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士”作為漢代通行的社會稱謂，指行政體制之外的民間有才德的士人�！稘h書•異姓諸侯王表》顏師古注說到“處士”的定義：“‘處士’謂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薄逗鬂h書•劉寬傳》李賢注：“處士，有道蓺而在家者�！薄盾髯�•非十二子》以“處士”與“仕士”對 應，楊倞注：“處士，不仕者也�！备鶕�(jù)這樣的判斷，可以將“處士”身份理解為在野的民間知識人�！妒酚�•殷本紀》：“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 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史記•齊太公世家》：“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都是著名的“處士”參政后來成就大 功的史例。《史記•滑稽列傳》記載東方朔辯議之辭言及“處士”：“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常也�！彼�謂“塊然獨處”，或許與“處士”稱謂的由來有某種關系。而“寡偶少徒”，即社會交往有限，可能是這些人物通常的行為特征。“處士”模仿“許由”、“接輿”隱逸榜樣，然而又自以為“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具備參政能力和行政資格。所謂“時雖不用”，然而可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者，體現(xiàn)出其自我政治期許其實是相當高的。

　　討論“處士”參政以及成為“議士”的可能與行政的關系，對于全面認識漢代政治生態(tài)應當是有益的。

　　一

　　戰(zhàn)國時期是著名的動蕩年代。當時“處士”曾經(jīng)有活躍的表演。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說：“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彼抉R遷《史記》中說 到的當時著名的“處士”，有《魏公子列傳》所見“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薛公藏于賣漿家”，《刺客列傳》荊軻的朋友“燕之處士田光先生”，《循吏列傳》所 見“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等�！短锞粗偻晔兰摇氛f到的活動于稷下“不治而議論”的“文學游說之士”中法家思想領袖慎到，張守節(jié)《正義》指出：“趙人，戰(zhàn) 國時處士�！薄睹献榆髑淞袀鳌氛f到“齊稷下先生”中的慎到，張守節(jié)《正義》：“《慎子》十卷，在法家，則戰(zhàn)國時處士�！碑敃r的文化形勢，如《史記•李斯列 傳》所說，正是“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毛公和薛公事跡所謂“藏于”民間，也說明當時的政治家搜求“處士”之不遺余力。《荀子•非十二子》：“古 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著是者也。今之所謂‘處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 偽險穢而強高言謹愨者也，以不俗為俗，離縱而跂訾者也。”荀子具有批判傾向的話語，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處士”的活躍。

　　戰(zhàn)國時期“處士橫議”的局面，促成了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競爭，中國文化于是呈示多元的自由的時代風格。然而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的執(zhí)政者以為這樣的思想文化形勢 是不利于安定局面的形成的�！稘h書•異姓諸侯王表》說：“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于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于是削去五等，墮城銷 刃，箝語燒書，內(nèi)鋤雄俊，外攘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标P于秦“患周之敗”,顏師古注引服虔曰：“言因橫議而敗也�！鼻赝醭�的決策集團認為周王朝覆亡 的首要原因是“處士橫議”，于是推行“箝語燒書”的文化政策。《后漢書•申屠蟠傳》中也可以看到“昔戰(zhàn)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 燒書之禍”的歷史分析。秦王朝的思想壓抑和輿論控制歷來受到嚴厲指責，然而后來也有人基于政治體制變化的考慮予以理解。明代學者李贄在評論李斯建議“史官 非《秦記》皆燒之，有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卒”的上書時，批注一“毒”字，然而又寫道：“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當戰(zhàn)國橫議之后，勢 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然而漢代士人的“焚書坑儒”批判，體現(xiàn)了對于秦文化政策的反思。當時的主流文化觀念，對于文化專制主義持否定態(tài)度。如賈誼《過秦論》指出，秦 “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后仁義”，“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終于敗亡，“豈不哀 哉！”

