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比較文學學會Th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簡稱ACLA ，是美國比較文學學者的學術(shù)組織。這個學術(shù)組織，每十年左右會專門任命一位學者，并由這位學者組織一個委員會，對本學科的十年發(fā)展狀態(tài)做一個集體總結(jié)評述，對未來十年內(nèi)的比較文學做出理論性的規(guī)劃和指導(dǎo)，并最后提出報告。到目前為止，ACLA已經(jīng)提出過四個報告。前三個報告都以委員會主席的名字命名并有自己的題目：《1965列文報告：職業(yè)標準》；
《1975格林報告：有關(guān)標準》；
《1993伯恩海莫報告：世紀轉(zhuǎn)折時刻的比較文學》。1993年的報告以及三位比較文學學者對此報告的不同反映評價，加上另外13位學者分別撰寫討論比較文學現(xiàn)狀與方向的文章，匯成一集，題為《多元文化時代的比較文學》一書，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在1995年出版。[1] 該書的寫作方式，除了伯恩海莫的報告外，為了突出多元文化的多重視角，還請15位學者各自發(fā)表言論。這些學者都是比較文學界的有成就的學者或新銳學者。最新的一個報告，寫于2004年，在寫法上繼續(xù)打破了上個報告的形式，于2006年4月繼續(xù)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題為《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2]這本書共有19位學者參與。學者的名單里，與1995年的書相比，有些學者已經(jīng)退去，也有新名字進來，也有學者十年后再次發(fā)表意見。這19位學者各個撰文，對今日比較文學狀態(tài)和明日比較文學發(fā)展發(fā)表意見，已無以往的共識可言，也沒有一個諸家認可的報告出現(xiàn)。這種新的體例，據(jù)委員會主席兼編者蘇源熙 (Haun Saussy) [3]宣稱，有意體現(xiàn)這個新時代的學者風貌和比較文學研究的百家爭鳴。[4]

　　我自己不揣冒昧，將這本書的題目順手拿來，借這個題目為這次討論的題目。一是“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本身畫龍點睛地表明了今日比較文學的歷史、社會、文化語境，二是比較文學學科存在的基本條件之一，就是對比較文學所處時代的認識和分析。這從上兩本書的題目就可以看出來。比較文學與民族和國別文學研究不同，本身就是多民族多國別之間的全球聯(lián)系的產(chǎn)物。進入21世紀，經(jīng)濟的全球化已可聞可感。在美國，打開我們的衣柜，鞋是中國制造的；
襯衫是巴基斯坦制造的；
褲子是烏拉圭制造的；
襪子是在越南織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們的存在和生活方式已經(jīng)被全球化改變。在這個交流空前迅速的時代，從北京發(fā)的電子信，一兩秒鐘之內(nèi)就到達世界各地。全球化就是我們所處的時代。所以，采用這個題目，意在進一步強調(diào)比較文學的時代條件。

　　1993年比較文學強調(diào)時代的多元化，十年后比較文學強調(diào)時代的全球化。1993年的報告題目很肯定，我們就是在這個多元文化時代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
2004年的書題目不那么確定，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全球化時代(An Age of Globalization)�！蹦�非過去也曾有過全球化時代? 二十年間時代真的變化這么大嗎？自信與質(zhì)疑不得不使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人反思：在一個多元化和全球化同時共生的矛盾時代，時代環(huán)境之皮變幻莫測，比較文學毛將焉附？或者，一言以蔽之：什么是今日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比較文學到底是否還存在或有意義？ 而明日比較文學何處去？怎樣繼續(xù)實踐或做比較文學？

　　今天我要做三件事，第一使討論英、美比較文學學者對這個學科目前現(xiàn)狀的看法，詳細考察我們所處的時代和比較文學的關(guān)系。第二將討論目前英美的比較文學的實踐，通過比較文學實踐模式的討論，考察比較文學的實際操作的方式方法。這部分將以介紹探討兩本著作為主，兼及考察其他成果。最后，本文還將極為簡單地提及西方其他國家，主要是法國和巴西的比較文學，并介紹2007年國際比較文學大會的主要議題，以此描摹國際比較文學的走向。

　　比較文學是怎樣形成的: 一個學科歷史的快照

　　如曾任英國比較文學學會主席的英國沃維克大學教授蘇珊·巴斯內(nèi)特 (Susan Bassnett) 所說，任何對文學的閱讀與研究都是比較的。沒有比較，我們?nèi)绾文苤�道一本小說與另外一本小說的區(qū)別？所以，她以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博士在1857年牛津大學的就職演講中所說：“到處都有聯(lián)系，到處都是例子。除非與別的事件或別的文學相連，沒有一個單獨的事件，沒有一個單獨的文學可以被恰當?shù)乩斫狻睘檎摀?jù)。[5]事實也是如此，我們一旦開始閱讀文學，進入的就是一個比較的過程：這首詩與那首詩，中國文學與蘇聯(lián)文學， 古代文學與現(xiàn)代文學。比較是如此基本，如此常識，以致在閱讀中我們往往忘了我們是在比較地閱讀。

　　但是，比較地閱讀，只是一種閱讀或研究的方法。一種研究或閱讀的方法是否可以成為一個學科研究的對象？比較文學是一個學科還是一個研究領(lǐng)域？這是比較文學產(chǎn)生以來就時時刻刻困擾比較文學學者的一個問題。[6]但是，在比較文學興起的時刻，學者們沉浸在新的學科方法帶來的喜悅中，還沒有來得及對比較文學本身進行批判。眾所周知，作為學習與研究的學科，比較文學是19世紀的產(chǎn)物，更確切地說，是19世紀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的產(chǎn)物。[7] 民族主義在歐洲各國的興起，帶動了對各國文化、文學、民族性格等等的反思。在這個大背景下，19世紀三位文學、思想人物成為比較文學學科的開山祖：法國作家斯達爾夫人 (Madam de Staë) ，德國作家歌德(Goethe) , 以及當時擔任克魯奇大學（現(xiàn)在的羅馬尼亞中部）德語語意學教授的雨果·梅爾茲·德·魯米尼茨（Hugo Meltzl de Lomnitz）。

　　法國作家斯達爾夫人是較早地從事比較文學實踐并取得巨大影響的作家。她在《論文學對社會的影響》（1800）一書比較歐洲文學的不同，提出地域氣候?qū)ξ膶W的影響。在《論德國》 （1810）中，通過向法國讀者介紹德國，探討法國和德國文學在主題，風格上的不同， 認為這些不同是有各個民族的文化特性造成的。這種文學不同性的比較研究，開創(chuàng)了文學研究比較的法國派先河。

　　歌德在民族主義興起的19世紀的20年代，預(yù)示到了“世界文學”的到來。他從人類經(jīng)驗的共同性出發(fā)，認為，“愈來愈清楚的是，詩歌是全人類的公共財產(chǎn)。”這種把文學看成是世界性的，有共通性，從另一個角度闡釋了比較文學。比較文學不僅是尋找各個民族文學的不同性，如斯達爾夫人做的；
也尋找共同性。歌德還預(yù)見這種共同性將征服世界：“如果這樣的世界文學將很快到來，根據(jù)日益增長的人類之間的交往看來這將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們可能不能期待文學能取得那已經(jīng)取得的不同……。凡是受大眾歡迎的，將沒有邊界地到處蔓延，如我們已經(jīng)目睹的，在各地和各個地區(qū)已經(jīng)看到的那樣�！盵8]歌德這種觀點的出發(fā)點是，偉大的文學將轉(zhuǎn)播到各地和各國民族中，文化區(qū)別將逐漸消失，文學如同世界大同的手段。這種理想的未來使歌德在1827年相信，“現(xiàn)在，民族文學毫無意義了�！�

　　1877年，《比較文學史雜志》（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Literaturgeschichte）在德國創(chuàng)刊，封皮上用11種文字翻譯刊物的名字，表示這個刊物的國際性。魯米尼茨在創(chuàng)刊號上撰文《目前比較文學的任務(wù)》，宣布建立比較文學，并為比較文學設(shè)定了三個學科任務(wù)：文學史、翻譯學、掌握多種語言。他認為必須重新書寫文學史，各國或各民族的文學必須在比較中重新書寫，獲得新的意義。他還提出必須把翻譯看成是藝術(shù)，強調(diào)翻譯在文學研究中的意義。在強調(diào)翻譯的同時，他強調(diào)重視多種語言以及少數(shù)民族語言的重要性。他的刊物本身的一個原則就是一個民族不管有多大或多小的政治重要性，都值得研究，文學并不因國家或民族的大小而決定其意義。他甚至設(shè)定了十種語言作為比較文學研究的基礎(chǔ)。奇怪的是他并沒有把羅馬尼亞語言，他所在的大學的當?shù)卣Z言學作為必須學習的語言。

　　多種語言是比較文學的基礎(chǔ)，這個共識在1877年左右也是到那時為止七八十年來的歐洲文學研究實踐的結(jié)果。自19世紀初以來，歐洲學界占主導(dǎo)的文學實踐是對文學語言的歸納比較。比如，通過對幾個民族的史詩諸如《貝奧武夫》，《薩達》或《羅蘭之歌》之間語言關(guān)系變化的研究，來闡述文學之間的淵流關(guān)系。通過語言學、語意學的方法對文學進行研究，在19世紀取得了很大的成果。這種成果加深了人們對文學相互聯(lián)系的普遍性和民族特殊的特殊性的認識。這也是歐洲比較文學產(chǎn)生的一個前提。從語意學角度研究比較文學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50年代。20世紀做出杰出成就和貢獻的學者有列奧·斯皮則（Leo Spitzer）[9]以及他的朋友埃瑞克·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10]這兩個人，據(jù)今日美國比較文學界共識，是二次大戰(zhàn)后西方比較文學的真正創(chuàng)始人。艾米麗·埃普特(Emily Apte) 在其新著《翻譯區(qū)域：一種新的比較文學》(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06）中，有專章討論這兩個人是怎樣從30年代起建立20世紀西方比較文學的。[11]我自己在研究生時代學習比較文學時，也被要求首先閱讀這兩位學者，從而建立西方比較文學的歷史、實踐方法的概念。

　　歐洲的比較文學在民族主義的潮流下蓬勃發(fā)展。比較文學研究的兩個主要方面可以簡單歸結(jié)為橫向與縱向研究。橫向的是影響、接受、不同性研究�？v向的是源泉與樹干型研究。前者闡述文學的民族性、個性；
后者重新審視文學歷史的發(fā)展、淵遠。這兩種研究都使文學產(chǎn)生了新的意義，使閱讀產(chǎn)生了新的意義。但是，就在比較文學熱氣騰騰地發(fā)展的同時，從事比較文學的學者也開始對自身進行審視。如果說國別文學諸如德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等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因為他們都有本民族的語言文學和文學歷史為基礎(chǔ)，比較文學似乎就沒有這個固定的語言基礎(chǔ)，好像沒有家園，好像處在一個模糊的之間狀態(tài)。于是，有些學者就希望找到研究的家園。他們問，比較文學到底研究什么？針對這個問題，學者們的反應(yīng)多種多樣，有的根本不承認比較文學的獨立存在，有的熱烈慶祝比較文學的學科的模糊性。

　　早在1903年，意大利美學家克羅奇(Benedetto Croce)就質(zhì)疑比較文學這個詞語。他認為比較文學根本就不是一個學科或研究對象�！氨容^的方式，正是因為僅僅是一個比較研究的方法，本身不足以構(gòu)成一個研究領(lǐng)域。”克羅奇認為，所謂的“比較文學”所做的研究，既對跨國文學主題、思想、形式的發(fā)展與接受這類研究，根本算不上是一個學科的內(nèi)容，充其量也不過是“博學”之類。針對德國的兩個比較文學雜志《比較文學雜志》（Zeitschrift fur vergleichenede Literatur， 1887-1910）和《比較文學史研究》）（Studien zur vergleichenden Literaturgeschichte 1901－1909）的創(chuàng)辦人和主編麥克思·科契（Max Koch）的比較文學觀，克羅奇干脆說，他分不清純粹的文學史和比較文學史的區(qū)別，“比較文學”根本就沒有實質(zhì)內(nèi)容。[12]

　　但是其他的學者與此同時卻對比較文學大加提倡。查爾斯·米爾·蓋雷（Charles Mill Gayley）, 北美比較文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也在1903年，高聲地宣布：“（比較）文學是思想的一個獨特的有機方式，是人性的共同體制化的表達。當然，由于個人的社會條件、種族歷史、文化語言影響機會和限定，文學是不同的。但是，不管年齡和外表，文學來自人類共同的需要和企望，源于共同的才能，心理的和身體的，服從共同的物質(zhì)和方式法則，出自個人和社會人性的共同規(guī)律。”[13] 這種對比較文學的堅定信仰，同時也一直懸掛在比較文學學科的大門入口處。1974年，法國教授弗朗索瓦·若斯特（Francois Jost）還仍然相信，比較文學 “代表了多種學術(shù)學科。它是文學的全角視野，是世界文人的整體觀，是人道主義的生態(tài)學，是文學的大同世界，是文化全球性的視野，包涵一切，覆蓋一切”。[14]

