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古代希臘與羅馬的法律，有一種流行的見解，謂前者有法律而無法律的技術，后者有法律的技術但是沒有哲學。甚至有人直接套用這樣的標題：a Law Without a LegalTechnique；
a Legal Proffes-sion Without a Philosophy.(Stig Strmholm，“A ShortHistory of Legal Thinking inthe West”，Norstedts.一九八五)這是一種頗機巧的說法，而且差不多是真實的，只是仍有幾分簡單化。我們知道，自然法的觀念源自希臘哲學，羅馬人所謂自然法，原來只是一個希臘哲學術語的拉丁譯名；
我們還知道，羅馬人在創(chuàng)造一種世界性法律的時候，曾大大得益于自然法觀念的傳播。反過來，自然法思想日后所以得風靡于歐洲，也是與羅馬法在世人心目中的權威有直接關系的。

　　古典時期的羅馬法學家多喜歡以哲學的格言來裝飾他們的作品，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同時也是哲學家。但是另一方面，自然法觀念對于羅馬法的影響，也絕不可以只由法律中的某些條款和格言來衡量。我們所見的，乃是文化史上一次偉大的移植、承借或說融合，其結果是驚人的，也是十分可喜的。只是我們若想就此作一番簡單明隙的說明卻難。十幾個世紀過去了，我們想要通過詳盡地占有資料去了解當時的一切，已經(jīng)不大可能，而這或許不是唯一甚至主要的困難。設若生在當日，我們就可以完全地了解那個時代？就法律的發(fā)展而言，自然法思想在羅馬的傳播及其影響，也許是文化史上最復雜、隱晦的事件之一。后人每論及此輒不免臆斷之辭，然而，每一種關于羅馬法的介紹，那怕是最粗略的一種，都無法避開這個主題。這也是為什么我們不怕被指為老生常談而要談論羅馬自然法的理由。

　　自然法學說源自希臘哲學的斯多葛派。關于這一派哲學的宗旨和它在歷史上的來龍去脈，一般哲學史教科書中皆有敘述，可以不論。我們只說有關的問題。先引一段西塞羅的語錄：

　　真正的法律是與自然相一致的正確理性；
它適用于所有人且不變而永恒，……我們無法因為元老院或人民的緣故而由對它的義務中解脫出來；
我們無須于已身之外去尋求對它的解說或闡釋。將不會在羅馬有一種法律，在雅典有另一種，或者現(xiàn)在有一種，將來有另一種，有的只是一種永恒不變的法律，它對所有的民族和在任何時候都是有效的。(DeRepublica，Ⅲ，xxii，33。轉引自A.P.Déntrieves，“NaturalLaw”.N.Y.一九六五)

　　這段關于羅馬自然法思想的經(jīng)典表述，包含了兩種可以注意的因素。一方面，它把自然和與自然相一致的理性，看成是永恒法律的特征，人類法律的道德基礎；
另一方面，它強調在各族人民日常遵奉的各個不同的法律之外之上，又有一種普遍而且不變的法律。這兩種特點，向我們顯示出斯多葛派哲學的某種特別性質，因為具有這種性質，日后希臘哲學與羅馬法律的結合方才有了可能。

　　就其性質而言，斯多葛派哲學乃是希臘化而非希臘的產(chǎn)物，這一點，我們只要看一下這一派哲學歷代領袖人物的出身就可以明白。一些討論政治哲學的著者，愿意把公元前三二二年亞里士多德的去世看成是一個時代的終結，而把亞氏的學生，亞歷山大的偉業(yè)看成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因為在亞里士多德的時代，宗教、哲學、倫理、政治學乃至全部的制度，都是圍繞著城邦建立起來的。而在亞歷山大的時代里面，城邦國家的理想消失在一個世界性帝國的遠景之中。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失去了往日由城邦提供的種種保護，忽然要獨自地面對世界。從這里，產(chǎn)生出一種精神的渴望，一種內省的沖動，和對于人類的新的認識。在斯多葛哲學家的頭腦里面，思考的對象不再是城邦公民一類人，而是更具一般性的理性的人。這種人并不只是生活在雅典或是羅馬，而是立于天地之間，有著同一個神，同一種法律，那就是支配整個宇宙的理性，常駐不變的自然法。這里，我們或者須要補充一句，即這種冠以自然之名的法律，其實與感性的自然并無關聯(lián)，比如它不講陰陽四時，更不談天人相副，它的所謂自然，毋寧說是理性的和人造的，它的根基，要在希臘早期的物理學或說自然哲學里面去尋找。

