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丁·路德說過，地獄不是一個地方，而是對死亡的體驗。２０世紀的納粹監(jiān)獄或集中營就是無數(shù)人走向死亡或體驗死亡的地獄。死是可怕的，死于強權或暴政更是可怕，但被納粹關押、囚禁的人仍然可以擁有某種力量而使自己免于無邊的害怕和畏懼。事實上，作為對野蠻的對抗，文明的成果之一，就是不斷發(fā)現(xiàn)種種力量使人在死亡、類似于死亡或接近于死亡的境況中，依然活得像正常人一樣。

　　1、政治犯：主義的力量

　　在國難方殷的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川中女杰胡蘭畦的紀實小說《在德國女牢中》以其對德國法西斯監(jiān)獄的真實敘述而風靡一時，半年之中連印四次，短期內即有英、俄、德、西四種文本問世。據(jù)新四軍的鐵腕人物項英說，延安還曾把它作為教材。

　　胡蘭畦是１９４９年以前中國政治生活中的活躍人物，她的早期經歷由其友人秦德君告訴茅盾，成為小說《虹》中梅女士的原型。１９２９年胡到德國留學后，因從事反日活動于１９３２年冬被捕�！暗聡�女牢”—— 這是一個多么可怕的地方！等待煩惱、受辱、憤怒是囚犯們的揮之不去的心情，她們眼中常�！氨虐l(fā)出比太陽光還強烈的憤懣的光芒”。但盡管如此，小說卻是以其簡潔明快的節(jié)奏渲染出一種昂揚樂觀的調子，仿佛胡不是被關押，而是去參加一次革命者的聚會，“我雖被囚禁在牢中，‘光明’卻沒有忘記我�！币姂T了本世紀種種酷刑的讀者，也許會對它不可思議。

　　獄中的生活待遇不差。在柏林警察總局時，牢房的空間雖小，但非常干凈；
押到女牢后，早餐較差，中午一頓卻總有一菜一湯。“總之，在這里可以把加了油鹽的洋山芋吃個飽，有時還有煮水果。晚餐的面包上總加上牛乳餅或者咸魚，有時還有煮雞蛋。至于飲料，如果不是牛奶可可，就是糖茶。”此外還有獄外同志不時送來的牛油、面包、香腸、蘋果等等。由于胡主動要求打掃囚室，她獲得更大的活動自由，可以欣賞窗外美景，可以讀到多種報刊。獄中囚犯都是政治犯，有大體相同的革命立場。胡第一次出來散步，囚犯們就用眼、用手向她表示熱情的理解，堅強、沉靜、活潑、關愛，正是這些囚犯們的精神狀態(tài)，胡常常被“感動得受不住了，忘記了一切憂愁，飄飄然好像飛在天空中一樣�！彼齻兘涣鞫窢幗涷�，爭取散步時間，練體操，學英語，比較中西文明，討論世界局勢�！昂退齻冊谝黄穑瑫r間就像閃電般，一閃就過去了�！�

　　甚至獄中的看守，除了完成自己的職責外，一般也不對囚犯們有附加的虐待，還經常滿足囚犯們的合理要求。其中一個高個子的女看守還和胡成了朋友，幫助胡做了不少事，有一次女看守忍著不吃，卻把面包和咖啡送給胡。

　　嚴格地說，１９３２年德國司法系統(tǒng)的“納粹化”還沒有完成，“德國女牢”還屬于魏瑪共和國“文明”司法系統(tǒng)，所以“本書中描寫的獄中情景，比之后來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發(fā)生在德國法西斯集中營里的那些駭人聽聞、滅絕人性的事情，其野蠻程度是有著天壤之別的。”盡管胡批判資本主義，但她畢竟享有民主體制下囚犯的權利，“比抗日的同胞安全，比東三省民眾的生活舒服”，以至于最后“很不愿出去”。