　　懷疑與信仰一直持續(xù)在比較文學研究中。與此同時，比較文學的隊伍也越來越壯大。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比較文學研究逐漸走上高潮的時期。1949年，雷內(nèi)·韋勒克和奧斯汀·沃倫共同寫作出版了對比較文學的發(fā)展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文學理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本書對比較文學學者還做出特殊要求，“比較文學對我們的學者的語言要求極高。

它要求寬廣的視角，對地方與本土感情的控抑，這是不容易做到的”。[15] 韋勒克對比較文學是充滿信心的。

“一旦我們掌握了藝術(shù)與詩的本質(zhì)，它們超越了人的命運和生命，創(chuàng)造了一個想象的嶄新世界，那么人們將不再會有民族的虛榮心。人類，全體人類，不論地點、時刻和種類，都將匯集在一起。文學研究不再是一項考古似的消遣，不再是反映民族的優(yōu)缺點，甚至不再是各種關(guān)系的網(wǎng)絡(luò)圖。文學研究成為像藝術(shù)本身那樣的想像性行為，從而成為人類最高價值的保存者和創(chuàng)造者”。[16]比較文學系在這個信心中如蘑菇一樣在英美的大學里出現(xiàn)。然而，就在他們出版了這本書不久，韋勒克就開始擔心 “比較文學的危機”已經(jīng)來臨。一方面是對比較文學的信心，一方面是深刻的自我懷疑。這兩種思想相輔相成地存在于比較文學研究領(lǐng)域，使比較文學在西方的人文學科里，成為唯一的經(jīng)常反思自己位置的學科。這四個比較文學十年報告，反應(yīng)了比較文學的自覺反思，這是任何其他國別文學研究中從來沒有過的現(xiàn)象。[17]

　　比較文學研究的高潮是與文學的理論的來臨同步的。首先是新批評進入比較文學研究領(lǐng)域。新批評是種“去政治化”的文學研究，它把文學看成是科學一樣，著重文學作品的語言之間的關(guān)系，閱讀一首詩好像是解剖一個身體，這種研究方式給文學閱讀帶來了新的向度，讓讀者耳目一新。就在這種注重形式的形式主義研究的潮流下，比較文學研究成了各種理論的發(fā)源地和實驗場。比較文學系成為進口外國理論或出口本國理論的大本營。在其他國別文學研究抵觸理論，還在宣布自己的不需要理論的時候，比較文學指出這些宣布沒有理論的立場本身就是一種毫無自我意識的理論。比較文學的尖銳、活力、理論的力量使比較文學成為人文學科的帶頭人。在結(jié)構(gòu)主義、后結(jié)構(gòu)主義、女權(quán)主義、解構(gòu)主義、心理分析、符號學等理論的大潮下，比較文學不再限于作品比較和影響淵源分析，而堅持以理論為視角的閱讀，打破了閱讀的單一性。比較文學獲得極大成功。五、六十年代，研究生們紛紛進入比較文學系，因為比較文學即時髦又因為跨越不同的邊界使文學閱讀耳目一新。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一代的研究生開始轉(zhuǎn)向文學理論學、婦女研究、符號研究、電影和傳媒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等等更時髦的研究。隨著比較文學的方法論散布到其他學科中去，比較文學熱潮開始冷卻下來。

　　90年代以來，比較文學進一步趨于平靜，根本的原因在于比較文學的理論和方法已經(jīng)被廣泛的接受。比較文學不再統(tǒng)領(lǐng)風騷，雖然比較文學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比如日本、印度、中國以及南美洲等正在成為一個愈來愈壯大的學科。[18]但是由于后殖民主義理論、文化研究、地區(qū)研究的興起，比較文學研究聽起來都像過時了。在新的世紀開始不久，2003年，后殖民主義理論家，女權(quán)主義學者葛婭特麗·查克拉芙替·斯皮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甚至干脆宣布《一個學科的死亡》（Death of a Discipline , 2003），宣告美國比較文學已經(jīng)走到盡頭，代之而起的將是地區(qū)研究。[19] 斯皮娃克的話，回應(yīng)了一百年前克羅奇的聲音，歷史好像一百年走了一個圓圈。

　　雖然斯皮娃克如此悲觀，2004年的《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一書中的大多數(shù)作者，也都是比較文學學者們，都與斯皮娃克的觀點相反。寫作委員會主席，漢學家蘇源熙在其撰寫的非報告的報告、也是全書的第一篇文章《從個性、蜂窩和自私的式樣等新鮮的惡夢中縫在一起的精美的尸體》中，以“比較文學的勝利”為第一節(jié)，開門見山、信心十足地宣布，“比較文學已經(jīng)，在某種意義上，贏得了戰(zhàn)役。比較文學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在美國的大學里受到如此善待�！彼�例舉了比較文學在學院內(nèi)的一系列的勝利：不僅成為學院的正流之一，在招聘、出版、提升中名正言順地得到承認，而且已經(jīng)成為學院研究的常識，比較文學的基本理論即文學文化的跨國性在學院里的勝利可以以各種交叉學科建立為標志；
理論已經(jīng)不再是一個負面的標簽，人人都或多或少地在運用或從事理論。“爭論已經(jīng)結(jié)束。比較文學如今不僅名正言順，而且常常，正如或不常常一樣，我們是第一小提琴手，為整個交響樂團定音。我們的結(jié)論是其他人出發(fā)點。”同時，他也承認，雖然比較文學的理想和理論已經(jīng)滲入到各個學科里去了，比較文學系本身在美國的學院里還是邊緣小系�！拔覀兊乃枷搿�寫作、教書方式如福音一樣到處傳遍，但是整個帝國還沒有跟上�！碧K源熙不無解嘲地說。[20]

　　其他的學者也都或多或少地對比較文學的整體狀況做出估價，大家的整體心態(tài)是相信比較文學并沒有完結(jié)，而是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針對比較文學 “家園”不明確這種狀態(tài)，斯坦福大學教授羅蘭·格林（Roland Greene）論證說，很多學科都不是以自己為研究對象的，比如，生物學研究的是化學和物理的合成以及他們引起的生物化學和分子化學的變化。所以，比較文學不以“比較文學”為對象，是這個學科的長處，并非短處。這種長處給比較文學提供了一個特殊的領(lǐng)域，“比較文學是文學研究的車間�！盵21]張隆溪在他的文章中以平和的信心說，“比較文學在所有的人文學科中可能是唯一的極為自我意識的學科，這個學科好像永遠在某種危機之中。但是，我并不分享那種自我身份質(zhì)疑的悲觀主義，也不怎么相信那認為比較文學不可能了或比較文學會死亡的論斷是真誠的。我們學科的有效性最好的證明是真正地做比較文學研究，并做得好。只有在做之中，我們才能不僅證明比較文學的價值，也為比較文學的在未來進一步發(fā)展創(chuàng)造可能�！盵22]張隆溪的話，回應(yīng)了1969年美國比較文學學會主席哈瑞·列文35年前在比較文學學會大會開幕式的講話，“我們花太多的精力來談?wù)摫容^文學，沒花足夠的精力做比較文學。”[23]張隆溪自稱以外來者的身份，不想介入這種幾乎是無謂的爭論里。張隆溪的話未嘗不是很多從事比較文學的學者的心聲。

　　比較文學目前所處的時代和任務(wù)

　　論爭比較文學是否要死亡就如同論爭世界末日是否要到來一樣，雖然聳人聽聞，也許有終極意義，但是缺乏實踐意義。對比較文學學者來說，更迫在眉睫的問題是，目前較文學的現(xiàn)狀如何？我們未來如何從事比較文學研究？如何認識我們的時代？如何在這個特定的時代從事比較文學研究？1993年的報告是這樣描述新的時代的美國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的：

　　“今日的比較空間牽涉到通常由不同學科研究的藝術(shù)產(chǎn)品之間的比較；
這些學科的各種文化構(gòu)建的比較；
西方文化傳統(tǒng)，無論高雅還是低俗，與非西方文化的傳統(tǒng)的比較；
與殖民地人民文化產(chǎn)品接觸之前以及之后之間的比較；
陰柔與陽剛的性別構(gòu)建的比較；
性向選擇為雙性戀與同性戀之間的比較；
種族、民族之間語言意義生成方式的比較；
意義闡述性的表達與意義生產(chǎn)流通方式的物質(zhì)分析的比較；
等等更多。這些在擴大了的話語、文化、意識形態(tài)、種族、性別等領(lǐng)域內(nèi)把文學放在語境內(nèi)的方式，與過去文學研究以作者、國家、時期、文學樣式等舊的方式如此不同，以致“文學”這個詞可能都不再適合用來描述我們研究的對象�！盵24]

　　如蘇源熙所說，這種例舉的比較文學的種種對象，與其說是指出新的方向，不如說是為正在進行的批評實踐做記錄。90年代以來的比較文學脫離了橫向與縱向的比較之路，所從事的是“跨越”之法�！翱缭健币磺锌赡艿倪吔纾�在多種學科之間來回穿梭。這種新的研究對象和比較的方式方法，如我在上節(jié)所說，來源于傳媒研究、后殖民主義研究、文化研究，其立場的根本出發(fā)點是20世紀末社會環(huán)境強調(diào)“承認的政治，”也就是承認一切人以及一切群體的身份存在的民主政治的產(chǎn)物。這種跨越性也是美國比較文學學派的主要特點。[25]

　　1993年的報告還詳細地制定了研究生和大學生學習的目標的對象。研究生的學科目標有八條。這八條從不同的角度重新定義了比較文學。主要的有：第一，“文學現(xiàn)象不再是我們學科的唯一的研究對象。反之，文學文本只是文化生產(chǎn)的復(fù)雜的、移動的、常常相互矛盾的領(lǐng)域中的多種話語實踐的一種。”不再僅僅研究文學，而把文學文本當成文化生產(chǎn)的一部分，比較的對象將是文學的生產(chǎn)以及其他學科諸如音樂、哲學、歷史、法律等等話語體系的生產(chǎn)。第二，“外語知識仍是我們存在的理由的基礎(chǔ)�！睆娬{(diào)比較文學學者必須具有外語知識。但是，第三條同時強調(diào)翻譯的重要性，強調(diào)要研究在翻譯中什么獲得了，什么失去了。第四，“比較文學一定要積極地從事經(jīng)典生成和經(jīng)典重新蘊育的比較�！边@里值得提示的是，不再是經(jīng)典比較，而是經(jīng)典生成的比較，也就是經(jīng)典的價值是怎樣產(chǎn)生的、怎樣被某個特殊文化決定和維系的。經(jīng)典的制造過程成為學習與研究的中心。這條還強調(diào)女權(quán)主義、后殖民主義對重新生成經(jīng)典的作用。第五條則力圖從西方中心走出來，要求比較文學系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重新理解西方文學文化，要質(zhì)疑自我中心的立場。這條甚至對外語的要求都做了妥協(xié)，提出為了教授學習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化，特別是少數(shù)民族的文學，不妨用翻譯的文本來研讀。這個立場是有革命性意義的，因為以往的比較文學學者都必須掌握多種語言，強調(diào)理解文學語言的原生態(tài)。因為語言要求，比較文學被看著高難學科。如今同意以翻譯文字學習他國文學，是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場語言革命。第六，“比較文學應(yīng)該包括媒體、從早期的手稿到電視、以及網(wǎng)絡(luò)合成文本和視覺現(xiàn)實的比較�！边@條指出，比較不僅要超越文本，還要分析 “在不同的認知、經(jīng)濟、政治語境中的、即現(xiàn)象性也話語性的文化表達的物質(zhì)可能性。這個寬泛的重點包涵不僅研究書籍出版制做這個行當，也包涵文化地點，閱讀、寫作的作用和更新的傳播媒體的物質(zhì)方式�！盵26]

　　從以上的具體目標可以看出80年代的各種理論對比較文學學科改變性的影響。也可以看出比較文學的活力所在：總是走在人文學科的前面。這種前衛(wèi)性可以從不遺余力地強調(diào)多元，強調(diào)跨越界線看得出來。劃出來的比較文學的空間似乎成為一系列在其他學科之間協(xié)商妥協(xié)的結(jié)果：社會學的階級、種族、性別、性向選擇之間；
歷史地理學的西方、非西方、殖民之前與之后；
技術(shù)史的交流方式、不同藝術(shù)的媒介；
人類學的，政治科學的凡是有關(guān)文化生產(chǎn)的學科之間等等。比較幾乎是橫豎斜行上下左右互相交叉，在所有的交叉點，但又不是在具體的學科里，好像沒有不可比較的了。這個朝向全球、朝向多元文化、朝向交叉學科目標是否可行？或者僅僅是一個理論的幻想？

