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中國鄉(xiāng)村政治研究歷來為學界重視，以“ 國家政權建設” 為視角和框架來分析和梳理鄉(xiāng)村政治研究是近年來比較受到重視的一種。但以此框架來研究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政治建設， 要注意詞義與分析對象的貼切。當前的鄉(xiāng)村政治發(fā)展，并非完全套用” 國家政權建設“ 理論所能理解， 以“治理變革或轉型”來替代“國家政權建設” 的說法似乎更為妥貼。

　　關鍵詞 鄉(xiāng)村社會 國家政權建設 治理轉型

　　提及鄉(xiāng)村社會的基層政權建設， 人們并不陌生，至少從上個世紀年代人民公社體制解體以來， 它就一直是人們關注的一個話題。不過， 那個時候， 人們不說是政權建設， 而是說體制改革， 于是就有了“ 鄉(xiāng)政村治” 格局下的村民自治和鄉(xiāng)鎮(zhèn)體制改革及其研究。有那么幾年，農村基層政權的改革好像并不僅僅是關乎農村和農村研究的問題， 更是一個關乎中國和中國研究的大問題， 因此， 其一舉一動總會扯動整個知識界的視線。結果， 心有所鶩，載荷甚重， 就不免進人到一種自下而上的民主話語自我建構的境界。對于相當一部分人來講， 這種話語建構于農村的現實關切如何暫不清楚， 但至少已經離理論的預期不遠，于是便有人開始說，關于中國的研究幾近進人一個言必稱鄉(xiāng)村民主的“ 草根時代” 。

　　當然， 細心人知道這是一種略帶幾州皆謔的說法，所以才有“ 熱鬧中的冷想” 一說。川然而， 如果不做如此解讀， 卻也可以反過來正解為學界進人一個讓農村和農民來為國家發(fā)展投石問路的年代。

　　中國農村似乎總是在晚近以來的歷史中扮演某種特殊角色，不過， 人們旋即明白， 這一次似乎是有些太過于看重自我的想象。在一個現代化的社會， 按毛澤東的話來講， 最大的問題是教育農民， 即改造農業(yè)和農村， 而不是被其所改造。雖然自晚清以降，引領歷史前行的城市這一現代化的火車頭， 因為拖不動過于龐大的鄉(xiāng)村而翻車出軌， 一度反由農村決定了城市的命運， 但山窮水覆以后，歷史最終還是選擇讓城市來鋪排農村的前途。當人們從理論自我建構的樓閣中領悟到這一由歷史經驗所積淀出來的常識時，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構想便也由空中回落到地面， 成為真正關乎鄉(xiāng)村的問題。于是， 人們開始認真去發(fā)掘“ 草根民主” 的鄉(xiāng)村價值， 并且還真有人從中看出了些許門道-眼下的改革是否就是近代以來鄉(xiāng)村社會之“ 國家政權建設” 在新時期的延續(xù)從此， 村莊的選舉便被一些學者相應地視為國家通過其在鄉(xiāng)村社會權力合法性的再構，以圖完善基層政權建設之功的舉措。這一新的說法， 似乎還能從近代鄉(xiāng)村基層社會權力結構的變遷中找到論據， 或者幫助人們在歷史和當下之間建立起某種連接。國家政權建設是一個舶來的概念，它原本對應的是一段歐洲政治發(fā)展的經驗。按照張靜在《現代公共規(guī)則與鄉(xiāng)村社會》一書中的說法， 它特別指分散的、多中心的、割據性的權威體系逐漸轉變?yōu)橐粋�以現代國家組織為中心的權威結構。從時間上看，這即是一般史書上所講的民族國家的建構， 而從空間上看，它又往往表現為近代意義上的權力結構不斷集中和不斷向基層社會擴張的過程。海外漢學界中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似乎感覺也可以用這一概念來照應中國鄉(xiāng)村的政治變遷，而其基本著力點就在于， 借此來分析近代以來地方社會如何出現一個以國家權力為中心的基層社會權力結構的重組， 以及這一過程對傳統(tǒng)“ 紳治” 秩序的弱化和替代。不過，這多是歷史學家的視野， 與現實研究無關， 而上世紀年代以來國內政治社會學界將這一概念引人到當代鄉(xiāng)村基層政權的研究， 卻有另一番新解， 它所強調者， 不是歷史研究中所著意要凸現的“ 官治” 對“ 自治” 的解組， 而是為了說明草根民主在彌補后公社時期治理真空中的作用。也就是說， 借用這一概念所要說明的， 已經不是選舉對于中國發(fā)展的路徑效應，而是其可能具有的重塑鄉(xiāng)村公共權力合法性的功能。

