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甕安事件中相關官員分別受到不同處理之后，這一轟動一時的群體性暴力事件已漸漸淡出公眾的視野，畢竟國家這么大，新聞熱點每日每時不斷在發(fā)生，而現在正處在多事之際，類似的事件容易被人迅速遺忘，因為有許多新的好戲又在等待開場了。

　　就通常情況而言，甕安事件的處理已經確實告一段落：事態(tài)平息了，責任人得到了追究，甕安應當從此開始展開新的一頁。其實其他若干相類似的事件經常也是如此結局：幾個或者一批官員的行事不當遭致民怨激起事端，由此得到上級領導重視，于是相關官員被撤職查辦。值得探討的是，導致群體性事件的“深層次原因”是否僅止于此？相關責任官員的處理是否意味著從根本上解決了問題？本次責任追究能否杜絕此類事件的再次發(fā)生？這樣的查究究竟是否推動了當地社會在民主法治方面的進步，抑或又回到當初的起點？誰都對此無法作出肯定的回答。

　　甕安事件暴露的明顯問題是，數以萬計的群眾何以走上街頭以“鬧事”的方式主張權利，發(fā)泄不滿。實際上，從我國憲法和地方組織法的有關規(guī)定來看，法律已經為“人民當家作主”設置了一整套基本原則、相關制度和程序，例如，由選民在充分自主的基礎上選舉人大代表，再由人大代表選舉權力機關成員，縣長、局長之類官員分別由人代會及其常委會選舉或任命，選舉機關可以對其工作的不當和失職隨時提出質詢，對重大事項作出相關決議，同時有權罷免其職務，還可以成立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處理人大認為應當由自己調查處理的特定事項，這一制度和相關程序的正常運作確保人民的意志得以尊重和實現。然而從甕安事件以及其他無數群體性事件來看，紙面上的規(guī)定并沒有進入實際操作。甕安事件背后深層次原因是當地在礦產資源開發(fā)、移民安置、建筑拆遷等工作中，侵犯群眾利益的事情屢有發(fā)生，按照法定程序，本來我們有理由推斷，所有這些社會矛盾和問題都應當反映為人代會和人大常委會會議上爭議和博弈的熱點，并在爭議和博弈之后經由正當程序作出決定。即使這些民主程序在初級階段本身并不完善，乃至發(fā)生個別代表和委員在爭吵中情緒激烈直至會場上動粗的行為，畢竟也成為民意反映和渲泄的正當渠道。不同群體的意愿反映和渲泄在會場上，總好過廣場、大街上的暴力發(fā)泄。事實上，無論是甕安還是其他地方，這種法律上理所當然的事都極為罕見，人大及其常委會通常都站在爭議的社會熱點之外，沒有依法履行上述應有職責。根據現有報道，甕安事件中走上街頭的人大部分都是對當地黨委政府和公安等職能部門心懷不滿的群眾，既然沒有法定渠道表達自己的意愿，基層民眾唯有選擇兩條傳統(tǒng)的道路，一條是進京告御狀，另一條是在法律之外尋求，這很容易引向暴力。

　　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人民代表大會制度50周年大會上的演講中，提出未來中國的政治道路，應當是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這三者有機統(tǒng)一起來。我以為，三者之中，“人民當家作主”即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應居于中心位置，無論黨的領導、依法治國，本身都不具有根本目的性，只是為“人民當家作主”、推動社會進步服務的�，F在的普遍傾向是，在三大法寶之中，我們強調了黨的領導，卻常常在思想上行動上弱化了對“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考量。黨群關系、干群關系、各種利益關系的處理不當，群眾意愿難以通過法定渠道表達，社會戾氣長期郁結，導致發(fā)生各類群體性事件，根源即在于此。

　　由此我們注意到甕安事件處理中的一大遺憾：沒有啟動相關民主程序追究官員責任，處理方式流于數千年來中國社會常見不新的老套：事情鬧大了，高層官員震怒，下級官員遭撤職查辦，百姓彈冠相慶。新華社報道相關消息時稱，“貴州繼續(xù)嚴肅追究甕安"6.28"事件干部責任，貴州省委和黔南州委4日對甕安縣黨政主要負責人作出調整決定，縣委書記王勤、縣長王海平被免職”。對甕安縣長的免職，“提請甕安縣人大常委會免去其縣人民政府縣長職務”，對新任縣長，“提請甕安縣人大常委會任命其為縣人民政府縣長”，沒有看到免職程序中黨內黨外的民主過程，而且報道中還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根據地方組織法的規(guī)定，縣長任免必須經過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常委會無此權力，對新任縣長，也只能由人大常委會任命為副縣長代理縣長職權，成為正式的縣長須由人代會選舉產生。

　　東北人說，別拿豆包不當干糧。中國地方的權力機關普遍處于這一窘境，黨政領導機關和有權部門未拿權力機關當回“干糧”，人大自身更拿自己不當“豆包”，成為地位崇高卻無自主生命力的機關，黨委領導撥拉一下動一動，這就是“橡皮圖章”一說的由來。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在甕安事件有關官員責任追究中重視啟動民主程序，例如對縣長和局長的罷免，由人大組織特定問題調查委員會調查民意了解真相，黨委建議或經由代表、委員聯(lián)合提出罷免議案，經過充分的民主討論，作出最終決定，還可以利用此種場合，對其他縣政府領導成員、委辦局主要負責人進行民主測評等等。以此顯示代表人民“當家作主”的自主性和法律權威并從此進入正常自主運作的軌道，這樣的處理，雖或處分結果大體相同，但其實質以及對社會民主與法治的推動作用顯然要大得多。由此開始，甕安或許可以說真正翻開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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