　　2004年，蘇源熙懷疑這個美妙的計劃是否真的能夠?qū)嵭�，“比較文學看起來就像一個在之間的藝術(shù)，各種學科之間的外交手段，文化具體性的經(jīng)紀所�！盵27]其他學者在對1993年報告做出反映和建議時，對報告的方方面面都提出了批評和建議。其中，周蕾（Rey Chow）的批評極為尖銳，對比較文學試圖走出歐洲－西方中心的老路，把比較擴展到非西方國家這一反西方中心出發(fā)點本身，她懷疑就是對歐洲中心的肯定[28]。對比較文學越來越向文化研究靠攏，麥考·瑞法特瑞（Michael Riffaterre）論述這兩個學科應(yīng)該可以互補。[29]羅蘭·格林 (Roland Greene)，當時是俄勒岡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和主任，認為這個報告的寫作人都是上一代，并不能完全表達他這一代在80年代初在比較文學系讀書的年青的一代的經(jīng)驗。老牌的比較文學學者喬納森·庫勒 (Jonathan Culler) 認為這些目標過于宏偉，雖然反映美國社會現(xiàn)實的需要，并不切合美國學院現(xiàn)實，因為如此包涵一切的學科，也就不成一個單獨的學科了。[30]

　　十年后看這個報告，可以看出這個報告反映了學者們針對當時美國的文化社會現(xiàn)實所做的學術(shù)努力。這種努力是從兩個方面進行的：一是報告要求比較文學拋棄傳統(tǒng)的歐洲中心態(tài)度，轉(zhuǎn)向多元，轉(zhuǎn)向那些不被重視的語言文化；
另一方面要求比較文學從以文學為中心轉(zhuǎn)到文化生產(chǎn)研究或各種各樣的話語研究。這兩個“轉(zhuǎn)向”，反映了時代的認識，那就是日益增長的對東－西方關(guān)系的再認識。這個報告也反映了當時對多元文化的提倡。

　　從1993年到2004年，強調(diào)尊重不同文化的多元文化主義在學院以及美國社會勝利的同時，國際上的經(jīng)濟發(fā)展卻朝愈來愈“同一”的方向發(fā)展。國際上的文化也在全球化的“同一”過程中發(fā)生巨大變化。全球化的經(jīng)濟浪潮再次對比較文學這個學科有巨大的沖擊，根本的是因為比較文學，據(jù)蘇源熙說，缺乏永久的意義明確的研究對象；
缺乏一個自己的經(jīng)典，(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沒有明確無誤位置，而且具有無邊的開放性，這樣“孕育的學科必須對自己的環(huán)境變化、對使自己存在的邊界條件察言觀色�！盵31] 這也是2004年報告的起點。蘇源熙發(fā)問的是我們到底是在什么時代。也許弄清我們所處的時代是設(shè)定比較文學研究目標的第一步。

　　蘇源熙的回答是我們首先生活在一個“單極性”時代。所謂單極，與多元徹底相對立，是當今國際政治權(quán)力格局中美國的特殊位置。民族主義的高漲而產(chǎn)生歐洲的比較文學，其前提是相信有各個特點的國家和文化的存在，把自己看成是國際性的、有國際視野的知識比較文學不等同于任何國別文學。源于美國的多元文化主義，是美國現(xiàn)實中多種族、多文化互相交叉的結(jié)果。比較文學曾經(jīng)以為自己可以成為美國這個文化大熔爐的煉金人，通過跨越邊界起到融合多種民族文化的作用。多元文化主義在90年代代初，在克林頓政府執(zhí)政期，看起來是最理想的對美國社會的定義�？墒�2001年的911事件，2003年開始如今仍在繼續(xù)的伊拉克戰(zhàn)爭，布什政府的單邊國際政策等等――上五年來，國際的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迅速改變，美國獨一無二的軍事力量和為所欲為的國際政治態(tài)度，使美國越來越自我中心。即使是在大學里，多元文化要求美國學生學習其他國家的文化，可是美國的學生們讀《論語》《道德經(jīng)》《紅樓夢》是用英文讀的，英文翻譯的中國或阿拉伯文學，有多少是從英語文字的角度來過濾外國的文化的？蘇源熙提醒比較文學學者必須意識到美國所處的國際政治環(huán)境，從而反思比較文學的位置，不要以為學科研究可以超越政治環(huán)境。

　　其次，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平等”的時代。經(jīng)濟的、政治的不平等并不是全球化的產(chǎn)物，但是全球化要求我們時時刻刻都意識到這種不平等的存在。富國與窮國之間，國與國之間的不平等對比較文學的影響并非不重要。比較文學本是以“區(qū)別／不同”為比較的基礎(chǔ)的，但是，比較中的不平等，并不因為比較文學以溝通不同文學之間的關(guān)系而被意識到。多元文化主義力圖建立各個文化之間的平等關(guān)系，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多元文化主義是否掩蓋了實踐中的不平等？比如翻譯，什么樣的文學被翻譯或研究，里面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如何，都必須引起比較文學學者的注意。

　　第三，我們處在一個“體制性轉(zhuǎn)變”的時代。全球經(jīng)濟的密切相關(guān)和國家概念的相對衰弱進一步導(dǎo)致不平等，對比較文學的影響是體制性的。比較文學歷來被看作是一個精英學科。由于學科對語言、歷史、理論等等要求，學習比較文學比學習其他的科目時間要更長，投入的精力要更多，更大。但是，比較文學并不出什么直接的對經(jīng)濟有效益的結(jié)果。在全球經(jīng)濟要求制造“短平快”的人才，比較文學系在資金、學術(shù)支持等方面面臨愈來愈嚴重的短缺。比較文學怎樣根據(jù)文化市場來調(diào)整自己？我們必須在未來對此做出回答。

　　第四，我們處在一個“信息”爆炸的時代。信息如此眾多，如此容易獲得，信息本身好像都沒有意義了。MP3，移動電話和無線網(wǎng)絡(luò)，在這樣的時代，文學看起來都好像文物了，那種細讀的文學批評看起來好像是信息緩慢時代的癥候。如今的可以用谷歌做研究，寫一個關(guān)鍵詞，出來的結(jié)果能讓網(wǎng)絡(luò)之前的做研究的人一輩子閱讀也找不出這么多資料來。比較文學學者可能會發(fā)現(xiàn)自己如同考古學家一樣了。面對這種挑戰(zhàn)，如何做研究？蘇源熙分析了我們所處的種種時代和比較文學面臨的挑戰(zhàn)，他認為比較文學的優(yōu)越處就在于看世界不是從一個框架上，而是從多重框架，多重角度理解世界，因此交叉學科將仍是比較文學的領(lǐng)地。比較文學系曾經(jīng)迅速地占領(lǐng)其他文學研究領(lǐng)域不及時過問的空間：從歐洲大陸來的種種理論，不被注意的少數(shù)族裔的語言文學，比較文學總是走在人文學科研究的前列，是社會變革文化發(fā)展的先鋒。[32]

　　雖然這篇非報告的報告以慶祝比較文學的優(yōu)越性結(jié)束，但是，給比較文學留下的具體空間還是即大又空。其他學者們對比較文學狀態(tài)的評價也值得介紹，他們從不同角度看待今日的比較文學，提出自己對未來的設(shè)想。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戴偉·達莫斯奇（David Damrosch）積極提倡“世界文學”，以走歌德提出的道路，以世界文學為比較文學的經(jīng)典和起點，并將經(jīng)典分成三重：超級經(jīng)典、反經(jīng)典的經(jīng)典和影子經(jīng)典。通過對經(jīng)典作家在大學教授情況的詳細分析，他提出我們要抵抗超級經(jīng)典的霸權(quán)，通過顛覆經(jīng)典來重新構(gòu)建世界文學[33]。比較文學教授，哲學家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 深情地回憶70年代末以來的文學理論熱，對爭論比較文學到底是什么不太以為然。他說，“如同自我，一個學科是有歷史的，但卻沒有本質(zhì)。”他從歷史角度看，認為50年后，比較文學學者會覺得我們今天的擔憂都沒有意義，因為“沒有一個健康的人文學科在一兩代人之后還會顯得同樣�！� 賓州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德扎拉·卡第爾（Djelal Kadir）則指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恐怖主義的時代，他設(shè)想2014年的另外一本書或報告和這本書這篇文章寫作的2004年的區(qū)別，從比較文學到世界的文學（復(fù)數(shù)）到世界文學（單數(shù)，莫瑞替Moretti, 達莫斯奇Damrosch提倡）到全球文學(第莫克Dimock, 施Shih提倡)到星球文學（斯皮娃克提倡）聽起來真夠讓人敬畏，事實是處在恐怖主義的時代，提倡這些種種名義下的世界文學，也許仍是從不同之中構(gòu)建相同�？屏_拉多大學比較文學教授達維·賴里斯（David Rerris）用新詞“Indiscipline” （學科間） 來討論比較文學在當代大學里幸存的可能。如果一個學科跨越所有學科，其實這個學科本身存在也值得懷疑。薩拉·拉沃爾（Sarah Lawall）則建議世界文學并非只有一個，而是多重的。佛朗西斯·萊奧耐（Françoise Lionnet） 通過自己所在的法國研究領(lǐng)域闡述“全球”代替“民族國家”的種種方式，如同法國女權(quán)主義理論進入美國是通過文學理論這個渠道，美國的后殖民理論在法語世界只附屬于美國研究，法國和比利時原殖民地作家已經(jīng)進入法語文學系統(tǒng)，后殖民理論影響甚微。這樣看來，接觸的方式會影響我們做研究的方式，提出對此比較文學學者要有自覺意識。蓋爾·芬尼（Gail Finney）以《女權(quán)主義發(fā)生了什么了?》(What’s Happened to Feminism)為題，探討女權(quán)主義比較文學的新變化。斯蒂文·烏恩嘎爾（Steven Ungar）的關(guān)于翻譯的文章討論翻譯學對比較文學的貢獻。由于比較文學歷來強調(diào)閱讀文學作品必須以原文為主，翻譯學的興起給比較文學帶來了新的向度�？ㄈ袅铡ぐ？乒�特（Caroline D, Eckhardt）通過討論目前蓬蓬勃勃中古文學研究在比較文學中的地位提出了重新思考比較文學過于關(guān)注這兩百年來文學的狀態(tài)�？评�斯多甫·布萊德（Christohper Braider）提出視覺藝術(shù)，包括電影、繪畫、雕塑等等與比較文學的關(guān)系。費德瓦莫替－道格拉斯（Fedwa Malti-Douglas）則以回憶的方式探討比較文學的變化，指出沒有一個學科是把自己限定在定義內(nèi)的范圍內(nèi)，如此看來，比較文學應(yīng)是知識分子探索的領(lǐng)域，不管成功與否。[34]

　　另外七篇文章是應(yīng)邀對蘇源熙非報告的報告的反應(yīng)。這七位學者從各自領(lǐng)域質(zhì)疑蘇源熙的觀點，豐富了對比較文學的進一步的理解。羅蘭·格林教授提出，今日的比較文學已經(jīng)不是研究“著作”而是研究“網(wǎng)絡(luò)”。他所說的網(wǎng)絡(luò)是作品的產(chǎn)生、寫作、閱讀、接受、傳播等等這樣一個網(wǎng)絡(luò)�！氨容^文學是關(guān)于我們?nèi)绾伍喿x：懷有何種的意識，帶有何種的政治，擁有何種的武器我們可以反抗閱讀本身的、時代時期的、文學式樣的的絕對權(quán)力――用別的話說，反抗所有學科的限制，而不是成為這些學科身上附庸（如我十年前所說的）或這些學科的“元學科”（如蘇源熙說的”（221）。著名的后現(xiàn)代理論家林達·哈徹恩（Linda Hutcheon）[35] 給比較文學一個新的名字，叫作“先天的質(zhì)詢者”。她認為，比較文學本質(zhì)上就是反對、質(zhì)疑一切被接受的思想和理論。比較文學的挑戰(zhàn)性將使它永遠保持活力。喬納森·庫勒繼續(xù)用他十年前的題目《比較文學，終于！》重新發(fā)表了新的意見。作為康奈爾大學人文學院的院長，也作為一個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他對學科的發(fā)展有自己的見解。這些學者提醒我們，這個報告以及這本書，都是美國比較文學的產(chǎn)物，不代表世界比較文學，也不代表西方的比較文學。我們必須時時提醒自己的地域性，不要夜郎自大。

