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世界歷史知識是隨著西方傳教士東來被輸入中國。起初是在教會學堂中出現(xiàn)零星的世界歷史教育,19世紀60年代開始的洋務運動中在中國人辦的學堂中有個別開設世界史

　　課程,甲午戰(zhàn)爭以后從沿海到內(nèi)地,許多官辦或者民辦的書院開始自發(fā)地教授世界史知識.當時使用的教材主要是西方傳教士的著作,如《地理志略》、《萬國通鑒》、《各國史略》等以及日本人的漢文世界史《萬國史記》,也有直接采用英文原著作為教材的。

　　關(guān)鍵詞:中國;世界;歷史教育;學校教育;晚清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4133(2004)0420094208

　　本文探討的是1904年初張百熙、張之洞等主持重訂學堂章程出臺之前晚清學校中的世界史教育情況。此處學校是指所有中國境內(nèi)的公私教育機構(gòu)，在當時一般稱為書院、書館、學塾、學堂之類。任何事物都有萌芽和發(fā)展的過程，晚清在中國學校中傳播的世界史學，因為屬于中國世界史學的萌芽階段，不能用現(xiàn)在的體系化的學科標準來衡量。中國人對于世界的認識自鴉片戰(zhàn)爭以后進入一個新階段，世界歷史和地理知識在晚清的傳播，是中國與世界交往的結(jié)果，同時又是推動中國走向世界的因素之一。

　　中國人關(guān)于地球萬國的最接近于事實的正確知識，首先是明末西方傳教士如利瑪竇等人傳來的，當時只有極少數(shù)的士大夫了解和接受了這些知識。它們在中國沒有得到持續(xù)且廣泛地傳播，也沒有在中國學術(shù)中扎根。誠如錢鐘書先生所說的，中國走向世界，也可以說成是世界走向中國，咱們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門甚至破門跳窗進來。[1](P2)西方文化是伴隨著西方商船和軍艦送來近代中國的，林則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國圖志》，可以說是中國人最初的世界史著作，它們是洋人送來的結(jié)果，因為林、魏主要利用西人的報紙、書籍和有限的與西人的交往獲得世界知識的，他們沒有旅行全球的經(jīng)驗。在學校中施行世界史教育，也是以傳教士在中國所辦學校為最早。隨后中國人設立的一些西學堂和傳統(tǒng)書院中也有世界史地的課程。

　　一

　　把中國以外的國家的地理、歷史等知識在教育機構(gòu)系統(tǒng)地傳授，開始于西方傳教士在中國所辦的學校。1850年，郭實臘[①]牧師訪問柏林時，向該機構(gòu)講述中國棄嬰情況。一個牧師妻子叫Knack的，決心改善這種狀況，于是成立了一個婦女組織。她們到了香港，先是租了一間房子創(chuàng)辦了柏林育嬰堂(Berlin FoundlingSociety)收容棄嬰，并且進行撫養(yǎng)、教育。1861年在外國僑民和她們德國同胞們的贊助下建立了基金。在20年時間中收養(yǎng)了300多個孩子，教他們讀書、寫字，還教他們做家務。文化課程有算術(shù)、地理、歷史和唱歌等。[2](P184)美部會(The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狄考文1864年在山東登州開設蒙養(yǎng)學堂，相當于小學，1873年起添設正齋課程，那是高一級教育，相當于中學程度，1876年改名為文會館(1904年與英國浸理會設在青州的廣德書院合并遷至濰縣，改名為文會館)。在這所教會學校1891年的課程表中，備齋(初級小學)3年，第2、3年級學《地理志略》；
正齋6年，2年級學《萬國通鑒》，4年級學《左傳》一、二、三、四，5年級學《廿一史約編》。[3](P224-225)19世紀80年代，狄考文在北京附近的通州主持創(chuàng)辦了一所書院，和他妻子一道培訓中國傳教人才。他們在書院中向中國年輕人除了講解《圣經(jīng)》以外，還教授天文學、數(shù)學、自然哲學和歷史。[2](P179)

