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歷史背后——政學兩界的人和事》出版之后，山東大學附中的李昌玉老師給我寫了一篇書評，說我的書應該叫做"今史辯"，可以與當年胡適、顧頡剛、錢玄同等人的"古史辯"相提并論。我自己覺得在辨?zhèn)未嬲娴拇笏悸贩矫�，與胡適他們確實是一致的。

　　除了文本內(nèi)容的價值之外，我的"今史辯"更加重要的價值，就在于路徑選擇方面的方法論。這種方法論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

　　第一、必須用西方先進文化的"勞心者治官"來替代中國傳統(tǒng)儒教文化的"勞心者治人"。

　　讀過一點西方文化和西方歷史的人都會知道，英國的《大憲章》是由英國的貴族們聯(lián)合起來制訂的，主要目的是分割限制國王沒有邊界的絕對權力，從而保障每一位個人的普世人權。美國的《獨立宣言》和聯(lián)邦憲法，同樣是由貴族和精英制訂的，同樣是要分割限制公共強權，進而實現(xiàn)保障每一位個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普世性的程序正義和實質(zhì)正義。中國的儒教文化中從來沒有這樣的貴族精神和精英意識。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甚至于連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和阿 Q，都把自己當作擁有"勞心者治人"的特殊權力的特殊材料。現(xiàn)在的執(zhí)政黨甚至公開宣稱自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而是沒有人性的像鋼鐵一樣煉成的特殊材料。這樣的特殊材料總是自以為是地教化民眾、啟蒙民眾，動不動就要給別人講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什么是應該做的，什么是不應該做的？對于這樣的愚弄本國民眾和奴化本國民眾的特殊材料，我經(jīng)常使用的是六個字："耍流氓騙蠢貨"。

　　話又說回來，中國的蠢貨也確實特別多，看一看電視上當上道德楷模的人和聽了道德楷模的事跡報告就要流眼淚的人，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最近又有一個叫林強的人，有人說這個人確實很有良知，但是你的良知一旦站在以德騙人的主席臺上，那就變成出賣良知了，或者說就是開始"耍流氓騙蠢貨"了。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都有自己的生活需要安排，都有自己的責任需要承擔，憑什么非要去學習林強、王選、袁隆平、宋漁水這些人呢？

　　現(xiàn)在有許多大學畢業(yè)生、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生，他們的父親是農(nóng)民或者是下崗職工，拼死拼活把他們供養(yǎng)成了在城里混日子的人，他們連自己的工作都找不到或者是做不好，但是他們不反省自己是不是沒有學到真本事，他們偏偏要在網(wǎng)絡上空喊中國農(nóng)民多么愚昧，不能進行民主選舉，也不能把土地私有化，說是農(nóng)民參加民主選舉就會天下大亂，土地私有化農(nóng)民就會出賣土地，然后就要面臨地主、資本家的剝削。我要問的是：難道現(xiàn)在的村官、鄉(xiāng)官背著農(nóng)民圈占和出賣屬于農(nóng)民的土地家園，不是更加野蠻的剝削壓迫嗎？城市里的縣官、市官、省官強行拆除本國公民的私有住房，不是更加邪惡的侵略和掠奪嗎？

　　最為可恥的是一些沒有本領留在國外的所謂海歸派和新左派，他們口口聲聲說是國際資本掠奪了中國的財富。那么，到底什么是國際資本呢？很簡單，就是在全世界的范圍內(nèi)用來投資贏利的金錢和貨幣。國際資本即使是洪水猛獸，也是沒有長腦袋的洪水猛獸，在有智慧的人手中，它完全可以變成一種利國利民的資源和工具。就像是一個小孩子，他雖然沒有長大成人，他也是有一顆腦袋的。假如他走路時被一塊石頭絆倒了，他就應該吸取教訓，以后不要再被石頭絆倒了。有一些孩子不是這樣的，他不愿意吸取教訓，而是躺在地上撒潑打滾，哭著喊著怪罪壞蛋石頭絆倒了他，還要讓大人幫助他打這塊絆人的石頭。石頭沒有腦袋也沒有主權，所以沒有好與壞的區(qū)別，應該承擔責任的應該是小孩子和他的家長。對于國際資本也是這樣，擁有主權的個人和擁有主權的國家及其政府，應該利用國際資本從事有價值的投資建設并且避免有可能出現(xiàn)的投資風險。如果一個國家不能夠正確應對國際資本，只能說你這個國家和政府不合格也不合理，最好的辦法是你自己解散或者改組，而不能把全部責任推卸給不可能承擔責任的國際資本。那些極力標榜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海歸新左們，沒有膽量去追究擁有不受監(jiān)督的絕對權力的國家及政府的責任，卻偏偏要咬住沒有腦袋也沒有主權的國際資產(chǎn)大做文章，他們的智商其實就是被石頭絆倒就要罵石頭的刁蠻小孩子的智商。

