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么多年，張平以他的堅韌與沉著，頑強地寫作著中國社會最尖銳的那些矛盾沖突，在他的筆下，展開了一幅幅中國政治場域中的現(xiàn)實圖景，人民以最真實直接的原始形象被勾勒出來。他的作品頑強地打開被浮華的符號所覆蓋的那些真實情境，那些生存現(xiàn)實的死角，那些完全無助的人們。“人民藝術家”、“反腐作家”唯獨對于張平來說，不再是意識形態(tài)的加冕，這是當之無愧的歷史的追認，是文學心悅誠服的嘉許�，F(xiàn)在，人們已經(jīng)意識到，在這樣的歷史階段，張平以他的努力，留下了歷史最樸素的形象。

　　當然，“反腐作家”這項桂冠對于張平來說同時也意味著一條荊棘叢生的道路，他本人就為這樣的定格所苦。這一切都源于當今時代對“反腐”、“現(xiàn)實主義”、“文學與政治”、“人民性”之類的命題的簡單理解所致。“反腐”被劃到另一條道路，那里似乎遠離文學而貼近政治，甚至還有某種曖昧性。但是，如何理解當下中國的現(xiàn)實特性，如何理解在政治生活如此發(fā)達的中國，這樣的現(xiàn)實特性在何種程度上與文學發(fā)生關系，文學是否可能依然行使直接的表現(xiàn)和批判功能？面對張平的寫作，這些都是需要回答的理論難題。

　　縱觀張平的寫作歷程，他選擇“反腐”決不是簡單地或偶然出于政治意識方面的理解，作為一個開創(chuàng)者，這是他寫作歷程的自然延伸，他的文學書寫必然要向這一主題伸展。對底層農(nóng)民苦難生活的書寫，這是張平最初的主題，他一開始寫作，就是面對這樣的現(xiàn)實。1981年張平就發(fā)表《祭妻》這樣的短篇小說，并被《小說選刊》、《新華文摘》等轉載。這篇小說講述一個農(nóng)民懷念離婚已故的妻子的故事。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刻畫出蘭子這樣善良、吃苦而堅韌的婦女形象。趙大大的這個視角運用得非常成功，人性弱點與生活的痛楚是如此緊密地粘連在一起，以至于趙大大的懷念完全被不可彌補的悔恨所填滿。沒有什么樣的懷念能比上悔恨更能撕扯人的靈魂，張平對生活的洞悉，對底層人的心靈的傷痛的描寫如此深刻，小說有著令人驚異的力量。1984年，張平發(fā)表《姐姐》，獲第七屆全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 這篇小說與《祭妻》有異曲同工之妙，寫的也是身處困境的農(nóng)村婦女的命運和性格。所不同的是，小說的主角“姐姐”原本是一個有著花樣年華的大學教授的女兒，因為文革而嫁到農(nóng)村成為農(nóng)婦。撥亂反正后，父親恢復工作，也要姐姐回城，但姐姐拒絕了。姐姐是那個家庭的主心骨，承擔著操持整個家庭生活的重任。這個有著兄弟七八個人的家庭，如果離開姐姐，立即就要崩潰。小說生動地描寫姐姐成為一個吃苦耐勞精明能干的農(nóng)婦所具有那種品格，寫出了命運對人性的磨礪產(chǎn)生的那種悲喜交加的境況。

