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nèi)容提要]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現(xiàn)代外交就具有強烈的精英外交傾向，外交事務高度敏感，廣大民眾很少有機會介入外交領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外交公開化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在現(xiàn)代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趨勢的推動下，外交民主化也成為當今外交發(fā)展的方向。從外交民主化的趨勢來看，全球化時代的外交轉型日益成為各國外交面臨的重要課題。從外交民主化的維度來看，現(xiàn)代外交將走向由職業(yè)外交與非職業(yè)外交協(xié)調(diào)合作的新形態(tài)。

　　[關鍵詞]威斯特伐利亞體系；
現(xiàn)代外交；
全球化；
外交民主化

　　在人們傳統(tǒng)的概念體系中，外交是一個國家中央政府的秘密行為，向來隱身于政治舞臺幕后運作。然而，20世紀以來，外交公開化成為不可遏止的歷史趨勢，公共輿論和社會大眾對一個國家對外政策的影響越來越大，外交活動的領域也大為擴充，從純粹的戰(zhàn)爭與和平事務擴散到經(jīng)濟、商務、文化、旅游、環(huán)境和醫(yī)療等領域，為主政者所津津樂道。在今天，任何國家的外交都不可能置強烈的民意于不顧，無論在政策制定、政策執(zhí)行，還是在重大危機時期，都要充分考慮行動可能引起的社會后果。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不僅需要立足于本國民眾可能的反應，也要盡可能考慮其他國家民眾的反應。如何在處理好同其他國家政府外交關系的同時，積極開展同民眾的交流和溝通，越來越成為新時期一個國家外交日程中的重要問題。

　　近年來，關于外交民主化與社會化的討論在國內(nèi)外學術界日益熱烈，多數(shù)學者對外交的民主化和社會化持歡迎和鼓勵的態(tài)度。[1]但是，迄今為止，外交依然被各國政府看做是高度敏感的領域，從外交決策到外交實踐，大多控制在一個較小的圈子里。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背景下，積極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推動外交民主化，越來越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重要問題。

　　一　現(xiàn)代外交的精英化取向

　　外交是一個極其敏感且高度機密的領域，外交權力向來集中于最高領導人手中，古今中外莫不如是。早在中國西周時期，外交權力就高度集中，《春秋·隱公元年》中曾言：“寰內(nèi)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盵2]《韓非子·有度》中亦言：“忘主外交，以進其余”，[3]除非國君授命，大臣和民眾私自“外交”是犯大忌的，即使貴為太子也不行。在西方，中世紀之前的外交行為被王室和宮廷所壟斷，故稱之為“宮廷外交”，外交事務被看做是國王的私事。正式外交使節(jié)產(chǎn)生于15世紀左右的意大利半島，進而擴散到西班牙、法國、英國等國家。[4]然而，此時的外交使節(jié)往往無法維持本國君主的信任，君主們擔心他們在外國駐久而被收買，故而大多數(shù)使節(jié)駐外時間較短，比如，威尼斯的使節(jié)大多駐外3～5個月。許多國家的國王(如查理五世、亨利八世等)對駐外使節(jié)十分懷疑，都委派自己的親信擔任使節(jié)，甚至毫不顧忌地檢查他們的書信。[5]此時，駐外使節(jié)一般都來自于年輕的貴族或者僧侶，他們精研外交藝術，外交成為貴族和僧侶的壟斷領域。不難看出，外交從產(chǎn)生伊始就帶有極強的貴族化和精英化傾向，平民百姓很難介入外交事務，外交是有身份的貴族等級排他性的事務，外交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增加專制國王的財富、土地和聲譽，與廣大民眾毫不相干。

　　自現(xiàn)代國家產(chǎn)生以來，外交權力也一直高度集中，外交被視為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少數(shù)職業(yè)外交官的秘密事務，乃至于奧地利的梅特涅(KlemensWenzel vonMetternich)干脆說：“對外事務與老百姓無關�！盵6]具有專制傳統(tǒng)的俄羅斯、普魯士和奧地利的外交大權為國王所獨攬已毫無爭議，即便是在法國、英國等民主國家的發(fā)源地，等級會議也只是在稅務和支出方面扮演些許角色，唯獨外交事務上基本無法左右國王意志，外交被視為國王的私事，國王經(jīng)常以個人好惡或者婚姻方式處理外交事務，與民眾無關痛癢。[7]即便是毫無封建專制傳統(tǒng)的美國，制憲先賢們在設計外交權力的時候，也把共同安全和外交權力委托給聯(lián)邦，進而授權給總統(tǒng)。[8]總體來看，17世紀以來的現(xiàn)代外交主要是大陸外交，以法國為代表，由紅衣主教黎塞留首創(chuàng)，直到1919年變革以前的300年中被歐洲各國普遍采納。“在17世紀的法蘭西，其外交組織方式仍然只居于相當原始的階段。路易十四在其統(tǒng)治后期，仍然將某些重要的使命交由將軍和牧師處理。1648 年召開的威斯特伐利亞國際會議，首次以條約形式確立了常設外交使節(jié)制度，還促成了大使館制度。駐外外交官只有微乎其微的訓練職責，具有高度聲望的差使差不多只是高級貴族所享有的封建特權。直至18世紀，大多數(shù)國家才出現(xiàn)大量頻繁從事外交事務的外交工作人員(國內(nèi)的以及駐外的) 。”[9]外交事務由職業(yè)外交官處理成為現(xiàn)代外交的典型范式，英國著名外交學家哈羅德·尼克爾森(Harold Nicholson)將其基本特點歸結為以下四點：第一，在觀念上把歐洲看做是國際政治的中心。第二，在思想上認為組成歐洲協(xié)調(diào)的大國比小國更加重要，也負有更大的責任。第三，各國都擁有一支訓練有素、具有共同職業(yè)行為準則的外交人員隊伍；
各國的外交官往往都是貴族出身，具有相似的履歷和目標。友誼、血緣和婚姻把這些歐洲貴族聯(lián)系在一起，相似的見解和教育把他們統(tǒng)一在一起，并且在外交官中培養(yǎng)了一種同屬一個“世界兄弟會”或“貴族國際”的感覺。第四，都認為外交談判必須始終是旨在達到一定結果的過程，而不是一種插曲，談判的每個階段都必須保密。[10]顯然，現(xiàn)代外交范式認為，外交主要是一種秘密外交，被看做是外交官們的職業(yè)事務，僅僅由一些熟悉內(nèi)情的政治家了解，交由受過專門訓練的外交官處理，社會大眾并不清楚本國的外交政策如何制定、外交政策的具體內(nèi)容以及國家之間關系的復雜變化，并且民族主義的情感把每一個民族成員編織到政治家一手炮制的“戰(zhàn)車”上，成為政客謀取個人政治資本的工具。因此，傳統(tǒng)上人們一般把外交事務看做是政黨政治之外的事務，作為民意代表的議會也認為自己沒有能力處理對外事務。社會公眾大都厭煩外交，除非爆發(fā)了危機，而且一旦出現(xiàn)了危機，公眾也是受感情支配而不是受理智支配，故而外交權力集中于政府首腦和職業(yè)外交官被視做外交的客觀需要。