　　二

　　《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記載：“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襪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 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襪？’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于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 尉，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边@是漢文帝時代的故事，一位治黃老之學的“處士”王生曾經(jīng)被“召居廷中”，他對廷尉張釋之說：
我的襪帶松開了，你幫我系上！張釋之跪下為他系緊襪帶。王生對自己行為的解釋是“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我這樣做，“欲以重之”。這位王生見諸史冊已是老 人，后來并沒有顯著政績和精彩政論傳世，只是以這樣一個在“廷中”“聊辱廷尉，使跪結襪”的表演節(jié)目保留在歷史記憶中。而這一事實本身，已經(jīng)反映了朝廷“ 名臣”“諸公”對“處士”的尊重。

　　漢代社會中“處士”身份的個人前景因仕路開闊透見出光明。特別是在西漢王朝走向強盛的時代，執(zhí)政當局比較注重從民間發(fā)掘人才，動員他們參與行政。尤其 是漢武帝時代，天子志在有為，一時“海內(nèi)艾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于是“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稘h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篇末的贊語 寫道，“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向，異人并出。卜式拔于芻牧，弘羊擢于賈豎，衛(wèi)青奮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虜，斯亦曩時版筑飯牛之朋已。漢之得 人，于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zhì)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 東方朔、枚皋，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shù)則唐都、洛下閎，協(xié)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wèi)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余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yè)，制度遺文，后世莫及�！辈粌H“漢之得人，于茲為盛”，在整個中國古代人才史上，漢武帝時代都可以稱作光輝的一頁。漢武帝不僅因個 人的眼光、個人的情趣和個人的魅力使得“群士慕向，異人并出”，元光元年（前134）確立的察舉制度，還實現(xiàn)了人才選拔體制的革新。

　　漢文帝時，已經(jīng)有“賢良”、“孝廉”之選，指令中央官吏和地方官吏得從下級屬吏、民間地主和部分自耕農(nóng)人中選拔從政人員。名臣晁錯就是曾經(jīng)以“賢良文 學”之選，又經(jīng)帝王親自策試，得以升遷為中大夫的。不過，當時既沒有規(guī)定選舉的確定期限，也沒有規(guī)定各地方選舉的人數(shù)。也就是說，這種選舉形式尚沒有成為 完備的制度。漢武帝在即位之初的第一年，就詔令中央和地方的主要行政長官“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六年之后，又下詔策試賢良。特別是在這一年，明確規(guī)定了郡國必須選舉的人數(shù)。正是在漢武帝時代，察舉制得以基本成為正統(tǒng)的政制。這一歷史進步的意義十分重大。有的學者曾經(jīng)指出，漢武帝“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的元光元年，是“中國學術史和中國政治史的最可紀念的一年”。

　　三

　　應當注意到，漢武帝時代以察舉制選用的人才，開始以儒學人士為重�！稘h書•武帝紀》記載，建元元年（前140）要求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時，“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在正式宣布“罷黜百家，表章《六 經(jīng)》”之后，這種傾向更為明顯。于是，有“處士儒學”、“處士諸生”并列的說法�！逗鬂h書•荀爽傳》又可見所謂“以儒行為處士”的情形�！逗鬂h書•鄭玄傳》有“處逸大儒”稱謂，李賢注：“‘處逸’，謂處士隱逸之‘大儒’�！�

　　《后漢書•張霸傳》說，“（張霸）永元中為會稽太守，表用郡人處士顧奉、公孫松等。奉后為潁川太守，松為司隸校尉，并有名稱。其余有業(yè)行者，皆見擢 用。郡中爭厲志節(jié)，習經(jīng)者以千數(shù)，道路但聞誦聲�！薄疤幨俊钡靡姟斑�用”，形成了鼓勵“習經(jīng)”的作用。隨著儒學成為正統(tǒng)，其他諸子之學在政治生活中逐漸邊 緣化。然而正如呂思勉先生所說：“諸學之未嘗廢絕，彌可見矣。安得謂一經(jīng)漢武之表彰罷黜，而百家之學遂微不足道邪？”不過，儒學以外“百家之學”的繼承者們，實際上更為“崛然獨立，塊然獨處”，很可能確實是“寡偶少徒，固其常也”。