　　起初，傳教士東來，作為傳教的輔助手段從事教育事業(yè)，師資、設施、開設的課程及其教材，都沒有統(tǒng)一規(guī)范，各自為政。1877年召開首屆在華傳教士大會達成統(tǒng)一意見，設立了“學校教科書委員會”(The School andTextbooks Series Committee)。隨后它組織編寫了不少教科書，中間大半屬自然科學、算學、西洋歷史、地理、宗教、倫理等科。[4](P91)該委員會作出初步?jīng)Q定，籌備編寫初級和高級兩套中文教材。教材科目除了教義問答手冊、數(shù)理化、動植物等自然科學外，還有語言、邏輯、政治經(jīng)濟、音樂和繪畫等人文社會科學。后者中包括各類歷史教科書。作為會議決定的歷史教材包括：古代史綱要、現(xiàn)代史綱要、中國史、英國史、美國史。任命丁韙良、韋廉臣、狄考文、林樂知、黎力基和傅蘭雅等負責籌備編寫一套小學課本。委員會要求出版過中文著作，已經(jīng)著手編寫或者愿意承擔編寫任務的教士與秘書聯(lián)系，向秘書處寄出書籍副本或者做專門介紹。編寫的任務由各個教士自行負責，委員會要求不是譯作而是原作，適合作為教材，在具備嚴格的科學性的同時引導讀者注意上帝、罪孽和靈魂拯救的事實。版權(quán)歸作者所有，委員會保留一定數(shù)量的書籍。教科書由委員會負責募集資金出版，也可以是個人出版的書籍，由委員會認可后購買作為教材，或者雖然不買而希望作者同意列入教科書委員會書目中。鑒于當時同種西學概念有多種中文譯名的狀況，委員會要求作者在書中附上中英文詞匯表，否則不予出版。[5](P86-90)學校教科書委員會1890年為“中華教育會”取代，前后活動了14年。這段時間中共出版、選定書籍98種189冊，大部分是自然科學方面的。其中歷史類有4種，地理類有9種。至1890年共計出版3萬余冊，一半已經(jīng)售出。[6](P52-59)

　　由林樂知于1890年在上海英國租界內(nèi)創(chuàng)辦的中西女塾，“專教中華女子中西書史與一切有關(guān)實用之學，以及刺繡縫紉等事”。它是一所基督教學校，1902年制訂公布的章程說明教育方針是中西并重，招收8歲以上女子，13歲以上者必須住館。設定學制10年，從1年級到10年級，每年必修的是英文和算學。另外是圣道、格致等西學課程。圣道的內(nèi)容有耶酥言行、圣經(jīng)史記、新約、舊約等；
格致課包含地理、生理、物理、動植物、天文和化學等。其中第7、8兩年的英文課學習《萬國通鑒》，[7](P227-230)該書是晚清較為流行的世界史著作之一。耶穌教美以美會鎮(zhèn)江女塾，學制12年。在其功課章程中，圣經(jīng)當然是名列榜首的通貫的必修課程。1年級就有“地理口傳”，2年級有“讀故事書”，內(nèi)容是地理風俗等，4年級有“泰西通俗演義”。8年級開始，增大了歷史課的分量。既有中國歷史又有外國歷史。中國歷史部分學習“左傳摘要”，外國歷史學習“圣教史記”、“大美國史記”；
第9年基本相同；
第10年有“讀萬國通史”課，第11年有“萬國通鑒”、“萬國通史”，第12年有“萬國通鑒”，“讀泰西新史”。[8](P105-106)