　　現(xiàn)代外交的精英化取向還體現(xiàn)在外交使節(jié)具有明確的等級劃分上。在16世紀之前，外交使節(jié)原本并無等級區(qū)別。18世紀以來，民族國家大量產(chǎn)生，出現(xiàn)了大國與小國的區(qū)別，相應形成了大使(Am2bassador)與公使(Resident)的區(qū)分，大使是派往大國的使節(jié)，公使是派往小國的使節(jié)，此種區(qū)別也并非職務大小的區(qū)別，而是出于對大國的尊敬，賦予大使以更高的職銜。常駐國外代表的任務包括研究駐在國的政治生活、搜集各種情報等。1708年，英國制定出《外交優(yōu)惠法案》，確立了外交等級制，其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方便管理。1790年，美國全盤照搬了英國的這一法案。隨著自由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fā)展和公民階級的壯大，外交組織體制的發(fā)育日益完善，特別是法國大革命之后，外交官的等級位次制度得以確立，最終于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通過《關于外交人員等級的章程》，規(guī)定了大使、公使、代辦三級外交代表制度。這一規(guī)章首次對外交代表的等級做出了明確規(guī)定，外交代表分為四個等級：(1)大使；
(2)全權公使和特命公使；
(3)向君主派遣的駐辦公使；
(4)向外交部長派遣的代辦。[11]教皇的外交代表稱教廷大使，與大使屬于同一等級，教廷公使與全權公使屬于同一等級。[12]這一規(guī)章逐漸得到國際公認和付諸此后一個半世紀的外交實踐。1961年的《維也納對外關系公約》基本上沿襲了這一劃分并沿用至今。世界各國普遍設立了專門的外交機構以及派到外國的外交代表機構，如大使館、公使館、代辦處等，從事經(jīng)常性的外交活動。

　　現(xiàn)代外交的精英化取向由于國家主權觀念的彌散和外交主權原則的確立而得以合法化，進而確立起牢固的社會基礎。最初提出“主權(sovereignty) ”概念的是法國的政治思想家讓·不丹(Jean Bodin) 。不丹在1576年發(fā)表的《論共和國六書》中將主權看做是國家的本質特征，并將其界定為一個國家“超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權力”。這種權力是絕對的，即主權者可以絕對地和完全地支配人們的財富、生命以及整個國家的權力；
這種權力也是永久的、沒有時間限制的，而且這種權力是不可轉讓的。[13]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確立之后，主權原則成為支撐外交的核心原則。在主權原則之下，外交人員從君主的私人代表轉型為整個國家的代表。盡管對外交有不同的理解，但基本上還是把外交看做是一個國家政府的對外行為，是為了實現(xiàn)國家利益而由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出面開展的對外交往行為，“是國家為實行其對外政策，由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外交部、外交代表機關等進行的諸如訪問、談判、交涉、發(fā)出外交文件、締結條約、參加國際會議和國際組織等對外活動。外交是國家實現(xiàn)其對外政策的重要手段”。[14]除了中央政府之外，其他行為體均無外交權，駐外大使一般由國家元首任命，作為國家代表直接對最高領導層負責。因此，外交官大多是“政治任命”而非“行政任命”，這在許多國家成為政治領導人安排親信的重要手段。比如，美國的駐外大使是總統(tǒng)根據(jù)“政治分肥”的原則把某些重要國家的使節(jié)交給支持者或者一些競選捐款者，在美國的駐外大使中，約有30%來自于政治任命，多時曾達到49%。[15]

　　職業(yè)外交官的專業(yè)化傾向進一步加強了外交精英化的程度，外交業(yè)務的專業(yè)化與學科化提高了從事外交事務的門檻，更使得普通民眾望而生畏，難知深淺。從各國情況來看，外交人員大多是外交和國際關系專業(yè)科班出身，有的甚至生長于外交家庭，子承父業(yè)者比比皆是，強強聯(lián)手的“外交家庭”更是塑造了一種職業(yè)外交體系中特殊的外交文化。此種外交業(yè)務的專業(yè)化和外交文化的專業(yè)化，為普通民眾介入外交事務設置了重重壁壘，使得那些即便熱心并躬身進入外交系統(tǒng)者，也很快感覺“水土不服”而另謀高就。結果是，多數(shù)民眾對外交事務不感興趣，傾向于認為外交事務是一種專門的深奧學問，是超出一般世人經(jīng)驗和理解之外的，往往把外交事務交給內(nèi)閣和它的專家們?nèi)フ莆�，讓他們在自己認為適宜和方便的時候，用一定的方法來保障國家的“權利和利益”。[16]在一些發(fā)達國家，外交官的職業(yè)化程度非常高，如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其駐外大使90%出自職業(yè)外交官，非職業(yè)外交官只有四人，且往往被派駐到其認為不重要的國家(如非洲或拉美地區(qū)的國家) 。[17]在美國和歐洲許多國家，外交“家族化”的現(xiàn)象已經(jīng)引起學者們的高度重視，他們不僅祖祖輩輩以外交為業(yè)，而且家庭婚姻更是停留在外交社群之中。由于外交官大多具有外交特權和豁免權，作為一種榮譽職位，不僅薪水豐厚，外快不斷，而且其大使稱號伴隨終生，受益無窮，歷來成為不少西方發(fā)達國家政治首腦拿來送人情和牟取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由此表明，外交的精英化所導致的消極因素日益上升。