　　總而言之一句話，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是政界和學界政教合一、狼狽為奸地愚弄和奴化本國民眾的"勞心者治人"，而不是中國的下層民眾愚昧和國際資本邪惡之類的假問題。中國的老百姓是最馴服、最善良、最迷信、最盲從的，國際資本是最講商業(yè)信用和游戲規(guī)則的，只要通過"勞心者治官"的憲政民主制度，有效地監(jiān)督治理掌握公共權力特別是最高權力的特殊材料和貪官污吏們，當下中國的公然掠奪與公然賣國現(xiàn)象，就會得到根本性的扭轉和改變。

　　第二點，多少年來，中國大陸一代又一代的所謂"學者"，把由《新青年》雜志開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五四"運動，神圣美化成為一座神廟。我現(xiàn)在要做的就是把這個神廟拆開來讓大家看一看，這座神廟其實是由并不十分干凈的泥胎構成的。在我看來，任何個人都是有自己的弱點、盲點和局限性的。人類社會從來沒有值得所有人崇拜學習的完美人格。蔡元培和胡適不完美，陳獨秀、李大釗、魯迅更不完美。我研究這些人的目的不是像中央電視臺那樣再制造出一個或幾個道德楷模，而是從這些人中間找出一條切實可行而且行之有效的路線圖。蔡元培在北大期間只是在胡適和蔣夢麟等人的幫助下，初步建立一種相對獨立也相對合理的大學制度，他更多的心思其實是用在了反制度、反文明的以德治校方面。陳獨秀就是蔡元培心目中的一個道德楷模，也是參與創(chuàng)辦進德會的得力干將。然而，就是這個自愿宣誓" 不嫖，不賭，不娶妾"的陳獨秀，安徽老家有一個元配妻子高曉嵐，北京家里有一個年輕漂亮的妻妹 高君曼，他卻偏偏要到八大胡同去嫖娼狎妓，甚至與自己的學生爭風吃醋，從而鬧出了很大的丑聞。蔡元培對于陳獨秀并不是按照進德會的規(guī)章和北京大學的制度來進行處理，而是在浙江同鄉(xiāng)湯和爾、沈尹默、馬敘倫這些人的慫恿之下，采用見不得陽光的暗箱操作免除了陳獨秀的文科學長職務。這樣一來，陳獨秀惱差成怒，加上他實在沒有胡適那樣的自己賺錢養(yǎng)活自己的本領和學問，于是他便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1920年的時候，蔡元培口述了一份自傳，其中談到他對于無政府共產(chǎn)主義的看法，第一、見到別人的錢一介不取。第二、看見漂亮的女人坐懷不亂。誰要是能夠做到這兩點，誰才有資格談共產(chǎn)。用這兩點來衡量一下，任何人都是沒有資格談共產(chǎn)的。蔡元培、胡適比較偉大的地方就在于很少做自己沒有資格做的事情。在這個方面，胡適比蔡元培要更加偉大也更加理性一些。蔡元培比胡適做的糊涂事更多一些。

　　《新青年》和新文化運動的歷史價值是通過提倡白話文和介紹引進西方的先進文化，給中國社會帶來了一個很好的轉機。但是，這個轉機偏偏被開創(chuàng)這個轉機的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魯迅、周作人這些人給敗壞了。在《新青年》同人中，能夠腳踏實地一步一步地走向以人為本、寬容和諧的"勞心者治官"的憲政民主道路的，只有胡適、傅斯年這些人。