　　這樣， 在農村基層政治的研究中便出現一種有別于宏大國家關懷的底層取向，它所對應者， 正是年代以來中國鄉(xiāng)村基層治理功能不斷弱化的困局。由此便生長出另外一種對于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研究的定位， 其功用首在治理， 而非民主。當然， 筆者也知道這種區(qū)分有些牽強，因為現代治理觀所講求的正是公共權力合法性轉換基礎上的權能運作績效， 它本身即內含了公民權利保障和政治參與的成分。但許多研究者在做這種區(qū)分時， 并非不知道這一涵蓋關系，而是有意借這種概念的區(qū)分來凸顯與單純民主理路的鄉(xiāng)村體制改革所不同的思路，即欲借“ 治理” 一詞來強調如何救治和緩解因為鄉(xiāng)村基層公共權力弱化所導致的種種問題。這些問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諸如前些年一些地方村莊公共品供給缺失、村莊公益事業(yè)廢弛、農民因為公共權力無為而面臨種種從生產到生活的困窘、當前在新農村建設中公共權力的作用無法發(fā)揮等。既然學界已經有了以國家政權建設的思路來考量近代鄉(xiāng)村發(fā)展的前提，那么， 這種救治和緩解的現實努力自然也容易形成其向歷史反溯的意向， 并依此重新整理出近代以來鄉(xiāng)村政治發(fā)展的邏輯及其得失成敗的依據。

　　這樣一來， 一些新生代學人不僅自認為打通了鄉(xiāng)村治理研究與晚清以降的鄉(xiāng)村社會國家政權建設的關系，似乎還重新挖掘出人民公社實踐在這一政權建設歷史序列中的位置與價值。因為誰也無法否認， 公社時期正是國家權力向基層社會的滲透和管控最為得力的時期， 這種得力已經不僅表現在它曾經努力扮演過的向理想社會渡的“ 橋梁”作用這種通往未來之路的嘗試似乎不再愿意被今人所提起， 或者干脆就要刻意地忘記， 更在于它將基層社會擰成一股繩的無上功力。如果說， 這種功力在年前曾經是學界所要檢討的對象，那么， 在現今一些人的眼里， 卻可能正是其要被重新整理和強調的價值， 尤其是當他們在痛感因“ 權力無助” 而致的當今鄉(xiāng)村治理弱化之時。結果， 依此標準， 一種重新被發(fā)現整理出來的歷史邏輯便被呈現大集體時期標志著自近代開始的鄉(xiāng)村社會國家政權建設進程的成功和結束，而自年代開始的治理變革， 反倒可能是某種退化。因為， 人們在無法看到外在權力秩序之于鄉(xiāng)村社會無所不在的約束之時， 卻看到了農村中所面臨的種種問題， 而這些問題又被一言以蔽之為權力退出狀態(tài)下的村莊原子化。于是，當新世紀初有人開始思考農民善分還是善合的問題時， 作為救濟之道， 便有人開始期盼權力對于農村社會的重新介入， 且以為要解決農民合作的問題， 非權力的大力涉人，沒有他途。雖然還未看到這種呼喚有否被我們的地方政府所采納， 可若單就認識的發(fā)展線路來講， 思想的歷史確實在這里出現了一個拐點， 當一年代的學界在全力反思全能主義之弊時，僅僅在短短的年之后， 似乎又有人要歷史折回到它的起點-這樣說也許太夸張， 準確地說應該是想要在歷史的武庫中去尋覓可以緩解當下問題的利器。這一輪回來得如此之快，讓我們這些過往之人有些來不及適應。難道當初的反思錯了中國鄉(xiāng)村社會只配被捆綁起來才有望奔向幸福的康莊大道問題當然不會那么簡單， 而且也沒有人會如此天真地看問題，但關鍵倒不是我們如何對待歷史盡管這也十分重要， 而是應該如何來應對現實。在這方面， 我們的確面臨一個似乎是悖論的選擇。從現實來看， 因權力不足而引致的問題確實存在，但這顯然不是釀成當下鄉(xiāng)村困局的全部原因， 因為人們同樣也可以找出因權力強悍而致的鄉(xiāng)村和農民受困的大量案例�？梢�， 面對復雜的現實， 任何單項度的解釋都顯得單薄無力，或者反過來講， 目前學界所存在著的對權力制約和涉人這兩種不同的主張， 各自都有足夠充分的理由。學界顯然已經沒有了年代那份單純的批判性自信， 人們意識到， 當下農村諸多困局的緩解，可能既與限制權力過深的涉人有關， 又與改變權力的消極無為相連。一方面， 權力如何擺脫歷史的運作慣習，仍然是改善農村和農民狀況的基本政治前提另一方面，增加權力的作為也確是克服鄉(xiāng)村治理弱化的必要舉措。所以，面對不同的態(tài)度和立場， 盡可不必去苛責誰不面向現實， 誰又缺乏歷史的體驗， 因為我們確已經難以單憑遏阻權力來保護農民， 也同樣難以單憑弘揚權力去推動發(fā)展，缺乏權利的保障與缺乏權力的扶助，可能都是鄉(xiāng)村社會中農民在日常生產和生活中所要遭遇的真實問題。

