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亞特蘭大奧運會的啟示; 體育運動是游戲與競賽，個人與集團的對立統(tǒng)一; 美國沒有國家隊，運動員大多業(yè)余，視體育為游戲; 中國人游戲空間太小，但游戲法則不可抗拒，孩子們從洗衣板上打出了乒乓王國，一心想為大國揚威的足球討論卻幾無建樹; 唯競賽論使體育異化，逍遙游者是廣義的運動家。

　　中文的“戲”字很妙,既指高臺教化的戲劇,又指玩耍消遣的游戲。英文中也有一個“play”,意思包括戲劇、劇本、扮演、玩兒、彈(琴)、比賽,等等。而且,所有這些詞之間都有內在的聯系。戲劇早在兩千五百年前就是希臘人盛大的節(jié)日,當今世界上,廣義的“戲”比狹義的戲的增長要快得多。在戲劇課上我常常給學生做這樣一道選擇題:和古代雅典戲劇最接近的當代人類活動是:1.去百老匯或類似的大劇場看戲,2.在家看電視或錄像,3.去體育場看或者參加比賽,4.去教堂做彌撒。正確的答案是3。為什么呢？要說服那些作了其他選擇的學生,還要多費一點口舌。

　　不錯,從門類來說,百老匯式劇場的演出是和希臘戲劇同宗,但比較起來,今日的戲劇在社會上的角色和當年戲劇的明星地位差得遠了。百老匯是世界最大的戲劇中心,有久演不衰的《貓》、《悲慘世界》和《西貢小姐》等值得驕傲的名劇撐著,可還是有許多二十幾歲的美國年輕人還從來沒進過劇院。取代了曾經紅極一時的戲劇的是雖小但無所不在的電視與電影錄像。要說總的人數和影響,電視比希臘戲劇還要厲害得多,重大的事件甚至可以讓全世界幾十億人同時看到。但同時而不同地的觀看,畢竟比不上千百萬人現場目擊的表演。至于宗教儀式,倒是既有參與者眾多的空間優(yōu)勢,又有時間上的規(guī)律性,很可以跟黃金時代的雅典戲劇比一比。近年來美國最有號召力的傳道士比利·格蘭姆動不動就能召來幾萬甚至幾十萬人在同時同地聽他布道,許多人坐飛機開車從幾百英里以外趕來。這樣的場面在中國好象只有六六年紅衛(wèi)兵朝圣可以相比,對多數美國人來說那卻不是一時狂熱的舉動。但是,宗教畢竟不是娛樂,格蘭姆一個人講的圣經故事再有震撼力也不會好看。要是當年雅典人滿足于宗教儀式的話,也就不必費心去創(chuàng)造出搬演情節(jié)的戲劇來了。相比之下,古代雅典劇場的種種吸引力還是在當代的體育場里體現得最全面:既是熱鬧好玩的游戲,又是緊張激烈的競賽--限時限刻跌宕起伏的沖突,表演者與成千上萬觀眾同呼吸共命運的幻覺。有的人叫喊哭笑,得到欲望的宣泄;有的人靈魂凈化,看到團體的偉大。

　　奧運會和戲劇節(jié)都起源于古希臘(分別是公元前776年和534年)。當年是戲劇給希臘文明帶來更大得多的榮耀,盡管它的存在比古奧運會一千二百年的歷史短得多,幸存的劇本資料和劇場遺址給后世展現了一幅幅規(guī)模宏大的畫面的殘片,當代人只有用看運動會的眼光才能想象出它的全景來。古代的奧運會沒有留下多少輝煌的遺跡和史料,但在停止了一千五百多年后,一經恢復就越搞越大,成為和平時期人類最大的集體活動。亞特蘭大的奧運會吸引了全球一百九十七個國家和地區(qū)的運動員和二百多萬來自外地外國的觀客�，F在許多世界名城都在為爭辦奧運會費盡心機。美國的紐約和邁阿密等好幾個城市又有人已在為爭辦以后的奧運會而蠢蠢欲動。