　　二　外交民主化的動因

　　外交的精英主義傾向在其發(fā)展過程中面臨著諸多挑戰(zhàn)。自19世紀中期之后，隨著現(xiàn)代化、科技革命和民族主義的高漲，具有強烈精英主義傾向的現(xiàn)代外交“法國模式”[18]受到了來自各國內(nèi)部的巨大挑戰(zhàn)，在民族主義、民主主義和信息技術革命的推動下，外交民主化從萌芽到成長，如今已經(jīng)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

　　民族主義的高漲要求排斥外交隊伍中的一切外國公民，強調(diào)外交應服從和服務于民族利益，外交的全民族化在客觀上形成了對外交民主化的巨大推動力。19世紀后期的民族主義浪潮席卷歐洲，國家政治生活尤其是外交生活日益大眾化，無論外交還是內(nèi)政，都被捆綁到一個偉大的民族主義綱領上，無論是君主、貴族，還是普通大眾，都在種種名目不一的民族主義旗幟指引下組成具有強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共同體。民族主義要求外交以維護本民族利益為己任，在外交實踐中演化成為全民族的外交模式。這一模式的意義在于解構了“法國模式”對王朝政治與大眾事務的界定與區(qū)分，自此之后，作為王朝事務的外交成為關系到全民族前途和命運的民族國家事務，受到全民族的高度關注。這一從王室事務向民族事務的轉型直接腐蝕了“法國外交模式”的根基，使得宮廷壟斷外交的基礎不復存在，國王和政府必須將外交事務作為全體民眾的共同事務處理，不能發(fā)生像普法戰(zhàn)爭那樣把普通民眾拖入一場戰(zhàn)爭的事情。民族主義為外交社會化開啟了一扇大門，而搶先進入這扇大門的卻是外交民主化的激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這一激情是與近代以來資產(chǎn)階級革命的民主激情以及此后的民主化潮流共同演奏了一曲交響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外交民主化是民族主義的一個副產(chǎn)品，并非其有意為之。

　　近代資產(chǎn)階級革命在全歐洲乃至全世界掀起的民主主義運動給外交隊伍的貴族特性施加了沉重的壓力，要求推進外交民主化的呼聲日益強烈。近代資產(chǎn)階級革命之后，西方各國普遍建立起了民主代議制政府，并認為這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制度模式”。[19]其基本特征是由通過普選產(chǎn)生的議員組成議會，形式上代表民意行使國家權力；
議會決議事項均由議員共同討論并經(jīng)多數(shù)通過；
議會享有立法權、財政權和行政監(jiān)督權。[20]也有學者將這一制度模式的內(nèi)容概括為人民主權、代議制、分權制衡和法治政治。[21]事實上，隨著立憲君主制的發(fā)展，傳統(tǒng)的宮廷外交就衰落了。[22]在1815年之后，隨著資產(chǎn)階級政權的建立，原來的王室要么被推翻(如法國)，要么已經(jīng)轉型為沒有實際權力的象征性君主(如英國)，外交權力的重心逐漸從宮廷轉向內(nèi)閣。后來，近代代議制政府形式的興起在客觀上把外交政策的制定權又進一步從君主、國王、內(nèi)閣和作為其附屬的外交人員的手中轉移一部分到代議機構手中，行政部門在決定有關外交事務的時候，不能忽視立法機構的意見和態(tài)度。盡管行政部門掌握眾多資源(如人事、財務和行政權力等)，能夠擺脫立法機構的監(jiān)督，但已不能像過去那樣光明正大地任意行事，如果行政部門的有關政策得不到民眾的支持，許多政策都難以實施。但隨之而來的市民社會的興起和社會多元要求的發(fā)展，推動著立法機構在對外事務上的涉足越來越深，進而決定外交的工作重點必須將立法者及其幕后的公眾的意愿納入其中。道理很簡單，立法機構的立法者是來自各個選區(qū)的，代表選民的利益是立法者最重要的立法使命。在全球化背景下，選民的利益會通過立法者介入到整個政策過程之中，進而對雙邊關系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

　　代議制政府的產(chǎn)生使得外交權力逐漸受到來自民意機構———議會的制衡，普通民眾、利益集團、大眾傳媒和公眾輿論等眾多角色開始通過議會或者直接向行政機構施壓來實現(xiàn)自己在外交方面的利益，尤其是隨著20世紀中期以來西方社會向后工業(yè)社會的轉變，西方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由人和自然的關系轉向到了人際關系，公民社會部門要求分享政府權力的呼吁對外交的民主化產(chǎn)生了強大的沖擊力。應對多樣化的后現(xiàn)代主義社會群體的需求成為整個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柱，使得外交邏輯日益重視應對多樣化群體的政治認同。比如，性觀念的解放、新左派思潮的崛起、女權運動的新發(fā)展、校園反叛運動、以嬉皮士文化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以及環(huán)保運動的呼吁，人們對二戰(zhàn)后美國社會的道德基礎產(chǎn)生深深的懷疑，形形色色的挑戰(zhàn)傳統(tǒng)價值體系的所謂“新社會運動”風起云涌，對國家的內(nèi)外政策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如何應對這些群體的需求越來越成為外交事務的重要任務。

　　在這種新的社會階段下，現(xiàn)代社會的那種“過分看重經(jīng)濟成就的取向已經(jīng)轉變?yōu)殛P注生活質量的后現(xiàn)代社會觀念。在當今世界的主要發(fā)達國家中，原本在工業(yè)社會中形成的循規(guī)蹈矩、嚴于克己和成就取向的文化觀念轉變?yōu)樽⒅貍�人生活方式廣泛選擇和自我表達的文化觀念，以往那種從實利主義哲學出發(fā)強調(diào)經(jīng)濟和身體安全的價值轉變?yōu)閺暮蟋F(xiàn)代主義哲學出發(fā)關注個人自我表達和生活質量上”。[23]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總結道：“一個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不但提高了民主政治的責任能力，而且提高了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和生命力�！盵24]公民社會部門的興起有助于積淀公民為自己的行為決策負責的民主觀念(如社會契約論、平等觀念等)，養(yǎng)成民主習慣，這對于傳統(tǒng)上被視做敏感地帶的外交事務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外交民主化成為普遍的價值原則。

