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中國命運，其實在一百年前的世紀初就被決定了。決定這一命運道路的，是在日本兩個城市之間（東京與橫濱）發(fā)生的一場政治論戰(zhàn)，這就是后人稱之為“革命與立憲的對抗運動”。在雙方的對抗中，革命話語全勢獲勝。于是，20世紀的歷史邊走邊停，革命走了一百年，立憲停了一百年。在世紀革命的“洪波曲”面前，立憲如同“死水微瀾”。設(shè)若當(dāng)年立憲話語深獲人心，以至成為時代選擇；
那么，羅馬并非一條路，歷史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完全可能是另副模樣。至少，李銳老人前幾年的“何時憲政大開張”，這“何時”就不會延宕為跨世紀的吁請。

　　從歷史這頭看那頭，梁啟超就是一百年前的憲政開張者，正如與之同時的孫中山是一個世紀的革命開張者。當(dāng)年，梁啟超流亡日本時，中國留學(xué)生甚少，1900年也才只有一百左右。但，待至1905年，留學(xué)生已多達數(shù)千。梁任公的立憲話語沒能拽住他們，他們基本上為革命話語裹挾而去。20世紀，誰抓住了青年，誰就抓住了歷史。革命既然吸引了無數(shù)熱血青年，立憲就只能被歷史推到它的邊緣。

　　立憲與革命，一南轅，一北轍，不相交集。立憲無須革命，正如革命無以立憲。由于革命是武力推翻清廷，而立憲又頂了個�；实拿弊樱ň�主立憲），年輕人的選擇也就不足為奇。同樣不足為奇的是，撇開當(dāng)時年輕人不論，即使我們今天，如何評價當(dāng)年，梁，還是孫，依然是個問題。這里所指的革命，專指“易主”性質(zhì)的暴力訴求，它的最通白的解釋“槍桿子里面出政權(quán)”。立憲不動槍也不易主，而是通過立法和議會來“限主”。一百年前革命與立憲就在這一“易”與一“限”之間，展開角逐。這“易/限”之別，如果可以比喻，革命就是“奪位”，立憲就是“造籠”。

　　自秦而清，中國政治制度始終是君主專制。孫的革命目標(biāo)，除了排滿的民族革命外，在政治上，是要用共和的“民主”取代專制的“君主”。但，專制的君主不會自動退位，因而要用武裝革命的方式推翻；
所以，孫中山的革命是民主革命（或共和革命）。只有革命，“主”的位子才能由“君”而“民”。此即“奪位”�！霸旎\”不妨采自相傳為前美國總統(tǒng)布什的一段話，他說“人類千萬年的歷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jīng)典著作，不是政客們天花亂墜的演講，而是實現(xiàn)了對統(tǒng)治者的馴服，實現(xiàn)了把他們關(guān)在籠子里的夢想。因為只有馴服了他們，把他們關(guān)起來，才不會害人。我現(xiàn)在就是站在籠子里向你們講話�！北扔鞯囊饬x上，布什的籠子就是梁任公的立憲，即用憲政之籠限制君主的權(quán)力。

　　面對清廷的專制，革命首先強調(diào)的是“位子”，即必須推翻君主，讓其下臺，改朝換代。立憲不然，它無須君主退位，而是打造一個“籠子”，把它關(guān)在里面。換言之，只要有籠子，里面關(guān)的是誰--世襲的君、還是民選的元首--都不要緊；
緊要的是，任何權(quán)力都必須加以籠套。這里，可以看看梁啟超如何解釋專制。在《開明專制論》中，梁氏首釋專制之“制”，曰“制者何，發(fā)表其權(quán)力于形式，以束縛人之一部分之自由也�！敝萍磭�家制度，它是一種權(quán)力形式，用于束縛人的一部分自由（因其自由之間的互相妨害）。至于專制，則是“純立于制者之地位，而超然不為被制者，”即權(quán)力只是控制別人，它自己卻沒有任何制約，這樣的制度就是專制。因此，在專制與非專制之間，梁氏的區(qū)別至簡至精：“一以憲法之有無為斷”。清王朝有制度無憲法，所以立憲派反復(fù)運作，逼其君主立憲。至于君位，在立憲的前提下可以保留，所謂虛君是也。這其實是一種交換，用以規(guī)避革命所造成的內(nèi)戰(zhàn)以及由此帶來的社會震蕩。

　　革命不然，它的頭道菜不是立憲，而是革命。先革君主的命，然后再共和立憲，這是它的路徑依賴。當(dāng)年孫中山表示“革命的宗旨，不專在排滿，當(dāng)與廢除專制，創(chuàng)造共和，并行不悖�！庇靡怆m好，但共和能否解決專制，畢竟還是一個問題。這里不妨先旁聽一下托克維爾的聲音“一個國家，如果它原來是個人集權(quán)管理，并且習(xí)俗和法律也都接受這種管理，而現(xiàn)在它想建立類似于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那么我毫不猶豫地說，在這種共和專制下，會比歐洲任何一個完整的君主制更難以忍受。對此，我們可以在亞洲尋找可比照的東西�！惫埠蛯Ｖ疲�托克維爾說的是法國，似乎又是為日后中國建言。某種意義上，梁啟超正是中國的托克維爾。他反對孫黨學(xué)美式共和而主張效法英式立憲，正在于他認為中國民智未開，自治傳統(tǒng)未養(yǎng)成，即使革命成功，所得依然是專制，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共和，更無論立憲。立憲是逼出來的，革命只要成功，就失去了逼的動力，它豈有為自己造籠之理。所以，關(guān)于共和專制，梁氏以法國學(xué)美國為例，指出：“世界無突然發(fā)生之物，故使美國人前此而無自由，斷不能以一次之革命戰(zhàn)爭而得此完全無上之自由。彼法蘭西，以革命求自由者也，乃一變?yōu)楸┟駥Ｖ�，再變�(yōu)榈壅�專制�！币蛔冊僮�，梁氏看似說法國，所指更是革命黨果如獲勝之中國。是否應(yīng)驗，識者自識。

　　暌違任公一百年。一百年前的立憲與革命之爭，實為上個世紀的歷史開局，孰勝孰負，則可以主導(dǎo)一個世紀的歷史走向。歷史是有慣性的，革命勝則世紀為革命史，立憲勝則世紀為立憲史。幸抑不幸，在立憲與革命的對峙中，革命壓倒立憲。是它成就了20世紀的歷史，以至于今。今天，世紀又逢開局時，回望任公，那是那個時代中國憲政的一根脊梁。我們今天的憲政努力，不但是在脊續(xù)任公未竟之業(yè)，也需要從他那里汲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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