　　無疑， 深人的農村調查既能讓我們看到擺脫全能型治理后農民在自由、自治和自立狀態(tài)下所獲得的解放，也能讓我們目睹他們不時仍舊會遭遇權力侵害的無奈既能讓我們找到因權力扶持而脫貧致富的案例， 也會向我們展示因權力無為而任憑市場風雨吹打的鄉(xiāng)村社會的凋敝， 各種情況同時存在，幾乎很難厘清誰是促進發(fā)展的動力， 誰又是加重問題的根源， 或者不如說它們在相互的交切與強化中共同促成了成績與問題的生成。所以， 要理清對立兩極間矛盾與悖論共生的困惑，便不是要做單項度的思考， 也不應該是在回到權力的深度介人與維持無為的守夜人角色之間再做非此即彼的選擇， 而是要進一步厘清鄉(xiāng)村社會中公共權力的運作特性、功能及其績效之間的復雜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尋找改良與完善之策。所以， 在治理實踐中，我們究竟要規(guī)范和制約什么樣的權力， 又要改善和提升何種權力運作的功能， 才是應該思考的正題。

　　在這方面， 英國學者邁可· 曼的權力二分理論可能會對我們有一定的啟發(fā)。邁可·曼把國家權力分作兩個層面，一是強制性權力，即國家在不必與市民社會各集團進行例行化、制度化討價還價的前提下自行行動的范圍二是基礎性權力， 即國家滲透市民社會， 在其統(tǒng)治的領域內有效貫徹其決策的能力�！策@提醒我們去進一步關注鄉(xiāng)村基層權力運作之不同項面的關系。因為，在鄉(xiāng)村社會的權力運行中， 同樣可以細分出強制權力與基礎權力兩個方面，前者標志著公共權力相對于社會和農民個體所具有的無可挑戰(zhàn)的勢能， 后者則相當于我們所說的公共權力對社會所承擔的公共供給與服務職能。以此線路來思考鄉(xiāng)村權力運行中兩者的關系，筆者發(fā)現， 中國鄉(xiāng)村社會中的公共權力包括國家在鄉(xiāng)村社會的正式權力設置和代表國家行使村莊治權的社區(qū)自治權力運行似乎受到歷史慣習的影響，往往表現出一種整體主義的特征也可以叫做大一統(tǒng)，即其強制性和基礎性兩個方面關聯密切，往往是一進俱進、一退俱退， 一強俱強、一弱俱弱。即要么以強制性權力作支撐， 基礎性權力表現得強而有力如人民公社時期那樣， 要么當強制性權力受到約束， 或有所減弱之時，基礎性權力也相應地被削弱甚至崩解如前幾年一些地方的情況就是如此。反之，為了重新增強基礎性權力， 似乎又只有再去尋求強制性權力作支撐， 哪怕因此而犧牲農民的基本權利。