　　更加重要的是，理性主義、民主精神與后現(xiàn)代主義的交疊發(fā)展，導致佐證傳統(tǒng)外交合法性的觀念系統(tǒng)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民主外交和職業(yè)外交一起成為外交合法性的支柱之一。17世紀的啟蒙運動和18世紀的理性主義開啟了各國民智，推動著人們從中世紀神學靈光的光環(huán)中走出來，走進理性主義高歌行進的時代。20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人們已經(jīng)不再像以往那樣迷信政治官員的賢明和智慧，而是相信民眾的理性，民主意識日益勃發(fā)，契約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各國人民要求外交政策公開化的呼聲不斷高漲，形成了一股強大的力量，使得任何政治家都不能回避。在理性主義勃發(fā)的社會總體氛圍下，民主精神的充分煥發(fā)更新了外交所依賴的觀念系統(tǒng)。傳統(tǒng)外交合法性的一個重要支持是，政府出于外交事務職責分工的需要將外交官區(qū)分為不同的級別，每一級別的外交官授予了嚴格的外交職權，特別強調(diào)官僚政治的準確性、紀律性和可靠性，職業(yè)外交官按照正式的外交法律和規(guī)章制度履行職責，外交官之間存在明確的職責分工和權力分層，基于專業(yè)化和理性的要求，嚴格按照程序辦事，具有相對獨立性，充分體現(xiàn)科學精神、法制精神與理性精神。民主精神的煥發(fā)越來越侵蝕著外交官的科層體制約束，要求外交必須為多樣化的社會需求服務，身處一線的下級外交官、社會集團和廣大民眾要求外交走向社會，進入廣大公眾領域。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促使外交模式發(fā)生了重大變化，由于戰(zhàn)前各國簽訂的各種秘密協(xié)定將各國拖入戰(zhàn)爭的深淵，最終使“法國外交模式”名譽掃地，法國外交范式向“威爾遜新外交范式”轉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具有世界規(guī)模的歷史悲劇，給世界造成了極大的損害。戰(zhàn)爭結束之后，人們痛定思痛，把罪過歸咎于那些不負責任的政客身上，認為他們?yōu)閭�人牟取私利而達成各種秘密條約，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最根本原因，尤其是在歐洲外交舞臺上縱橫捭闔的梅特涅、俾斯麥等缺乏道德的秘密外交所致。[25]正是出于對戰(zhàn)爭罪惡的討伐，職業(yè)外交壟斷外交事務的傳統(tǒng)外交成為眾矢之的，人們熱切希望能夠和舊的外交劃清界限，建立一種嶄新的外交關系。在這種浪潮中，最為集中的代表就是美國第28屆總統(tǒng)伍德羅·威爾遜，他在外交思想史上第一次開啟了作為新外交的外交社會化和民主化改革努力，并直接開辟了威爾遜新外交范式發(fā)展的廣闊前景。

　　威爾遜帶著美國“天定命運”的強烈意識形態(tài)色彩，力圖把“光明和福音”傳播到歐洲大陸，終止歐洲大陸揮之不去的戰(zhàn)爭夢魘，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外交民主化的新原則。在1918年1月8日發(fā)布的著名的“十四點”中的第一條便是，今后一切“公開的和平約定都必須公開達成”，“外交應當永遠坦率地、在公眾觀察下進行”。威爾遜認為，俄國關于在布列斯特- 立托夫斯克與德國舉行談判的立場“最足令人敬佩”，因為“俄國代表主張此次會議，必須公開。使天下萬國咸與聞之，不得在黑幕之中，私相授受。此種主張，實具平民主義之精神，大公無私，足為天下法也”。[26]盡管后來美國背棄了約定，并且在外交中真正實現(xiàn)所有的談判完全公開存在較大的缺陷，但外交之平民精神作為一項外交準則已經(jīng)獲得正義性的支持，成為國際辯論時的一個充滿正義感的立論依據(jù)。也就是說，普通的公民已經(jīng)相信，各國民眾都和他們一樣，對戰(zhàn)爭深惡痛絕，他們把破壞和平、挑起戰(zhàn)亂歸咎于一小撮政客的罪惡和愚行。因此，當時幾乎所有人的共識是，引入公眾因素，監(jiān)督這些“壞了心肝的政府官員和無恥政客”，使外交政策制定民主化及外交實踐公開化和社會化將會避免戰(zhàn)爭的夢魘。

　　其實，威爾遜新外交范式的產(chǎn)生并非威爾遜的先知先覺，而是具有歷史發(fā)展的客觀必然性，它將推動現(xiàn)代外交向著社會化的民主外交方向轉型。對于這一道理，國際政治理論大師漢斯·摩根索在《國際縱橫策論———爭強權，求和平》一書中曾做過獨到闡述。摩根索認為：“外交的衰落自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時開始。在二十年代，少數(shù)杰出的外交家尚能對他們國家的對外政策做出重要貢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的十年，外交官在制定對外政策中的作用甚至變得更小，而外交作為進行對外事務的一種技巧，其衰落愈益明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外交行為已經(jīng)喪失活力，它的職能衰退到在近代國家體系中絕無先例的程度�！盵27]因此，現(xiàn)代外交的衰落和新外交的興起并非是威爾遜一人之力所能為，也并非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完全決定的，而全球化的發(fā)展和信息革命的浪潮催生了一個新的社會領域，承載現(xiàn)代外交形態(tài)的客觀基礎發(fā)生了重大的變化，對外交民主化產(chǎn)生了決定性影響。20 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特別是信息革命的發(fā)展，不斷加強了知識就是力量的社會內(nèi)涵，權力不再完全由國家壟斷，而是擴散到廣大的非國家行為體，它們彼此相互連接，創(chuàng)設了一個新的世界秩序網(wǎng)絡。[28]權力從國家向非國家行為體的彌散過程動搖了現(xiàn)代外交的權威基礎，直接改變了外交的內(nèi)容。以前國家處理外交的主要內(nèi)容是戰(zhàn)爭與和平，現(xiàn)在更多地涉及經(jīng)濟合作、社會交往、文化交流和一些具體的社會事務。面對這些對外事務，傳統(tǒng)的外交機構已經(jīng)不能適應新現(xiàn)實的需要，要求增加新職能。同戰(zhàn)爭與和平的外交職能相比，這些職能更多地強調(diào)用新的方式開展。如果說戰(zhàn)爭更多地強調(diào)保密性，經(jīng)濟社會事務則更多地強調(diào)開放性，前者更注重國家的安全，后者更注重國家的利益。面臨這些新的外交任務，傳統(tǒng)外交雖沒有變得蒼白無力和不合時宜，但至少已經(jīng)沒有能力應付當前時代所賦予它的使命。當然，外交由于面臨技術上的限制和官員的控制而難以真正實現(xiàn)民主，真正完整意義上的外交民主化和社會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外交民主化和社會化的確是一種客觀趨勢。