　　當代人對體育運動的愛好似乎是跨地域跨文化的人類現象。和明顯地表現民族性的戲劇不同,奧運會的項目和規(guī)則全世界通用。但是,各民族對運動的態(tài)度和做法并不一樣,奧委會政策的一些矛盾和爭議往往是反映了深層的民族性的沖突。體育運動的基本矛盾是游戲與競賽的對立統(tǒng)一,前者是基礎,后者是主導。游戲要的是個人與自由,說白了就是玩;競賽則強調集體與規(guī)則,甚至要象軍隊一樣嚴格。很明顯,不管在什么地方,這兩種看似水火不相容的傾向一定要統(tǒng)一起來才能有體育運動:缺了后者許多項目就不存在或者存在也無法比較成績,而沒有前者的話,運動員缺乏主動性,也出不了成績。但二者是如何統(tǒng)一的呢?這就因民族而異。相比較而言,中國顯然是側重于集體和紀律,西方,尤其是美國,側重于個人與自由。但是這里有一個悖論:不是都認為西方人比中國人更好競爭嗎,怎么說西方人更喜歡非競賽的游戲呢?其實,競爭是人類的天性,不過形式不同罷了。中國人的競爭也許常常是含鋒不露,暗暗較勁,但中國因為人口密集而機會稀少,潛在的競爭比西方遠為激烈,因此也就有了更多集體的控制和規(guī)則。這些規(guī)則往往未必公平,但避免了太大的混亂。相信“唯有讀書高”的古代中國創(chuàng)造了人類歷史上最大最制度化的文人奧林匹克---科舉。在西方人和許多現代中國人眼里,這是最荒唐的洗腦智力競賽,就象《范進中舉》這個“寓言”所揭示的。美國也有一個寓言,形象地展現了多數美國人對競爭的不同態(tài)度。那就是在外百老匯一個小劇場連演了二十多年的名劇《排隊》(作者以色列·赫瑞烏茲),不久前我剛在明尼蘇達導演過一個新的演出。劇情很簡單,五個角色先后來到空舞臺上一條白線后面排起隊來,大家各顯神通---用嘴皮,用手腕,用性---都想要搶占第一位,可后來發(fā)現那條白線可以從地上拿起來分成許多條,人人都可以揀上一條,自找地方去拉一個隊,于是個個都當上了第一。不難看出,拼命往一條隊上擠的其實更象無奈的中國人(這些年也開始不同了),各走各的路才是更典型的美國性格。這個關于競爭的戲最后是用游戲結束的。

　　在西方文明史上,柏拉圖、席勒、馬克思、弗洛依德這些政治觀點炯異的大思想家都曾論及游戲對人的全面發(fā)展的重要性,而中國的大師們多半不屑于為小兒科的游戲做文章,他們談到藝術體育時也多是從功利出發(fā)。中文的“體育”望文生意就是教育(德,智,體三育)的一部分,而教育是大人,師長引導小孩,學生按步就班去做的事。在英文里,屬于學校教育一部分的體育(physical education)和屬于社會的運動(sports)是兩個不同的詞。中文里雖然體育和運動也常常并用,例如“體育運動委員會”,但在只能選用一詞時,多半是體育入選,如“體委”,“體育學院”,“體育場”等等,很明確地傳達了體育運動是由上而下的組織活動這一觀念。中國體育題材的文藝作品總是講集體主義如何戰(zhàn)勝個人利益和情緒,美國也有這樣的作品,是專給青少年看的,成熟的體育文學幾乎全是表現個人如何向權威抗爭。例如《阿甘正傳》中的阿甘無規(guī)無距地擅自沖進正在賽球的橄欖球場,竟然贏得了教練的歡心,弄到大學四年的運動員獎學金,后來居然還成為乒乓國手。這部片子對體育的描寫當然是玩笑之筆,似乎沒有任何集體會跟阿甘發(fā)生沖突,這個根本沒想過要當運動員去奪標的弱智者每一手都是歪打,卻偏偏都是正著。但這一玩笑之筆恰恰也歪打正著地反映了美國人對體育的游戲精神。西文(還包括法,德,意大利文)中sport的原意是指消遣,并不一定要參加競賽。至于競賽,奧運會的英文名字是Olympic Games。Game的原意不過是游戲,遠不及中文的“運動會”來得正規(guī),但那很能代表美國運動員的態(tài)度。別看他們爭金牌時窮兇極惡,一點不講“友誼”,在開幕式入場時總是吊兒郎當的樣子。在以前多次奧運會的開幕式上,整齊劃一的中國隊列和自由散漫的美國浪子常常是一個鮮明的對比。這一次,美國東道主看來是想要大家都接受他們的方式,故意把運動員入口處放在一個大斜坡上,使得再有紀律的隊伍也無法保持隊形,大家都只好也象主人一樣漫步入場。這些年來中國運動員有了更多的個人自由,因此在這種自由式入場中也顯得輕松自如。但在比賽期間,中國隊員背后有一個掌握全局的領導班子在運籌帷幄,從為關鍵選手制定策略到晚上到寢室關空調以防感冒都要操心;而美國運動員都各自為政,只聽自己教練的,不少人還不愿住奧運村,要自選稱心的豪華旅館。壟斷本屆奧運電視轉播權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為了投合美國電視觀眾,把鏡頭幾乎全給了體操、跳水、田徑等個人項目,只給集體的大球比賽很少的時間(擁有超級明星但最不講究配合的美國男籃是唯一例外),使得了金牌的美國女足和女壘也大為惱怒。