　　相反，漢代儒學因官學教育和私學教育的共同進步而實現(xiàn)了空前的普及。據(jù)《后漢書•儒林列傳》記載，漢光武帝劉秀興起太學，漢明帝當政時，又曾經(jīng)親自臨 眾講學，聽講者據(jù)說“蓋億萬計”，甚至匈奴貴族子弟也前來洛陽在太學就讀，研習儒學經(jīng)典。太學形勢一時“濟濟乎，洋洋乎”，后來“游學增盛”，太學生竟多 達三萬余人。當時私家教學也形成風氣。各地許多辦私學的學者，也吸引了萬千來自遠道的學人。據(jù)《漢書•疏廣傳》，疏廣“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稘h 書•儒林傳•申公》說，申公“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yè)者千余人�！睎|漢時，私學更為繁盛。據(jù)《后漢書•儒林列傳》，劉昆曾經(jīng)“教 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洼丹“徒眾數(shù)百人”。任安在家中教授學生，“諸生自遠而至”。張興講學，弟子自遠而至者，僅著錄在冊的就將近萬人。魏應教授徒眾，“ 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shù)千人。”楊倫“講授于大澤中，弟子至千余人”。魏應“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shù)百人”，“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shù)千人”。丁恭“教授常數(shù)百 人”，“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shù)千人”。在這樣的教育基礎上，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處士”們“塊然獨處”的傳統(tǒng)生活場景被打破了。不過，正如《后漢書• 崔骃傳》所謂“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被宇，冠蓋云浮”，好比“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為之稀，蓺拱把不為之數(shù)”，由于行政機構不能容納如此眾多 的士人，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依然是無從參政，“則甘糟糠而安藜藿”的山野“處士”�！逗鬂h書•郎顗傳》：“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蓺，履顏閔之仁。絜 白之節(jié)，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逼渲小巴ㄓ蜗闹�蓺，履顏閔之仁”的稱譽，體現(xiàn)出了鮮明的學派色彩。

　　四

　　《史記•天官書》司馬貞《索隱》引《春秋合誠圖》說：少微星“處士位”。又引《天官占》：“少微，一名處士星也�！睆埵毓�(jié)《正義》：“少微四 星，在太微西，南北列：第一星，處士也；
第二星，議士也；
第三星，博士也；
第四星，大夫也。占以明大黃潤，則賢士舉；
不明；
反是；
月﹑五星犯守，處士憂， 宰相易也。”其中“處士”“議士”分列，暗示“處士”一般是沒有議政機會的。東方朔感嘆“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如何如何，也說到了“處士”與行政操作權 力的距離。以“少微”星象占問“處士”等身份的人生道路，有可能走向“賢士舉”的樂觀前景，也有可能“反是”。范曄在《后漢書•黨錮列傳》中說，在漢武帝 時代“守文之徒，盛于時矣”之后，曾經(jīng)出現(xiàn)王莽時代“處士”們持不合作態(tài)度的情形：“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睎|漢以后，依然“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jié)，重于時矣”。漢桓帝、漢靈帝時代，“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zhí)政，婞直之風，于斯行矣�！�

　　東漢晚期，面對“處士憂”的政治危局，這一社會力量又促進了輿論的活躍，于是再一次出現(xiàn)了“處士橫議”的局面�！妒酚�•李斯列傳》說戰(zhàn)國晚期士人有議 論社會、批評時政即“非世”的傾向。司馬貞《索隱》：“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也�！睎|漢晚期的“處士”們重新點燃起議政的熱情。而這種議政，主要 是在行政體制之外進行的。《后漢書•黨錮列傳》記述，漢桓帝、漢靈帝在位前后，主上荒暗，政治昏亂，國家權力委于宦官，士人羞于與其為伍，于是形成清議之 風。漢桓帝因有人上書誣告李膺等指使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相互結為朋黨，攻擊朝廷而震怒，下令郡國大捕“黨人”，于是李膺等人被逮捕，牽連士人甚多。