　　比較文學的可貴之處就是這種對自我位置的反思。把1993年的 《比較文學在多元化時代》和2004年的《比較文學在全球化時代》放在一起讀，我們既可以看到學科的連續(xù)性，也可以看到學科面臨的困難。學者們對未來學科的意見固然重要，考察學科的主要實踐方向也許對我們認識今日英美比較文學也非無補。下一節(jié)將討論比較文學的幾個具體實踐方向。

　　當今英美的比較文學實踐方向

　　1993年，兩本探討比較文學學科的書《比較文學的挑戰(zhàn)》(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和《比較文學：批評性入門》(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同年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前者的作者是退休的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克勞迪奧·紀言（Claudio Guillėn）。紀言是一位著作等身蜚聞世界的比較文學學者。[36]這本書1985年用西班牙文出版，1993年被譯成英文，被譽為自諾斯若普·弗萊的《批評的解剖學》(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之后唯一能與之媲美的重要文學研究著作。后一本書的作者是蘇珊·巴斯內(nèi)特，曾擔任英國比較文學學會主席，也是著作等身的學者。[37] 本書自從出版，影響很大，已經(jīng)被翻譯成多種語言。這兩本書，可以被看成是對英美當今比較文學實踐的總結(jié)，雖然事實是比較文學的書每天都在出版，但是，今日看來，這兩本書仍有代表性意義。他們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比較文學實踐，各自都從特殊的角度對比較文學研究實踐提出了模式，也為我們提供了比較文學研究實踐的樣本。

　　《比較文學的挑戰(zhàn)》既探討比較文學學科本身的歷史，也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實踐。本書的第一部分是探討西方比較文學的歷史。在歷史的探討中，克勞迪奧·紀言提出比較文學并不是一種“國際視角”這類的態(tài)度或姿勢。他對各個國別文學的研究，那種文化民族主義很不滿意，認為國別文學研究實際上是一種文化自戀。他夢想歌德所設(shè)想的“世界文學”的存在。從這個角度出發(fā)，他回溯比較文學歷史：比較文學這個概念是怎樣出現(xiàn)的；
比較文學地方性到國際性的關(guān)系在產(chǎn)生時的關(guān)系如何；
每部作品的獨一無二的意義到文學的人類共通性之間的關(guān)系；
浪漫主義理想主義的比較文學；
實證主義（Positivism）的妥協(xié)作用；
歌德的“世界文學”（Weltliteratur）的概念；
法國比較文學的思想；
美國的比較文學思想，以及理論熱對比較文學的沖擊和推進。最后，他提出自己的比較文學實踐理論：“超民族性的三種模式”（Three models of Supranationality）比較文學。他堅持不用國際這樣的詞，而創(chuàng)造一個“超民族性”這樣的詞，來描述他提倡的比較文學實踐。他提出的第一個模式是“A. 最新的模式是研究那些具有國際性的現(xiàn)象和超民族性的現(xiàn)象，也就是說，這些現(xiàn)象暗示著某些作者或某些過程之間的基因狀態(tài)的接觸或其他關(guān)連，這些作者和過程屬于清晰的民族范疇或共同的文化前提�！痹诮忉屵@個模式時，紀言用“唐璜”這個主題在不同作家的筆下的表達，認為“唐璜”現(xiàn)象就標志著這種“基因關(guān)系”。B. 當某些基因性獨立的現(xiàn)象或過程，或?qū)儆诓煌�文明的現(xiàn)象和過程被收集并放在一起研究時，這種研究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到這種程度，那就是他們具有相同的社會歷史條件。舉例說，18世紀歐洲小說這個文學形式的發(fā)展與資產(chǎn)階級或新興的中產(chǎn)階級的產(chǎn)生的關(guān)系。

C. 某些基因性獨立的現(xiàn)象，根據(jù)文學理論的原則和目標，構(gòu)成超民族性的文學作品。這個模式理論性極強，因為這是一個概念方式，而非實踐方法，因此這個模式是一個研究的出發(fā)點。紀言認為，當今的東－西方研究可以運用這個模式。這個模式的特點是提倡在一種和多種之間的對話。比如東－西方詩歌與詩學之間的對話。紀言闡述說，當然還有其他模式，但是，這三個主要模式將各種實踐方法歸納出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既便于學習，也便于實踐。這本書的第二部分是談討比較的基本議題：文學體裁（genre）的比較－體裁學（Genology）；
文學形式（form）的比較－形態(tài)學（Morphology）；
文學主題（theme）的比較－主題學（Thematology）;文學關(guān)系學：國際性；
文學的歷史產(chǎn)生學－歷史生成學（Historiology）。這本書里研究的例子比比皆是，橫貫東西方，縱貫世界歷史，塞萬提斯、博爾赫斯、但丁、馬爾克斯、聶魯達、惠特曼、艾略特、中國唐詩，里爾克等等上百個世界各地作家詩人都盡收眼底，反映了作者對自己模式的實踐。

　　當然，克勞迪奧·紀言的理論和實踐是美國多元文化理論出現(xiàn)之前的產(chǎn)物。本書寫作于1985年就是證明。本書雖然提出了新的模式，但是這些模式與其說是創(chuàng)新，不如說是對以往比較文學的方法論的總結(jié)，所以本書雖然說要向前（未來）看，可是本質(zhì)上還是向后（歷史性）看的。有趣的是，不到十年的時間里，美國的多元文化時代就來臨了，這可以從1993年的報告的題目中看得出來。就在紀言的書被翻譯的同時，比較文學的翻天覆地的變化也在進行中，蘇珊·巴斯內(nèi)特的書《比較文學：批評性介紹》就是這個變化的代表。這是一本向前看的書，與1993年的伯恩海莫的報告有不約而同的立場和方法。不同的是，伯恩海莫的報告是原則性的語言，巴斯內(nèi)特的書以比較文學實踐來探討比較文學的新趨勢和新方向。

　　《比較文學：批評性入門》一書共分為七章。第一章回顧了比較文學的蘊育和在歐洲的發(fā)展歷史，勾勒出傳統(tǒng)比較文學的兩個主要學派――法國，德國學派的產(chǎn)生背景和原則。第二章，介紹與歐洲不同的“新”的比較文學學派。有意思的是，美國學派也是在這章里，把美國學派與歐洲的學派對比，她認為，美國學派的主要特點是對比較文學進行“非政治化”過程。她把美國的比較文學命名為“新世界”的比較文學，把歐洲的命名為“老世界”的比較文學，認為新世界的比較文學試圖避免歷史，懷有理想主義的信仰，相信超越國家民族的偉大書籍的存在。第二個新的學派就是后殖民主義學派。這個學派的主要特點是把文學放在歷史和政治中考察，顛覆西方中心的考察方式，而故意把西方看成是他者的方式。如印度學者斯瓦潘·馬居姆德（Swapan Majumdar） 所說，“印度文學……不應(yīng)當與任何單個的西方的文學比較，而應(yīng)當把西方文學的概念看作一個整體來與之比較，而地區(qū)文學應(yīng)當給予印度下屬民族文學的地位�！庇捎谖鞣酵�往把印度文學看成是一塊，并不區(qū)分印度文學中語言、宗教、地理、文化、政治的區(qū)別。馬居姆德提出用同樣的方法對待西方。他還提出，西方的比較文學的方式和手段并不一定適合研究其他國家民族的文學。以分期來說，西方的現(xiàn)代時期與印度、中國、非洲的現(xiàn)代時期都不一樣，接受西方的概念就是用西方為標準來衡量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迫使這些國家的人以西方的眼睛看待自己的文化 。馬居姆德所建議的是從自己民族的文化角度向外看，而不是用西方的方式向內(nèi)看。巴斯內(nèi)特顯然是支持這種新的概念的，她指出：

　　“從歐洲之外的角度看，座標系統(tǒng)已經(jīng)變了。非歐洲模式的比較文學，在起始階段，就有與西方比較文學不同的內(nèi)容。是到承認我們已經(jīng)有了后歐洲時代的比較文學模式的時候了。這個模式的主要議題包括文化身份、文學經(jīng)典、文化影響的政治含義、時期和文學史并堅定地拒絕美國學派的非歷史性和形式主義的方法�！�

　　不僅堅定地支持后殖民主義理論對比較文學的挑戰(zhàn)，巴斯內(nèi)特還認為90年代的文化研究和比較文學有很多相似之處。兩者都是交叉學科，都是學者們在這個文化、語言、民族、歷史和身份轉(zhuǎn)變的時代試圖理解和闡述這個時代的方式。如果說19世紀比較文學學者要處理的是根與源的問題，是決定什么是傳統(tǒng)，建立經(jīng)典的問題。通過解決這些問題，那個時代的學者確立民族意識，與各地興起的民族國家溝通。20世紀末的學者要處理問題找到是對現(xiàn)行學科批判的主題。從這個意義上看，文化研究取而代之了比較文學�！氨容^文學在某種意義上已經(jīng)死亡了……但是它用其他方式活著”（47）。

　　這本書的其他幾章以比較文學的實踐來考察不同的比較文學方式，來示范如何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第三章的題目是《比較不列顛島嶼的文學》，從術(shù)語、語言、方言和身份、歷史等等的角度考察不列顛島嶼的多重性，闡述不列顛文學（并非英國文學）的復(fù)雜性，并以很多作家的作品為例，探討身份、文化等等問題。第四章《后殖民世界得比較身份》對新大陸（美洲）的文學從殖民主義的角度梳理，以博爾赫斯等人為例，縱向地闡述美洲文學的政治、文化、地理關(guān)系。提出殖民主義是歐洲殖民者和被殖民地人民共有的不同經(jīng)驗。第五章《構(gòu)建文化：旅行者故事的政治》提出旅行文學在比較文學中的特殊位置。比較文學現(xiàn)在越來越重視游記、日記、信件、旅行者自己的所見所聞在構(gòu)建文化中的作用。巴斯內(nèi)特認為，旅行文學會成為比較文學研究中風頭最勁的文學樣式之一，因為，“繪制地圖、旅行、翻譯從來都不是一目了然的活動。他們是極具地域性的活動，既指向來源，也指向分別和目的地。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發(fā)展之一是研究這樣的問題現(xiàn)在已經(jīng)成了我們的任務(wù)。（114）”第六章《性別與主題性的：以基尼維爾為例》從題目上就可以看出來，是運用女權(quán)主義理論對一個歷史傳說中的人物基尼維爾，即亞瑟王的妃子，在文學文化生產(chǎn)中的形象以及形象變化進行考察分析。這章把世界各地有關(guān)基尼維爾的史詩，詩歌，戲劇等通盤考察，分析“不忠的妻子”這個主題和基尼維爾的形象，展示了一個文學形象背后的文化史。在最后一章《從比較文學到翻譯學》里，巴斯內(nèi)特論證，比較文學雖然看起來衰落，但是以其他名義興起，翻譯學就是比較文學的一個新的方向。巴斯內(nèi)特1988年寫了一本《翻譯研究》的書，為翻譯學在英美的興起做了理論和實踐準備。[38]

　　從以上的簡介中可以看成，蘇珊·巴斯內(nèi)特認為比較文學的發(fā)展方向主要有四個：后殖民主義比較文學研究、文化研究、女權(quán)主義比較文學研究和翻譯研究。她的看法其實與1993年的報告根本上是相通的。近十幾年來的比較文學實踐，也證明了她的看法的預(yù)見性。

　　后殖民主義批評本身就是從比較文學中產(chǎn)生的。這種批評理論和方式是90年代出現(xiàn)和形成的。比如，英美文學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的《文學理論入門》第二版出版于1996年，里面還沒有提及后殖民主義，雖然他在最后一章的確討論了文學批評的越來越強的政治化傾向。[39]這種理論贏得廣泛的傳播是通過下列書的影響：斯皮娃克的《用其他話說》（In Other Words, 1987）; 比爾·阿什克繞夫特（Bill Ashcroft）的《帝國寫作抗擊》（The Empire Writes Back, 1989）; 霍米巴巴的《民族與敘事》（Nation and Narration, 1990）；
愛德華·薩義德的《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
比較早的后殖民主義理論合集，雖然沒有用這個詞語，是由亨利·路易斯·蓋茨（Henry Louis Gates, Jr.） 編輯的《種族：書寫與不同》（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1986）。以上人物也是美國后殖民理論的代表學者。后殖民理論的主要影響之一是進一步肢解了、瓦解了比較文學研究所相信的文學的“普世主義、人類共同性”，如果我們宣稱偉大的文學是永恒的、普世的，我們同時也就看不到，也就是不尊重文化、社會、地區(qū)、民族的不同在經(jīng)驗和世界觀中的不同性，也就是在用一個尺度，所謂的世界性，衡量所有的文學。比較文學研究中所相信的世界性其實就是白種、歐洲中心的標準和實踐。對這種標準，對西方的“偉大的經(jīng)典，”后殖民主義理論說不，不但說不，還指出這種經(jīng)典的自我中心、自以為代表普世的欺騙性，不公正性和反民主的本質(zhì)。