　　有人說胡適提倡的白話文只是技術層次的東西，陳獨秀、吳虞這些人的反對孔家店和周作人的思想革命才是更高層次的。實際上，真正的體育比賽是先制訂游戲規(guī)則的比賽，真正的民主是先制訂憲政制度的民主，現(xiàn)代法律層面上的真正的正義是程序正義優(yōu)先于實質(zhì)正義。換句話說就是先有可供操作的剛性的規(guī)則和工具，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建議和文化建設。白話文就是這樣一種供操作的剛性的規(guī)則和工具。周作人就說過，在胡適沒有提倡白話文之前，《新青年》就是一種給中學生看的輔導讀物，是胡適對于話語工具的改變，一下子把握到了話語方面的主動權，這樣才有了新文化運動。章士釗宣傳憲政民主那么多年，就是因為沒有找到一條能夠普及傳播憲政民主的工具，最后連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宣傳的憲政民主了。他自己又不甘心承認胡適的領導性地位，便逆潮流而動唱起了反調(diào)。用大白話來宣傳來自歐美國家的以人為本、寬容和諧、憲政民主、程序正義的先進文化，這是胡適對于中國的最大貢獻。

　　我要說的第三點是，去年我的《歷史背后——政學兩界的人和事》出版之后，總有人在我問我：你的"政學兩界的人和事"為什么主要是學界而很少有政界�。课艺f這個事情你不應該問我，而是應該問一問當權者：為什么不讓中國人用民間資本辦報刊、辦出版社呢？為什么不讓農(nóng)民自己組織草根農(nóng)會呢？為什么中國的工會不是工人自己組織的草根工會，而是基本上不替工人說話的黨和政府的各級工會組織呢？同樣是血肉之軀，為什么當了官的黨人就可以審查別人的政治思想呢？

　　我在"政學兩界的人和事"中確實寫到了另外幾個政界人物，出版過程中被拿掉了。這本《北大教授與〈新青年〉——新文化運動路線圖》也是這樣，我自己的原稿是比較完整的新文化運動路線圖，只是為了爭取出版的機會，我才不得不委曲求全，自動刪除了正面批評魯迅和李大釗的一些篇章，而且也不得不添加了幾句違心話。不過，我基本的思路是能夠經(jīng)受住歷史考驗的，出現(xiàn)在我筆下的《北大教授與〈新青年〉——新文化運動路線圖》，與出現(xiàn)在周策縱、唐德剛這些人筆下的相關文字，是不在一個層次和一種境界上的。誰要是不相信，可以把他們的著作拿來比較一下。這其中的道理很簡單，他們這些人沒有足夠明確的人文關懷和路徑意識，自然不會有明確的方法論。

　　在這本書中的十二章里面，我最不滿意的就是第一章。因為關于陳獨秀的一些事情不太方便說，就得重了就不能出版。其中的最后一部分《新青年》同人的國家觀，作為文章結構來說是多余的，但是，這些東西又是我最想說出來的。當年在《新青年》寫文章的人大部分是世界主義者而不是狹隘的愛國主義者，陳獨秀在"五四"期間明確表示，中國要是不能好起來的話，與其賣給日本和俄國，不如賣給美國和英國。但是，幾年之后他和李大釗、孫中山、馮玉祥這些人，合伙把中國賣給了蘇聯(lián)。胡適雖然一再表示"中國不亡，天理不容"，他最后還是一心一意給中國社會找出一條憲政民主的道路來，這條道路至少在臺灣已經(jīng)結出了初步的成果。

　　我要說的最后一點是關于民主與憲政的關系。我認為，正像法律上的程序正義要優(yōu)先于實質(zhì)正義、體育比賽中的游戲規(guī)則要優(yōu)先于體育比賽一樣，憲政制度的設計要優(yōu)先于民主選舉與民主監(jiān)督的廣泛普及，臺灣社會的亂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源于民主有余而憲政不足。普通民眾的職責所在是依法納稅和定期選舉，全體民眾不可能也不應該都去直接參政和天天議政，代議制的各級議會才是憲政民主的最佳體現(xiàn)。沒有憲政卻又全民參政的民主，只能是野心家們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禍國殃民的假民主。

　　實際上一個國家好不好主要是體現(xiàn)在讀書人和政治精英身上的，中國政學兩界的官員和學者應該承擔起最大份額的責任，不要把責任推到老百姓身上。有人說還要推行梁啟超的"新民"，老百姓不就是做好自己的一份工作然后依法納稅、定期投票就可以了嗎？一個制度合理的社會里，絕對不需要每一個老百姓都去參政議政的。不能把什么壞事都推卸到社會下層的農(nóng)民和工人的愚昧無知上，到了工人下崗和農(nóng)民失地的時候，卻沒有人站出來說話了。

　　[《北大教授與〈新青年〉——新文化運動的路線圖》，張耀杰著，中國言實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定價20元。萬圣書園有售�！堆�黃春秋》雜志社負責郵購業(yè)務。也可以與出版社直接聯(liá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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