第二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李膺等人被釋放，允許歸還田里，然而宣布禁錮終身。黨錮之禍發(fā)生后，海內(nèi)士大夫階層益發(fā)群情激昂，他們將鄙視宦官專政，并敢于反抗的正直的天下名 士，加上“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光榮稱號，廣為傳揚，形成了更為強勁的反抗當權宦官集團的輿論力量�！逗鬂h書•黨錮列傳•李 膺》寫道：“（李）膺免歸鄉(xiāng)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李膺從權臣淪為“處士”，而士人輿論皆敬仰其崇高風格。漢靈帝時，李膺 和其他被禁錮的名士曾被當政的陳蕃、竇武起用。后來因為在政治交鋒中失敗，陳蕃、竇武及其宗族親屬都被殺害，其門生故吏均免官禁錮。朝廷大規(guī)模逮捕黨人 時，李膺正在故鄉(xiāng)隱居，鄉(xiāng)人得知消息，勸他暫時逃避。李膺回答道：“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jié)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于是自赴詔獄，死 于獄中。

　　黨人多是在職官員及其門生故吏。而李膺則在隱居狀態(tài)下義不辭難慷慨赴死的。事實上，黨人當時是得到了民間“處士”們的廣泛支持，方才形成了影響全社會的輿論力量的。

　　五

　　從戰(zhàn)國時期的“處士橫議”，到東漢晚期的“處士橫議”，似乎呈示出一種歷史的反復，形成了一個歷史的輪回。其實，社會政治生態(tài)，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要 的變化�！逗鬂h書•申徒蟠傳》：“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jié)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zhàn)國之 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后來黨錮之禍的發(fā)生，驗證了申徒蟠的預言。“處士”轉變?yōu)椤白h士”的道路，從個 人政治態(tài)度的轉變來說，是顯著的；
從社會政治風習的轉變來說，也是顯著的。這一變化，對于社會生活史、政治思想史以及士階層史來說，都是重要的。

　　正如《淮南子•俶真》“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所體現(xiàn)的社會職能限定，“處士”能夠形成文化影響，似乎主要在于德行修養(yǎng)，如《后漢書•徐稺傳》所 謂“德行純備，著于人聽”。《后漢書•楊秉傳》記載，“會日食”，有詔公車征處士韋著，韋著“稱疾不至”，有司竟劾著大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焙笊袝� 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奏：“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節(jié)。”“征不至”者，“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茍進之風。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圣朝弘養(yǎng)，宜 用優(yōu)游之禮�？筛嬖谒鶎伲�喻以朝庭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于是再次征召，“乃到”。韋著拒絕“公車征”的行為，被認為“大不敬”，險遭罪罰，朝廷反 復強令，不得不從命�！疤幨俊庇谑浅蔀椤笆コ�弘養(yǎng)”作秀表演的道具。他 們沒有基本的人身自由，自然無從具備議政條件。不過，韋著行為“足抑茍進之風”的意義，也是值得重視的。《后漢書•種岱傳》：“處士種岱，淳和達理，耽悅 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狈N岱事跡，表現(xiàn)出最終“未建忠效用”，“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所體現(xiàn)的與政治生活的隔膜。也許深刻透視 “其慮”“其心”，可以發(fā)現(xiàn)其言行可能作用于中國正統(tǒng)文化走向的正面影響。

　　《后漢書•荀韓鐘陳列傳》論曰：“荀爽、鄭玄、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征并謝病不詣�！倍�卓當朝時，備禮征召，申屠蟠和鄭玄都“不屈以全其高”，而 “爽已黃發(fā)矣，獨至焉，未十旬而取卿相”。人們批評荀爽的行為，而范曄以為，“出”或者“處”，應當依時勢進行抉擇，“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濡跡以匡 時�！彼�分析，“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違貞吉而履虎尾焉？觀其遜言遷都之議，以救楊、黃之禍。及后潛圖董氏，幾振國命，所謂‘大直若屈’，道固逶迤也�！狈稌弦运�謂“大直若屈”對于荀爽的政治表現(xiàn)予以理解。也許就士人這種“急急自勵”而有所“潛圖”的參政議政方式，歷史學和政治學研究者應當進行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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