　　由此， 筆者得以理解現實鄉(xiāng)村社會中兩類全然不同的權力運作現象并存，以及由這種并存所造成的種種權力運作之混合效果的原因。一方面， 強制性權力已經極大地隱匿于后臺， 并不時示人以威懾， 但總體上卻不受社會制約， 仍然存在著很大的自主行動空間。所以，當某些基層權力組織在市場狀態(tài)下想要將自己變?yōu)橹\利工具時， 其所具有的權力勢能會非常容易地幫助它們達到目的。這最為明顯地表現在征地等開發(fā)性事宜中農民缺乏基本的談判能力，只能聽任政府組織對利益分割做出安排。另一方面，基層權力的供給與服務能力受財政和政策環(huán)境等因素的限制， 又被極大地消解， 致使市場經濟中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常常因為缺乏公共權力這支“ 有形之手” 的扶助， 而遭受“ 無形之手” 的“ 折磨” 和“ 蹂廂” 。并且， 也會因為缺乏公供品有效供給與服務， 而讓村莊公益事業(yè)陷人癱瘓、半癱瘓的境地。這可能只是對一些最為極端的狀態(tài)所做的分析，其中自然省略了公共權力造福于民這一更為基本和主流的事實但是， 這些極端的狀態(tài)和事例卻可能產生相當消極的影響， 從反面去形塑鄉(xiāng)村社會的治理生態(tài)。

　　我們說， 農民也要分類， 其中也有不是省油的燈者，這些人動輒會用“ 弱者的武器” 來與強勢的權力抗衡， 從而使硬統(tǒng)治遭遇軟抵抗而減弱其效能。又有人說， 現在“ 無公德個人” 的泛化改變了鄉(xiāng)村治理的社會和文化基礎，使以村莊公共倫理與需求為基礎的公益職能在普遍私德的包圍中難有作為。其實，這些同樣屬于特殊的事例和狀態(tài)， 即是這一特定治理生態(tài)的陶塑物。什么樣的社會生態(tài)磨練什么樣的生存技術， 有自由無權利者在遭遇侵害時最節(jié)約成本的反應自然是弱者武器的運用，而被遺忘的底層原子化生存狀態(tài)， 更是普遍催生轉型期無公德自利行為時事觀察的溫床。這一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都既與強制性權力仍舊過強有關， 又是基礎性權力遭到消解的結果。更有那些不是省油的燈的農民更為準確地講，可能是由某種既無權利保障、又無社會責任意識的“ 準叢林” 狀態(tài)所塑造出的典型原子化個人， 往往會為一己之利而利用種種制度裂隙與政策不接軌來“ 反制” 于國家之于鄉(xiāng)村治理的種種努力。如前些年隱匿土地數量、拖欠稅費，近些年在土地開發(fā)中利用各種可能的機會撈上一把， 甚至利用“ 纏訪” 等非正常手段步步營利等， 都是這樣一種狀態(tài)的極端化表達。站在局外的角度， 可能會以為這些都是農民的正當維權但深人農村實地觀察，卻發(fā)現它們更可能是由于治理不能正常施展而孵化出來的一種個人對社會的逃逸與不合作， 或者說是行為者對社會及其公共權力的一種基于個體而非集體理性的“ 反制” ， 即行為者以犧牲普遍倫理和社會公益為代價以求自利。因此，這種農民的“ 反制” 在削弱基層政權治理績效之時， 其實也犧牲了社區(qū)的公共利益如果近距離看，還會發(fā)現行為者可能也在揮霍社會對弱者的同情心， 從而使治理失效， 也使治者和被治者陷人一種從長時段來看是“ 雙輸” 的權力博弈中。

　　一方面要不斷形塑自身的公共性， 其運作要受到制度規(guī)約，另一方面則要不斷提高和完善其作為基層公共組織的供給與服務職能。當然， 與此同時也意味著農民要公民化， 既能享有權利， 又具備公民的義務、責任和道德倫理。這是一個官與民相互塑造的過程，但矛盾和責任的主要方在前者， 在當下中國鄉(xiāng)村社會， 畢竟是它掌握著現代規(guī)制與村民文化培塑的主動權。

