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汶川大地震像一頭兇猛的怪獸，瞬間就吞噬了數(shù)萬條鮮活的生命，其中還有那么多最讓我們難以割舍的孩子。他(她)們圣潔的生命花朵還未開放就已凋謝。這使我們有幸活著的人在喧囂忙碌之中驀然醒悟──如果生命消逝了，其他一切還有什么價值；
如果孩子喪失了，我們活著還有什么意義。汶川，是我們心中永遠的痛！

　　人作為一個生命體，首先是一種不可替代的個體性存在，然后才是一種泛化的社會性、集體性存在；
人首先屬于他自己，然后才屬于某一個集體和組織。

　　國家、民族、政黨以及信仰、主義、理論、道德等都是人的自由生命活動的產物，它們的價值決定于生命的價值、人的價值(人的幸福、自由、權利等)，它們如果不能有助于肯定、保護和發(fā)展生命的價值、人的價值，就一文也不值。

　　否定人的生命和價值，是一切奴役和壓迫的根源，也是國家、民族、政黨以及各種主義和理論發(fā)生扭曲、異化和偽善的根源。

　　汶川告訴我們，人是目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人的生命和價值至高無上。以人為本，就應當以人的生命為本，以人的價值為本。尊重和關愛人的生命和價值，是一切國家、民族、政黨的道義基礎，也是全人類共同遵循的至善原則和普世價值。

　　二

　　溫家寶總理在第一時間趕到了救災現(xiàn)場，并向遇難者們深深地三鞠躬；
在全國哀悼日，國旗徐徐地降落、緩緩地飄動。向我們詮釋了現(xiàn)代社會的政府職責是什么，國家的含義是什么。

　　洛克認為，所有的人生來都是平等的，享有平等的權利。人們轉讓自己的權利“同意”成立政府，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財產”。尊重和保護人的生命，本來就是政府的職責。

　　人的生命是寶貴的，但人的生命應當是能夠享有自由和權利的有尊嚴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必然包含著尊重人的自由和權利。

　　國旗低垂，表示了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同時也象征著國家權力不再是“授之于天”的高高在上的“皇權”，而是貼近人心和人情的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的公共權力。國家的尊嚴應當體現(xiàn)在人的尊嚴上，主權應當落實在人權上。

　　愛默生說：“愛的力量，作為國家的基礎，還從未嘗試過。”

　　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斗爭”和“專政”的魔咒之下，符合憲法和黨章的“公民問責”和“黨內批評”，卻被誣陷為“階級敵人”向黨“進攻”和“反對偉大領袖”而遭到非法的“國家暴力侵害”。自殘自耗的“恨”早已使“人民共和國”異化成了對人民自己專政的專制權力。事實證明，一個不受公民制約而凌駕于公民之上的“國家權力”，是中國一切動亂與禍害的根源。

　　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要嘗試使“愛的力量”成為國家的基礎，使異化了的國家權力回歸人性，回歸憲政，回歸民主與“共和”，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惟有“共和”才能使民主不會成為“多數(shù)人的暴政”；
惟有憲政才能使國家權力服從于人的權利，服從于人性，具有“愛的力量”。這就要求執(zhí)政黨順應潮流和民心，主動轉變執(zhí)政思維，由“斗爭專政”轉向“共和憲政”，由“國家權力本位”轉向“公民權利本位”(即權力產生于權利，服從于權利)。

　　三

　　在抗震救災斗爭中，軍隊等“國家力量”毫無疑問是中堅和主角，而以志愿者為主體的“民間力量”也發(fā)揮了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

　　有人認為志愿者們的愛心行動體現(xiàn)了“公民意識”。其實，出于“人溺己溺”的悲憫情懷關愛生命、救助不幸的志愿者，彰顯的是一種人道主義精神，與公民所代表的獨立、自由、權利、自治的憲政原則不完全相同，不過兩者之間也確有相通之處。

　　人作為一個生物種類，要維系種群的生存繁衍，天然具備了同類之間的一種情感關懷和訴求，經過人類文明的升華，就形成了一種道德價值──人類之“愛”。其中包括兩性之愛、親子之愛、手足之愛、同胞之愛、人類之博愛等等。

　　“愛”本來是人的一種類本質，具有普世性和平等性。但是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由于人的生命、財產、自由未能作為人的基本權利從法律制度上予以承認和保障，各種專制權力借助于暴力鎮(zhèn)壓和思想奴化，肆意侵害人的生命、財產和自由，使普世之愛被扭曲、撕裂和掩埋，人類也墮向爭斗和仇恨的深淵。