　　后殖民主義的批評理論的早期奠基人是出生于法屬殖民地，位于加勒比海的馬提尼克心理學家弗朗茨·法農(nóng)。法農(nóng)的著作《地球上的不幸者》（1961）提出對法國的非洲帝國的“文化抵抗主義。”法農(nóng)是混血兒，基于個人經(jīng)驗，對殖民主義有切身體會。這是他臨死前口述的一本書，為被殖民的人民提供思想武器。他提出殖民地人民要找到自己的聲音和身份，首先要發(fā)現(xiàn)自己的歷史和過去。幾個世紀以來，歐洲殖民者無知地以歷史開創(chuàng)者自居，抹殺殖民地過去的歷史，好像在殖民者到來之前，這些地區(qū)根本沒有歷史，或者就是野蠻的狀態(tài)。法農(nóng)提出殖民地人民第一要從自己的角度看待歷史，第二改正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法農(nóng)的思想對后殖民主義由直接的影響。

　　后殖民理論批評學者大部分都是比較文學學者。薩義德的影響深遠的著作《東方主義》（1978）就是一本比較文學的著作。據(jù)皮特·巴瑞（Peter Barry） 總結(jié)，后殖民比較文學學者們所做是：一，拒絕經(jīng)典性的西方文學所信仰的“普世主義，”尋找各種方式，揭露這種普世主義的視野局限性，特別是普世主義無法穿越文化、種族、民族的界線。二、檢驗其他文化是怎樣在文學中的表現(xiàn)的。比如，中國人在好萊塢電影中的形象；
中國文學中西方人的形象等等。通過這種檢驗，暴露文學是怎樣為政治服務(wù)的，特別是為殖民主義以及帝國主義的政治服務(wù)的。三，強調(diào)文化的區(qū)別和多樣性并檢驗文化區(qū)別和多樣在文學中的表達。四，肯定“雜交性”（hybirdity）和文化多面性（cultural polyvalence）, 肯定個人與群體是同時處于多種文化之中的。[40]后殖民主義比較文學研究目前是比較文學中極為活躍的群體，這種理論給閱讀帶來了新的感覺和思考，成果甚豐，大大加深和拓寬了比較文學的深度與廣度。[41]

　　文化研究，如巴斯內(nèi)特所說，與比較文學有很多相似之處。也許最相似的地方是兩個學科都沒有自己確定的研究對象。據(jù)著名的文化研究學者約翰·哈特雷（John Hartley）在其《文化研究簡史》（2003）中論述，文化研究是“多樣化的哲學”，在日益全球化、大公司集中化、科技成為日常人類事務(wù)一部分的時代，文化研究以人類事務(wù)的“不同性的擴展”為研究對象；
關(guān)注現(xiàn)代社會的權(quán)力、意義、身份、和主體性的構(gòu)成；
試圖恢復(fù)和提倡對邊緣性的、過去認為不值得關(guān)注的、或看不起的地區(qū)、身份、實踐和傳媒的研究；
有意識地對占統(tǒng)治地位的話語常識（the common sense of dominant discourses）進行換位、去中心化、非神秘化和解構(gòu)。文化研究是一種知識分子行為政治，以思想來創(chuàng)造不同，以思想改造思想。[42] 從文化研究的所作所為看來，文化研究與后殖民主義理論比較文學本質(zhì)上是一脈相通的。后殖民主義理論是要顛覆文化之間的主導(dǎo)與附屬、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尋求更平等的存在；
文化研究是在各個 文化內(nèi)部，顛覆文化內(nèi)部的大眾與精英、文字與物質(zhì)、上層建筑與生活方式、意識形態(tài)與日�，F(xiàn)實的種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文化研究要求不僅僅把書籍看成是文化，人們的生活方式、衣著、舉止、娛樂等等，無一不是文化。大眾喜聞樂見的電視劇在文化意義上并不比一部高雅的小說低，也許在文化政治意義上，大眾娛樂可能還要更重要，更值得研究和理解。文化研究對文學研究、大眾社會研究、藝術(shù)史研究、政治經(jīng)濟研究、人類學和社會學等的研究有深刻的影響。1993年和2004年的比較文學十年總結(jié)清楚地表明了比較文學向文化研究的轉(zhuǎn)向。在這個轉(zhuǎn)向中，最明顯的是文學史正在逐漸被文化史代替。以往的文學史研究已漸進消亡。代之而起的是文化史的研究。皮特·伯克的著作《什么是文化史》（2004）對文化史的興起和主要方法做了簡明清晰的敘述，為文化史入門的必讀書。[43]

　　以女權(quán)主義理論為視角的比較文學研究，在傳統(tǒng)文學研究方式中，極為活躍，是充滿活力的一枝獨秀。1993年的報告，承認女權(quán)主義理論對比較文學的影響，特別是方法論的影響�，敻覃愄亍� R. ·黑格奈特( Margaret R. Higonnet) 撰文《女權(quán)主義邊緣上的比較文學》相信討論女權(quán)主義與比較文學的關(guān)系。[44]作者本身就是一個女權(quán)主義比較文學家，1994年編輯了一本以女權(quán)主義理論研究比較文學的書《邊界工作：女權(quán)主義從事比較文學》，實踐以女權(quán)主義理論對文學進行比較研究。[45]2004年，十年之后，蓋爾·芬尼（Gail Finney）《女權(quán)主義發(fā)生了什么了?》為題，梳理從1994年到2004年的比較文學中的女權(quán)主義理論。(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46]她提出，發(fā)生在女權(quán)主義的是女權(quán)主義理論已經(jīng)被各種學科接受，融化，其結(jié)果是女權(quán)主義已經(jīng)成為各個學科的出發(fā)點，從而好像看不出來了。學院內(nèi)的“婦女研究“紛紛轉(zhuǎn)向“性別研究”，這種轉(zhuǎn)向標志著對立的分析已經(jīng)讓位給多重性分析。朱蒂巴特勒的性別表演理論，女權(quán)主義中男女共存理論，歷史與社會對身體的構(gòu)建，增長的酷兒（同性戀）研究，以及后女權(quán)主義的出現(xiàn)以及改變了傳統(tǒng)的女權(quán)主義的學院面貌。這與比較文學有相似性。比較文學由于思想的變化導(dǎo)致了這個學科的即無處不在又從眼前消失。

　　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本身都與女權(quán)主義理論對英美學院思想的沖擊有關(guān)。首先，女權(quán)主義文學理論從七十年代起開始從性別角度質(zhì)疑文學經(jīng)典，重新建立文學經(jīng)典，對后殖民主義理論對西方經(jīng)典的質(zhì)疑有間接的影響。第二女權(quán)主義理論強調(diào)女性經(jīng)驗的重要作用，重新估價女性的經(jīng)驗，對后殖民理論強調(diào)邊緣人、地區(qū)的經(jīng)驗也有間接作用。第三女權(quán)主義向男女作家筆下的女性作為“他者”的再現(xiàn)方式挑戰(zhàn)，重新審視文學中的女性形象，揭示把女性等同與自然、感情等的自欺性，揭示男女之間權(quán)力關(guān)系，特別是父權(quán)制對文學表達的作用。后殖民比較文學考察東方在西方文學中的形象，揭示東－西方觀看彼此的不平等關(guān)系。第四，女權(quán)主義考察文本文化和生活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試圖打破這種分野，指出閱讀本身是權(quán)力行為，歷史上是能閱讀的人，統(tǒng)治不能閱讀的人。女性被排斥在文字之外。女權(quán)主義理論指出語言在構(gòu)建人的社會關(guān)系和主體性上有根本作用。人的主體性或人的性別是構(gòu)建的，而不是天生的。文化研究把這個角度繼續(xù)推進，顛覆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位置，指出，語言不僅是文字，語言生活種的包括一切，一切都是“言語”，照片、服裝、看足球比賽等等，都可以從話語角度研究。第五，女權(quán)主義試圖找到女性的語言，試圖從心理上找到性別身份構(gòu)建的源泉。后殖民理論試圖找到抵抗和反抗的方式，從而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的顛覆權(quán)力關(guān)系。女權(quán)主義承認自己的閱讀目的是對社會進行干預(yù)，創(chuàng)造一個更平等和美好的男女共同發(fā)展的社會。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都公開宣布自己的政治目的，根本的是創(chuàng)造一個真正民主、平等的國際國內(nèi)社會環(huán)境。女權(quán)主義理論根本地影響和改變了英美的文學文化研究。其理論和影響，正如中國出生的美國比較文學學者劉禾所論述的:“當代女性主義理論的發(fā)展的更為值得關(guān)注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它對已有理論和知識系統(tǒng)的全面質(zhì)疑和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如今構(gòu)成西方以及西方以外許多國家知識發(fā)展不可忽視的方面。” “女性主義對當代學術(shù)研究的影響極其廣泛和深遠。……它一方面向許多傳統(tǒng)學科提出了質(zhì)疑，另一方面又在方法論上為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反思基礎(chǔ)，更為新的學術(shù)研究開辟了廣闊的理論境域”。[47]

　　翻譯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已經(jīng)成為比較文學中的愈來愈重要的一支。蘇珊·巴斯內(nèi)特在她的《翻譯研究》第三版序言中回顧翻譯研究形成的歷史，認為翻譯學作為一個研究領(lǐng)域70年代末時初始起，80年代開始形成，90年代代蓬勃發(fā)展，現(xiàn)在已經(jīng)取得全球性的擴展。90年代以來的信息爆炸、全球化過程等更強化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翻譯研究在理解這個既日益破碎的又日益同一的世界有著非同尋常的意義。對翻譯的研究將幫助我們更理解過去，也裝備我們面對未來。

　　正因為翻譯研究的浪潮來的猛烈，多種潮流和傾向都在發(fā)展，翻譯研究本身也成為一個多元的領(lǐng)域。80年代之前，翻譯研究可以簡單地分成兩種大的研究方向：一種是文化性的；
一種是語言性的。進入90年代，翻譯研究向文化轉(zhuǎn)向，研究翻譯發(fā)生的社會、文化環(huán)境和語境成為主要議題。以色列特利維夫大學的教授伊塔瑪·伊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 [48]和紀迪恩·托瑞（Gideon Toury）[49] 提出“多重系統(tǒng)理論”，把翻譯研究的方向從研究翻譯的忠實與否移到研究翻譯的文本在新的語境里的作用。這種研究方向打開了進一步考察翻譯史的大門，導(dǎo)致重新對翻譯作為一個力量，改變和激發(fā)文學史的重要作用。舉例說，比較文學學者劉禾在她的研究《跨語際實踐》中專門探討美國傳教士阿瑟·史密斯（Arthur Henderson Smith）與中國作家魯迅的關(guān)系。

史密斯1872年來到中國傳教，在中國居住了54年，寫作了一系列關(guān)于中國的書，其中《中國人的性格》是當時在傳教士和西方人中最受歡迎的書。該書被翻譯成日文后，魯迅讀到了。書直接影響了魯迅寫作《阿Q正傳》。[50] 可以說，對西方文學的翻譯導(dǎo)致了中國20世紀文學的變革。1995年紀迪恩·托瑞的著作《描述翻譯研究和其他》論證，由于翻譯是為了滿足所翻譯成的語言的社會的需要，研究翻譯的作用和影響完全是邏輯性的選擇。以往的翻譯研究，主要是比較翻譯過程中什么保留了，什么丟掉了。

“多重系統(tǒng)論”主要關(guān)注文學翻譯，但也包涵電影的翻譯或字幕，兒童文學的翻譯，潑普文化和廣告的更廣泛的領(lǐng)域。

　　在學者安德烈·拉非爾（André Lefevere）[51] 和 勞倫斯·維那提（Lawrence Venuti）[52]的倡導(dǎo)下，翻譯研究轉(zhuǎn)向一個新的方向。拉非爾認為，翻譯，與其說是反映原文，不如說是“折射”原文。任何文本都是復(fù)雜的符號系統(tǒng)，翻譯者的任務(wù)就是解碼這個系統(tǒng)，再在一個新的系統(tǒng)內(nèi)重新組碼。原籍比利時，在英國受教育，在香港、英國安特衛(wèi)普、美國等地任教，安德烈·拉非爾的跨語言生涯使他質(zhì)疑翻譯研究中僅限于西方語言的局限性，提出離開西方境遇后，西方語言中文化符碼在非西方語言中的意義。勞倫斯·維那提認為譯者的創(chuàng)造性在翻譯中有重要位置。譯者的主體性體現(xiàn)在譯文中。翻譯不是中性的，而是有傾向性的。這種對譯者的主體性的分析，繼續(xù)深化了“翻譯的倫理學”研究。

