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軍閥們在中國打了一場混戰(zhàn)：馮玉祥通電“下野”，國民軍退守西北；
張作霖與吳佩孚合作，占領了華北；
孫傳芳則控制東南，以三國時代的孫吳自居；
同時，自廣州出發(fā)的國民革命軍開始了北伐。

　　在此期間，“興也百姓苦、亡也百姓苦”自然是意中事。唯天佑吾民，此前此后都發(fā)生過的屠城之類慘事并未出現(xiàn)。不過，革命軍在行軍途中整肅土豪劣紳反革命，殺了一些人，奉系軍閥在北京鎮(zhèn)壓“赤化分子”，也殺了一些人。奉系的老大是張作霖，他對“赤化分子”深惡痛絕，殺之后快，不是因為他信奉自由主義、市場經(jīng)濟而由此敵視共產(chǎn)主義，而是出于地緣政治的考量：他的老巢在東北；
從清末開始，東北就是日、俄兩國逐鹿的場所。張作霖在日、俄兩大勢力的夾縫間成長茁壯，漸漸與日本人走得更近，因此，他討厭俄國，連帶著也討厭新近成立的俄羅斯蘇維埃聯(lián)邦社會主義共和國（簡稱蘇聯(lián)），更討厭蘇聯(lián)立國的根本大法“共產(chǎn)主義”，而最討厭的，就是受蘇聯(lián)影響乃至支持信奉共產(chǎn)主義的中國人，這些人，就是他所謂的“赤化分子”。既如此討厭，那么，他向關(guān)內(nèi)進軍要打“反共討赤”的旗號，入京后大肆捕殺嫌疑“赤化”人士，一點也不奇怪。

　　被張作霖殺害的“赤化分子”，最著名者是李大釗，其次，則是邵飄萍。

　　邵振青（1886～1926），字飄萍，浙江東陽人。他是近代新聞業(yè)的前輩宗師，獨立舉辦《京報》，所撰《新聞學總論》及《實際應用新聞學》被當時從業(yè)人員奉作圭臬。他也是青年毛澤東的人生導師之一，毛氏嘗謂：“邵飄萍對我?guī)椭�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yōu)良品質(zhì)的人�！碑斎唬�毛澤東生前竟不知道，飄萍不僅是“自由主義者”，他還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秘密黨員”（或稱“特別黨員”），此事由羅章龍于1978年公布，由中共中央組織部于1986年“認定”。于是，飄萍身為共產(chǎn)黨員，被視為追求言論自由的先驅(qū)，終因“赤化”罪名被軍閥殺害，可謂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但是，與他同時代的人，對他頗有微詞。

　　有說飄萍娶妾嫖娼的。對此，他默不置辯，他的后人為他立傳，也寧信其有。這種事情，究為時代風氣所化，不足吹求。譬如，陳獨秀是共產(chǎn)黨員，郁達夫是抗日烈士，章士釗是進步人士，都嫖過娼；
甚至如胡適，也在日記里寫下不少逛窯子的經(jīng)歷。而且，此事屬個人隱私，無關(guān)大節(jié)，當作八卦聽一聽說一說也就得了，不必深論。

　　有對飄萍收入過豐存疑的。這是經(jīng)濟問題，不比風化問題，值得一說。章士釗云，飄萍好抽雪茄，煙葉皆為“美洲上材”，經(jīng)“名廠特造”，煙卷標有“邵振青制”四個字，珍貴得很。對客之時，飄萍請客人抽上一支，客人以其貴重，“逡巡受之”，吸一口就少一口，十分不舍。飄萍則瀟灑得很，“且吸且談，豪情絕世”。一煙之微，尚奢侈如是，則其他生活用費的高昂，可想而知（如，飄萍自備小轎車，在當時即為豪舉）。章士釗半耳聞半推測，認為飄萍積累財富的手段是利用了他的輿論影響力，“頗以言抑揚人，而言皆有值”。

