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光: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得失
發(fā)布時間:2020-06-09 來源: 美文摘抄 點擊:
按:本文是我7月14日在中央黨校老干部局和中央黨校老教授協(xié)會聯(lián)合舉行的“紀念改革開放30年座談會”上的發(fā)言。十多年來,我一直認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存在著兩個重大的理論失誤,一是把國有制當作社會主義公有制,一是把企事業(yè)單位和黨政機關的工資制當作按勞分配。從這兩個理論失誤出發(fā),提出了兩個錯誤的指導方針:1、基本經濟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以國有經濟為主導;
2、分配制度以按勞分配為主體。這兩個錯誤的指導方針,導致十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停滯與倒退:與市場經濟格格不入的壟斷經濟依然堅守著半壁江山,限制了民有經濟的發(fā)展;
國有企業(yè)改革沒有取得積極成果,反而為權勢者提供了掠奪國家和人民財富的新機會;
改革成果被權貴和豪強裝入自己的腰包,造成社會貧富對立,兩極分化,給社會發(fā)展帶來嚴重的危害。
出于對改革開放和國家建設的關切和期待,我曾經多次撰寫文章,對這兩個理論失誤進行分析與論證,2004年和2005年,又借著閱讀十六屆三中全會和五中全會文件的機會,寫出九篇思考札記,經由組織系統(tǒng)報送黨中央,并表示希望能在一定范圍內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以求得正確的認識。但是,人微言輕,聽者藐藐,沒有產生絲毫反響。去年舉行的中共十七大的政治報告,還是繼續(xù)“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說明指導思想在這兩個問題上仍然堅持著錯誤的理論觀點。對此,我感到不能保持沉默。這是我為什么要在這次座談會上就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得失發(fā)表意見的因由。
“知我者謂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經.黍離》)
2008年7月20日
我國的改革開放,如果從安徽農民包產到戶和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已經有整整30年了。進入2008年后,報刊和網絡上發(fā)表了不少文章,反思改革開放的是非得失,從中總結經驗教訓。這是非常必要的。
改革開放是全民的事業(yè),每個人都有權利也有責任對改革的是非得失提出自己的見解。今天我也想借這個會議的機會,簡要地就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的理論得失,談一談我的看法。
我國的改革從經濟起步,這是可以理解的。人們的物質生活是全部社會生活的基礎。人首先要吃飯穿衣,有飯吃有衣穿,才能顧及其他。十年文革,把中國的經濟摧殘到崩潰的邊緣。為了扭轉這個局面,十一屆三中全會明智地決定把全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接著,一步一步地承認了農村包產到戶的合法性;
1982年十二大政治報告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jié)為輔;
1984年10月,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1992年10月,十四大正式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2003年10月,十六屆三中全會又作出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從以上所列情況可以了解,我們以市場經濟取代計劃經濟,經歷了一個艱難的漸進過程。這個過程反映了指導思想的轉變,需要探討的是,指導思想的轉變是以什么理論為指導的。
是“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嗎?是“摸著石頭過河”嗎?是“三個有利于”嗎?都有點像,但都不是。因為,這些都是操作層面上的注意事項,談不上是什么理論?梢哉f,我們從啟動改革到深化改革,在方針政策的表層,都找不出任何理論體系的痕跡。而從改革的實踐來考察,便不難發(fā)現(xiàn)在它深層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涵義。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里有一段關于歷史唯物主義的經典敘述:“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
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xiàn)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頁)中國是一個經濟非常落后的國家,需要有一個大力發(fā)展生產力的資本主義發(fā)展階段。正是基于這個認識,中國共產黨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理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規(guī)定,五種經濟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這五種經濟成分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新民主主義社會形態(tài)是不會消失的。但是,我們卻迫不及待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摧毀了與生產力發(fā)展水平比較適合的五種生產關系構成的經濟基礎,建立起國家全面壟斷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以為這就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然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xiàn)的!笔置黠@,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并沒有在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胎胞里成熟,因而新建立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包括人民公社,絕不可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歷史事實表明,這種生產關系嚴重地束縛了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粉碎四人幫后,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人們從安徽農村自發(fā)的包產到戶的范例里,才逐漸領悟,只有突破由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和人民公社構成的所謂“社會主義公有制”獨霸天下的經濟格局,讓一切有發(fā)展?jié)摿Φ慕洕问蕉既〉煤戏ǖ匚,“把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都充分發(fā)揮出來,中國社會才能起死回生。于是,在所謂公有制的夾縫里,出現(xiàn)了個體經濟,小商小販。在這個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私營企業(yè),和打開國門后引進的外資企業(yè),以強勁的發(fā)展勢頭,表現(xiàn)出資本主義經濟形式的生命力,說明它們完全適合于我國現(xiàn)階段的生產力發(fā)展水平。同時也表明,八十年代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符合于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的。