　　監(jiān)獄也是令人留戀的—— 這當然需要理由。無論如何，沒有任何人包括革命者愿意蹲大獄，哪怕是再“文明”的監(jiān)獄。胡與她的難友們不是受虐狂，不是幻想家，她們的樂觀信念是高度理性的產物，她們有一套“主義”也即革命信念的支撐。胡清楚地知道，這是階級斗爭的具體形態(tài)之一�！霸谝粋�革命者看來，這是沒有什么可奇怪的，而且認為這是必然會發(fā)生的事情，是階級斗爭尖銳時的應有現(xiàn)象。資本主義發(fā)展到以法西斯的手段來統(tǒng)治的時候，什么卑鄙無恥的手段也都會弄出來的�！奔热皇恰氨厝弧敝�事，當然也就臨之不驚，處之不懼。革命就要有犧牲，坐牢是革命者的命運。“如果要我做一個真的人，我只有很堅強地把一切的困難都擔負起來。好吧，我就借德國的牢獄來鍛煉鍛煉自己！”

　　按照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觀點，法西斯是資本主義的最后階段，無產階級將在這個階段把資本主義送入墳墓。從而，法西斯可以拘禁革命者的身體，卻阻擋不了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方向，更無法消除革命者在精神上、心理上的巨大優(yōu)越感�！拔矣X得不幸的決不是我們而應該是沒落的資本主義�！彼齻儤O度藐視關押她們的敵人，把監(jiān)獄當戰(zhàn)場。德國革命領袖蔡特金逝世后，她們在獄中舉行了聲勢頗壯的悼念活動。胡甚至感到監(jiān)獄里有比大街上更多的自由：“要不是在監(jiān)牢里，又有誰能在街市上舉起拳頭，向可愛的女革命家致敬？誰能在街頭市上集合許多人為她游行，為她唱國際歌，并為她逝世發(fā)出吊唁和電報？”

　　社會壓迫、政治迫害之類古已有之，從中國的屈原到西方的但丁，權力與利益之爭令無數(shù)的優(yōu)秀分子不堪其苦。１９世紀以降，一些“先知”發(fā)明了種種意識形態(tài)，把種種權力與利益之爭解釋為不同社會集團及其社會理想之爭。意識形態(tài)的功能是推廣某種信念及行動綱領，動員并組織對抗性集體以改造社會。對個體來說，意識形態(tài)是使蕓蕓眾生成為某一主義的追隨者，把個體的不幸遭遇及其獲救的希望與一個超驗的集體聯(lián)系起來，使個人獲得全體的信念和力量，即使在地獄中也能看到天堂。一個沒有“主義”武裝的囚犯會覺得“德國女牢”是難以忍受的，但有信念的政治犯和革命者的心坎里卻“像秋天的白云，不斷地飛出斗爭的激情！”因為有“主義”，２０世紀的監(jiān)獄才一再回蕩著氣壯山河的旋律：真實的如夏明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
想象的如《紅燈記》中的李玉和“愿把這牢底來坐穿”。

　�。�、音樂家：藝術的力量

　　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獄中手記》里生動地敘述過死刑犯們的一次戲劇演出，讓讀者永遠記下了那些卑微可恨的罪犯們，是如何通過藝術可愛起來的故事。一般認為，納粹德國留下三部文藝作品：安妮·弗蘭克的《日記》、赫伯特·齊佩爾的《達豪之歌》和伊利·威斯爾的小說，它們都屬于獄中名作。

　　慕尼黑附近的山城達豪，１９世紀因聚集了一批藝術家而著名，２０世紀因納粹在此建立第一個集中營而聞名。１９３８年５月，納粹把奧地利作曲家齊佩爾關進達豪，也就把音樂送進了達豪。

　　音樂家就是音樂家，哪怕是在骯臟愚昧的包圍中。第二天晚上，在一份得可憐的晚飯之后，齊佩爾與另一個囚犯開始背誦詩歌，那是《浮士德》的第一幕：“請相信我，千百年來……”囚犯們渾濁的眼睛開始發(fā)光了。這些被剃去了頭發(fā)、剝奪了一切權利包括姓名的人，已經或即將在殘暴、饑餓、恐怖、羞辱之中，在焦慮、苦悶、單調、疲勞之中失去了記憶和想象，他們不再知道“我是誰”。齊佩爾想為他們做點什么，在遇到營中的幾位音樂家，也得知可以搞到一兩把小提琴和吉他之后，他萌生了搞音樂會的念頭。７月初，“齊佩爾樂隊”湊集了１４位持有各種特制的、五花八門的樂器的演奏員，在星期天下午，在一個為集中營的擴大而修建的、尚可使用的、可以容納２０到３０人的廁所里開始了。“沒有人講話，在短暫的音樂會過程中，他們在一種心領神會、彼此默契的氣氛中坐著，保持著絕對的安靜。同