　　什么叫“言皆有值”呢？用今天的話解釋，就是做“有償新聞”。然而，章士釗舉證不夠確切，未足定論。幸有一位與飄萍同時且同行的人，即龔德柏，提供不少證詞，似可合理說明飄萍收入與消費不符的真相。德柏（1891～1980），字次筠，湖南瀘溪人。他創(chuàng)辦《大同晚報》，曾任《申報》總編，因言賈禍，入獄數(shù)次，也是民國時代著名新聞人。他說：“新聞記者的秘密，只有新聞記者知道得極清楚”；
以此，他斬截地判斷，邵飄萍“是為金錢自由而死”。且看看他提供的證據(jù)。

　　德柏總結(jié)了飄萍的“辦報宗旨”，所謂“無錢不要，無人不敲”；
其“作風”則是“先罵，得了錢后即百八十度轉(zhuǎn)變，而大大恭維”。例如，1924年，中、蘇進行復交談判，其時，外交總長為顧維鈞，負責談判的是王正廷。王氏談妥，并草簽合約，向顧氏報告，孰料顧氏不同意（彼時他對蘇聯(lián)的看法與張作霖相似），打回重寫，而又不下達更具操作性的指示，于是，談判一度陷入僵局。飄萍乃撰文大罵顧維鈞，哄動朝野。顧氏臉皮薄，當即贈金5000元，并承諾增加外交部對《京報》的津貼。第二天，飄萍再寫一篇社論，則大捧顧維鈞，痛罵王正廷。

　　又如，1925年，北洋政府與法國談判外債支付問題，決定以金法郎（記賬單位，指含金量900‰的65.5mg黃金價值）作為支付貨幣。其實，因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緣故，紙幣法郎已經(jīng)貶值，顯見用紙幣付債更合算；
且以當時法國之勢力，亦不如前清時期能對吾國予取予求，拒用金法郎，不致構(gòu)釁。那么，政府定欲賤值貴償，其中必有貓膩。飄萍何等機敏？兼善于采訪，遂能洞見其隱。只是，他編成內(nèi)幕新聞、寫好批駁型社論，卻不付印，而是排出一個清樣，連夜送到時任財政總長李思浩宅上，靜待復信。李總長無可奈何，中宵起床，乖乖與飄萍“談判”，許以巨款。于是，次日出報，飄萍撤掉外債專題，另排他項新聞。此事非德柏孤證，李思浩回憶錄也謂，曾向飄萍提供數(shù)千元經(jīng)費，且不止一次。

　　退一步說，這種“有償新聞”，總算因“媒體監(jiān)督政府”而作，雖為穢節(jié)，還可解釋為“黑吃黑”。至于“無人不敲”，乃至利用“話語權(quán)”逼迫一般民眾，今日看來，似極可恨。約在1925年，外交部科員夏某之妾與其子通奸，其子娶婦，其妾竟禁止其子與妻同宿。這樁“人倫慘變”被飄萍訪知，他竟搬用對付財長的辦法，據(jù)此寫出一份“章回小說”的綱目，送到夏府，請他“斟酌”。夏某無奈，拿出五百塊，解了此難。

　　然仍可再退一步說話，細大不捐，生財有道，在那“人吃人的萬惡的舊社會”，亦不為過。飄萍雖一人打工，而仰事俯蓄，用錢之處不少，若能長袖善舞，盡管行為不那么高尚，似亦不必深責。所謂道德，只應是自我要求的標準，以此衡人，大可不必。但是，吃人嘴軟，拿錢手軟，算是這一行的底線，一旦逾越，或有不測之禍。依德柏的觀察，飄萍之死因，就在逾越了底線。1925年冬，奉系干將郭松齡突然倒戈，消息傳到北京，飄萍因受郭氏之賄，乃在《京報》上貼出兩幅寫真，一為張作霖，圖注“馬賊頭目”，一為郭松齡，圖注“人民救主”。張氏出身土匪，不錯；
郭氏呼應革命，也不錯。但是，飄萍若收了錢，才揚此抑彼，似乎不那么對。