　　二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以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出現(xiàn)了一大轉(zhuǎn)變，與西方列強的關(guān)系由對抗改為合作。政府高層領導意識到學習外國語言、了解外情的必要，開辦傳授西學的學校。1859年，當時的翰林院編修郭嵩燾鑒于自中外交涉以來，外人對中國了如指掌而中國對外界無人熟悉的現(xiàn)狀，上奏建議設立外語學校，培養(yǎng)人才。主持政府外交的恭親王奕昕等也上奏建言培養(yǎng)外交人才，于是有19世紀60年代初京師同文館的創(chuàng)辦。奕昕等人當時還不知美國是與英國使用同種語言的，打算從廣東和上海各挑選兩個誠實可靠而又掌握“英、佛、米三國文字語言之人”，帶上各國書籍來北京當教師，從八旗中選拔十三、四歲以下天資聰慧的少年各四、五人學習，待這些八旗子弟學習數(shù)年掌握文字語言后就結(jié)束。[9](P2679)最初的宗旨不過培養(yǎng)幾個通事即外語翻譯。同文館開辦初期，只是教授外語的專門學校，頭年只有英文館，次年又設了俄文館和法文館，1871年添設德文館。1876年以后，同文館成為綜合性的西學堂，擴充教學內(nèi)容，規(guī)定除了外語之外還得學習數(shù)理化、航海、測量等科學技術(shù)和萬國公法、政治學、世界歷史和地理、翻譯等。作為西學內(nèi)容之一的世界歷史從此才出現(xiàn)在中國人主辦的學校中。光緒二年(1876)京師同文館課程表中，第三年是“講各國地理、讀各國史略、翻譯選編”[10](P31)同文館教習和學生共同編譯的教材中，就有Outlines of the Worlds History一書，翻譯者是Yangshu and Changsiu[②]。另外俄文館學生翻譯了History of Russia(《俄國史》)一書。這是長期擔任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北長老會傳教士丁韙良說明的第一手材料。但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現(xiàn)存同文館教材中，我沒有發(fā)現(xiàn)這些外國歷史類書籍。

　　繼北京同文館之后，1863年在上海開設的廣方言館中也有世界歷史的教授。出生于1887年的張君勱，于1898年進入上海廣方言館學習。在那里他們一周中4天學英文，3天學漢文。所謂4天英文，其實是4個上午，而且英文課不是單純學習語言文字，而是包括了數(shù)理化和歷史等。[11](P58)這里的歷史課，是用英文講授的，當然不會是中國歷史。洋務運動期間，南北洋各地興建了不少學堂傳授西學，但是它們都是為了學習制造堅船利炮而興辦的，學堂是服務于洋務的附屬機構(gòu)，典型的如江南制造局的譯書館。當時人們頭腦中的洋務，主要是格物之類近代自然科學內(nèi)容，因此這些學堂開設的課程都是技術(shù)、工程一類。如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創(chuàng)辦的船政學堂，李鴻章在天津分別于1880年設水師學堂(北洋水師)、1885年設武備學堂，1887年張之洞在廣東設水陸師學堂，1890年曾國荃于南京設江南水師學堂(南洋水師)等。還有1876年福建電氣學塾，1880年天津電報學堂，1882年上海電報學堂，以及醫(yī)學、鐵路等學校。它們都是�？茖W校性質(zhì)，培養(yǎng)實用技術(shù)人才，因此教授的知識不超出職業(yè)崗位要求。這種為近代軍事、電氣、醫(yī)院培養(yǎng)實用人才的洋學堂，沒有開設世界歷史課程的空間。

　　洋務運動期間，主事者們采西學，僅僅把西學等同于器和藝。甲午戰(zhàn)爭中中國敗于小小日本，使不少人反思數(shù)十年洋務運動不見成效的原因，對西學的認識出現(xiàn)了質(zhì)的改變。1895年以后，不少官僚士大夫向政府建議在傳統(tǒng)書院課程中增加時務知識。像康有為這樣的時代先知(至少在19世紀末可以這樣說)在甲午戰(zhàn)爭之前就在自己開辦的書院中向?qū)W生灌輸世界知識了。19世紀90年代初開始，康有為在廣州興辦長興學舍[③]。長興學舍的教育內(nèi)容除了傳統(tǒng)私塾的經(jīng)史、括帖之學而外，注重向?qū)W生灌輸時務學問，其中就有“萬國史學”一項。梁啟超評論康有為時說“先生能為大政治家與否，吾不敢知；
雖然，其為大教育家，則昭昭明甚也”。他根據(jù)康有為的《長興學記》的綱領旨趣制作了一張學表。其中分“學綱”有四：志于道、據(jù)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梁啟超歸納為德、智、體3個方面�！皩W科”分為義理之學、考據(jù)之學、經(jīng)世之學、文字之學4大塊。其中考據(jù)之學中，有中國經(jīng)學史學、萬國史學、地理學、數(shù)學、格致學。[12](P8-10)同是康有為弟子的陸乃翔、陸敦，在評價老師時也說“康南海為教育家”，“因才施教，擇其上根，大聲棒喝。其不能受者即退，其能受者則終身服膺焉”。在提到康有為講學內(nèi)容時，則是“自各國古今之道德、政治、宗教、歷史、文學、詞章、物理、地圖無不有，而尤以中國為多，孔子為主，蓋愛國之義有然也”。[13](P68-69)1893年進入長興學舍的梁啟勛在回憶錄中說，康有為在長興學舍的講學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每論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沿革得失，并引歐美事例以作比較證明。長興學舍除了中國古書外，還有很多西洋書，江南制造局翻譯的自然科學方面的如聲、光、化、電書籍，容閎、嚴復諸先輩的譯本以及傳教士如傅蘭雅、李提摩太等的譯本。從1891年開辦至1898年戊戌政變發(fā)生長興學舍關(guān)閉為止，共存在7年。[14](P62-65)