　　張平的小說有著非常樸實的生活質(zhì)感，簡潔凝煉，寥寥幾筆，甚至連環(huán)境或氛描寫都不需要，也從不需要議論和評價，他就可以寫生活最令人痛楚的那種情境，一切都在不言中。從這里，可以看出張平對晉派“山藥蛋派”小說紀實風格的繼承，更可看出他的發(fā)揚。如果說當年的“山藥蛋派”，總是被意識形態(tài)所潛在支配，經(jīng)常還洋溢著一些廉價的樂觀主義情調(diào)；
那么，在張平的小說中，一切都顯得更為質(zhì)樸真實。他只關注生活的事實，只關注存在中被命運決定了不可能逾越的那種困境。他要寫出的是人在這樣的困境中的堅韌和善良，人性真正的價值在最絕望的境遇中才能閃現(xiàn)出最后的輝光。就此而言，看上去平實簡潔的小說，其實蘊含著強大的震憾力。因為命運和人性，都被張平推到極致，到了這地步，就不需要技巧，也不需要華美的語言，只要最直接的描寫就行。也可說說，張平的小說創(chuàng)造了一種真正的現(xiàn)實主義境遇。早期的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作家強調(diào)“意識到的歷史深度”，那是為了表達巨大的歷史沖突而要尋求的表達情境；
在張平這里，他要找到的是一種生存境遇，他能意識到一種境遇，那就是底層人真正生活艱辛的那種境遇。我們只要看看張平寫下的那么多的小說，就不難發(fā)現(xiàn)，張平可以不事雕琢，無須語言修辭，就可以寫出震憾人心之作。這就應了那句話，大法無法。他看到的是生存之絕對境遇，他的筆觸立即直奔那里了，還需要那些雕琢干什么！

　　如果看看1985年張平寫下的《血魂》，就更容易理解張平在現(xiàn)實主義小說藝術方面所領會的意蘊。小說描寫了呂梁山某山莊，從臘月初七至二十九，二家農(nóng)民之間的仇恨。發(fā)家致富的王元奎要霸占窮困的張大林家的祖?zhèn)髡�基地，張大林忍受了百般凌辱卻找不到公正，最后一氣之下殺了王元奎一家。張平的這篇小說寫得有點狠，顯然，張王二家就處在生死仇敵的境遇中，他們的矛盾不可調(diào)和，故事一步步就朝著絕境發(fā)展，最終是血淋淋的兇殺。張平?jīng)]有渲染血腥的場面，他的關注重心在于受到欺壓和凌辱的貧苦農(nóng)民。張大林的兇殺是絕望中的反抗，是找不到公正不得不采取的報復。小說觸目驚心地揭示了底層農(nóng)民無依無靠的生存境遇，農(nóng)村新出現(xiàn)的貧富差距隱含的巨大危機。小說有意采取時間標記式的段落，以此來強化其真實性。張平的文學敘事當然不同于紀實報告，他著力描寫的是雙方的爭執(zhí)如何一步步朝著不可危險的境地發(fā)展，恃強凌弱導致了更為極端的反抗。他把這一過程非常細致而有層次地揭示出來，使得張大林最后的兇殺具有道義上的合理性。

　　不用說，張平的小說敘事總是飽含著道義上的鮮明色彩，對此，他有獨到的看法。他不想在人物性格的復雜性上花費功夫，他認為那是做作，好人就是好人，壞人就是壞人。在某種意義上，張平的矯枉過正是有道理的。對于文學來說，“壞人的多面性”似乎更有可表現(xiàn)的空間，其性格的內(nèi)涵可以拓展得更具有立體性和深度性。但張平不想“玩文學”，他要更為直接的對生活本質(zhì)的追問，他要揭示的是生存事實。那些事實一目了然，不需要再進行復雜的哲學思辨。是非清楚、愛憎分明，這就是張平，就是張平的小說所表達的意義指向。根本的問題在于，張平要同情弱者，要寫出底層弱勢群體更徹底的生存狀況。就這一意義而言，張平的小說一開始就具有鮮明的“人民性”。文學的“人民性”已經(jīng)是一個古老的命題，因為“人民性”這個概念所包含的過多的意識形態(tài)含義，以至于使它失去了真正的內(nèi)涵。在張平這里，“人民性”這個概念難能可貴地具有了真實性，“人民”的形象被還原了它的弱者的形象，它是在更為平等和個人深切體驗的基礎上被創(chuàng)建的。在當今時代的歷史背景上，張平書寫的“人民性”具有更加深遠的意義。