　　當時，北洋政府對新聞界提供一筆經(jīng)常性的“津貼”，各報社、通訊社依政府劃定之等級，按月領取數(shù)額不等的資金�！毒﹫蟆繁涣腥胱罡咭患墶＿@是政府補貼，談不到賄賂。但是，重要部門，如財政、外交等部，還會以自己的名義，針對特定的媒體，發(fā)放“津貼”，數(shù)額則比前述“津貼”要大。遇有突發(fā)事件，還要額外劃撥，有點“掩口費”的意思。前述顧維鈞、李思浩被飄萍敲竹杠，所用名義，即系明、暗兩種“津貼”。但總的說來，政府給的錢，沒法跟各地軍閥給的錢比，而軍閥給錢之多少，則視乎本身實力大小而定。奉系是實力最強的軍閥，張作霖出手之闊綽，不問可知。《京報》的影響力名列前茅，自張作霖處所得金錢不會少，亦不問而知。具體而言，飄萍得了張作霖多少錢呢？今無確證。然有個旁證，稍加推理，吾人不難想象。據(jù)邵氏后人轉(zhuǎn)述飄萍之語，當郭松齡反戈，張作霖曾說要給飄萍30萬，請他向著自己說話。30萬之數(shù)，或因后人揄揚先輩節(jié)操，不免夸大；
然即算打個對折，15萬元，亦是一筆巨款。又據(jù)顧、李因事付給“掩口費”，每次有數(shù)千之額，差不多是月份“津貼”的九、十倍，以此推算，張作霖每月致送千數(shù)百元給飄萍，似為實情。

　　當然，除了張作霖，馮玉祥對飄萍的饋贈也不少，且馮、邵之政見亦接近，因此，碰上奉軍與馮氏國民軍作對，飄萍乃抨擊張氏，也算常情。只是，既收過張作霖的錢，今日翻臉便不認人，若此之速，似缺少一點人情味。以此，當張氏在東北讀到這張報紙，不禁要質(zhì)問飄萍：“我們常幫你的忙，何以這樣不客氣？”飄萍答曰：“你們所幫忙的是邵飄萍，宣傳張作霖是馬賊的是《京報》，《京報》與邵飄萍并非一物”。人情無二，聽到這樣的回答，世間之人蓋皆萌生殺意。唯常人無此勢力，不過咬牙切齒，頓足捶心，痛罵幾句而已。張作霖不然，他是軍閥，且是正向北京進軍的軍閥，一旦攻克北京，他不去搜捕飄萍，殺而后快，那才不正常。

　　果然，奉軍進了京城。當然，飄萍也避入租界，他何嘗不知道前此錯判了形勢？但是，張作霖太氣憤了，不抓他來殺，簡直寢食不安，于是，買通飄萍的三位好友（每位5000元），誑他回家。其中一人，在數(shù)年后的梅蘭芳綁票案中被殺，邵氏女婿因此感嘆報應不爽。1926年4月24日，飄萍受騙回家，當即被抓。次日，北京新聞界十三位同仁向先期抵達北京的張作霖之子張學良求情，學良極不客氣，淡淡說了一句：“為邵飄萍說情，太無人格”，并做了一個斬首的手勢。26日，飄萍遂以“宣傳赤化”之名，被槍決。

　　斯人已矣。他的受刑，毫無法律上的公正可言。若章士釗、龔德柏及其他懷疑飄萍作了“有償新聞”的人所言不虛，那么，盡可以審判飄萍的受賄罪、毀謗罪乃至勒索罪，但不經(jīng)審判，軍法從事，這是沒有道理的，也是沒有先例的。北洋政府（將袁世凱任期計算在內(nèi)），統(tǒng)治中國16年，地方上不論（其時軍閥割據(jù)，中央政府力有不逮），在北京這個“首善之區(qū)”，不以法律程序，抓來就殺，應以張作霖父子為濫觴。因此，飄萍之死，終是枉法之死。冤矣，可嘆。

　　當然，從更刁鉆的角度評價飄萍之死，我們不妨同意龔德柏所說，他是為金錢自由而死；
同時，也不妨認同通常的見解，他是為言論自由而死。言論自由就是言論自由，不管這個言論是為金錢還是為正義，有力者都不應該僅以言論致人死地。因為，這才是言論自由的真義。

　　作者系文史學者

　　原載《同舟共進》2007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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