　　奧運會上中美行為的不同不僅僅是當代社會制度的差別使然,還有遠更復雜的原因。歷史上,中國古代從來沒有奧林匹克那樣的專門運動會。那時的體育常常跟戲劇(甚至軍事訓練)分不開,秦朝的角抵和漢朝的百戲都既是體育表演又是廣義的尚武的戲劇。希臘人卻把體育和戲劇分得清清楚楚。希臘悲劇家在寫沖突時膽大包天,甚至敢讓親娘殺掉兒女,兒子不但弒父,還要娶母,可又都是些動口不動手的謙謙君子,他們作繭自縛,規(guī)定絕不在舞臺上展現殺人。因此,武術家在光輝燦爛的雅典劇壇找不到一席之地,只有去搞運動。古代奧運會后來也有了類似中國角抵的拳擊與摔跤比賽,但重點卻一直是那些在中國直到現代才重視起來的田徑運動,包括賽跑,跳遠,鐵餅和標槍,都是可以一人獨練的項目。公元前五世紀初希臘戰(zhàn)勝波斯的那場大戰(zhàn)是希臘史上一件大事,在戰(zhàn)場上失去了兄弟自己只身凱旋歸來的埃斯庫羅思以此為題寫下了他唯一當代題材的劇作《波斯人》,卻一點也沒想到要在臺上用武士的集體舞來表現輝煌的戰(zhàn)斗場面,只寫了敗軍波斯人宮殿里的悲悲切切。這對中國戲劇家恐怕是不可思議的�？上ОＫ箮炝_思沒有給軍人立傳,那場戰(zhàn)爭中陣亡的無數將士都逐漸被人遺忘,只有一個賽跑好手卻得到歷史的青睞,那就是獨自一人從馬拉松戰(zhàn)場長跑到四十多公里以外的雅典去報喜的菲狄匹狄思。人類的第一位馬拉松健將沒有留下他的時間紀錄,他跑完全程,叫了一聲“慶祝吧,我們勝利了!”就倒地死去。他雖然沒有獲得獎牌,卻在“馬拉松”這一奇特的比賽項目中受到全人類永久的紀念�？梢娢鞣匠缟袀�人主義運動家的種子就是在希臘人中播下的。