　　不僅僅北京、天津、上海和廣州等沿海大都會這些與海外交通較多的地區(qū)的人們認識并且實行世界史教學。由幾位官僚士大夫于1873年集資創(chuàng)設于內(nèi)地陜西涇陽的味經(jīng)書院，鑒于“中國人士日讀周公孔子之書，舍實事而尚虛文，甘讓外人以獨步，事不如人而遂受其制”，1895年于書院中立“時務齋”，“俾人人心目有當時之務，而以求其補救之術(shù)于經(jīng)史”。書院把原辦學經(jīng)費的三分之二改為刊時務書和對習時務者的資助。時務齋章程似乎相當嚴格，對進入時務齋的學生有嚴厲約束，如入學須學憲考選，院長挑取，兼由齋長及舊入齋之人保舉。入齋后必須立定保證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講讀某經(jīng)史或者學習某項技藝，若干年達到精通。要是不能達到目標則要“從重議罰”，而且連保人也要“一并議罰”。在章程規(guī)定的課程中，凡是中國學術(shù)，都必須同時學習對應的外國內(nèi)容。其中史學類要學歷代正史、通鑒綱目，另“須兼涉外洋各國之史，審其興衰治亂，與中國相印證”。[15](P708-712)1896年秋季，主政陜西的魏光燾、趙惟熙等人于涇陽味經(jīng)書院旁興建了崇實書院。陜西的這家書院是書院學生邢廷莢等人聯(lián)名要求自籌款項而創(chuàng)建的，希望“不必限定中學西學，但期有裨實用，如天文、地輿、吏治、兵法、格致、制造等類，互相講求”。[16](P7-8)趙惟熙等人創(chuàng)辦崇實書院，申明以中國學問為本兼習西洋學問。這時的西學除了格致、測算、工礦以外，包括教務、風俗人情、古今時局政治、法律等等。規(guī)定學生每天學習中學、西學各兩個小時。[17](P4007-4008)1895年江西巡撫德壽上奏說，如果把江西全省書院都改為西洋式學校經(jīng)辦，則經(jīng)費不足。“擬于省城各書院頒發(fā)同文館譯出各國史略、西藝新法等書，延中國通儒為之主講。訪求穎悟之士，分科專學月課月程”。1896年7月山西巡撫胡聘之等人就上折建議在書院中添設天文算學格致等課程，以克服“或空談講學，或溺志詞章”而“無裨實用”的書院之弊。同年10月德壽又上折說，把江西友教書院童卷裁撤，所有膏獎移設算科。開設新的課程需要教材。當時篳路藍縷，一切沒有定規(guī)，頗使主辦者躊躇。江西省城書院，則從上海購買了《列國歲計政要》等書75種，于光緒二十二年三月(1896年4月)開學。以便達到“學有實濟，明其道不計其功，久得熏陶而涵育之，自可漸收實效”。[18](P267-268)