　　事實上，張平在80年代就在現(xiàn)實主義的道路上走得很遠，而且走出了自己平實堅韌的風格。整個80年代期間，當代文學為藝術變革所困擾，90年代則為現(xiàn)實變革所激動，這二方面都使回到鄉(xiāng)土中國真實處境中的張平反倒有些許的疏離。面對中國的現(xiàn)實情景，張平不再試圖在文學性修辭方面花費心思，他要直奔主題。他要寫出中國當下最尖銳的矛盾，他懷抱著理想主義，還要找出解放的途徑。《天網(wǎng)》、《法撼汾西》表征著張平寫作的轉析，他轉向直接現(xiàn)實主義，那就是直面當下農(nóng)村貧困農(nóng)民沒有法律保障的冤屈。小說以縣委書記劉郁瑞為貫穿線索，幾乎采取白描手法，毫無保留地描寫農(nóng)民生活的凄慘，而且他們不能得到基層司法體系的保護，甚至是其受害人。這二部作品幾乎是為中國農(nóng)民喊冤的作品。“在昏暗的路燈下，劉郁瑞有些發(fā)怔地默默地瞅著眼前這一副慘狀”（《天網(wǎng)》，群眾出版社，1999年，第5頁）。這是劉郁瑞的眼睛，作者也強烈呼吁我們也要睜開眼睛看看這幅圖景。這不是作為城市心理補償?shù)泥l(xiāng)村美麗風光的圖景，不再是浪漫主義筆下尋求人類自我超越的田園詩意的景象。這是中國現(xiàn)實的鄉(xiāng)村，是鄉(xiāng)土中國最真實最醒目的圖景。很長時間以來，人們對鄉(xiāng)土中國書寫總是打上了意識形態(tài)的色彩，或是打上想象的詩意，張平卻是如此徹底不留余地，寫出當下中國鄉(xiāng)村最尖銳的矛盾。誰來保護鄉(xiāng)村的弱勢群體？他們的生活境況到底如何？他們的希望何在？張平把劉郁瑞理想化了，這是他的希望，是別無選擇的希望，這個希望同時也是懇求、申訴和祈禱。

　　張平的寫作始終堅持自己的道路，歷史給他提供了機遇，他的臥薪嘗膽終于使通過《抉擇》（電影改編為《生死抉擇》）一夜之間暴得大名。張平與“反腐敗”相遇，這是他寫作一以貫之的必然延伸。他如此真切地關注中國底層的生存狀況，如此痛恨權力的濫用，如此痛恨欺壓百姓的腐敗官僚，他的關注必然要直指日益嚴重的腐敗現(xiàn)象。作為“反腐敗”的扛鼎之作，張平因此獲得無數(shù)的殊榮，也因此被固定化為“反腐作家”。這使人們對張平的小說藝術性的理解趨于簡單化。關于《抉擇》的“反腐敗”主題，已經(jīng)談得夠多，我想有一點應該指出來，張平花費了大量的筆墨描寫底層民眾艱難困苦的生活狀況，逼真的現(xiàn)實主義筆法足以催人淚下。這些描寫可以看出張平情真意切，對底層普通百姓發(fā)自內(nèi)心的關切。這一現(xiàn)實與對腐敗分子的鞭撻批判相互參照，可以看出張平的作品鮮明的人民性。這也是張平的“反腐小說”與其他不同之處。其他人的“反腐小說”很少有象張平這樣，總是花費如此大量的篇幅去寫底層人民的艱辛困苦，更多的則是展示腐敗分子的生活奇觀。但張平則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在民眾身上，可以看出他早年表達的那種“人民性”具有了更廣闊的內(nèi)涵。