　　后來奧運會被羅馬人停掉了,漸漸地運動好手們也在劇場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從莎士比亞和他的同時代人的劇本中可以看到很多在希臘遭禁但向為中國戲劇所長的武功場面,要當莎劇演員劍術是必修課。比較一下中西舞臺上為武功所安排的戲劇情境,可以看出兩種不同的傾向。中西戲劇家都十分喜歡在情節(jié)中安排當眾表演劍術,又幾無例外地都總是要讓這種表演突破規(guī)則�！栋酝鮿e姬》中舞劍的虞姬竟然自殺,是為了霸王的霸業(yè);《鴻門宴》中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都是為了國家大事的政治行為。而莎士比亞的角色凡是在拉好的場子里耍劍的,都是出于私人恩怨�！兜谑�二夜》里的安德魯爵士和女扮男裝的維歐拉,《奧賽羅》里的羅德利哥和凱西奧都是情敵,都有背后搞鬼的壞人假借公平競技的名義使他們斗起劍來。哈姆雷特與雷阿替斯之間在克勞迭斯操縱下的那場“殿試”決斗可算是最關國家大計的政治性較量了,它的發(fā)起者雷阿替斯卻只知道給死了的父親和妹妹奧菲麗婭報仇。當然中國舞臺上也有不少不聽官府的武藝高手,人們喜愛的《水滸》故事中就有一大批,尤其值得運動愛好者注意的是長跑(或競走)健兒“神行太�！贝髯诤吞�高大師“鼓上蚤”時遷,兩個中國文學史上罕見的田徑好手形象。但就是這樣一些神通廣大的造反者也還是逃不出傳統(tǒng)的等級制度,伏伏貼貼地被一個個塞入嚴格排定的一百零八個座次中去,到最后還被宋江領著一起讓朝廷招了安。這在西方人看來是很難理解的,他們所熟悉的那個同樣以劫富濟貧著稱,也被無數次搬上舞臺銀幕的英國綠林好漢羅賓漢就是一輩子獨往獨來。他們哪里想得到,在中國,就連那個武藝真正“超人”,天不怕地不怕的的猴王孫悟空都只怕一個和尚的緊箍咒!

　　現代奧運很長一段時期內主張的所謂“業(yè)余主義”其實就是強調個人的游戲精神,因為職業(yè)化意味著以競賽為目標的長期集體訓練,而業(yè)余運動員一定是把運動作為業(yè)余愛好的,或是自己單獨訓練,或是零敲碎打地找人一起練。被稱為現代奧運之父的法國人皮爾·德·顧拜旦為開創(chuàng)這一偉大的事業(yè)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卻是個根本就不喜歡集體項目的人,這在我們中國人看來是太奇怪了。記得小時候第一次聽說奧運會是業(yè)余的,簡直象聽到天方夜談。中國每個省市都有許多專業(yè)運動隊,我們的觀念歷來是凡是代表國家的一定是國家全盤負責的,因為沒有集體個人是不可能練,就是練也練不出成績來的。西方人的觀念完全不同,尤其是美國人。別看美國運動員在奧運會上到處舉著“穿著”國旗招搖過市,他們的“國家”是個很抽象的概念,就象穿在身上的國旗圖案一樣可以任意剪裁。他們大多數確是業(yè)余的,獨立的,與政府完全無關。其實真要有“國家隊”的話許多人也未必愿去。有一個例外是組建還不久的女籃,她們?yōu)榱擞瓚?zhàn)奧運破例集中了一年時間,每人拿薪水五萬。對多數隊員來說這還是很大的犧牲,因為既要離開家庭,有些名將還要失去更為可觀的收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個人項目選手都是自己安排時間訓練。美國體操隊中唯一的華裔愛米·周每天由她母親開車送她,從中學到鋼琴教師處再到體操房,要跑幾百公里路。跳水隊的主將貝基·茹是辛辛那提大學的學生,因為該校正好沒有十米跳臺,老是要跨州開車到幾百公里以外的印地安那不勒斯去訓練。擊劍隊的頭號尖劍手萊思麗·馬克思是紐約州羅切斯特大學商學院的助理教授,她就讓她那參加過五屆奧運會的丈夫當教練,因此還容易擠出時間來訓練。校方給這位“國手”唯一的待遇就是把她的課全排在每周前三天,后四天讓她可以外出比賽,有這樣的條件她已經深感幸運,還得意地用自己的經驗給同事和學生們講“博弈論（英文就是Game Theory：“游戲理論”）。四十三歲的自行車手肯特·波斯迪克是個污水清理工,每周工作三十五個小時,還要在山路上進行四百到八百公里的自行車訓練。這些人既沒有受到來自任何集體的壓力,也沒有得到任何政府的好處,完全是自己做的選擇。美國的奧運選手中除了少數被媒介和廣告炒得沸沸揚揚的巨富明星以外,多數人甚至包括得獎牌得主都生活得與一般人沒什么兩樣,有的還要窮些,因為訓練要占去掙錢的時間,而訓練裝備都要化錢。但是,對于把運動主要看成是游戲的人來說,這一點也不奇怪,想玩不就得花錢?