　　除了對傳統(tǒng)書院課程實施改革、削減傳統(tǒng)學問科目和課時增加西學分量以外，1895年開始，各地紛紛建立中西學堂。由盛宣懷倡議設立于1895年的天津中西學堂，聘任美國著名教育家丁家立博士為總教習。按照創(chuàng)辦者的計劃，在不同層次的級別中都開設世界史課程。在相當于大學本科的四年制頭等學堂中，第一年就安排了“各國史鑒”課程。二等學堂是中學程度，也是4年制，“各國史鑒”功課放在第3年和第4年學習。[19](P292-295)根據(jù)課程表看，二等學堂主要從頭學英文、數(shù)學。頭等學堂4年貫穿必修的是英文翻譯、寫作，另外是數(shù)學、物理、化學，到高年級學習地學、國際法、理財?shù)取Ｌ旖蛑形鲗W堂的頭等學堂1902年改稱北洋大學，是中國人創(chuàng)辦的第一所公立大學，二等學堂也是中國第一所官立中學。1895年，譚嗣同在湖南倡設瀏陽算學館。在他擬訂的《開創(chuàng)章程八條》中，說開頭要多籌經(jīng)費訂閱《申報》、《漢報》、《萬國公報》等報紙，可見注重時務知識的傳播。在《經(jīng)常章程五條》中規(guī)定學生們每日6時起身，10時就寢。上午3小時下午2小時學習算學，“余時溫習經(jīng)、史，閱看外國史事、古今政事、中外交涉、算學、格致諸書及各新聞紙”。[20]李端棻在其著名的《奏請推廣學校折》(1896年6月12日)中，建議“自京師以及各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府、州、縣學招收民間俊秀子弟12~20歲之間具備一定文化基礎者，3年為期。省學和京師大學也是3年制，課程近似，唯更加高深和專門化。[21](P117)教授《四書》、《通鑒》、《小學》等之外，還有各國語言文字以及初步的算學、天文、地理知識，簡明萬國歷史。這是后來設立京師大學堂的先聲。根據(jù)楊耀文的回憶，南洋公學(也是盛宣懷創(chuàng)建)1897年春季正式開學，一年后步入正軌，開始厘定課程表，規(guī)定學年制。開始的課程除了國學、史地外，還有英、法、日等文字，世界史地、數(shù)理化、法律、經(jīng)濟等，課本全部是英文本。[22](P316-318)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鑒于中外交涉日益頻繁，“需才益亟”，而培養(yǎng)西學人才的場所只有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和廣東同文館和南北洋幾處學堂，人數(shù)有限不敷需求，于1897年12月17日上奏在首善之地的京師設立通藝學堂，主要招收官紳子弟。光緒帝當天就批準同意。在擬開始的課程中，考慮到3年時間有限，必須選擇最重要的首先學習，其中就有“泰西近史”一門。[23](P385-387)1896~1897年之間，由王先謙等幾位湖南開明士紳倡議并且捐資，在湖南巡撫陳寶箴支持下，在長沙設立了湖南時務學堂。確定學生120人的規(guī)模。陳寶箴在招生說明中稱“國勢之強弱系乎人才，而人才之消長存乎學校”，“知彼知己乃謀國者之急務”，為了造就“兼通中外”人才而設學堂，招收的學生年齡在14~20之間，每月給3兩銀子。開設功課有中學的《左傳》、《湘軍志》及時務書，西學以外語為主，兼習算學、格致、西史等之粗淺者。[24](P389-391)學堂章程雖稱中西學并重，其實主要是教授外語的，本來定的是3年學制，“繼思西文頗繁，期迫恐難收效，故改為五年”。學生的出路是升入京師大學堂或者出洋學習，或者舉薦為使館翻譯隨員，或者派到南北制造局差遣委用。[25](P391-393)該學堂存續(xù)時間不長(1897年第招進第一批學生，1898年春夏間最興旺，戊戌政變后零落，次年改為“求是書院”，遷址他處。[26](P402-404))但是影響不小，引發(fā)了當時湖南社會的“地震”，從蘇輿的《翼教叢編》和葉德輝的《覺迷要錄》等書中觀點可見一斑[④]，譚嗣同、唐才常這些中國近代史上的名人都曾是時務學堂的學生。時務學堂把功課分為普通學和專門學，相當于現(xiàn)在高校中的基礎課和專業(yè)課的區(qū)分。梁啟超為長沙時務學堂的中文總教習，把普通學分4類：經(jīng)學、諸子學、公理學、中外史志及格、算諸學之粗淺者。凡入學堂后，前6個月都得修普通學，6個月之后才能修專門，但是普通學仍然要學。1898年春季設立的廣州時敏學堂，在其章程中明確宗旨是讀書致用。采購輔助教學的圖書時，中國學問書籍中但取有關(guān)經(jīng)濟類購買；
西學類書籍除了格致、制造、天、算、農(nóng)工商等類外，還有政治、歷史、交涉、公法等方面，都準備“分類購買，以擴見聞而資講習”。[27](P408)最初的一批學堂，雖常常標榜中西學并重，其實多是西學為主[⑤]，世界史學是西學的內(nèi)容之一。