　　《抉擇》圍繞某國營大型紡織廠生產(chǎn)經(jīng)營陷入困境，企業(yè)領導腐敗貪污，造成國有資產(chǎn)嚴重流失，他們一個個中飽私囊，不顧工人死活，導致工人聚集抗議。身為市長的李高成，本來就出身于這個紡織廠，他也一直關心這個廠，這個廠的領導班子都是他一手提拔的干部。李高成無疑是一個清廉正直的市長，也是作者極力塑造的一個理想化的黨的好干部。但所有的矛盾最后都聚集在他身上，“‘中紡’的問題說到底就是李高成的問題�！边@是市委書記與他對話時指出的，李高成對此還難以理解。小說多次暗示了這一點，這無疑可以見出作者構思上的獨具匠心。李高成這么一個清官，最后的矛盾居然都圍繞他展開。小說一層層剝離下去，顯示出了一層比一層更加驚心動魄的危險處境。李高成的妻子、侄兒，他信賴的部下都卷入了侵呑國家財物的犯罪勾當。而在這些事件的背后，還藏著一個更高的領導，那個很少露面的副書記嚴陣。《抉擇》就是這樣一步步往里逼，拖出一大串，把李高成放在刀口浪尖，連他的家庭面臨崩潰，他的妻子也被卷入。

　　《抉擇》在敘事上有一股狠勁，李高成最后沒有退路，不管怎么樣，他都只能是一個失敗的英雄。但他的信念鼓舞著他，這個信念就是對共產(chǎn)黨的信念，就是對人民的信念。對于張平來說，李高成安按照人民的理想、按照人民的想象創(chuàng)造出來的形象，盡管他的形象存在理想化的色彩，但他并不空洞蒼白，相反，顯示出從未有過的那種現(xiàn)實內(nèi)涵。這一切都源自人民想象的迫切需要。那些無助的人民，他們最大希望就是盼望李高成這樣的“青天式”的人物。張平一方面表達了人民的愿望，人民的疾苦與他們的怨恨，另一方面表達了人民的善良，他們無限的忍耐與理解。不管從哪方面說，張平對現(xiàn)實的表現(xiàn)是都是驚人地真實的，即使他在表達理想時，那也是歷史只能如此的愿望。正如小說所說的那樣，不寄望于好的領導，還寄望于什么？一個單位的好壞，就寄望于一個好的領導。這本身包含著對體制的深刻反思，這樣的體制全部賭注主壓在一個領導人的道德水準和能力上。但這樣的賭注十有八九是要賭輸?shù)�，這已經(jīng)足夠發(fā)人深省了。青天式的人物，假定把它看作是象征化的形象的話，他本身可以進一步引發(fā)反思，因而也包含著批判性。

　　《抉擇》可以看出張平對戲劇化場面和情節(jié)的出色控制。依然是張平慣用的境遇意識，小說一開始就把主人公推到絕境，李高成面對鬧事的工人，面對瀕臨倒閉的工廠，面對一大堆無法解決的難題。隨著故事的推動，這些矛盾被進一步激化。張平現(xiàn)在對小說高潮的控制已經(jīng)非常圓熟，以李高成為中心，故事呈四面楚歌狀發(fā)散，而且矛盾的主線始終被緊緊把握。張平的小說有著相當充沛的情感因素，這些因素蘊含在對人民生活苦難的描寫中。面對人民，張平一方面寫出民生疾苦，另一方面寫出李高成作為一個理想清官的種種同情關切，這是他寫情獨特的筆法。張平的小說幾乎不寫情愛，他把所有的“情”都給予苦難中的人民。他的小說中的情感因素主要是悲憫，這種悲憫在他的敘事又能起到緩沖的作用。也就是在矛盾的事件中，加進了對人的心靈和情感的表現(xiàn)。它使那些事件，人與人的關系，始終包藏在情感的氛圍。就此而言，這幾乎是張平小說的藝術奧妙。他要打動的就是對人民關切這樣的情感，他要喚起的也是幾乎泯滅的良知。所以他的小說始終有著強烈的震憾力。