　　代表人類生存和發(fā)展的“愛的力量”畢竟是不可抗拒的。人類終于找到了一種能夠體現(xiàn)普世之愛的法權制度──公民社會。

　　現(xiàn)代公民社會是以公民權利為本位的民主憲政社會。“沒有一個人能夠不獲得另一個人同意就統(tǒng)治那個人”(林肯語)。這就是現(xiàn)代公民社會的根本原則。就是這一原則保證了社會的平等、自由和公正，使國家權力真正成為公民生命、財產和自由的保護神，使國家財政真正成為服務于民生、提高公民福祉的公共財政而非少數(shù)官僚、權貴的“錢袋子”。惟其如此，人類之愛的陽光才能普照在每一個公民身上。

　　汶川大地震喚醒了埋藏在中國人心中的“人類之愛”，她能將有著長期宗法等級制傳統(tǒng)的中國引向現(xiàn)代公民社會嗎？

　　四

　　在汶川巨大的生命劫難中，最讓人痛徹心脾的是數(shù)千名孩子在根本沒有逃生時間的幾秒鐘之內，就被轟然倒塌的教學樓奪去了生命。面對這些遭受無妄之災的幼小生命，我們每個成年人都應感到心中有愧。

　　不要說地震烈度太高，教學樓理所當然要倒塌，同在一地的政府辦公大樓不就沒有倒嗎？香港慈善機構捐建的幾所希望小學教學樓不也安然無恙嗎？即使倒塌，也有脆性倒塌與延性倒塌之分，倒塌只要延遲幾分鐘，絕大部分孩子都可以逃出死亡之門，哪怕多一個孩子逃生都是萬幸啊。由于建筑質量問題而導致的教學樓脆性倒塌，才是奪去孩子們生命的真兇。

　　根本問題在于，政府辦公大樓是官員們?yōu)樽约荷w的，當然要確保質量。香港慈善機構嚴格審查圖紙，派人監(jiān)督施工，也保證了教學樓質量。而那些猝然倒塌的教學樓，卻無人對其質量負責。

　　在人的能力可以達到的限度之內，我們怎能把孩子死亡的原因推諉于地震，而逃避我們自己應負的責任呢？如果真的對中國人民負責，就應該更深刻更徹底地從根本體制上進行反思。

　　世界上什么最大？人的生命最大。孩子是中華民族的未來，孩子的生命是大中之大。我們總是說，我們有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最優(yōu)越的制度，為什么我們卻不能建造出可以保障孩子生命安全的教學樓呢？

　　是沒有錢嗎？我們的GDP總量已達到20多萬億人民幣(居世界第四)，財政收入超過5萬億人民幣，外匯儲備超過兩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另外，據經濟專家陳志武測算，國家每年還有預算外的資產性收入約8.8萬億人民幣。我們可以在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費出國旅游上花錢如流水，每年耗費過萬億；
我們可以耗巨資建造最豪華的辦公大樓(成都市政府辦公樓投入12億)和各種“形象工程”、“政績工程”；
金融證券市場上的一筆黑幕交易可以高達幾百億，貪官們可以向境外轉移幾百億、幾千億……。我們政府的行政成本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名列世界第一(約30%)，而我們在教育投入上占GDP的比例（約2.7%）不僅長期達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為7%)，甚至遠低于欠發(fā)達國家的平均水平(目前為4.1%)。

　　這些很有限的教育經費，經過各級教育部門的層層截留、挪用，再加上官商勾結，貪污分肥，最后攤到教學樓投資上就更少了。建筑商還要再從中賺取利潤，就只有偷工減料了。

　　一座座“豆腐渣”教學樓就是這樣經過無數(shù)人之手被打造出來了。它不是哪一個人的過失，而是很多人合力的產物。從根本上說，是公共財政和權力由于不受公民監(jiān)督和制約而走向“官有化”和“權貴化”的惡果。

　　汶川數(shù)千名孩子遇難的慘劇告訴我們，民生不是一種恩賜，而是公民必須加以爭取和捍衛(wèi)的一種權利。惟有民主才能保證民生，而真正的民主只能建立在以公民權利為本位的公民社會之上。

　　中國多災多難，才有了“多難興邦”之說。但是在中國歷史上，“多難”都是由民眾來承受，而興起的卻是騎在民眾頭上的一家一姓之“邦”，一幫一派之“國”。其結果是，民眾“多難”而“興邦”，“邦興”民眾仍然“多難”。惟有興“民主”之邦、“憲政”之邦、“公民社會”之邦，才能切實給民眾帶來福祉，永遠結束“多難”。

　　(本文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副編審)

　　2008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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