　　光緒二十七年(1901)八月初二日上諭號召各地興辦學堂。時山東巡撫袁世凱積極響應，制定詳細計劃上奏，擬建立山東大學堂。袁世凱鑒于中國初等和中等教育體系尚未建立，創(chuàng)辦大學缺乏生員，故先設立相當于初、中、高3個等級的備齋、正齋和專齋。備齋兩年，教授外語、史地、算術(shù)等粗淺學識。正齋4年，分政、藝兩門。政學分3科：中國經(jīng)學、中外史學、中外治法學，藝學門有8科：算學、天文學、地質(zhì)學、測量學、格物學、化學、生物學和譯學。作為高等教育的專齋計劃學制2至4年，設立10門：中國經(jīng)學、中外史學、中外政治學、方言學，另外還有商、工、礦、農(nóng)、測繪、醫(yī)。每日白天學習8個小時，其中5個小時西學，2個小時中學，1小時體操。袁世凱的《奏辦山東大學堂折》可能是當時最完備的辦學計劃，共分4章，詳細說明學堂辦法(28節(jié))、學堂條規(guī)(33節(jié))、課程(17節(jié))和經(jīng)費(18節(jié))。跟本文話題相關(guān)的課程部分，我們可以看到袁世凱開列出的課程表中，規(guī)定了在正齋(當時人眼中的中等學校)2年級第1學期設“泰西古史”，第2學期設“泰西近史”課程。[28](P611-632)

　　面向中國人的世界史地教育，最初僅僅是少數(shù)教會學校和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等處進行的星星之火，在1895年以后則出現(xiàn)了從北京、天津、上海等政治經(jīng)濟中心的大都會向全國各地發(fā)展的燎原之勢。新開設的學堂多把世界歷史(當時一般稱為泰西史或者萬國史)知識作為已經(jīng)具備了初等文化程度的學生必須掌握的時務之一。

　　三

　　晚清學堂中的西學，對中國人來說是全新的，而且決定士大夫仕進之途的科舉考試中沒有要求西學內(nèi)容，因此招生、教學都遇到了困難。為了吸引學生，辦學者不但不收學費，還給學生發(fā)放膏火銀。沒有現(xiàn)成的教材也是令人頭痛的問題。像數(shù)理化等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報刊相對要容易獲得，因為自洋務運動興起以后，江南制造局等處就組織翻譯了不少。而世界史學方面書籍極少被翻譯過來。前面提到過教會學校如山東登州文會館，在備齋中使用《地理志略》，正齋中使用的《萬國通鑒》。京師同文館，教習與學生共同翻譯了《各國史略》為教材。廣州康有為的長興學舍中所教的世界知識，是根據(jù)什么書籍進行的？康有為似乎沒有留下記錄。他的學生弟子們關(guān)于康有為的傳記中也沒有提及到底使用什么書作為教材的。梁啟超作于1896年的《西學書目表》為我們提供了線索。該書分上、中、下、附四個部分，是梁啟超為回答長興學舍時代的學生梁作霖、黃公等人請教該讀那些西書以及先后次序而寫成的。他羅列了300種西書推薦給青年學子，說根據(jù)書目表選擇精要讀一下，可以知道世界變遷的大概了�！段鲗W書目表》中所列的唯一的一本世界歷史類書是《萬國史記》。該欄記曰“萬國史記岡本監(jiān)輔上海排印本十本五角”，下端有梁啟超對《萬國史記》的簡短評論，雙行小字注曰“雖甚略，然華文西史無詳者，姑讀之”。[29]江西巡撫在省城書院推行世界史教學，是采用京師同文館的《各國史略》以及在上海購買的西學書如《列國歲計政要》等作