　　三　外交民主化下的外交轉型

　　哈羅德·尼克爾森1961年在《外交》季刊上發(fā)表了《外交：過去和現(xiàn)在》的論文，文章認為在20世紀的前半個世紀里，外交越來越從老式的國際精英的小圈子里向著一種新的或者國際關系的“民主”的概念轉變，要求公開解釋和“開放”外交。[29]在全球化和信息化飛速發(fā)展的時代背景下，外交的民主化已經(jīng)成為不可阻擋的趨勢，任何國家都面臨外交轉型的問題。[30]問題是外交民主化的確切內(nèi)涵是什么？應該怎樣推進外交的民主化？在全球化時代，外交民主化的渠道和機制是什么？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重大課題。

　　在尼克爾森看來，作為一種外交形態(tài)，民主外交的基本理論就是：“外交官作為一個文官，應服從外交大臣；
外交大臣作為內(nèi)閣的成員之一，應服從國會的多數(shù)；
而國會，作為人民的代表機關，應該服從握有主權的人民的意志�！盵31]很明顯，尼克爾森對外交民主化的看法是置于代議制政府制度框架之下的，把外交民主化看做是外交受到議會(人民的代表)和人民意志的制約，它“顯示了對人民的責任感，相對減少政府保密，較大程度地受到立法控制以及相對減少對正式形式和程序的普遍化以及對會議外交的普遍依賴等”。[32]不過，相對于外交民主化的趨勢而言，此種看法還過于狹隘、過于停留在民主理論本身，還沒有看到更廣闊的社會領域的變化。對外交民主化趨勢以及由此帶來的外交轉型的理解，應該放到變動不居的歷史- 社會- 文化空間中進行考察，才能得出外交民主化的根本發(fā)展方向。前面已經(jīng)討論了外交民主化趨勢是基于全球化、社會變遷和文化轉型等復雜因素的結果，如果沿著這一思路繼續(xù)追問，不難得出外交民主化的方向包括三個方面：

　　(一)外交價值原則從外交為國向外交為民轉變

　　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這幾乎成為外交的金科玉律。然而，在具體外交議題上國家利益是什么，應該如何識別和確立這些國家利益，都是不清楚的。在城墻高筑、邊界分明的國家體系里，民眾習慣于將確定國家利益的任務委托給政治家和政府，外交也相應地成為他們縱橫捭闔的領地。比如，美國的普通民眾一般不關心國家外交事務，如《聯(lián)邦黨人文集》中的建國思想家們大聲疾呼，建立聯(lián)邦是“把安全問題作為同確保和平和安定有關的東西，它既可以保證防御外國敵對勢力的威脅，也要保證防御由于國內(nèi)原因而出現(xiàn)的同樣威脅”。正因為如此，建立一個聯(lián)邦，“在一個有效率的全國政府領導下，一個和諧的聯(lián)邦能為他們提供可以想象的對付外來戰(zhàn)爭的最好保證”。[33]在此共識之下，民眾僅僅關心與自己相關的國內(nèi)事務，外交事務被看做是政治家和政府的事務。長期以來，總統(tǒng)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獨攬外交大權，“外交決策相對集中在一個較小的圈子里，由于行政機構的架構是一種等級階梯的體系，一旦決定得到內(nèi)閣的支持，就幾乎沒有更改的可能性”。[34]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作為國家機密，一般人很難了解內(nèi)情。

　　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則根本顛覆了這一前提，國家之間的相互往來程度日益提高。(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國際政治和國內(nèi)政治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國際資本、貨物、技術和勞務的流通以及經(jīng)濟合作、制裁和援助等外交形式的發(fā)展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國內(nèi)的社會福利和價值觀念，外交政策越來越受到國內(nèi)政治的有力影響，由于缺乏國內(nèi)共識，“傳統(tǒng)意義上的純外交政策已經(jīng)變成了‘外交中隱含內(nèi)政’的新型政策”。[35]一方面，國內(nèi)政治跨出國界擴展到世界領域，國內(nèi)利益集團開始更多地卷入外交事務，不斷推動著外交事務呈現(xiàn)出“私有化”的趨勢。比如，1989年以來，圍繞對華政策問題在美國國內(nèi)出現(xiàn)了兩個彼此競爭的利益集團聯(lián)盟，一個是由人權、勞工和政治保守派組成的反華利益聯(lián)盟，一個是以工商界為核心的支持穩(wěn)定對華關系的聯(lián)盟，這兩個大的利益集團聯(lián)盟展開競爭，爭奪在對華政策上的影響，它們之間的力量消長是美國對華政策左右搖擺不定的主要原因。[36]另一方面，國際政治也加快國內(nèi)化，其他國家的有關政策成為一個國家外交決策日程中難以回避的內(nèi)容，諸如貿(mào)易赤字、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環(huán)境保護和能源問題等等，在各國外交政策日程上越來越重要。

　　全球化的發(fā)展所帶來的國家利益的分化和碎片化趨勢使得外交越來越重視與民眾利益直接掛鉤，將民眾利益打包整理后冠以國家利益的名義指導外交，國家利益也成為眾多民眾利益多元混合的“萬花筒”，而不再保持國家利益整齊劃一的一元化格局。民眾利益是具體的，更是多樣的，外交應該為什么樣的民眾利益服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無論什么樣的民眾利益，在外交過程中都是合理的，都不能采取簡單排斥與抑制的政策，即便與政府的外交政策存在沖突，也應該被看做是民眾保留的合法權利。外交只能采取以服務多數(shù)民眾利益為主、兼顧少數(shù)民眾利益的原則，并在“必要和適當”的范圍內(nèi)予以必要的尊重和補償。就形式而言，外交政策不再表現(xiàn)為“一刀切”，而是在基本原則指導下提供必要的例外條款或者保留范圍。比如，美國國會通過的對外政策法案，往往采取尊重多數(shù)意見，并以附案的形式為少數(shù)意見提供空間。因此，盡管外交為國家利益服務的本質沒有改變，但由于國家利益的內(nèi)容已經(jīng)更加貼近民眾的多元利益，確定國家利益的過程也相應轉變?yōu)槊癖娎�益保護和調(diào)整的過程。一句話，外交為國的原則正在走向在重視外交為國的同時注重外交為民的原則，這是外交民主化在全球化時代最集中的體現(xiàn)。

