石后，蘇東坡曾寫過四首“次荊公韻”，其中第三首有句：“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東坡集》卷十四）。意思是說他很希望如王安石所勸，在南京定居，與他為鄰，但世事悠悠，現(xiàn)在已然遲了。不過，從這句詩我們體會出的正是他對王安石極為欽敬的表示。

　　而半山老人也非常思念東坡，東坡走后，他感到惘然，有些失落。東坡的曠達瀟灑，東坡的聰慧敏捷，東坡的率真豪爽，都令他思念不已。他逢人便提起他與東坡的相會，每當(dāng)這時候，他就不勝感慨地說：“不知更幾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這段歷史佳話，也使王安石謀劃迫害蘇東坡的說法不攻自破。以東坡之才之智，他是誰加害的自有他自己的判斷，這個人絕對不是王荊公，否則，王安石干嗎在他最危險的時候要救他？他又干嗎巴巴的跑到江寧去看望王安石？

　　兩個偉大的詩人最后終于走到了一起，文采風(fēng)流，光照千古，動人的歷史情景，直到現(xiàn)在還在震撼著我們的心靈，為中華民族擁有這樣兩個具有偉大人格和藝術(shù)才情的文化巨匠而深深地感動。

　　寫于200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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