　　樣也有振奮、激動和對某些有價值的東西的重新肯定，以及某種自由的感受。至少這里有一處納粹沒有完全控制住的呼吸空間。這種努力的嚴肅性重新喚起了人的尊嚴感，一種沒有淪為納粹企圖把他們踐踏成渣滓的自豪感�！币魳凡粌H使人忘掉痛苦，而且能使人對其無遮蔽的、赤裸裸的自我到底是什么樣的———有更清楚的認識。

　　“達豪音樂會”一直持續(xù)到９月底。音樂會需要作品，齊佩爾志愿在勞動１２小后再去打掃廁所，這里燈光明亮，可以獨自寫作到深夜。９月初，齊佩爾與他過去的朋友、作家索耶弗在回集中營的路上討論音樂時，偶然看到集中營大門上的標語：勞動創(chuàng)造自由。齊佩爾對索耶弗說：這能寫一首好歌。幾天以后，索耶弗寫出了《達豪之歌》，齊佩爾為它譜了曲。９月中旬，達豪的所有囚犯都會唱這首歌了。

　　《達豪之歌》共五段，每段兩節(jié)，第一節(jié)是對現(xiàn)實情景的描繪，第二節(jié)是不斷重復的副歌。比如第一段：

　　充滿了死亡，高壓線　

　　在我們的天地周圍繞上了一圈鎖鏈。

　　無情的天空降下了炎炎之火、

　　刺骨的冰雪和大雨滂沱。

　　當我們默默地去做苦工

　　幾千人行進在破曉的曙光中。

　　生的欲望、我們的女人、我們的城鎮(zhèn)

　　離我們那么遙遠朦朧。

　　與主歌悲沉的控訴不同，副歌則充滿希望和信念：“但是我們都懂得了達豪的訓箴／變得堅硬如同石頭一般／達豪的兄弟，保持仁愛／達豪的兄弟，做一個男子漢／盡力勞動，達豪的兄弟／通向自由的惟有勞動�！�

　　勞動創(chuàng)造自由，歌德的《威廉·麥斯特》、席勒的《大鐘歌》、黑格爾的《精神現(xiàn)象學》都一再表達過這一真理。但在“沒有一只鳥兒飛翔棲息”、只想把人變成動物的集中營，“勞動”只能是通向死亡而不是自由。然而，如果《達豪之歌》因此就把勞動等同于死亡，那就從心理上徹底毀滅了囚犯們的生命意義，齊佩爾只能把這一事實接受下來，并以此為起點，把達豪兄弟從遺忘和麻木的苦役中喚醒，顛覆納粹借勞動摧殘囚犯的企圖：勞動是被迫的，但我們在勞動中創(chuàng)造著自由。這就是音樂對生活的改寫，通過這一改寫，《達豪之歌》保持、維護了囚犯們的生命意識，即使是通向死亡之路，囚犯也可以保持人的尊嚴。這是對野蠻人的反抗和對真正人的贊美�！霸谙Ｌ乩粘霈F(xiàn)與興起之前，齊佩爾把藝術視為人追求希望的最高表達形式，代表著一種對他很愿意與之溝通相聯(lián)的過去的繼續(xù)。希特勒上臺之后，他又把藝術視為不光是最高理想的表達形式，而且是抗議對人的精神加以凌辱的現(xiàn)實手段。然而在達豪，他懂得了藝術不僅僅是重要的理想或政治義憤的表達方式，藝術是真正生命存在的基礎。沒有藝術，人的精神將會枯萎死亡�！�

　　１９３８年９月下旬，齊佩爾被轉移到布痕瓦爾德，那是歌德長期生活過的美麗地方，但他不再可能進行集中營音樂會了。由于此時納粹對猶太人的政策還沒有發(fā)展到“最后解決”的階段，所以齊佩爾可以于１９３９年２月被家人營救。此后，他把《達豪之歌》帶到菲律賓和美國，戰(zhàn)后又帶到奧地利。