　　(二)外交組織體制從高度集權向民主管理轉變

　　在很長一個時期內(nèi)，外交權力是高度集中的，握有主權意志的民眾實際上并不享有外交決策的控制權。曾經(jīng)把德國、奧地利、沙俄、法國和英國民眾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眾多條約，戰(zhàn)爭之前其并不為民眾所熟知。外交權力高度集中于少數(shù)政治精英群體，特別是集中于一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誠如周恩來總理所說的，外交大權屬于中央，“特命全權大使授權有限”，不能越權，更不能越軌。外事工作中一切關于政策的問題，都要事前請示，事后報告，不允許先斬后奏，更不允許斬而不奏和“心血來潮、忘乎所以”，等等。[37]一個例子是朝鮮戰(zhàn)爭期間，麥克阿瑟未經(jīng)杜魯門批準，搶先發(fā)表聲明，拋出擴展朝鮮戰(zhàn)爭的計劃，直接挑戰(zhàn)了杜魯門政府把朝鮮戰(zhàn)爭局部化的政策，導致了嚴重的外交后果，引起包括英國、加拿大在內(nèi)的美國眾多盟國的強烈反應。對于麥克阿瑟的越權行動，杜魯門立即做出免去麥克阿瑟各項指揮權的決定。[38]可見，外交行為在沒有得到授權的前提下是絲毫不能妄自行動的。

　　然而，隨著現(xiàn)代化和社會領域的復雜變化，高度集權的外交體制逐漸被打破，政治家和外交決策層不得不與其他社會行為體分享某些外交權力。最初打破外交權力壟斷的動力來自于外交規(guī)范領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國聯(lián)盟約》第18條規(guī)定，“嗣后聯(lián)盟任何成員所締結的條約或國際協(xié)定應立即送秘書廳登記，并由秘書廳從速公布。任何條約和協(xié)定未經(jīng)秘書廳公布之前不產(chǎn)生任何效力�！盵39]盡管這一規(guī)范并沒有得到切實遵守，外交公開化卻成為普遍的外交規(guī)范越來越受到國際社會支持。這一規(guī)范為民眾介入外交事務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20世紀60年代以后，隨著大眾傳媒的興起，公眾在大眾傳媒的幫助下對外交事務越來越關心，尤其是隨著國際政治與國內(nèi)政治之間界限的日益模糊，美國國內(nèi)社會利益的全球化程度越來越高，公眾在外交事務上越來越積極，成為美國外交不可回避的“公眾向度(public dimension) ”。[40]在高度信息化的時代里，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們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享有聲望的大眾傳媒。正如美國國務院一位官員證實的那樣：“我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讀報紙，這份報紙就是《紐約時報》，在國務院如果沒有《紐約時報》是寸步難行的。”[41]這種看法雖然有些夸張，但的確可以看出媒體在資訊發(fā)達的時代對決策者日益重要的作用。

　　公眾對外交事務影響力的上升還來自于獲得了合法的制度化渠道，那就是議會外交權在20 世紀90年代后的復興。近年來，各國議會普遍加強了對外交事務的管理。隨著憲政體制的完善，各國外交決策必須獲得立法機關的批準。相比之下，內(nèi)閣制國家立法機關的影響小一些，總統(tǒng)制國家的議會外交權則大得多。以美國為例，美國的憲政制度鼓勵所謂“憲政意義上的斗爭偏好”，為公眾施加影響力創(chuàng)造了一個強有力的代議機構———美國國會，國會山莊的535個議員個個“從群眾中來”，對民意十分重視，個個都像國務卿似的干預總統(tǒng)外交事務，手伸得很長，眼睛盯住細節(jié)不放，但是又不懂合作，反而處處作梗，想給總統(tǒng)帶上枷鎖，讓總統(tǒng)和行政當局對國會臣服。[42]除此之外，美國社會中還存在大量有利于公眾對外交事務施加影響的組織，比如，新聞媒體、學術社群、思想庫、議題倡導組織、說客以及上層社會中的精英派別群體等，它們中的每一個都努力把自己打扮成“非正式民意代表”的形象，借助國會議員之口或者公眾輿論之名，對美國外交事務施加影響，令掌握外交之舵的總統(tǒng)和外交行政部門十分頭疼。

　　公眾外交權上升還得益于積極公民精神(citizen activism)的發(fā)展，出現(xiàn)了所謂的“參與革命”。近年來，在聯(lián)邦政府管理范圍擴大之后，一些游說集團(如反越戰(zhàn)游說組織、環(huán)保游說組織、健康保健組織等)如雨后春筍般生長起來。利益集團的興起為公眾介入對外事務創(chuàng)造了組織依托和強大動力。此后，外交事務和國內(nèi)事務一樣，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總統(tǒng)和行政部門的外交行動要想得以推行，必須獲得民眾的支持和輿論的認可。

　　不難看出，外交權力已經(jīng)不再是中央政府和職業(yè)外交部門壟斷的領地，而是包括政府非外交部門、地方政府、非政府組織乃至廣大社會行為體共享權力的格局。當然，這些行為體的外交權力有著各自明確的權限范圍，在各自權限范圍內(nèi)參與外交事務，其中，外交部扮演著統(tǒng)攬全局和協(xié)調(diào)各方的角色，外交部門不僅是“內(nèi)閣里的第一部”，而且是“準內(nèi)閣級”的大外交部，其他各個內(nèi)閣部門在外交領域都受到職業(yè)外交部門的管轄，外交部成為統(tǒng)籌國內(nèi)和國際事務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不僅有駐外使領館，而且有駐地方和部門的派出聯(lián)絡機構。當然，此種管轄并非傳統(tǒng)意義上的權力控制，而是在必要權力基礎上的民主協(xié)商和參與治理。