幾種經濟形式同時并存,實際上恢復了建國初期的經濟格局,但歷史機遇已經喪失,當時的社會優(yōu)勢不復存在了。新民主主義的最大特征是既要發(fā)展資本主義,又要避免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病,如血汗工廠、兩極分化、假冒偽劣、賭毒黃娼等等,在建國初期,黨和政府具有崇高威信,政令暢通,社會有著良好的道德風尚,夜不閉戶,路不拾遺,賭毒黃娼的遺跡,掃蕩殆盡。因此,要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這些弊病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官場腐敗,政令不暢,特權專橫,有法不依。同時,也摧毀了良好的道德風尚,誠信澌滅,爾虞我詐,弄虛作假,物欲橫流。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雖然恢復了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格局,經濟有了巨大的發(fā)展,但建國初期的那種社會秩序,新民主主義的特征,卻一去不復返了。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病,幾乎無一不有,真令人痛心。
目前的中國社會,可以用兩個“空前”來形容:空前繁榮,空前腐敗。我在前面對空前繁榮的理論背景,作了粗略的描畫?涨案瘮〉谋尘熬蛷碗s了,這里我排除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因素不談,只是就經濟體制改革指導思想的理論失誤,作一些簡要的分析。
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應該遵循的理論和當政者的理論失誤,我在1995年4月寫的第一篇征求意見稿《國有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立足點》和2002年的第22篇征求意見稿《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及其他一些文章里,曾多次進行過敘述。2004年8月,我在學習十六屆三中全會文件的基礎上,還寫了六篇札記,再次論證了這個問題,并且經過老干部局和黨校黨委上報黨中央,但沒有任何反應。所以,對于看過我的文章的同志來說,我今天是舊話重提;
對于沒有看過我的文章的同志,恐怕就是“奇談怪論”了,因為我的看法和傳統(tǒng)的理論思想教育的觀點完全相反。
經濟體制改革指導思想的理論失誤,主要有兩點,一個是把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當作社會主義公有制,一個是把國有企業(yè)和黨政機關的工資制說成是按勞分配。因為時間關系,我今天只講第一個理論失誤。
按照馬克思的論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前提是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權分離,因此,取代資本主義的新生產方式,也就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必將實現(xiàn)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結合。在這種生產方式里,勞動者在自由的、聯(lián)合的勞動條件下,具有生產資料的個人所有權。換句話說,就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在協(xié)作和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把這種所有制稱為“非孤立的單個人的所有制”,也就是“聯(lián)合起來的社會個人的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冊第466頁,第17卷第62頁,第23卷832頁,第48卷第21頁)可見,馬克思所主張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首先,是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資本已經成為“聯(lián)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
其次,在共同占有的生產資料中,每個勞動者都有一份屬于自己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
第三,占有生產資料的,是在聯(lián)合勞動中使用生產資料的勞動者,而不是在企業(yè)之外、與勞動無關的人員,更不是“全民所有”;
第四,占有的目的是進行自由的、聯(lián)合的勞動,共同創(chuàng)造財富,“利用生產資料來使他們自己的勞動增殖”;
第五,在這樣的經濟實體里,剩余價值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在扣除社會公共需要的部分后,只在勞動者之間(包括腦力勞動者)進行分配,不存在任何剝削。
在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這些特征里,最根本的要素是勞動者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有了所有權,勞動者才能參與企業(yè)生產的管理與監(jiān)督,才能參與剩余價值的分配,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企業(yè)主人。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這一切都談不到。國家所有制企業(yè)顯然不具備這個特點。勞動者雖然共同使用著生產資料,甚至還有著“全民所有”的虛名,但由于沒有屬于他們個人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因而也就沒有對于企業(yè)的管理權、監(jiān)督權、剩余價值的分配權。這樣的企業(yè),怎么能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yè)呢?