　　早先，希臘人把自然所指的物質世界視為某種基本元素的組合。“‘自然’的最簡單和最古遠的意義，正就是從作為一條原則表現(xiàn)的角度來看的物質宇宙。此后，后期希臘各學派回到了希臘最偉大知識分子當時迷失的道路上，他們在‘自然’的概念中，在物質世界上加上了一個道德世界。他們把這個名詞的范圍加以擴展，使它不僅包括了有形的宇宙，并且包括了人類的思想、慣例和希望。這里，像以前一樣，他們所理解的自然不僅僅是人類的社會的道德現(xiàn)象，而且是那些被認為可以分解為某種一般的和簡單的規(guī)律的現(xiàn)象�！保ㄉ蚓耙蛔g梅因《古代法》）在現(xiàn)象界的形形色色和繁復多變之后，尋求和確認某種單一的和永恒不變的原則，這即是早期希臘哲人的思想路向。后來日漸發(fā)達的政治哲學和倫理哲學，均沿著這一路線成長起來。我們在克里西波斯或者西塞羅那里看到的自然法，就是這樣一種具有全部優(yōu)雅、單純和均衡特征的原則。

　　斯多葛派哲學在公元前二世紀傳入羅馬，很快就在羅馬的知識階層里面?zhèn)鞑ラ_來。它的成功，據(jù)一般著作家的說法，是因為其對于自然的好尚和對德行的強調，與當時羅馬統(tǒng)治階層墨守古代意大利民族簡樸習慣的傾向正相符合。斯多葛哲學抱持的世界國家的概念，也為羅馬征服這件不甚光彩的事情帶來幾分理想主義，這大概是羅馬人樂于接受它的另一種原因。

　　經(jīng)羅馬人接受的希臘哲學，思辨的色彩幾乎褪盡，剩下的只是哲學家不屑于討論的道德說教。然而對哲學家無關緊要的轉變，在政治學家或法學家們可能意義重大。羅馬人是務實的民族，法學家更是第一等的務實者。最早開始研究法學的羅馬人，多半受斯多葛派哲學的強烈影響。這一派哲學所以在法律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是因為這一件事情。

　　查士丁尼《法學階梯》關于自然法、萬民法和市民法的含義闡說如下：“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給一切動物的法律�！倍�市民法與萬民法的區(qū)別在于，“任何受治于法律和習慣的民族都部分適用自己特有的法律，部分則適用全人類共同的法律。每一民族專為自身治理制定的法律，是這個國家特有的，叫做市民法，即該國本身特有的法。至于出于自然理性而為全人類制定的法，則受到所有民族的尊重，叫做萬民法，因為一切民族都適用它�！保◤埰筇┳g《法學總論》）我們可能由此得出錯誤的印象，以為那些與一般相聯(lián)系的原則，天然地優(yōu)于或者高于只關乎個別的制度；
羅馬人，受其理性的指引，一開始就在追求某個更合理的結果。實際上，我們在這里看到的，只是與我們思慮相近的成熟的羅馬法律學。自然法學說最初傳入羅馬之時，情形并非如此。

　　“市民法”乃是屬人的制度，那些附著其上的繁瑣程式乃至宗教的儀式，頑固地排斥任何外國人的參與。然而公元前三世紀，羅馬的外國人已經(jīng)多到這樣的程度，以至無論是出于商業(yè)的考慮還是為社會治安計，都必須以法律手段來安排外國人的權利和義務關系。于是有“外事裁判官”之設。這即是“萬民法”產(chǎn)生的契機。

　　“萬民法”系當時意大利各部落中通行的習慣，或說，是許多不同制度中共同的要素。對于這種根本上是外國人的制度，羅馬人的態(tài)度究竟怎樣？在這個問題上，現(xiàn)代觀察者的結論，最易于流入歧途，而與歷史的真實情形相悖。梅因大膽然而正確地指出，現(xiàn)代人尊重和贊美的，正是當時羅馬人不喜悅或是疑心重重的。而他們所傾心的東西，恰又是現(xiàn)代理論家以為瑣屑而不足道者（如買賣契約中的莊嚴儀式與問答形式）。問題在于，“萬民法”的產(chǎn)生，部分是因為他們輕視一切外國的法律，部分是因為他們不愿以自己的“市民法”擴大適用于外國人。羅馬人之不愛“萬民法”，就如他們的不愛外國人。因為“萬民法”是從外國人的制度中來，并且是為了外國人的利益制定的。（參閱《古代法》第三章）但是后來，羅馬人對待“萬民法”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轉變，而這正是自然法學說在羅馬知識階層、尤其是法學家階層中流行的一個結果。