　　成千上萬低于奧運水平的業(yè)余運動員都更是這樣了。我曾在洛杉磯加州大學一個朋友家里看到一輛自行車,輕得差不多一個手指就可以掂起來,一問嚇了一跳,這輛用噴氣式飛機材料做的賽車價值三千多美元,比我那二手汽車還貴。朋友的房客John說這是專業(yè)賽車手必備的(難怪那位污水清理工能每天騎那么長路,要是用我們的永久牌只怕三分之一都騎不下來)。但這位有專業(yè)運動裝備的John其實是個專業(yè)電腦專家,賽車只是業(yè)余愛好。朋友告訴我John還愛跑馬拉松,常去波士頓參加馬拉松比賽(當然是自費,從洛杉磯飛去再加上住旅館是一筆不小的費用)。波士頓一年一度的馬拉松比賽是由美國的一位首屆奧運會金牌得主發(fā)起的,到今年辦了整整一百屆,每次參加者都有幾萬人,來自世界各地。其實真正想要奪標的只是極少數,多數是象John一樣來湊個熱鬧,玩玩的。按說跑四十多公里路實在不是一件好“玩”的事,要在我們的記者筆下,恐怕不是愛國主義也一定是吃苦精神的體現,可是美國的普通人只講一個“玩”字。只要不是直接為了錢或名的功利活動,一個玩字就夠了。

　　看來,這樣的游戲精神并不全是精神的歷史積淀,也是物質條件造成的。中國的經濟水平,運動場所和器材實在不夠讓人們都按照自己的興趣去自由發(fā)揮。記得我上了兩年的中學(現在的上海位育中學)當時以排球聞名,似乎也只有排球可打,一二千學生的操場就只有四五個排球場那么大。每天課后能在那兒打球的校隊成員成了所有學生羨慕的對象,我們沒資格又手癢難挨的只好想方設法見縫插針,乒乓球臺那么大的地方也能拉根繩子作網,還得跟好幾個隊輪著上。同學少年時的游戲精神多么高揚！后來去江西插隊,有一年幾個插兄心血來潮,一起在從未聽到過籃球排球的山村里找到一塊遍地瓦礫的祠堂廢墟,整出了一個坑坑洼洼的場子,居然還吸引了一群當地青少年來學�？墒�,每天從收工到天黑能有多少時間給我們玩球?沒多久場上就長起了青草�，F在,那兒早已是農民的房基了。在美國我曾在塔夫茲大學參加過一次排球比賽,在那個有七千學生和幾百教工的大學,全校比賽也不需要選拔和競爭,報名者都可以自由組隊參加。我那隊里只有我一個教授是每賽必到,那些二十上下的本科生隊友每次都換人。不是因為有人在坐冷板凳,而是因為他們玩的花樣太多了,今晚打了排球,下次要去打板球,再下次要去交響樂隊吹號,總有人來不了。比賽有極好的室內標準場子,全套的比賽規(guī)則和正規(guī)學“體育”的裁判,獨缺參賽的選手,場上常常不足十二個人。有兩場比賽因為對手缺席我隊白白得了分,可是人人感到掃興,因為我們是來玩球而不是來玩分的。那以后,每走過一個空球場我都要想到,不知道位育中學的孩子們現在都有正規(guī)場地打球了嗎?