　　如果讀過《十面埋伏》，就不再會對張平小說敘事的藝術表現(xiàn)力產(chǎn)生懷疑。這部小說講述一個在押犯人突然在監(jiān)獄里裝瘋賣傻， 而一位經(jīng)驗豐富的偵查員從中發(fā)現(xiàn)了重大疑問，由此歷經(jīng)千辛萬苦深入追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挖出了一個驚人的特大黑色社會團伙。要全面評價這部57萬字長篇小說顯然不是本文所能勝任的，但可以明確地說，這部小說在錯綜復雜的線索展開中，始終能制造緊張的氛圍，懸念處理得自然而又構成對小說敘事的推動。小說既揉合進偵探小說的那些手法，也可見到現(xiàn)代派的荒誕感，以及心理小說的那種細致分析。對于張平來說，他顯然不會把它當作單純的罪案小說來處理，他的關注重心依然在于特權集團是如何禍國殃民，無法無天。王國炎一伙為所欲為，猖狂到目無黨紀國法的地步，而人民則深受其害，無處伸冤。當然，小說最后表達出光明戰(zhàn)勝黑暗，正義戰(zhàn)勝邪惡的堅定信念。小說要表達的主題落在“人民性”上，民主與法制才能建立一個合理安定的社會，人民才有安全和穩(wěn)定的生存空間。

　　2004年，張平推出長達70萬字的《國家干部》。據(jù)說這部小說原來的題目叫做《代價》，顯然這個題目更醒目地表達作品的主題，那就是，當官是為人民還是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如果是為人民謀利益，必然要付出代價。夏中民為人民做主，他最后的代價就是丟官。但最后人民站出來為他說話討回公道。但小說中對立面劉石貝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代價無處不在，什么都有代價，就看付出的代價是否值得。張平在這里探討的是中國政治權力生活中的價值取向問題。到底當官是為什么？這已經(jīng)不是單純的揭露腐敗或反腐敗，而是思考中國當代政治的本質(zhì)，其尖銳是前所未有的。在后記里，張平特地闡明了在當下中國，文學描寫政治生活的必要性。實際上，這部小說在短時期內(nèi)就發(fā)行超過十萬冊，這本身就說明，當代中國人依然十分關心政治。確實，我們都一再表示，文學應該表達中國本土生活的特性，而這種特性經(jīng)常被理解為一種形而上的品質(zhì)，或者是文化傳統(tǒng)以及風土人情方面的特性奇觀。這顯然是片面的。誠如張平所言，中國當代生活最顯著的特征，還是政治的超量發(fā)達。政治權力與文化象征體系混淆在一起的那種生活情境，構成了當下中國最獨特也是最具本土性特質(zhì)的現(xiàn)實。文學無疑應該描寫這方面的現(xiàn)實，盡管其難度超出了文學本身所能承受的限度。顯然，張平是真誠地挑戰(zhàn)這一難度，看看《國家干部》出版后所遭遇的種種傳言也就可以看出張平的虔誠。他完全可以寫得更圓滑，更世故些，但他沒有，他本著良知在寫作，這又是他的“人民性”推動他走向徹底。