　　慣常歸于自然法的原則包括：以血親原則取代宗親原則，強調契約中的意圖與誠信，提高婦女地位，改善奴隸境遇，等等。然而希臘哲學之影響于羅馬法律學，主要并不表現(xiàn)在那些可以計數(shù)的原則和規(guī)則的數(shù)量上面，而在于自然法學說對于羅馬人心智的一種極深刻的作用。梅因說：“從整體上講，羅馬人在法律改進方面，當受到‘自然法’理論的刺激時，就發(fā)生了驚人迅速的進步。單純化和概括化的觀念，是常常和‘自然’這個概念聯(lián)系著的；
因此單純勻稱和通曉易懂就被認為是一個好的法律制度的特點，過去對于復雜語言、繁縟儀式和不必要困難的好尚，便完全消除。”（《古代法》第三章）單純化、概括化和勻稱一類基本觀念，正是早期希臘自然哲學所具有，而為斯多葛派哲學承繼的東西。在改造一種為大量繁瑣儀式和程序包裹起來的法律制度，使之合理化、普遍化的時候，再沒有什么比這類觀念更重要的了。此外，我們還應該指出一點，那就是自然法觀念的引進，不但為羅馬法的技術改造提供了一種合法的依據(jù)，而且是將一種新的道德精神，注入到羅馬法律學之中，從而為全部的羅馬法律制度，重新奠定了道德基礎。在開始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面，“自然法”實際被等同于“萬民法”。裁判官的任務，即不但是在當時各民族的法律制度里面去發(fā)掘共同的要素，而且是通過“告示”的形式，努力地恢復一種業(yè)已逝去的更完美的法律�！叭f民法”因此而獲得一種全新的意義。這時，思想上的革命便完成了。

　　薩拜因在談到自然法時說，自然法的概念使人們對風俗習慣進行有見識的批判；
特別是在烏爾比安努斯把“自然法”與“萬民法”嚴格地區(qū)分開來以后，它可能還意味著一種對法律更為深入的倫理批判。（《政治學說史》第九、十章）對于這種說法，我們須要做一種比較保守的理解。根據(jù)自然法，人類生而自由、平等，奴隸制度雖然普遍，仍然只是“萬民法”上的制度。這種思想確實很偉大。但是如果只從近代的意義上去理解它，則我們必錯無疑。梅因曾以“人類一律平等”的命題為例來為他的歷史主義作示范。他說，安托寧時代的法學家主張“每個人自然是平等的”，這只是在述說一個嚴格的法律公理，它意味著在假設的“自然法”之下，和在現(xiàn)行法接近于“自然法”的限度內，“市民法”所支持的各階級人們之間的武斷區(qū)分在法律上不存在�！笆瞧降取痹圃疲�純然是對于客觀事實的描述，并不包含何種“應然”的暗示。羅馬法學家確實把“自然法”想象成一個完美的法律范型，但他們并不打算用它一舉取代所有現(xiàn)行的制度。自然法固然是現(xiàn)存法律的基礎，然而其職能，乃是補救性的而非革命性的或無政府狀態(tài)的。（《古代法》第四章）這即是古代的“自然法”與近代所謂“古典自然法”之間的顯著不同。羅馬法學家是穩(wěn)健的務實者，卻不是激進的革命家。這一點，我們總要牢記在心。

　　自公元前三世紀始，羅馬法經(jīng)歷了一種極其深刻和意義重大的變遷。造成變化的原因是復雜的和多方面的。我們提到的這種外來思潮，也許不是人們常說的“決定性”的，卻至少是不可替代的。這里又有一件事情可以注意。傳入羅馬且經(jīng)羅馬人濾過的斯多葛哲學實際分作兩支，一支通過受其影響的眾多法律家的實踐滲入到制度里面，另一支則經(jīng)由一些哲學家如西塞羅、塞涅卡、皇帝奧勒留等傳諸后世。二者之中，哪一種對于人類影響更大，這是不能夠武斷的事情。讀《沉思錄》而能夠超凡脫俗的注定是極少數(shù)人，蕓蕓眾生總是處在具體的社會環(huán)境之下且受其支配。價值須有制度作依托方才可以實現(xiàn)，精神具體化為典章才能夠變成支配民眾的有形力量。希臘哲學恒久的生命力并不只體現(xiàn)在后世的哲學家身上，也表現(xiàn)在具體如羅馬法這樣的制度里面。歷史上自然法觀念的風靡于羅馬，像純是一場哲學的征服，只是我們不要忘記，那已經(jīng)是經(jīng)過幾代人淡化的“哲學”。黑格爾在提到羅馬法學家的“哲學”的時候，完全是一種不屑的神情。但正是那些不合格的“業(yè)余哲學家”，賦予了“哲學”另一種力量。羅馬法在歷史上無可置疑的權威性，乃是包括自然法觀念在內的許多原則得以對整個歐洲發(fā)生廣泛影響的根據(jù)。其結果，“羅馬法就成為歐洲文化史上最偉大的精神力量之一”。（薩拜因語）沒有斯多葛派哲學的傳入羅馬，羅馬法的面貌就會是另一種樣子，同樣確定的是，沒有經(jīng)過羅馬法律學濾過、且憑借了羅馬法流傳于后世的自然法觀念，現(xiàn)代人的生活也一定不是今天這種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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