　　就是在那樣困難的的物質條件下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體育風格。一方面,為了防止個人的游戲精神在有限的空間內自由發(fā)揮可能造成過分的沖突,也為了要在國際舞臺上跟美國等人均資源財富大大超過中國的國家競爭,國家不得不采取政府計劃分配資源(包括物力與人力資源)的專業(yè)隊集訓制度。這是與奧運會多年來強調的業(yè)余原則相抵觸的(報上看到中國的“專業(yè)”運動員有別于西方的“職業(yè)”運動員,這在國際上并沒有意義,因為二者是同義詞,在西文中是同一個字professional)。但是,現代奧運會說到底是產生于一個相當一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里,當初絕不會考慮到全世界那么多國家的特點。薩馬蘭奇開始對專業(yè)選手網開一面,一定是看到了經濟起點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情。而另一方面,中國人的游戲精神并未泯滅。歸根結底,還是越便于中國人玩的運動項目就越有成績。這里可以對比一下乒乓球和足球,這兩種運動代表了中國民族性中兩個不同的側面,也可以說反映了兩種不同的追求。一個是中國在世界上占盡風流的項目,還為各國輸出了一大批海外兵團和教練;一個連奧運會都擠不進去(男子),卻一直在報紙上得到最大的關注,人們甚至愿意放下至關重要的民族自尊心去請來并非世界一流的外國教頭訓練我們的國家隊。我這里并沒有褒乒乓貶足球的意思。凡是在一個國家流行的運動一定在它的民族心理中有它的合理性,外國人怎么看并不重要。例如美國最大的國球是完全無助于它在國際體壇稱霸的橄欖球(美式足球),奧運會根本不承認;其次是棒球,在世界上也并不太流行;他們最威風的籃球在國內只遠遠地排在第三;至于全世界多數國家都看重的足球,美國也差得很遠。大部分美國人最鐘情于棒球和橄欖球,因為前者按步就班的風格和父傳子學的傳統(tǒng)代表了人們對田園時代的懷舊心理,后者那帶著高盔厚甲的激烈沖撞代表了競爭加劇的工業(yè)文明,二者都是美國民族心理的重要組成部分。

　　乒乓和足球在中國也可以說是代表了兩種時代心理。中國是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贏得世界乒壇霸主地位的,在那所有中國人都勒緊褲帶,兩千萬人慘遭餓死的年代,居然有一項運動差不多壟斷了世界第一,這是體育史上的奇跡。乒乓球在那樣困難的情況下鼓舞了國人的士氣,推動了幾乎難以為繼的體育運動,實在功不可沒。不難理解為什么乒乓會在中國流行:占地小,體力消耗也小,當年大多數乒乓愛好者是半饑半飽地在比標準球臺更小的餐桌甚至洗衣板上開始打球的。如果說這些都只是消極的因素,那么使中國人得以戰(zhàn)勝條件好過無數倍的日本和歐洲運動員的積極因素,除了政府直接組織的專業(yè)隊制度以外,更重要的是一種與乒乓運動極為吻合的中國特有的民族心理素質。中國一向是個人口大國,卻又一直只能在狹窄擁擠的空間中發(fā)展,因此靜下心來精雕細刻手中的工具和有限的環(huán)境成了生存的訣竅。中國戲劇最令西人折服的成就是能在數尺見方的紅地毯和人頭擠擠的宴會席上以精湛的眼神手勢配上扇子手絹男扮女裝的梅蘭芳;中國農業(yè)最令世人驚嘆的工程是在陡峭的山坡上壘出的一條條水平梯田(我曾親手在江西山里一塊巴掌田里插過三兜秧,那是早在大寨出名之前幾百年前就造好了的)。城里人在精打細算利用空間和小工具方面還要更勝一籌,其中又以密度最高的上海人為最。第一批為國爭光的乒乓國手大多與上海有緣,絕不是偶然的。乒乓球對中國人特別有利,因為它是一種以工具為中心的運動,小小一塊球拍給了我們極大的用武之地;還因為它需要在關閉的空間內高度集中的智謀,這正是我們所擅長的。六十年代的中國人其實眼界還相當狹隘,我們甚至以為上了各地報紙頭版頭條的乒乓球錦標賽是全世界都關注的大事,但那點近視一點都不影響我們的健兒在乒壇奪魁。足球就不同了,足球需要開放的空間,也需要開闊的眼界,以及跟得上眼界的腳力與心理能力。乒乓球的對抗是隔著網進行的,最高明的是“擦邊球”---這早已是我們各行各業(yè)的高手都熟悉的技巧;足球中多的是規(guī)則允許范圍內實打實的碰撞,所謂“合理沖撞”---這個詞還有待進入中文的通用詞匯。中國的足球是八十年代熱起來的,國門一開,人們忽然感覺到小巧玲瓏的乒乓球只能是與世隔絕的中國人的驕傲,真要走向世界成為體育大國還要靠足球這個大球。但知與行之間相距何其太遠!六十年代的乒乓熱是億萬人打出來的熱,八十年代的足球熱卻主要是侃出來的。乒乓是人人可以玩的活動,但足球對大多數人只是一個可看而不可及的討論話題。有什么辦法呢?中國現時的建設到處都在占地皮,到處都在向高層發(fā)展,去哪兒找那么多開闊地造足球場?十多年的努力和失望已經證明,足球在中國的升級尚有待時日,急于求成只能證明不少人在開放之初,眼光還是失之膚淺和局促。沒有看到足球和全面的物質基礎和國民素質的關系,說到底,是過分強調了競賽原則而忽略了作為基礎的游戲原則。

