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地上出現的第一條鐵路是英國怡和洋行在1876年在上海修建的，叫凇滬線，14.5公里。應該說這個時間比外國擁有商業(yè)化運行的火車也就是晚了大約50多年，要是追趕的話，不算太晚。可清政府擔心火車“破壞了龍脈”，用重金贖回，拆掉了。又過了5年，即1881年唐胥鐵路在開灤煤礦建成，是運煤的，由唐山至胥各莊，9.2公里。這是在李鴻章大力支持下修建的，但開始清政府不讓用蒸汽機頭，用騾馬拉。這在當時也可以稱之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火車了吧�；疖嚠吘故切律�產力的表現。其實到了清將滅亡的最后十幾年，慈禧太后它也攔不住了，八國聯軍進攻北京，就把火車站建在了天壇。這就是新的生產力不可阻擋的例證。

　　我不知道中國的火車客運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我想總不會晚于北洋時代吧。要是從那時算起，到今天也已過去了將近100年。遠的我不知道，但我還記得，我從鄉(xiāng)下到城里上學第一次坐火車時的情景。那個鋼鐵大家伙，震耳欲聾的吼聲、呼哧呼哧的喘息聲和戴大沿帽的鐵路工作人員，至今還歷歷在目。從解放初到現在，火車已經更新了許多代，從蒸汽機車到最新最先進的子彈頭動車組，不能不感嘆當今世界科技進步之快。滿清之后，中國人不再愚昧地拒絕外國的先進科學和技術了，知道這是好東西，沒有這些東西國家要想富強，人民要想擺脫貧窮是不可能的。但認識到這一點是否就足夠了呢？最近的又一次坐火車的經歷使我思考了這個爭論了幾十年的問題，并且似乎領悟到了一點什么東西。

　　5月23日我乘73次動車組從北京返回濟南。開車時間是中午2點10分。我到北京站是一點半，第二候車室里已經擠滿了人，找一塊兒放提包的空地都很困難。人聲嘈雜，空氣污濁，想上車的人已經都排起了隊，大家都把行李或背或提，掛在了身上。按理說，首發(fā)站，人又多，應當提前個20——30 分鐘剪票�？蛇@次不知為什么就是不剪票。任憑大家在那里納悶，擠成一鍋粥，也不放人。一直到快2點鐘了，才開始剪票，等大批人擁擠到站臺，列車就要按時啟動了。情急之下，列車員就招呼乘客，不要找自己的車廂了，趕快上車。于是男女老幼，背包臥傘，跌跌撞撞，呼親叫友，一齊擁進了靠近棧橋下的幾節(jié)車廂。車開動了，帶著一身臭汗，才找到自己的車廂和坐號。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沒能夠上得車的人，真為他們擔心。

　　中國的火車檢驗票制度，從我第一次坐火車到今天，50 多年了沒有改變過。照這個經驗推算，這個制度應該是北洋軍閥時代成型的吧？有一個候車大廳，上車的人先在候車大廳里排隊，然后是第一次剪票，到得站臺，再由列車員第二次驗票，在旅途中，不時有乘警和列車員共同組成的“大部隊”，再次驗票。不管乘客休息不休息，一律喚醒你，從兜里拿出票來，讓他們過目。那審視的目光在每個人臉上掃過，好像每個人都是逃票的賊。好不容易下了車，別急，還得排隊，一步一蹭地才能走出去，因為大門口還得最后查一次票。那些帶了許多東西的人可遭了罪：放下東西找票吧，就怕被別人擠出隊列，拿著往前蹭，又拿不出票來，被驗票員呵斥和后邊急于出站的人吼叫，那人格尊嚴霎時全無。

　　原本我以為坐火車就應該有這樣一套檢驗票制度，我也從未聽說過國人對這樣一套制度發(fā)表過什么怨言、建言——無論是官還是民，無論是“海龜”還是“陸龜”，都沒有過。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到過蘇聯呆過一段時間，坐過許多次火車，才知道世界上還有另一種檢驗票制度。嚴格地說，那里根本沒有什么“剪票”一說。乘客上火車，直接到站臺去就可以了�；疖囍灰�停在那里，車門大開，列車員看過車票，就可以上車了。行車途中，也沒有人來查票，直至下車，下車后出站，走就是了，也沒有人再設關卡，強行驗一次票。也有候車大廳，那是給來早了的人暫時停留用的，到上車時自己按照車票所示，找到站臺和火車就行了。這時我才知道，世界上還有另一種坐火車的辦法，簡單、方便到讓國人不可思義的地步。后來我問過到過西方國家并坐過火車旅行的人，他們告訴我的情況與俄羅斯相似。

　　于是我就想，這么方便、快捷的坐火車的方法，為什么中國人就不學習學習呢？我們的政府大員、專家學者、考察團、交流團、學習團、參加國際會議的，整天價在外國轉悠，難道就沒有人坐過火車？如果坐過，難道就沒有人建議我們也改一改？當然高官們出行，前呼后擁，有特殊的通道和特殊的接待，他們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坐火車的，情有可原；
那么一般出國考察的人員呢？——或許他們是跨行隔業(yè)，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沒有人做聲；
或許有人作聲，人微言輕，得不到重視；
或許聲音已經傳到了鐵道部，但鐵道部以中國人多要安排就業(yè)，中國人素質差，偷逃票的多，還有什么安全等等理由拒絕改革�？傊�，我們如今坐在了時速200公里的子彈頭列車上，使用的還仍然是北洋軍閥時代的檢驗票制度。工具先進了，效率沒有什么提高。