　　為教材的。1897年2月宋恕為天津育才館所擬的“第一級正課書目”，科目共有心性學、養(yǎng)生學、古史學、國史學、外史學、時務學、物理學、諸子學、訓詁學、詞章學。在10門功課中，史學占了3門。古史學宋恕推薦《通鑒輯覽》、《史通》、《史記》；
國史學的課本是《圣武記》、《湘軍志》；
外史學則是《萬國史記》、《泰西新史攬要》。宋恕評論兩本外史著作，說前者“日本岡本監(jiān)輔撰，遠勝《海國圖志》、《瀛寰志略》”，后者“譯筆陋劣，然原書宗旨甚高，不可不讀”。[30](253-254)天津育才館的館章規(guī)定“須文理清通者方許收入”，宋恕稱他的書目“若課蒙童及造詣高于清通之生徒則不可”。同長沙時務學堂一樣，教育對象是有一定文化基礎者。長沙時務學堂，在梁啟超設置的“第一年讀書分月課程表”中，也把《萬國史記》列入普通學之內(nèi)，作為公共基礎知識要求學生們學習。在《讀西學書法》一文中，梁啟超介紹了一些西學入門書籍，而且把同類書的優(yōu)劣作簡要的評述。他列出的通史類著作有《萬國史記》和《萬國通鑒》，梁啟超認為《萬國通鑒》是教會所譯之書，不可盡信，不如《萬國史記》。在“西學啟蒙十六種”中，他說《歐洲史略》一書體例不錯，可惜譯文太差；
《四裔編年表》便于翻閱，但是“舛錯頗多”。[29]《四裔編年表》是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和江蘇吳縣人嚴良勛合譯的，采用編年表的形式記載從中國少昊四十年壬子即公元前2349年起至咸豐十一年辛酉即公元1861年止的中外歷史�！度f國通鑒》是美國傳教士謝衛(wèi)樓的中文著作，完成于1882年，分4卷31章，宣揚耶穌創(chuàng)造世界。除了《萬國史記》是日本人的漢文著作以外，其余多是傳教士編寫或者與中國人合譯的中文世界史著。

　　也有學堂直接用英文原著講授世界歷史的，既有中國人教，也有請外國人教的。例如1900年福建侯官人陳壽彭在寧波主講西學時，采用美國人彼德巴利所編的《萬國史略》為教材，隨后他把該書翻譯成中文出版。[31]福開森在其《南洋公學早期歷史》中提到，南洋公學的歷史、經(jīng)濟課程得到兩位美國青年賽茨和李文沃思的幫助。[32](P173-174)美國教師擔當?shù)臍v史課程，無疑是英文版的世界歷史，唯南洋公學使用的具體教科書是哪種，現(xiàn)在難以弄清。