　　現在看來現代奧運之父顧拜旦看重個人項目還確實有道理,因為那是更便于開展讓大家都能從事的活動。更重要的是,個人項目中的游戲精神還可以把體育運動擴展到許多沒有競賽刺激的活動,把一些在外人看來枯燥乏味的孤獨的苦事變成樂事。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哲學家米哈利 契可曾米哈利在研究了包括下棋,攀巖和外科手術等活動以后總結出一個“流(flow)”的理論,巧妙地概括了體育運動和日常工作的關系。流指的是行為者忘卻一切無關的俗念只和行為對象融為一體自由流動的那種感覺,這是游戲的理想境界,在運動中經常產生,但未必一定是在得分或破紀錄的時候。契可曾米哈利研究的攀巖是一種特別的運動,人幾乎自始至終是貼在光禿禿的懸崖上慢慢移動,它既沒有比賽,也不象登山一樣可以創(chuàng)造紀錄,完全是為了對自我身心的考驗和那種擁抱自然的流的感覺。一位攀巖者這樣說:“這是一種體力的升華……我覺得自己張開雙臂在和整個環(huán)境融合起來,我覺得成了這個偉大的整體的一部分。”這種不圖獎牌但求“流”感的“外奧運運動”還不少,如越野劃雪、急流操舟、高空跳傘,等等,都帶有一定的危險性,如果還要跟人比賽,就會成為真正的“拼命”。走鋼絲的加拿大“高空王子”柯克倫不接受馮九山的挑戰(zhàn),就是因為這種運動的性質不允許競賽�，F在馮九山已經破了柯的記錄,希望這種“比賽”適可而止,不要非到摔死人不罷休。美國研究體育文學的學者認為純粹的不受名利干擾的游戲精神至為重要,例如海明威《老人與�！分械睦先司褪亲非筮@樣一種流的超越任何項目的運動家。我想可以說,九六年中在羅布泊遇難的探險家余純順也是這樣一位廣義的運動家。他一定走得極其疲憊,他又好象死得十分安詳,在疲憊的運動中他一定感覺到了流,或者“游”。他脫光了衣服,以便和他的環(huán)境--他唯一的同伴--貼得更緊。不必從科學研究的角度去論證他犧牲的價值,真要搞科研的話他該多帶點儀器與人同行才對。事實上貫穿他的行動的是一種嚴肅的游戲精神,超越了任何功利的考慮。恐怕也沒必要沾沾自喜于他為上海人爭來的面子,且不說他之離家出走至少是部分地因為上海的生活使他太憋悶,一般來說這種離群獨居的運動家所做的是純個人的行為,余純順要是不離開上海這個群體,他還能成為余純順嗎?

　　余純順那樣的獨行俠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并不罕見,由于被中國文化中三綱五常的儒教主流所掩蓋,很少在舞臺上見到他們的蹤影(前面提到過,眾多的《水滸》英雄無不先遭整編后被招安)。他們受道家影響的哲學對當代人有更大的吸引力。九年前我在念博士時寫過一篇論文,比較契可曾米哈利的“流”的理論和莊子的“游”的哲學,發(fā)現它們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契可曾米哈利筆下居高臨下超越塵世的攀巖者和莊子筆下展翅高飛的大鵬一樣,也有目光短淺的篷雀在下面嘲笑他們,但他們的流或游的感覺是任何俗人的安逸所不可取代的。莊子的庖丁手舞尖刀解牛剔骨,在旁人看來如舞蹈般美妙流暢;契可曾米哈利的外科醫(yī)生使用手術刀,也一樣純熟到了物我兩忘,出神入化的境地,與棋手和攀巖者的流毫無二致。他們從事的既是勞動又是體育還是藝術,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以后,連工作也成了逍遙迷人的游戲。我想為中國抗戰(zhàn)獻身的白求恩一定也是這樣一個外科大夫。他誠然是位偉大的國際主義戰(zhàn)士,但一上手術臺就不可能再去考慮傷員的國籍和背景了,這時的關鍵是他的生命和病人完全流在一起,任何東西都不能阻擋。