　　小說的主題雖然并不新奇，但卻具有時代的緊迫性和尖銳性：那就是當官是為民作主還是為了烏紗帽？在執(zhí)政黨加大了反腐倡廉的今天，這個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人民的質(zhì)疑與追問甚至更加強烈。張平?jīng)]有回避矛盾，而是面對中國當代政治最敏感和最關鍵的問題發(fā)問。在現(xiàn)有的執(zhí)政體系下，正如我們在前面闡述過的那樣，人民唯一的希望就是寄望于一個好的領導。一個好的領導可以把一個地方搞得欣欣向榮，而一個壞的領導就可以在幾年之內(nèi)毀掉一個地方或單位。盡管張平本人表示過，他這部小說已經(jīng)不再著力去表達“清官”意識，但主人公夏中民還是一個“清官”的理想化形象。他與劉石貝構成鮮明的對比，劉石貝則是把嶝江市當作自己的地盤，各個部門全部安插自己的親信，牢牢地控制著整個全部的政治、組織、經(jīng)濟大權。劉代表著頑固的權力利益集團，即使退居二線，他的影響力猶在。夏中民試圖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把嶝江的經(jīng)濟搞上去。他不搞人際關系，想憑自己的實干，甚至他要通過考試來競爭市長職位。但他遭遇到強大的阻力，他陷入一系列的陰謀圈套之中。反復被考查審查，結果在公開選舉中還落敗。最后是人民站出來為他說話，通過非常的禁坐方式，要上級領導恢復夏中民在嶝江的領導位置。這部小說把當今官場的現(xiàn)狀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深刻透徹地揭示了當代官場的宏大圖譜。這部小說除了劉石貝是一個明顯的壞人外，其他的人都看不出有什么特別不對之處，而且還寫到組織部門的干部，象劉景芳這樣正直善良的領導，但何以就無法建立一只清廉正直能干有魅力的干部隊伍呢？反得的考查，也只是從干部到干部，從領導到領導，沒有人問老百姓，問老百姓，老百姓也說不出所以然。我們的干部升遷任免完全脫離人民群眾，完全與人民群眾的利益無關。只是干部體系中的封閉動作，這樣的干部，又如何能保證他們具有更大可能為民眾謀利益呢？小說隱含的主題是深刻而尖銳的。盡管夏中民過分理想化，最后的解決方案反倒具有反諷性質(zhì)。人民要選擇自己的市長，但沒有合法的途徑，只能通過非法的禁坐聲援來表達民意。應該承認，迄今為止，這部作品對中國的政治權力動作，對干部體系的表現(xiàn)和質(zhì)疑是最尖銳和深刻的。

　　一部70萬字的小說，張平再次把人物的處境推到各種各樣的緊要關頭。張平的小說敘事決不描寫風花雪月、男女情愛，但卻始終緊張甚至有點驚心動魄，這就是他總是把故事推到關鍵時刻，他只描寫那些關鍵時刻，并且一個關鍵預示著另一個關鍵。他剔除了日�，嵤�，也沒有那些閑情逸致，有的是官場中的你死我活的斗爭，有的是各種危機關頭。由此來刻畫人物的性格和心理，他們面臨的境遇和抉擇。你不得不驚異張平對當代政治生活的熟悉，對官場中人物復雜內(nèi)心世界的洞察。他是真正知道中國政治動作的人，知道問題的癥結，而且他沒有掩飾也沒有回避根本的矛盾。他的解決方案顯然是一個絕望的方案，在某種意義上，《國家干部》的解決方案是一個反常的方案，我另可把它看成是一個烏托邦式的想象，一個根本不可能的夢想，那是一個夢想的結局。事實上，張平完全有可能把它處理成一場夢，一場做了多年的夢。但他沒有，他還是要試圖現(xiàn)實化，他也碰到了現(xiàn)實之墻，用他的疼痛證明現(xiàn)實的不可能性，也證明他的竭盡全心的努力。他是真誠的，他的“人民性”是真實的。

　　總而言之，張平的作品始終有一種極端的境遇意識，這使他在小說敘事方法方面，抓住極端的關鍵性處境來展開故事，刻劃人物性格，具有緊張的戲劇性效果。但他的這種境遇意識并不只是敘事方式方面的刻意制造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他對當下中國現(xiàn)實處境的一種認識，對中國政治權力場域的一種獨特理解。他的“人民性”正是植根于這樣的境遇中，他始終看到在這個場域中人民的處境，他憂心如焚，在這個境遇中，他意識到雙重的難題，一方面是權力利益的深刻矛盾；
另一方面是人民的苦難。這促使他總是有一種緊迫感，總是有一種危機感，他試圖用理想主義去沖淡這種危機感，他渴望懷抱昨天的太陽去溫暖今天的大地，許多年后，我們終于要承認，他的寫作是一種獻祭，一種鞭撻與祈禱混合而成的歷史銘文。

　　2004-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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