　　新的世紀到來，翻譯研究中的另一個方向，帶有強烈的后殖民主義理論色彩的角度，也日益明顯，那就是對翻譯過程中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分析�，旣悂啞ゅ涯�茨科（Maria Tymoczko） 和艾迪溫·根茨勒（Edwin Gentzler）編輯的書《翻譯與權(quán)力》（Translation and Power， 2002）就是這個方向的一個成果。在書的介紹中他們這樣陳述自己的立場：“本書的作者不把翻譯看成是在理想的中立場所進行的活動，而把翻譯看成是在真正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中進行的，各種團體都對跨越語言和文化邊界的文本的生產(chǎn)和接受進行了投資。翻譯不僅僅是簡單的忠實地再生產(chǎn)的過程，而總是牽涉到慎重的選擇、建設(shè)、遺留在外。與文化的統(tǒng)治、確定、和抵抗――簡單地說，權(quán)力有關(guān)�！盵53]翻譯中的原文與譯文的關(guān)系，不再被看成是杰出的原作―拙劣的再現(xiàn)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而是看成一個作家和譯者的創(chuàng)造力的平等的產(chǎn)物。這種試圖拒絕把譯作看成低一等的努力，與后殖民主義重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關(guān)系的努力息息相關(guān)。翻譯不再被看成僅僅是一個語言到另一個語言之間的協(xié)商的文本，而是看成文化之間的協(xié)商的結(jié)果。在這本書里，他們強調(diào)，雖然政府、教會、出版商和其他等等權(quán)力機關(guān)都會對翻譯產(chǎn)生影響，但是，很多譯者會找到各種方法抵抗社會環(huán)境，通過翻譯介紹新的思想和新的表達方式。書中收入的文章就從個案研究到歷史研究，探討翻譯中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

　　由約翰·比圭納特（John Biguenet ）編輯的《翻譯理論：從德萊頓到德理達文選》（1992），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是翻譯研究中出現(xiàn)較早的教材之一。本書收錄了20位思想家、哲學家和作家對翻譯的思考，是一本理論入門讀物。由勞倫斯·維那提編輯的《翻譯研究讀本》（2000）是翻譯研究走向課堂的另一本實用教材。本書自出版后已多次再版，可以被看作是比較文學中翻譯研究的基本理論讀本，收錄了20世紀前到20世紀末的主要翻譯學文章。早期的包括歌德、尼采；
中期的包括本雅明、龐德、博爾赫斯、納博科夫、雅克布森；
60到90年代以來，各個年代分別列出各個主要翻譯研究思想人物的主要文章。歷史的線索十分清晰，對任何從事翻譯研究的人來說，這都是一本翻譯研究的入門比讀書。翻譯研究早期理論代表人物喬治·斯泰納（George Steiner）的著作《巴別爾塔之后：語言與翻譯的諸方面》[54]于 1972、1995、1998已經(jīng)出了三版，是一本翻譯研究中劃時代的專著。2006年剛出版的艾米麗·艾普特的專著《翻譯區(qū)域：一種新的比較文學》代表了翻譯研究已進入更為深入的理論領(lǐng)域。這本書是從翻譯的角度書寫的西方二次大戰(zhàn)后比較文學史，但是，又不局限于歷史研究中，而是對比較文學的思想的梳理。作者是美國著名的比較文學學者之一。她把翻譯比作是一個戰(zhàn)爭區(qū)域，各種力量都在里面角斗，誤解也起到重要的作用。她認為“翻譯是重新在世界和歷史上定位主題的一種方式�！彼�的翻譯理論是從本雅明出發(fā)的。在具體研究中，她考察的是利奧·斯皮澤和艾瑞克·奧爾巴赫在土耳其期間創(chuàng)立比較文學的過程和他們的思想，薩義德對奧爾巴赫的闡述以及薩義德的比較文學思想等等。通過這本書，她回答翻譯的可能或不可能這樣基本的問題。本書是一個深度研究的成果。有意思的是，本書根本沒提到蘇珊·巴斯內(nèi)特的翻譯研究概念，也沒有任何引證，似乎巴斯內(nèi)特不存在。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忽視巴斯內(nèi)特的影響廣泛的理論，艾普特似乎要走另一條路。后殖民理論代表人物霍米巴巴用翻譯一詞，不僅描述文本與語言的轉(zhuǎn)化，也描述21世紀的生存狀態(tài)：這是一個移民的世界，每天都有人在移居到別的地方，國家，文化中，在這樣的世界里，翻譯是我們的日常生活。

　　在英美的比較文學實踐中。另一個方向也值得注意，那就是重新估價“世界文學”，并探討“世界文學”這個概念對21世紀的意義。我在前文已介紹了世界文學這個概念是由歌德提出來的，近年來在全球化和后殖民主義理論影響下，很多學者重新提起世界文學，特別是戴偉·達莫斯奇（David Damrosch）更專注“世界文學”的建設(shè)。他在專著《什么是世界文學》（2003）考察“世界文學”的形成，提出，世界文學并不是所謂大師的萬古流傳的著作，而是一種閱讀與流通的方式，通過翻譯，某些著作得以流傳到本語言之外的地方，在源泉文化與接受文化之間，這些獲得翻譯的著作既受他們的限定，也超越這些限定，從而成為世界文學�！傲魍ǚ绞健敝圃炝耸澜缥膶W。這本書實際上也是對比較文學史的考察。2004年，克里斯多夫·普任德葛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55]主編的《論爭世界文學》一書，參與爭論的有著名的本尼迪克·安德森， 佛朗哥·莫里提等[56]。從全球化的文化向度出發(fā)，文學在全球化時代到底會如何？本書討論全球化與文學的關(guān)系，從歌德的世界文學概念出發(fā)，考察這個概念怎樣在歷史的某個時刻旅行到世界各地，各地又怎樣以自己的文化概念來理解這個概念。將“世界”與“文學”放在一起考察，本書也是美國比較文學的新努力的一個方面。

　　以上通過對1993年出版的《比較文學的挑戰(zhàn)》和《比較文學：批評性入門》兩本書的介紹，探討比較文學的主要實踐方式。又通過對比較文學的五個實踐發(fā)展方向：后殖民主義比較文學、文化研究、女權(quán)主義比較文學、翻譯研究、全球化中的世界文學的主要著作簡介，勾勒出英美比較文學現(xiàn)狀。

　　英美以外的西方國家的比較文學現(xiàn)狀如何？下文將簡略地介紹，目的是提醒我們，比較文學不只以英美為代表，西方本身是一個宏大的概念，英美之外，西方還有廣闊的領(lǐng)域。在比較文學研究領(lǐng)域，不但要打破“歐洲中心”，也要打破“英美中心”，介紹全球化時代的比較文學，不能不提到英美之外的廣闊的西方。然而由于資料和我本人的語言限制以及本文的限制，對西方其他國家的比較文學介紹是極為不全面的，只能算作點滴而已。

　　英美之外的西方比較文學點滴以及國際比較文學的方向

　　在英美的比較文學感到體制銀根縮緊、專業(yè)研究被文化研究等等其他研究取代的壓力下，英美之外的西方的比較文學發(fā)展呈現(xiàn)出多樣化的方向，總的來說是蓬勃發(fā)展，日益壯大。也許是英美文化聯(lián)系極為密切的原因，法國的比較文學也感到學科轉(zhuǎn)折的壓力，不過，法國的比較文學似乎在走另外一條路。在歐洲一體化的政治、經(jīng)濟影響下，法國比較文學試圖建立“歐洲比較文學”。據(jù)斯蒂文·托托西 （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57]在其《21世紀的比較文學》中指出，在法國的比較文學研究中“歐洲比較文學”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可以從最近出版的書來看。由著名的喬治·桑專家、法國高等師范學校的教授貝亞特莉斯·蒂迪爾（Béatrice Didier）主編的《歐洲文學簡介》（Précis de Littérature Européenne， 1998）， 討論歐洲的比較文學以及歐洲文學的研究問題，探討歐洲文學史、歐洲文學中的神話比較史以及歐洲文學與社會階級的關(guān)系；

歐洲文化與交叉性；
歐洲出版歷史；
如何教授歐洲文學等等問題[58]。這是一本雄心勃勃的書，從歐洲各國出發(fā)把歐洲放在一個整體上來考慮，但是對于在歐洲這個概念下，各國文學是否變成地區(qū)文學沒有進行深入的探討。歐洲試圖建立自己的比較文學的努力在由蒂迪爾·蘇伊勒（Didier Souiller）[59] and烏拉蒂米爾·托羅別茨克伊（Wladimir Troubetzkoy）合編的《比較文學》（Littérature comparée， 1997）也可以看得出來。這本書仍然是根據(jù)歐洲國別文學而互相進行比較，重點放在文學形式上，強調(diào)的是這些形式變化中的聯(lián)系。以這兩本書看來，托托西認為，歐洲的比較文學還是沒有擺脫“歐洲”中心的影響。托托西同時認為，蘇珊·巴斯內(nèi)特以及斯皮娃克提出比較文學“已經(jīng)死了”，本身也是“歐洲中心論”的產(chǎn)物，因為在世界其他地區(qū)，比較文學正在蓬勃發(fā)展。他列舉了幾十本自1995年以來在歐洲其他國家出版的比較文學研究新著。有意思的是，他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奧地利、歐洲德語其他地區(qū)等都看作是“邊緣”地區(qū)，而似乎不是歐洲地區(qū)，例舉了這些地區(qū)近年比較文學的長足發(fā)展和多種出版物，證明比較文學在英美之外的西方仍在向前熱氣騰騰地推進。

　　在我看來，值得本文介紹的是南美洲的巴西的比較文學。因為巴西將在2007年主辦第18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大會。巴西的比較文學是20世紀上半頁開始出現(xiàn)的，一系列文學批評家寫文撰著，努力提倡和鼓勵比較文學的發(fā)展。但是作為學科的比較文學，是在90年代以來的上十年內(nèi)形成高潮的。這與文學研究從新聞評論型轉(zhuǎn)向?qū)W院化有關(guān)，也與1986年創(chuàng)建巴西比較文學學會（the Brazil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有關(guān)。這個學會提倡新的方式的文學研究，對促進巴西比較文學的研究由巨大作用。目前這個學會有兩千多成員。學會每年組織各種研討會、研究車間，促進學者之間的交流。學會本身要出版《學會通報》和學術(shù)雜志《巴西比較文學評論》（Revista Brasileira de Literatura Comparada ）。巴西比較文學學會對南美州其他國家諸如阿根廷、烏拉圭和秘魯?shù)谋容^文學學會的建立也有重大促進作用。[60] 1997年，巴西學者塔尼亞·佛蘭克·卡瓦哈勒（Tania Franco Carvalhal） 編輯出版了《世界寬度的比較文學：議題與方法》（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rld Wide: Issues and Methods，1997） 一書，顯示了巴西比較文學取得的成果。

　　第18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大會將在2007年7月底在巴西首都里約熱內(nèi)羅召開。總的主題是“超越對立：比較文學的間斷和位移”。從總的主題到具體要要討論的七個議題，仔細閱讀這些議題概要，目前國際比較文學的動向就可以略知一二。這些議題主要有：

　　一、“比較文學：根與路�！睋�(jù)這個題目的解說宣稱，“比較文學一直是一個復(fù)雜的、不停地轉(zhuǎn)移的、常常自相矛盾的領(lǐng)域。通過文學與理論的結(jié)緣，文學日益被看成是一個供反思的、有特權(quán)的場所。這些理論考慮地理的、經(jīng)濟的、政治的、種族的、民族的和性別的位移及其位移的不同語境，對批評性地建設(shè)我們的當代世界做出了貢獻。這些理論包括女權(quán)主義、解構(gòu)主義、后殖民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政治文化論、流亡研究、移民研究和轉(zhuǎn)位研究等等。本議題建議討論比較文學與這些理論的關(guān)系�！�

　　二、“批評話語和知識分子的作用�！薄拔膶W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寫作的話語自20世紀末以來在經(jīng)歷一個語境化的過程。這些話語構(gòu)建的自身的條件也變得日益明顯。理論已經(jīng)拋棄了無所不包的性格，拋棄了渴望建立適用與一切環(huán)境的普世性模式，已經(jīng)越來越被看成是某種文學現(xiàn)象的反映。批評也已經(jīng)把固定系統(tǒng)的價值的概念放在一邊，意識到自己的歷史條件。歷史寫作已經(jīng)替換了本身的一些基本原作，諸如一步步演進和時間性的概念而以更為靈活的概念替代，并且把文學作品生產(chǎn)與接受的語境考慮了進來。本議題的目的是要討論以上話語的轉(zhuǎn)變過程以及知識分子在作家和閱讀的公眾之間的調(diào)和作用。”