　�。�、小人物：死亡的力量

　　“德國女牢”是一般的監(jiān)獄，初期達豪對猶太人也還限于非人道的虐待，它們原則上都不通向死亡。１９４０年６月，波蘭青年維斯拉夫·基拉爾因從事抵抗活動被捕入剛剛建好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直到１９４５年。他的獄中生涯與奧斯威辛相始終。

　　納粹的猶太人政策此時已經演變到種族滅絕階段，在奧斯威辛，每天、每夜、每小時都在殺人，開始在廚房后的砂坑里少量處決，接著是在１１號囚舍集體屠殺；
最后是在專門設計出來的比克瑙毒氣室大規(guī)模屠殺。５年之中，約４００萬生命隨著焚尸場連續(xù)不盡、香得刺鼻的濃煙而飛升。死亡鍛煉著活人的神經。基拉爾和另一個運尸工弄了一些土豆拿到停尸房，“我們坐在‘棺材’上圍著火爐，煎土豆餅。油餅的香味刺激著鼻子，沖淡了噴在尸體上的氯氣惡臭味。我們極其信任這些尸體，相信它絕不找我們的麻煩。我時而吹吹口琴，時而唱唱歌。這里籠罩著一種和諧的氣氛。”一個華沙來的“年輕貌美妖媚多情”的女管理員萬達迷上了基拉爾，他們在一個空的棚屋緊緊擁抱，剛想往鋪板上一倒之時，卻看到“有個臨死的女人，正張大渾濁的眼睛看著我。這一雙眼珠確確實實已鼓出了眼眶，碩大無比，充滿了驚恐，從她肺部發(fā)出一陣陣嚕嚕的響聲，這女人快死了。”

　　奧斯威辛的囚犯分為兩類，一類被立即送入毒氣室和焚尸爐，另一類被挑選出來為這架殺人機器服務，包括運尸工、護理員、領工員、文書、囚舍長等“上層囚犯”。基拉爾幸運地長期充當后一種角色，他的生命總是和死亡聯(lián)系在一起。比如處理尸體，他先在把尸體從禁閉室拖出來的第一組，但禁閉室陰森可怕，死尸形象猙獰，而且“尸體沉重的頭撞擊在樓梯上，已經變軟的四肢不時勾住樓梯和門檻，這給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難度�！彼�找機會溜進負責為尸體脫衣服的另一組，卻又發(fā)現(xiàn)“從已經軟綿綿的而且膨脹起來的尸體上扒下衣服并不比運尸輕松，只是空氣新鮮一點，涼爽一點罷了”。不是拖尸體就是剝尸體上的衣服，這就是他能做的選擇。

　　研究大屠殺的學者一直奇怪：人們怎么可以對飛濺在他們衣服上的孩子們的腦漿無動于衷？人們怎么能對一位母親不要殺她的孩子的苦苦哀求置之不理？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主要是直接殺人的黨衛(wèi)隊，就基拉爾這樣的殺人輔助者來說，回答起來并不難：你有動于衷又能怎樣？奧斯威辛的存在以及這些小人物的活著，就是以殺人為目的。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屠殺和死亡，已經使死的性質發(fā)生了變化：它不再是意外的不幸和極限的來臨，而是一個日�，F(xiàn)象和基本事實。如果說文明社會的規(guī)范和理想、意識與情感，都是基于生的價值和活的存在而有意義的話，(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那么在奧斯威辛，“反正都是焚尸場”，一切人性人道，包括恐怖感、羞恥感甚至殘忍、冷漠等等已經失去了主體與對象。黨衛(wèi)隊以殺人為使命，但“上層囚犯”也以他人的死來維護自己的生，而我們卻很難說他們是精神變態(tài)或生性殘忍。