當然,國家所有制在一定的歷史時期,特別是它的建立初期,可以發(fā)揮一定的積極作用,如組織生產,為工人提供就業(yè)崗位,穩(wěn)定社會秩序,等等。所以馬克思恩格斯都說過,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后,要把資本家的企業(yè)收歸國家所有。但既然國家所有制的企業(yè)沒有實現(xiàn)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結合,那就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yè),而只能是處于過渡狀態(tài)的所有制形式,處于三岔路口。它有三種發(fā)展趨勢:第一種趨勢是實現(xiàn)勞動者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結合,讓勞動者占有一定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并組織他們參與企業(yè)的經營、管理、監(jiān)督和剩余價值的分配,改革成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yè);
第二種趨勢是通過股份制改造,融入市場,成為現(xiàn)代化的企業(yè);
第三種趨勢是蛻化成為私有制企業(yè),特別是在政企不分、而政權機構又日益腐敗的情況下,國家所有制企業(yè)就可能墮落成為官僚所有制企業(yè)。這是一種比資本主義私有制還要落后的所有制形式,因為私有企業(yè)存在著追逐利潤的動力,并且承受著市場競爭的壓力,這兩種力量促使他們改善經營,更新設備,降低成本,發(fā)展生產。而官僚所有制的企業(yè)既乏動力,又無壓力,只能成為國家的沉重負擔。
由于指導思想上承襲著斯大林主義,把國有經濟看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所以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一直“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fā)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九十年代有的企業(yè)曾經根據(jù)理論界的建議,拿出一部分生產資料所有權,分配給本企業(yè)的職工。對于國有企業(yè)來說,這是符合于社會主義發(fā)展方向的最佳選擇,卻被當時的“經濟沙皇”指斥為“國有資產流失”,責令恢復原狀。結果,真正有社會主義前途的改革被扼殺了,國有企業(yè)的另兩個發(fā)展趨勢則黑幕重重:股份制改革因官商勾結,中飽私囊而畸形發(fā)展;
沒有進行股份制改造的重點國有企業(yè)更成為權貴階級的囊中之物。這兩種類型的企業(yè)誕育了豪強資產階級和權貴資產階級,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這樣的企業(yè),還能說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yè)嗎?堅持以這樣的“公有制”為主體,發(fā)揮這樣的“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中國的改革還有什么光明前途?經濟體制改革在一開始就存在的這個理論失誤,使我國的經濟發(fā)展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走入歧途。
自從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完善市場經濟的任務以來,五年過去了。市場經濟完善了多少呢?可以說,完善不多,而同市場經濟背道而馳的壟斷經濟,卻有持續(xù)加強的趨勢。這是十分危險的。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從理論上認識,勞動者沒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在扭轉認識的基礎上,指導思想上應該拋棄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方針,把那些以壟斷為基本特征的官僚所有制企業(yè),納入市場經濟。為此,有必要:一、切實貫徹2005年2月國務院發(fā)布的《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fā)展的若干意見》,讓民有經濟進入壟斷領域,用競爭取代壟斷,消除壟斷。二、放棄國有經濟對資源、市場、價格的壟斷,讓它們在市場經濟的自由競爭中洗滌“原罪”,鍛煉自己的企業(yè)品格。通過與其他經濟形式的競爭,或是站穩(wěn)腳跟,繼續(xù)發(fā)展壯大;
或是禁不起考驗,淘汰出局,這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很正常的。三、推行職工持股,讓勞動者享有本企業(yè)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并保證他們參與企業(yè)的管理、監(jiān)督和利潤分配。這才是企業(yè)實現(xiàn)真正的社會主義公有化的發(fā)展趨勢,也是改革官僚所有制企業(yè)的最根本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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