　　三、“越界與感染�！笨紤]到被跨國資本以及市場原則的邏輯所驅(qū)使的全球化帶來的社會的、政治的、經(jīng)濟的和文化的變化，本題目要討論當代社會藝術(shù)生產(chǎn)的限度和可能性。市場原則的邏輯目的在于世界范圍內(nèi)的物質(zhì)以及之上的象征性商品的流通。本議題要具體討論的有：我們視覺的機械化過程所帶來的倫理以及哲學議題；
文學、視覺藝術(shù)、文化工業(yè)的關(guān)系。有興趣的題目包括：文學與電影；
文學與視覺藝術(shù)，文學與劇場，文學和音樂，文學和電視。

　　四、人，非人，后－人（Human, In-Human, Post-Human）。18到19世紀轉(zhuǎn)折期，人的位移生成了啟蒙運動的科學語言。雖然人的身體被理解成一個整體，這些語言把人的身體看成是一部分一部分的。19世紀理論強調(diào)身體各個部分。與此同時，有關(guān)尸體和有病的身體(波德萊爾提出)的問題則被翻譯成某種佛蘭克斯坦的創(chuàng)造。20世紀發(fā)展出探索各種魔鬼般的形式，質(zhì)疑身體的自然屬性，質(zhì)疑人的自然屬性：身體是統(tǒng)一體還是部分的？現(xiàn)在基因技術(shù)已經(jīng)超越了人－非人的對立，雜交的后－人考察新主體性的條件，這個主體性以靠機械裝置獲得生命的人或機器人為生命，這樣以來，另外的問題也相繼產(chǎn)生：人的非人化或機器的人化？本議題討論以上這些問題在文學、電影、和視覺藝術(shù)中的浮現(xiàn)。

　　五、“過程中的身份：多元文化性、混血與雜交�！碑敶�現(xiàn)實對文學研究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在全球化的此刻，無邊無際的信息在流通，多種媒體在旋轉(zhuǎn)，也許沒有比發(fā)展出一種理論性的想像更重要的任務(wù)了。這種理論性的想像可以從多重時間和位移中處理文本、語境、資料和情緒。本議題的目的是通過創(chuàng)造性地運用他者的貢獻的方式和方法，把對另外完全不同的意識和現(xiàn)實的理論性的想像帶出來。有興趣的題目包括：邊緣的現(xiàn)代化；
文學人類學，混血文化、概念形成中的多重戰(zhàn)斗者等。

　　六、“翻譯、傳統(tǒng)和背叛？”。翻譯是文化的調(diào)解者，可以做多重跨越，因為翻譯揭示了在語言邊界移置的他者。文化和后殖民主義研究的核心是翻譯研究。翻譯研究包括直接和間接翻譯、再翻譯、內(nèi)部符號翻譯、改編、創(chuàng)造、轉(zhuǎn)創(chuàng)造等。翻譯研究的廣闊地圖，其中心和邊緣，進入和排外，反映了這個領(lǐng)域進入各種下屬專業(yè)研究的目前的分散狀態(tài)。這個領(lǐng)域有的是經(jīng)驗性的，有的是現(xiàn)象學和文學性的，有的在影響語言學和文化研究的影響下。

　　七、“民族主義與性欲望：性別、階級與權(quán)力�！泵褡逯髁x和性欲望是決定了當代身份概念的兩個最強大的話語。在文學實踐上，對新主體性的強調(diào)成為對新的明晰的作者的具體性的辯護的空間。在對經(jīng)典的永遠不停的肢解過程中，階級與性別產(chǎn)生了史無前例的成果，諸如同性戀文學或從屬群體比如蹲監(jiān)獄的人或大都市邊緣地區(qū)居民寫作的文學。女性文學在后女權(quán)主義時代如何表達自己？全球化經(jīng)濟的這個新世紀什么樣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涌現(xiàn)出來？這些問題如何與更廣泛的變化過程－―這些變化在使現(xiàn)代社會問題重重，破壞了人們與體制、與彼此和與自己相連的框架――相關(guān)？

　　以上的七個議題是下屆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中心議題。我冒昧地在此以翻譯代替闡述，因為譯文可能更讓我們看出世界比較文學的思路。從這些議題我們可以看到我在上文闡述的比較文學的新動向和走向，那就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語境下，從多重角度研究文學、文化與其他學科的關(guān)系，或研究文學文化遇到的新問題。有些問題之新，比如人與機器人，機器人的主體性在文學、藝術(shù)、電影中的表現(xiàn)等等，其中的哲學涵義剛剛開始探索。從譯文中也可以看出比較文學語言的抽象化到了無以復(fù)加的程度，這種抽象化既專業(yè)又模糊，范圍既可大又可具體，思考的方法既哲學又文學，無所不包，展示了比較文學理論性的前沿姿態(tài)。同時這種抽象的語言是否也導(dǎo)致比較文學越來越疏遠非專業(yè)人士，從而葬送自己，也未可知。

　　以2007年國際比較文學學會討論議題結(jié)束本文，我們可以看到比較文學的面目在新的世紀已經(jīng)大大不同于過去一百多年。20世紀比較文學是在西方思想的統(tǒng)治下的。20世紀在民族主義的背景下，比較文學試圖建立普世性詩學，找到普世性文學原則。這種努力在新的21世紀，已經(jīng)被放棄了。那引導(dǎo)20世紀比較文學學者探索的目光已經(jīng)消失，比較文學在新的世紀里――在這個全球化的時代，提倡傾聽過去被迫沉默的聲音，提倡文化的多元，提倡關(guān)注不同性，提倡新的美學，提倡新的實驗性的表達――比較文學還是以前鋒姿態(tài)，時刻自我反思，站在人文學科研究的理論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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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查爾斯·伯恩海莫Charles Bernheimer,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2]蘇源熙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3] 蘇源熙 Haun Saussy，耶魯大學比較文學和東亞語言文學教授。其主要著作有《中國美學問題》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話語的長城》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Harvard Asian Center, 2000; 并與孫康宜等一起編輯翻譯了《傳統(tǒng)中國的女作家：詩歌與批評選集》Women Writers of Traditional China: An Anthology of Poetry and Criticis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蘇源熙Haun Saussy, “Prefac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pp.vii-xiii.

　　[5]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 On the Modern Element in Literature,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in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14 November 1856. Quoted from Susan Bassnet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s, 1993. p.1.

　　[6] 對這個問題，中國學者王向遠在其新著中亦有討論，見《比較文學學科新論》，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1－13頁。

　　[7] 關(guān)于比較文學這個詞語自1816年來的歷史， 請參閱雷內(nèi)·韋勒克的“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Dictionnaire International des Termes Littéraires at http://www.ditl.info/arttest/art15159.php.

　　[8] 歌德對世界文學的論述，原見于他的秘書艾克曼的記述。我的參考資源主要來自于David Damrosch的詳細討論《歌德制造了這個短語》，見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pp.1-36. 以及 Susan Bassnett (1993: 2-4). 譯文為我自己的。以下除非加注，否則譯文均為我自己的。

　　[9]列奧·斯皮則Leo Spitzer，1887－1960， 奧地利出生的文學批評家、理論家。20世紀三十年代因納粹統(tǒng)治而流亡土耳其，后來移居美國任教。斯皮則是一位影響巨大的比較文學家，著作等身。主要著作在英文中的有：A Method of Interpreting Literature. Northampton, Mass., Smith College, 1949. 在比較文學研究中他與埃瑞克·奧爾巴赫齊名，共同被看作20世紀比較文學的奠基人和成就卓著的實踐者。關(guān)于斯皮則和奧爾巴赫，參看Geoffrey Green, Literary Criticism & the Structures of History, Erich Auerbach & Leo Spitzer.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2. 這本書探討他們在土耳其期間的事業(yè)與生活。又，James V. Catano， Language, History, Style: Leo Spitzer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10] 埃瑞克·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 1892-1957，另外一個杰出的比較文學家、批評家和理論家，20世紀比較文學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他的著作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Willard R. Trask，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薩義德為這新版寫序。斯皮則和奧爾巴赫的書，是英美比較文學系必讀書――至少我的經(jīng)驗如此。

　　[11] 艾米麗·埃普特Emily Apter, The Translation Zone: A New Comparative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艾米麗·埃普特是紐約大學的法語和比較文學教授。她的著作還有Continental Drift: From National Characters to Virtual Subjec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12]克羅齊對比較文學的看法，參考Susan Bassnett (1993: 2-3); Sassay (2006:12).

　　[13]查爾斯·米爾·蓋雷Charles Mill Gayle, ‘What i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tlantic Monthly, 92 (1903), pp.56-68. 參考Susan Bassnett, p.3 蓋雷在1890年代在伯克利大學創(chuàng)立了比較文學項目并教授“偉大的書”一課。他的課程設(shè)置和研究方法開創(chuàng)了美國學派。與歐洲的民族主義基礎(chǔ)上的比較文學不同，美國學派的主要是堅持比較文學與其他學科的聯(lián)系。蓋雷認為其他學科諸如心理學、人類學、語言學、社會科學、宗教和藝術(shù)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有很重要的作用。強調(diào)多學科交互作用，強調(diào)文學研究是互相關(guān)聯(lián)互相營養(yǎng)的學科之間的一環(huán)，是文化的一個有機部分是美國學派的特點。這與20世紀交界期間美國強調(diào)文化大熔爐有直接的意識形態(tài)的關(guān)系。詳細討論請參考Susan Sassnett, (1993:33-34).

　　[14]弗朗索瓦·若斯特Francois Jost,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4, pp.29-30.

　　[15] 雷內(nèi)·韋勒克和奧斯汀·沃倫Rene Wellke and Austio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London, Jonathan Cape, 1949, p.44. Quoted from Bassnett (1993:6).

　　[16] 雷內(nèi)·韋勒克 Rene Wellke, “The Crisi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oncepts of Critic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oess, 1963, pp.282-96.

　　[17] 美國比較文學學者的這種反思立場反映了美國比較文學的一個特點，那就是對自己批評立場的自覺。寫十年報告這個傳統(tǒng)，在任何別國文學研究中是沒有的。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很重視這個傳統(tǒng)。

　　[18] 第三世界國家比較文學的興起，與本地民族主義的高漲有之間關(guān)系。在這點上，第三世界的比較文學文學與西方的比較文學在前提上有根本區(qū)別。比如印度的比較文學，如印度學者Ganesh Devy所說，直接與現(xiàn)代印度民族主義相連。見：Ganesh Dev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India” , New Quest, May-June, 1987, pp.133-147. 引自Susan Bassnett (2003:5)。

　　[19]葛婭特麗·查克拉芙替·斯皮娃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Death of a Disciplin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72. 斯皮娃克印度裔學者，著名的女權(quán)主義理論家，現(xiàn)任教于哥倫比亞大學。主要著作有：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Methuen, 1987；
Outside In the Teaching Machine，London: Routledge, 1993；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Harvard UP, 1999；
Death of a Disciplin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 蘇源熙Haun Saussy，“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in Haun Saussy (2006:3-42).

　　 [21] 羅蘭·格林Roland Greene, "Not Works But Network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olonial Worlds" in Haun Saussy (2006: 202). 羅蘭·格林現(xiàn)在是斯坦福大學比較文學教授。他曾經(jīng)擔任俄勒岡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1994-2000）。他的研究和教學方向主要為英國、拉丁歐洲和以及跨越大西洋兩岸的早期現(xiàn)代文學。他的主要著作有：
Unrequited Conquests: Love and Empire in the Colonial Americas. Chicago, 1999；

Post-Petrarchism: Origins and Innovations of the Western Lyric Sequence. Princeton, 1991. 他還編輯了The Project of Pros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the New World. Cambridge, 1997.

　　[22] 張隆溪Zhang Longxi, "Penser d"un dehors: Notes on the 2004 ACLA Report, " in Haun Saussy (2005: 235-6). 張隆溪是國際中西比較文學的主要學者之一。目前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比較文學和翻譯學教授。他的主要著作包括：The Tao and the Logos: Literary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Duke UP, 1992. 該書獲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榮譽提名。Mighty Opposites: From Dichotomies to Difference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Stanford UP, 1998; Out of the Cultural Ghetto. published in Chinese, the Commercial Press [Hong Kong] Ltd., 2000, 2nd ed., Beijing: Joint Publishers, 2004; and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Cornell UP, 2005.

　　[23] 哈瑞·列文Harry Levin, “Comparative the Literature, Presidential Address at the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in Grounds for Comparis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74-90. Quoted from Susan Bassnett (2006-5).