　　這些并不都是筆者個人的發(fā)現， 而是歷史的經驗。歷史經驗未必有普世性，但卻可以有借鑒性以及對現實的引導性和規(guī)范性�？傊�， 有感于“ 政權建設” 一詞在漢語語境中總是更易于引發(fā)人們對諸如“ 增強” 、“ 強化” 及“ 擴張” 權力效能的單面想象，而易于忽略這一概念中所本應內含的對權力制約、授權來源重構那個“ 元歷史” 的價值積淀， 為避免因詞蔽義， 筆者以為， 不如就將權力和治理的變革叫做治理轉型更好。轉型的概念更容易讓人聯想到權力合法性重建及治理之道的重新探討，也包含了增強和改善基礎性權力功能等一系列內容， 不易失之偏頗。

　　所以， 筆者在此敬上一言鄉(xiāng)村社會中“ 政權建設” 的概念， 不用也罷。畢竟， 相對于歷史上的歐洲， 當下中國鄉(xiāng)村社會所更需要的， 不是一種去家族化和去分割化的政權公共性建設， 而是治道的變革。

　　可見， 對于鄉(xiāng)村社會中公共權力運作的特征以及由此塑造的官民關系，絕不可輕率地做非此即彼的定位， 前述兩種單項度的主張， 應該說都各自看到了問題， 卻又都有瓏曲癡枷，

　　可能忽略掉問題的另一面， 即當我們強調農民的權益時，我們可能會忽略他們在脫貧致富過程中需要權力扶助的必要性，當我們強調權力介人的必要性時， 卻又有可能會陷入對權力的迷戀。而如果我們不再對權力持一種整體主義的觀點， 我們就得承認， 當下的鄉(xiāng)村權力格局在強制能力的展示和公共職能的履行兩個方面其實都存在急需改善的空間，該“ 弱” 不“ 弱” 受到規(guī)制， 該強不強提高行政效能的錯位也許才是對其總體特征一個比較準確的描摹。進一步講， 正是這種該“ 弱” 不“ 弱” ， 該強不強，才導致“ 強政一弱民” 、“ 弱政一弱民” 及“ 弱政一" 刁民”" 模式的交叉并存，成為目前鄉(xiāng)村中國家與社會及官民互動關系更為常見的實踐類型。在這個意義上，簡單地把鄉(xiāng)村社會的官民互動特征說成是“ 官退民進” 或者“ 國家與社會互強” ， 可能是一種建構性的期盼，卻未必是現實的鄉(xiāng)村圖景。有鑒于此， 如果還要以政權建設的思路來規(guī)范和引導鄉(xiāng)村的治理變遷， 至少應該將其視為一個公共權力自身的雙向互進， 即基層政權一方面要不斷形塑自身的公共性，其運作要受到制度規(guī)約， 另一方面則要不斷提高和完善其作為基層公共組織的供給與服務職能。當然， 與此同時也意味著農民要公民化， 既能享有權利， 又具備公民的義務、責任和道德倫理。這是一個官與民相互塑造的過程，但矛盾和責任的主要方在前者， 在當下中國鄉(xiāng)村社會， 畢竟是它掌握著現代規(guī)制與村民文化培塑的主動權。

　　這些并不都是筆者個人的發(fā)現， 而是歷史的經驗。歷史經驗未必有普世性，但卻可以有借鑒性以及對現實的引導性和規(guī)范性。總之， 有感于“ 政權建設” 一詞在漢語語境中總是更易于引發(fā)人們對諸如“ 增強” 、“ 強化” 及“ 擴張” 權力效能的單面想象，而易于忽略這一概念中所本應內含的對權力制約、授權來源重構那個“ 元歷史” 的價值積淀， 為避免因詞蔽義， 筆者以為， 不如就將權力和治理的變革叫做治理轉型更好。轉型的概念更容易讓人聯想到權力合法性重建及治理之道的重新探討，也包含了增強和改善基礎性權力功能等一系列內容， 不易失之偏頗。所以， 筆者在此敬上一言鄉(xiāng)村社會中“ 政權建設” 的概念， 不用也罷。畢竟， 相對于歷史上的歐洲，當下中國鄉(xiāng)村社會所更需要的， 不是一種去家族化和去分割化的政權公共性建設， 而是治道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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