　　屬于形而上之學的歷史特別是世界歷史知識在晚清走入中國的學校課堂，是人們對西學認識深化的結(jié)果。洋務運動初期，人們了解的西學是語言文字、算數(shù)測量、制造駕駛之類，承認“丑夷”在這些形而下的器方面強于中國。經(jīng)過1894~1895年的中日交鋒，士大夫們發(fā)現(xiàn)幾十年來講求的洋務毫無用處，開始全面反思中西關(guān)系，把甲午戰(zhàn)爭的失敗歸因于中國政治不行，以前的采西學沒有抓到西學的根本。光緒二十二年(1896)梁啟超上書張之洞建議改良書院課程，說“中國向于西學僅襲皮毛，震其技藝之片長，忽其政治之大法”，認為西方學校中政治學對于今日中國最有用。[33](P104-106)而這種政治學是以公理公法為經(jīng)，希臘羅馬古史為緯，以近政近事為用。梁啟超在次年的《與林迪臣太守論浙中學堂課程應提倡實學書》中重申了這種認識，認為日本就是學西方重視學校而學校注重政治不到30年而崛起于東方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因此主張當時的學校以政學為主義，以藝學為附庸。尤其是義和團運動以后，維新志士和部分朝廷大臣痛感了解外國的必要，于是采西學成為時代潮流。這時人們頭腦中的“西學”概念，已經(jīng)不同于洋務運動初期那種僅僅指槍炮器械、聲光化電等等，還包含了西政等內(nèi)容。作為“考治亂得失”的歷史學特別是外國史地受到人們普遍重視。向接受過啟蒙教育的青少年傳授中外史地普遍列入了各地的中等學校的課程中。1902年由管學大臣張百熙主持制定的《欽定學堂章程》即習稱“壬寅學制”中，4年中學期間都安排了“中外史學”和“輿地”課程，而且達到每周6課時之多，約占每周37課時的六分之一。另外外語每周9課時。而傳統(tǒng)學問的修身、讀經(jīng)、詞章三門課程合起來總共才8課時�？赡苓@一改革步伐邁得太大吧，它沒有實行。次年由張之洞主持對它進行修訂成為《奏定學堂章程》，就是教育史上著名的“癸卯學制”。中等學堂改成5年制，此外最大的改動是傳統(tǒng)學問的課時增加，修身、讀經(jīng)、和中國文學三門每周14時，占總課時的40%；
歷史、地理課，第1、2年每周5時，第3至5年是每周4時。據(jù)研究這部學制在晚清各類學堂中基本上得到了貫徹執(zhí)行。[34](P175-190)《5奏定中學堂章程》第二章第四節(jié)為“各學科分科教法”，規(guī)定歷史課先講中國史，次講亞洲各國史，次講歐洲美洲史，詳于大國略于小國，說近事者十之九，說古事者十之一。“凡教歷史者，注意在發(fā)明實事之關(guān)系，辨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fā)國民之志氣”。

　　盡管中國的科舉制度歷史悠久，曾經(jīng)在西方受到高度評價，但它僅僅是一種選拔官吏的考試。在癸卯學制實行之前中國沒有統(tǒng)一的學校教育體制，當然也沒有適合學校授課的教科書。歷史學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源遠流長興旺發(fā)達的一門學問，近代各地書院為了抵御西方文化的影響、強化學生的中國學問根底而傳授中國歷史知識時，教科書是根據(jù)主事者的興趣見識自由確定的。1895年以后許多志士從國力貧弱緣于缺乏人才、而人才產(chǎn)生于學校這種認識出發(fā)，一面上書朝廷建議政府開設學堂，一面自動地開始改革書院課程，大量增加西學內(nèi)容乃至以西學為主。西學內(nèi)容中作為考治亂得失的萬國史學受到重視。由上面所揭示的事實可以看到，從京師到江南，自沿海至內(nèi)陸，涌起了一股求西學的潮流。這時的西學不僅是洋務運動初期的外語、制造、水師、電報，而且注重于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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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郭實臘(Charles Gutzlaff)，荷蘭傳道會(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牧師，1826年作為隨軍教士來東方。1827年抵達爪哇島，奔走于緬甸、新加坡和澳門之間傳教，后來在香港當局任中文秘書直至1851年去世。漢學家，翻譯過《圣經(jīng)》，撰寫了一些歷史和宗教書籍。

　　[②]這本書的書名及翻譯者,今有不同譯法。傅任敢譯作“《各國史略》，楊樞和長秀”（《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上冊第44頁）；
張匯文等人翻譯成“《世界史綱》，楊樹，張秀合譯”（《中華帝國對外關(guān)系史》第三卷）。這是對同一材料H.B.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8,Vol.的不同漢譯。

　　[③]康有為1891年在廣州市長興里租屋講學，次年遷址衛(wèi)邊街，又次年冬復遷學舍于府學內(nèi)仰高祠，開始稱“萬木草堂”，故諸多文章中稱之“萬木草堂”。

　　[④] 例如，收入《翼教叢編》卷五的《湘紳公呈》說時務學堂學子“喪其本真，爭相趨附；
語言悖亂，有如中狂”，“始自會城，浸及旁郡”。

　　[⑤] 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1898年7月3日)《總理衙門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說到“近年各省所設學堂，雖名為中西兼習，實則有西而無中，且有西文而無西學�！�…各省學堂，既以洋務為主義，即以中學為具文�！保ā吨袊�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 戊戌時期教育》第127頁）

　�。òl(fā)表于《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作者授權(quán)天益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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