　　比如，基拉爾被關進窄小的禁閉室，里面已經有了三個囚犯，“他們三個擠在這個小空間還算湊合，可現(xiàn)在我又偏偏被安排到這里，這只能怨天尤人了！現(xiàn)在只有一條出路，但愿那個瀕臨死亡的囚犯盡快咽氣，那我們就剩下三個人了，這樣起碼可以換換站立的姿勢，動動手腳，伸伸胳膊�！庇械那羯衢L故意弄死囚犯，并把尸體藏起來以避開運尸工，為的是把死人當活人多領一份食物。這些“殘忍”的行徑不難得到辯護：反正是死，早死晚死、我弄死他弄死又有多大差別？“上層囚犯”們都很清楚，停止焚燒之日就是他們死亡之時，所以他們潛在地都希望不斷有猶太人運來使他們有工作可干。而且雖然被殺者的財物主要為黨衛(wèi)隊所有，“上層囚犯”也能從中得到零頭�！斑M毒氣室的人越多，值錢的東西流到營里也就越多。和老百姓，甚至和黨衛(wèi)隊員有聯(lián)系的囚犯伺機將這些東西換成食品，后來更多地換成酒�！被�拉爾有一次用一瓶酒與同樣身份的人做交易，對方“取出連著幾顆金牙的頜骨，放在我的膝上，抱歉地說：‘現(xiàn)在困難了，沒有新囚犯運來了。’”甚至營里的普通囚犯們也因此受益：黨衛(wèi)隊的貪婪可以給他們制造喘息的機會，他們的生命也許可以延長幾天哪怕是幾小時，而那些新來的囚犯帶來的食品垃圾也會使廚房供應的湯稍許濃一些。

　　死亡是有力量的，它可以摧毀正常人擁有的理性和情感，使正常狀態(tài)下的觀念模式和行為規(guī)范失效；
使人麻木自動，不以死亡為意，不以生命為念。更重要的是，在奧斯威辛，殺人到了這樣的量：死亡已構成一種生活環(huán)境；
甚至到了這樣的性質：殺人成為另一些人活著的前提。到了這個時候，活人就可以無視死亡：死亡不再可怕，死亡不再是一個問題。從而死亡世界中的活人反倒與正常人差不多，他們其實并不特別冷漠或殘忍，他們仍然是人�；�拉爾已經積累了一套在死亡世界中“生活”的藝術，通過“黑市交易”搞到煙、酒、食品和日用品，他經常和他的朋友、他的同事喝酒取樂。“焚尸爐在冒煙也罷，在填滿被煤氣毒死的人的溝坑中，人的油脂在火焰中咝咝作響也罷，這都毫無關系�！敝匾�的是他可以搞到肉、禽、火腿、各式香腸和燒酒，“席間的氣氛好像我們根本就不是身陷囹圄的人。酒酣飯飽，增加了大家的樂觀情緒�！笨鞓�、偷情、走私、酗酒、爭斗、拉幫結派、吹牛拍馬等正常社會中的行為，也都出現(xiàn)在集中營的“上層囚犯”之間，他們之間甚至也有善惡之分、好壞之別。在他們眼中，世界的美妙并不因死亡而失色�；�拉爾去野外搬運尸體時，竟能夠欣賞美：“空地上孤零零地長著一棵樹，尸體就放在樹陰下。柳樹葉在輕輕地歌唱，云雀在天空中哼著小曲。花蝴蝶在開滿鮮花的草地上飛舞，青翠欲滴的小草發(fā)出令人心醉的芳香”——“這里的一切是多么美啊，我完全陶醉了！”

　　在惡劣的環(huán)境中，在死亡面前，人可以靠很多東西活著，比如主義，比如音樂，而普遍的死亡，工作性地殺人，也使人在死亡面前獲得力量：因為生命既已輕如鴻毛，因為死亡如此隨意。在這個意義上，納粹顛覆了生命的全部尊嚴和文明的基本價值，它使一些人在死亡的世界中也有滋有味地活著，而我們卻不能以常態(tài)中的道德否定他們。

　　參考資料：

　　胡蘭畦：《在德國女牢中》，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保羅·弗·卡明斯著，常濤等譯：《赫伯特·齊佩爾傳》，國際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９２年版。

　　維斯拉夫·基拉爾：《世界的肛門———奧斯維辛五年》，中譯本改名為《死亡的回憶———奧斯維辛五年》，李平、裘明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原載《南方周末》2001年9月13日，作者授權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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