　　這種超然之流的境界是對體育界唯競賽論的一種必不可少的制衡。和廣大體育愛好者的游戲精神相比,美國的職業(yè)體育人士--主要是教練,經紀人,大賽組織者等--相信的是“金牌就是一切”的哲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里奧運會所帶來的副作用也不容否認,金牌的背后其實更多的是非體育的因素。奧運會雖然一向標榜純體育精神,事實上一直受到政治的強烈干預,以至造成了把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國的絕大部分排除在外二三十年的咄咄怪事。就是在第一次實現了全世界所有國家與地區(qū)大團圓的亞特蘭大這一屆上,冷戰(zhàn)政治的陰影仍然揮之不去。壟斷了電視轉播權的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播音員考斯特顯然看到了中國將要取代俄國成為美國最大對手的前景,多次無端指責中國游泳隊的用藥“嫌疑”,往中國隊的集體臉上抹黑。他還節(jié)外生枝地嘲笑古巴隊,說看他們有多少人會不叛逃而回到哈瓦那去。許多觀眾聽了以后在各種傳媒群起而攻之,原因就在這個體育記者缺乏超然的運動家氣度。比政治還要嚴重的是,這屆奧運會上的金錢污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西方職業(yè)球員幾百上千萬美元的年薪,大公司借奧運明星推銷產品的天文數字廣告費和各國對獲獎選手獎金的層層加碼使得體育比賽成了金錢的競賽。為了防止財迷心竅的人使用興奮劑以提高往往只有0.01秒的成績,許多運動員每賽都必須驗一次尿,嫌疑犯的陰影無所不在。取代了政府撥款的私人投資者把奧運會變成了他們競爭牟利的戰(zhàn)場,造成電腦中斷,秩序混亂。連同屬資本主義世界的西歐國家也看不過去了,法國《世界報》的一位專欄作家毫不含混地宣告:“資本主義,一塊獎牌也沒有�！彼�呼吁國際奧委會再也不能讓商業(yè)性的私人機構來組織奧運會。鋪天蓋地的商業(yè)廣告不但影響了奧運會的形象,還直接干擾了比賽。例如,愛爾蘭人寄予極大希望的女子長跑選手索尼亞 歐薩樂文在五千米決賽前幾分鐘去跑道的路上被人截住,逼著她當著陌生男子的面剝下帶有Reebock跑鞋廣告的短褲背心,換上為Asics做廣告的運動服。這位世界五千米女子冠軍后來竟沒能跑到終點,還差一圈半就走下了跑道。這件事在素以民族情緒著稱的愛爾蘭激起了公憤,有的說一定是有人故意害她,也有的懷疑她偷偷拿了Reebock的錢,鬧得他們的總統(tǒng)也只好出來表示安撫。但是民心依然憤憤不平,許多人建議要把那些在兩個公司的廣告戰(zhàn)中搞鬼的人統(tǒng)統(tǒng)扒光了衣服,放到都柏林的體育場上跑上五千米,以警效尤!在一片吵吵嚷嚷中,還是索尼亞的父親老歐薩樂文講了一句最清醒的話:“又沒死人,不過是游戲罷了�！�

　　也許,在這個越來越異化的世界上,是應該少想些競賽,多想些游戲了?游戲可以象奧運會和中國百戲那樣喧嘩熱鬧,也可以象余純順或者海明威的老人那么孤寂沉著。這些年來,不但運動有種種競賽，各地政府和各種媒體也搞出了形形色色屬于競賽的評獎活動,犯規(guī)不少,破費很多,收效卻甚微。其實,何不也來提倡一下免費的游戲精神？

　　* 本文收于《感悟美國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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