　　(三)外交運行機制從政府壟斷向社會多元開放轉變

　　外交的民主化是國際政治領域變動的體現(xiàn)和產(chǎn)物。傳統(tǒng)上的外交運行機制是政府壟斷、封閉運行，呈現(xiàn)為只有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才有資格辦外交的特征，這是與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tài)的特征相適應的。然而，這一格局逐漸被打破。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政治出現(xiàn)了從以“民族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無政府體系向這一無政府體系與多中心國際體系相結合的“兩枝世界政治”過渡。[43]受制于國際政治體系的變革，外交的中心也從一元走向多元。原來，外交是主權國家特別是中央政府的獨占領地，現(xiàn)在發(fā)生了富有意義的變化：在主權國家的傳統(tǒng)外交依然實力猶巨的前提下，次國家行為體、跨國家行為體以及超國家行為體都不甘寂寞，紛紛走上前臺，與中央政府分享權力，分擔職能，成為外交不可忽視的主體和對象，首腦外交、議會外交、政黨外交、經(jīng)濟外交、軍事外交、公共外交、多邊外交、環(huán)境外交、民間外交和虛擬外交等成為重要的外交方式，呈現(xiàn)為外交多元化發(fā)展的格局。

　　在信息化飛速發(fā)展的時代，政府壟斷外交已經(jīng)落后于時代發(fā)展的要求。無論是市場經(jīng)濟拓展的新空間，還是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以及廣大公眾通過國際交往所逐漸構建起來的巨大網(wǎng)絡，都表明即便政府雄心勃勃地打算控制外交事務，在技術上也不可能了。一個國家的政府無法阻擋跨國公司之間的交往，也無法阻礙國際旅游、文化交流和社會往來。諸如波音公司、麥當勞、肯德基、博雅公關公司、美國商會、綠色和平組織和國際禁雷運動等眾多社會角色，雖然它們并不是一個國家政府的職業(yè)外交官，但同樣具有代表國家行事的權利，很難說它們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就比職業(yè)外交官的影響力小。因此，在全球化時代，總體外交越來越引起學術界和外交界的高度重視。1992 年，美國學者約翰·麥克唐納(John McDonald) 和路易絲·戴蒙德(Louise Dia2mond)建立了多軌外交研究所，將二軌外交的概念發(fā)展為多軌外交。他們合著的《多軌外交》一書將外交分為九個軌道，除了政府外交為第一軌道之外，他們把早先的第二軌道外交擴展為非官方性質的八個軌道：非政府/專業(yè)人士為第二軌道；
商業(yè)為第三軌道；
平民為第四軌道；
就業(yè)、培訓和教育為第五軌道；
社會行動為第六軌道；
宗教為第七軌道；
資助為第八軌道；
傳播和媒體為第九軌道。[44]不難看出，確立總體外交的戰(zhàn)略格局，積極推進外交社會化，充分發(fā)揮眾多非政府的社會行為體在外交中的積極性，可以逐漸為外交民主化創(chuàng)造社會條件，并探索多元社會行為體構建“新民主外交”的制度實現(xiàn)形式。

　　四　結論

　　早在20世紀中葉，漢斯·摩根索就預言：現(xiàn)代外交必定走向衰落。但是他并沒有向人們解釋清楚現(xiàn)代外交為什么會衰落以及現(xiàn)代外交將走向何方。一個重要原因是摩根索所生活的時代還沒有感受到全球化和信息技術革命強大的影響力，所以也就無法指明現(xiàn)代外交發(fā)展的方向�，F(xiàn)代外交的衰落主要由于承載傳統(tǒng)外交的客觀基礎(主要是國際環(huán)境、市民社會) 、觀念結構(主要是政治心理和意識形態(tài))和政府形式發(fā)生了變化，導致傳統(tǒng)外交的存在基礎逐漸流失并風化，最終趨于衰落。當然，此種衰落是一種相對衰落，是現(xiàn)代外交壟斷外交事務的格局被打破，并非現(xiàn)代外交將退出歷史舞臺。未來的外交將是在現(xiàn)代職業(yè)外交依然扮演關鍵角色的同時，外交的公開化、社會化和民主化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F(xiàn)代國家都要順應這一潮流，大力推進外交轉型和外交改革。

　　當然，關于外交民主化的危害也是學者們爭論不休的問題。外交民主化的最大危害在于握有主權的人民缺乏責任感，外交是一種關乎整個國家命運的純粹公共產(chǎn)品，一旦將外交權力賦予民眾手中，同時也意味著在民眾的肩頭將承擔起巨大的責任。然而，無數(shù)不知名的和無意識的選民很可能產(chǎn)生一種集體不負責的負面后果，而且此種集體不負責的狀態(tài)在大眾傳媒和某些別有用心的蠱惑慫恿下，很可能產(chǎn)生損害公共產(chǎn)品的后果。[45]有的學者批評公眾過于無知，對外交事務和集體命運不感興趣，批評民主化外交程序過于遲緩，缺乏精確性，一旦引入外交領域，將無法駕馭而敗壞外交等。[46]盡管如此，這些問題都只表明外交民主化和社會化不是無限度的，而是有其限制條件的，并不反對外交民主化是一個方向�，F(xiàn)代國家都必須從本國國情出發(fā)，有步驟、有計劃、積極穩(wěn)妥地推進外交民主化的進程。唯有如此，外交民主化才會有助于該國取得更大的外交成就。

　　注釋：

　　[1]David D.Newson，The Public D im ension of Foreign Policy，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
WilliamC.Harrop，“The Future of the Foreign Service，”Foreign Service Jour2nal，Vol174，No15，1997，pp132-37；
Strobe Talbott，“Globalizationand Dip lomacy：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Foreign Policy，No.108，F(xiàn)all 1997，(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pp169-83；
George F.Kennan，“Dip lomacy withoutDip lomats？”Foreign Affairs，Vol.76，No.5，1997，pp1198-212；
Richard Lanhorne andWilliamWallace，“Dip lomacy towards the Twenty2first Century，”in Brian Hocking，ed.，F(xiàn)oreign M inistries：Changes andAdaptation，New York：St.Martin’s，1999，pp116-22；
[美]路易絲·戴蒙德、約翰·麥克唐納著，李永輝等譯：《多軌外交：通向和平的多體系途徑》，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在國內(nèi)學術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研究所的王逸舟先生最早提出并開展了對外交社會化與民主化的研究。參見王逸舟：《市民社會與中國外交》，載《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3期，第28～38頁。

　　[2]谷梁赤著，顧馨、徐明點校：《春秋谷梁傳》，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

　　[3]韓非著，秦惠彬校點：《韓非子》，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頁。

　　[4]M.S.Anderson，The R ise ofModern D iplom acy：1450-1919，London：Longman，1993，p16；
[英]詹寧斯·瓦茨修訂，王鐵崖等譯：《奧本海國際法》(第一卷第二分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8年版，第478頁。

　　[5][英]哈羅德·尼科松著，眺偉譯：《現(xiàn)代外交學》，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57年版，第9～10頁。

　　[6]轉引自[美]戈登·克雷格、亞歷山大·喬治著，時殷弘、周桂銀、石斌譯：《武力與治國方略：我們時代的外交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29頁。

　　[7]陳鐘浩：《外交行政制度研究》，重慶：獨立出版社，1942 年版，第2～3頁。

　　[8]Louis Henkin，F(xiàn)oreign Affairs and the Constitution，New York：Norton，1972，pp.76-77.