　　[24] The Bernheimer Report 1993,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in Bernheimer (1995: 41-42). 這段話也被蘇源熙引用。見Saussy (2006:18-19)

　　[25] 西方的傳統(tǒng)比較文學主要有三大學派：法國學派、德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德法兩個學派是歐洲民族主義的產(chǎn)物，在方法和研究對象上各有側(cè)重，如我在上面簡述的。美國學派與美國民族融合的大的文化歷史背景有關(guān)，忽視民族主義，強調(diào)多民族語言文化的融合和跨越。關(guān)于各個學派的不同，見Glaudio Guillen, The Challeng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ran. Cola Franze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26] 查爾斯·伯恩海莫Charles Bernheimer,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42-46.

　　[27] 蘇源熙Haun Saussy，“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in Haun Saussy (2006: 3-42).

　　[28] 周蕾Rey Chow,(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In the Nam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Bernheimer (1995:107-116). 香港出生的周蕾現(xiàn)任布朗大學教授，著作甚豐，影響甚大。其主要著作有：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1991);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1993); Primitive Passions: Visuality, Sexuality, Ethnograph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 (1995); 《寫在家國以外》(1995); Ethics after Idealism: Theory-Culture-Ethnicity-Reading (1998); The Protestant Ethn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2002); and Il sogno di Butterfly: costellazioni postcoloniali (2004). 她還編輯了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Age of Theory: Reimagining a Field (2000), and a special issue of differences (11.2 [1999]): "Writing in the Realm of the Senses." 她的書已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其新著The Age of the World Target: Self-Referentiality in War, Theory, and Comparative Work 出版于2006年四月.

　　[29]麥考·瑞法特瑞Michael Riffaterre1924-2006,“On the Complementari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Bernheimer （1995: 66-76）。

是一位有影響的法國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他的主要著作Semiotics of Poetry 影響甚遠。他創(chuàng)立了hypogram and syllepsis兩個概念。他一直在哥倫比亞大學任教，直到2004年退休。

　　[30] 以上文章均見于“Bernheimer 1993報告”。

　　[31] 蘇源熙Haun Saussy，“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in Haun Saussy (2006:24).

　　[32] 以上觀點均見于蘇源熙Haun Saussy，“Exquisite Cadavers Stitched from Fresh Nightmares: Of Memes, Hives, and Selfish Genes,”in Haun Saussy (2006: 3-42).

　　[33] 戴偉·達莫斯奇（David Damrosch）是哥倫比亞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教授。其主要著作有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2003) 。他還是六卷本的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2004)的主編。他目前正在寫作關(guān)于帝國歷史的研究：
The Epic of Gilgamesh.

　　[34] 以上文章均見于蘇源熙Haun Saussy, 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

　　[35] 林達·哈徹恩 Linda Hutcheon 為多倫多大學英語和比較文學教授。她是北美著名的文學理論家之一。1999年擔任現(xiàn)代語言協(xié)會主席。著作甚豐，影響甚遠。其主要貢獻在于現(xiàn)代小說研究，后現(xiàn)代文學，女權(quán)主義理論以及加拿大少數(shù)民族文學。主要著作有：A Poetics of Postmodernism: History, Theory, Fiction; The Politics of Postmodernism; Narcissistic Narrative: the Metafictional Paradox; A Theory of Parody: The Teachings of Twentieth-Century Art Forms; The Canadian Postmodern: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Canadian Fiction; Splitting Images: Contemporary Canadian Ironies; and most recently Opera: Desire, Disease, Death with Michael Hutcheon. http://www.athabascau.ca/cll/writers/hutcheon.html

　　[36] 克勞迪奧·紀言Claudio Guillen, 哈佛大學教授（已退休）。著作等身的比較文學學者，主要領(lǐng)域是西班牙早期現(xiàn)代文學，歐洲文學和文學理論。主要著作有：The Anatomies of Roguery: a comparative study in the origins and the nature of picaresque literature (1967); Literature as System: Essays toward the Theory of Literary History (1971); Entre lo uno y lo diverso: introducciòn a la literatura comparada (1985); El Primer Siglo de Oro: estudios sobre géneros y modelos (1988); Teoría de la historia literaria (1989); La expresión total: notas sobre literatura y obscenidad (1993); El sol de los desterrados (1995); Europa, ciencia e inconsciencia (1997); and Múltiples moradas (1998).

　　[37]蘇珊·巴斯內(nèi)特Susan Bassnett，沃維克大學翻譯和比較文學研究中心教授。該中心由她于80年代創(chuàng)立。她出版了近二十部著作，其中1980年出版的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 2002), 是世界上流傳最廣的翻譯學教材。她的書《比較文學：批判性簡介》（1993）已經(jīng)獲得國際聲譽并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她最近的著作有：
Constructing Cultures (1998) written with André Lefevere, and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1999) co-edited with Harish Trivedi. 除了學術(shù)研究之外，她還寫詩。她最近的詩歌集有Exchanging Lives (2002)。

她也為多種報紙寫作。

　　[38] 該書已被翻譯成中文：蘇珊·巴斯內(nèi)特著，《翻譯研究》上海: 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2004。

　　[39] 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英國文化批評家和哲學家，現(xiàn)任曼徹斯特大學文化理論教授。伊格爾頓是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雷蒙德·威廉姆斯的學生。早期主要從事十九和20世紀文學研究。近來從事文化研究與傳統(tǒng)的文學理論研究合為一體的研究。他著作等身，影響巨大。主要著作如《文學理論入門》（1983， 1996），該書在國際上影響甚遠。已被譯成中文。近著有：《理論之后》（2003），在這本書里， 他批評當前的文化和文學理論合一的傾向，同時他也認為這種合一并非沒有好處，那就是可以探討一系列重要的問題。

　　[40] 皮特·巴瑞Peter Barry, Beginning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 Second E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9.

　　[41] 中國學者對后殖民主義理論的介紹、研究和運用后殖民主義研究中國文學的成果，部分可見于http://www.culstudies.com/rendanews/ztyj.asp , 專題研究中的“后殖民主義”議題。

　　[42] 約翰·哈特雷John Hartley, A Short History of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p.10。

這本書對文化研究的歷史做了出色的總結(jié)，對文化研究的方式方法都有很詳盡的討論，對文化研究和其他學科關(guān)系也進行了總結(jié)性的探討。對文化研究的主要學者和思想都有中肯的介紹。本書文字清晰，幽默，本身就代表了文化研究的成果。約翰·哈特雷是澳大利亞昆斯蘭技術(shù)大學的創(chuàng)造性產(chǎn)業(yè)學院的院長和教授。他是國際文化研究雜志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的編輯。他的重要出版物有：
《閱讀電視》Reading Television, 該書是西方從文化角度研究電視的第一本學術(shù)著作，出版于1978年，至今仍在不停地被印刷。2003年該書25周年出版紀念版由Routledge 出版社出版。自那本書出版以來，哈特雷教授已出版了上十本研究媒體與新聞的著作。主要有：Uses of Television (Routledge 1999), The Indigenous Public Sphere: The Reporting and Reception of Aboriginal Issues in the Australian Med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opular Reality (Arnold, 1996) and Creative Industries (Blackwell 2006). 他是國際傳媒研究的最主要人物之一。

　　[43] 皮特·伯克Peter Burke，劍橋大學文化史教授。他已經(jīng)出版了二十多本書，主要有：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1972),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1978),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1992), The Art of Conversation (1993), A 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 (2000), Eyewitnessing (2000), What is Cultural History? (2004) and Languages and Communiti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004)。他的著作已被翻譯成28種語言。

　　[44]瑪格麗特· R. ·黑格奈特Margaret R. Higonnet,(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Comparative Literature on the Feminist Edg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pp.155-65. 作者是康狄內(nèi)格大學比較文學和英國文學教授，著作甚豐，主要有：Reconfigured Spheres: Feminist Explorations of Literary Space，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編輯的有：Behind the Lines : Gender and the Two World Wa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print edition (1989)。

　　[45]瑪格麗特· R. ·黑格奈特Margaret R. Higonnet, ed., Borderwork: Feminist Engagement wit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46]蓋爾·芬尼Gail Finney, “What’s Happened to Feminism?”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pp.114-126.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比較文學系主任，德語文學教授，主要著作有：
Women in Modern Drama: Freud, Feminism, and European Theater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1989), Look Who’s Laughing: Gender and Comedy (1994), Christa Wolf (1999).

　　[47] 劉禾，“女性主義與當代學術(shù)成果”�！吨腥A讀書報》2002年11月14日. 劉禾，（Lydia H. Liu） 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和比較文學教授，主要著作有：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文明的沖突：現(xiàn)代世界形成中發(fā)明的中國》.（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 China 1900-1937《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翻譯的現(xiàn)代性》.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該書被譯成中文。主編的書有：To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Co-edited with Judith Zeil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48] 伊塔瑪·伊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以色列特利維夫大學文化研究教授，語義學和文學理論系主任。

　　[49] 紀迪恩·托瑞Gideon Toury, 以色列特利維夫大學文化研究學院教授。他的主要出版物有：Translational Norms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into Hebrew, 1930-1945.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Tel Aviv University. 1977. In Search of a Theory of Translation. Tel Aviv: The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s, Tel Aviv University. 1980.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1995. 見：http://www.tau.ac.il/~toury/

　　[50] 劉禾Lydia Liu, “Translating National Character: Lu Xun and Arthur Smith,” in Translingual Practices,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1] 安德烈·拉非爾André Lefevere (1945-1996)，比利時出生的學者，先后任教與香港，安特衛(wèi)普和美國等地，去世前在德克薩斯大學德語席系任教。主要著作有：Translating Poetry: Seven Strategies and a Blueprint (1975)；

Translating Literature: The German Tradition from Luther to Rosenzweig (1977), 與蘇珊·巴斯內(nèi)特合作的：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1990），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1992）；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Translating,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等。

　　[52]勞倫斯·維那提Lawrence Venuti, 大學英語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現(xiàn)代早期文學，英美和外國詩歌傳統(tǒng)，翻譯理論與歷史和文學翻譯。他的主要著作有：
Our Halcyon Dayes: English Prerevolutionary Texts and Postmodern Culture (1989),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1995), and 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 Towards an Ethics of Difference (1998). 他還編輯了：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Ideology (1992), and of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2nd ed. 2004)。

這本書是從古到今的翻譯理論的選集。

　　[53]瑪麗亞·逖莫茨科Maria Tymoczko 和艾迪溫·根茨勒Edwin Gentzler, 編輯Translation and Powe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他們兩人均任教于馬薩諸塞州大學阿莫赫斯特分院比較文學系。Edwin Gentzler也是該校翻譯中心的主任。

　　[54] 喬治·斯泰納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the 3rd edition, 1998.

　　[55]克里斯多夫·普任德葛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 劍橋大學現(xiàn)代法國文學教授。他是《世界讀本》（World Reader）的編輯之一。該書是世界文學的選集。

　　[56] 克里斯多夫·普任德葛斯特Christopher Prendergast. ed. 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 New York: Verso, 2004.

　　[57]斯蒂文·托托西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加拿大--德國哈勒維騰堡大學的比較文學學者，比較文化研究學者。他的研究范圍寬闊，包括比較傳媒研究；
比較文學；
后殖民主義與少數(shù)族裔研究；
電影與文學；
觀眾（讀者）研究；
英語、法語、德語、中歐、美國和加拿大的文化與文學；
歷史；
目錄學；
新媒體和知識管理與編輯的研究。他也曾擔任《加拿大比較文學》的編輯，也是比較文學與文化網(wǎng)http://clcwebjournal.lib.purdue.edu的主編和創(chuàng)始人。他先后在加拿大、美國、目前在德國任教。他的主要著作有 《比較文學：
理論，方法和實用》（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ory, Method, Application， 1998）；
《比較文化研究》（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ies.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2007）他還主編了很多比較文學方面的書。這樣的背景給了他看待歐洲與英美比較文學的視角，《文學研究的合法化：一種新實用主義:整體化和經(jīng)驗主義文學與文化研究方法》 [專著] ， 馬瑞琦譯，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217頁。（北大學術(shù)講演叢書）

　　[58] 斯蒂文·托托西Steven TÖTÖSY de ZEPETNEK.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http://www.ditl.info/arttest/art15159.php

　　[59] 蒂迪爾·蘇伊勒Didier Souiller, 法國勃艮地迪真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學術(shù)專長是歐洲巴洛克和古典時期的戲劇和小說。他的著作包括對歐洲文明和民族文學的研究。

　　[60]參閱巴西比較文學學會網(wǎng)站：
http://www.ailc-rio.ufrj.br/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blogsection&id=5&Itemid=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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