　　從前我特別信服馬克思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理論。后來有些懷疑，因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并不是由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決定的。許多理論家在論證改革開放，為什么要允許私有經濟發(fā)展時所持的理由就是生產力水平太低，不應該一律搞公有制經濟。那意思就是說我們國家生產力水平還沒有達到可以搞公有經濟的水平，以前搞公有制是錯誤的，現在要把生產關系調整到與生產力相適應的水平，那么就得恢復私有制。于是問題就來了：既然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從前為什么在沒有先進的生產力產生之前就建立了“先進的”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可見生產力決定不了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可以是人為設定的。因為是人為設定的，于是才有人提出什么生產關系對生產力有“反作用”。這樣一來，搞一個“先進的生產關系”讓它來促進（反作用）生產力的發(fā)展，就成了名正言順的事了。

　　再如中國火車這個生產力，能力已經達到了“子彈頭”水平。從北京到上海只需10個小時，而北洋時代則要走一個星期。這生產力水平提高得可不算小，可是我們的生產關系的內容之一——管理方式還停留在北洋時代。這更證明了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關系其實是非常不密切的。落后的生產力，可以有很先進的生產關系與之“匹配”——中國的社會主義就是；
先進的生產力，也可以有很落后的生產關系與之“適應”——子彈頭火車和北洋時代的檢驗票制度就是�！皼Q定”之說從何談起？

　　或許有人來反駁我，說不正是因為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落后的生產力不相適應，才阻礙了我們生產力的發(fā)展，所以才來一個改革，改革及其實踐的成功就證明了這個規(guī)律的存在；
子彈頭火車和驗票制度，這不是也被提出來了嗎？要是有更多的人提出來或加以支持，也就是改革的開始——但愿如此。當然從長遠的歷史發(fā)展的角度看，這個解釋或許能夠成立。因為歷史上所有的改革或變革都可以解釋為對舊有的規(guī)章制度、法律法規(guī)、道德風俗、意識形態(tài)等的否定。這種否定不就是在改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這不就是讓生產關系使之適應于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

　　我想指出的是：當我們的理論家似乎成功地解釋了今天的改革時，他們還必須成功地解釋，當初為什么選擇了那樣一個不符合我們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生產關系？當時所持的理由不也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適應的理論嗎？為什么它們沒有“相適應”？再有，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或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相適應，是否有一個時間限定？如果沒有一個時間限定，籠統地說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那樣不行�；疖噺囊阅静褡魅剂希�到用煤、用油、用電，從蒸汽機車、內燃機車、電力機車，到動車組，這生產力的發(fā)展不可謂不明顯，可是我們的管理制度，特別是檢驗票制度一百年沒有變，這叫什么適應？眾所周知，在1949年以前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農經濟社會，可還沒有經過10年，到1958年就開始實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了。這個制度與生產力不相適應，也持續(xù)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有改變。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可以脫節(jié)一百年或者幾十年。再說大一點的，中國經歷了三千年的封建社會（從黃帝算起）。在這期間社會幾乎是從石器、青銅器、鐵器、蒸汽機、電器化，一路走來，社會結構、意識形態(tài)等上層建筑為什么就沒有什么改變呢？三千年中生產力的改變沒有使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發(fā)生質的改變。盡管農民起義不斷，或者直接導致王朝更替，但也絕對不能用馬克思的這個理論來解釋：“社會物質生產力發(fā)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fā)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fā)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農民革命是有了，但新的生產關系并沒有建立起來。

　　于是就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決定社會發(fā)展的動力到底是什么？是生產工具？從前的社會發(fā)展階段就是以生產工具來劃分的。但生產工具是人創(chuàng)造出來的，所以人比工具更重要。那么就是人了。但是為什么同時都是人，有的國家的人就能發(fā)展出先進的生產力，有的國家的人就一直處于落后或還有處于原始狀態(tài)者？沒有別的解釋，就是社會對人的思想的限制程度，決定一個社會的發(fā)展程度。魯迅先生曾以猴群為例，幽默地說出了這其中的道理：我們人是由猴子變來的，為什么現在的猴子變不成人了呢？人要直立行走，其實也有猴子想站起來走，但其他猴子說，我們的祖宗都是爬的，所以就不允許它站起來，把它咬死了，從此就沒有敢于站起來的猴子了，所以也就沒有了猴子進化成人。

　　我也舉過中國人裹小腳和留辮子的例子，也是同一個道理。因為上層建筑不給思想多元化留有生存空間，所以沒有比較，也就沒有選擇。錯誤的東西一旦被堅持，曠日持久，則貽害無窮。人們以為裹小腳、留辮子是最美的事，一下子搞了一千多年和三百多年，給中華民族帶來的不良后果盡人皆知。生產力也一樣，思想不活躍，左限制，右限制，動輒就有文字獄之災，誰還去思想，誰還去發(fā)明和創(chuàng)造？所以毀滅一個民族，莫過于窒息這個民族的思想。一個民族只有一個人在思想，全體人以他的思想為思想，或者以解釋他的思想為己任，這個民族的精神注定要不斷萎縮下去，想進步，十分困難。

　　所以全社會人的思想的解放程度永遠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進步的和有發(fā)展動力的晴雨表。

　　2008．6．18．

相關熱詞搜索：北洋 時期 檢驗 火車 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