　　[9][英]安東尼·吉登斯著，胡宗澤等譯：《民族- 國家與暴力》，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108頁。

　　[10]Harold Nicolson，The Evolution of D iplom aticMethod，London：Constable，1954，p.78；
M.S.Anderson，The R ise of Modern D iplom a2cy：1450-1919，p.121.

　　[11]光復書局《大美百科全書》編輯部編譯：《大美百科全書》(第9卷)，臺北：光復書局，1991年版，第2頁。

　　[12][印度]B.森：《外交人員國際法與實踐指南》，轉引自科蘭：《大使館和外交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頁。

　　[13]Jean Bodin，“Six Books on the State，”inWilliam Ebenstein，ed.，Great Political Thinkers：Plato to the Present，Hinsdale，IL：Dry2den，1969，pp1354-355.

　　[14]辭海編輯部編：《辭�！�國際分冊》，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頁。

　　[15]Texans for Public Justice，“43 Pioneer Fundraisers Get BushAppointments，”N ews Release (Austin，TX)，March 5，2002，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4-11/20/content_393340.htm.

　　[16]哈羅德·尼科松：《現(xiàn)代外交學》，第21頁。

　　[17]王福春主編：《外事管理學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35頁。

　　[18]法國外交模式是尼克爾森提出的一個概念，得到廣泛認可。他認為法國外交是處理文明國家之間相互關系的最佳方法，建立了一個制定外交政策的中央集權的權威機構，培養(yǎng)了一支由專家組成的貫徹這種政策的隊伍。同時，法國外交模式注重禮儀和尊嚴，講究持續(xù)和漸進，重視知識和經(jīng)驗，把恪守信義，說話達意和用詞精當做為搞好談判所必須的條件。相關內(nèi)容參閱周啟朋等編著：《國外外交學》，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0 年版，第67 頁、第79頁。

　　[19][英] J.S.密爾著，汪暄譯：《代議制政府》，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7～55頁。

　　[20]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政治學》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大百科全書》(政治學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9頁。

　　[21]參閱曹沛霖主編：《西方政治制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羅豪才、吳擷英：《資本主義國家的憲法和政治制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

　　[22]哈羅德·尼科松：《現(xiàn)代外交學》，第55頁。

　　[23]Ronald Inglehart，Modernization and Post2m odernization：Culture，Econom 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cieties，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97，p.29.

　　[24][美]托里·戴蒙德：《民主政治的三個悖論》，載劉軍寧主編：《民主與民主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130頁。

　　[25][英]愛德華·卡爾著，秦亞青譯：《20 年危機(1919 -1939)：國際關系研究導論》，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 年版，第3～4頁。

　　[26]參閱王福春、張學斌主編：《西方外交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頁。

　　[27][美]漢斯·摩根索著，盧明華等譯：《國際縱橫策論———爭強權，求和平》，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663～664頁。

　　[28]Jessica T.Mathews，“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ForeignPolicy，No.119，Summer 2000，pp163-65；
George Soros，“The Age ofOpen Society，”Foreign Policy，No.119，Summer 2000，pp.52-53.

　　[29]Harold Nicolson，“Dip lomacy Then and Now，”Foreign Af2fairs，Vol.40，No.1，1961，pp.39-49.

　　[30]Henry E.Mattox，“Birth of a New Foreign Service，”ForeignService Journal，No.72，Sep tember 1995，pp138-39；
Keith Hamiltonand Richard Langhorne，eds.，The Practice of D iplom acy：Its Evolution，Theory and Adm inistration，London：Routledge，1996；
R.P.Barston，Modern D iplom acy，London：Longman，1997；
J im Anderson，“The Fu2ture of Dip lomacy，”Foreign Service Journal，Vol.74，No.5，1997，pp.26-31.

　　[31]哈羅德·尼科松：《現(xiàn)代外交學》，第66頁。

　　[32]哈羅德·尼科松：《現(xiàn)代外交學》，第66～67頁。

　　[33][美]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著，程逢如等譯：《聯(lián)邦黨人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2頁。

　　[34]袁征：《利益集團政治與美國對華政策》，載《當代亞太》，2000年第6期，第8頁。

　　[35]Henry Catto and Jessica Catto，“Domestic Dip lomacy，”House& Garden，No.3，March 1991，pp.12-18

　　[36]王勇：《美國對華政策中的利益集團因素》，載《戰(zhàn)略與管理》，1998年第4期，第113頁。

　　[37]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

　　[38]陶文釗主編：《中美關系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頁。

　　[39]Evan Luard，A History of the United N ations (Vol.1 )：TheYears of Western Dom inations，1945—1955，New York：St.Martin’sPress，1982，pp.4-6.

　　[40]David D.Newson，The Public D im ension of Foreign Policy，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6.

　　[41]Doris A.Graber，MassMedia and Am erican Politics，Washing2ton，D.C.：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1993，p.362.

　　[42]JamesM.Lindsay，“Congress and Dip lomacy，”in RandallB.Rip ley and JamesM.Lindsay，eds.，Congress Resurgent：Foreign andDefense Policy on Capitol Hill，MI：University ofMichigan Press，1994；
Gordon S.Jones and John A.Marini，eds.，The Im perial Congress，NewYork：Heritage Foundation，1988；
L.Gordon Crovitz and Jeremy A.Rabkin，eds.，The Fettered Presidency，Washington，D.C.：AmericanEnterp rise Institute，1989.

　　[43]JamesN.Rosenau，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A Theory ofChange and Continuit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3-5.

　　[44]路易絲·戴蒙德、約翰·麥克唐納：《多軌外交：通向和平的多體系途徑》，第4～5頁。

　　[45]哈羅德·尼科松：《現(xiàn)代外交學》，第71頁。

　　[46]Jayantha Dhanapala，D isarmament and the N ew Democratic Diplomacy，F(xiàn)ifty2Third Annual Conferenc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United Nations，New York，August 2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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